1948年上海警察逮捕罷工的女工 資料圖
本文摘自《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1921—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的重要轉型時期。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的信：“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見《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下文簡稱《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頁。在短暫的五六年間，中共由最初的數十人，發展到五六萬人。四一二政變前，中共黨員人數為57900餘人。見劉華峰、王雨亭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頁。這是否意味著中共這樣一個外來的“國際性”政黨組織，1924年1月，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表聲明稱：“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指國民黨引注），本（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見《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經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並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國底層社會？近代以來，中國人借鑒和移植外國的知識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麼中共在向中國社會滲入的過程中，其遭際又是如何？本章試圖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會的組織動員。在1920年代上海紛繁複雜的都市環境裏，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擴張組織，如何動員民眾，採取了何種策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諸如此類，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地去探討。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營和重要的活動基地。在1925~1927年間，中共在廣東和兩湖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農大革命。不過，當時中共認為，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在上海這樣一個擁有數十萬產業工人的大都市開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義。
當然，選擇研究上海，與中共上海地方組織文獻相對完好地保存大有關係。1925~1927年間中共上海地方組織的文獻，尤其是中共上海區委1921~1927年間，上海區中共組織的演變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階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除上海市外，還領導江浙兩省黨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階段，只領導上海市區黨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為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領導上海和江浙兩省黨的工作。本章將這四個階段的上海區中共組織，簡稱為「上海區委」。研究對象只限於上海市的黨組織，不涉及江浙兩省。歷次會議的原始記錄，保存相當豐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聯合編輯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這套《文件彙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按組織機構分為八冊，如上海區委文件、區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區委的工作機構設有宣傳部、組織部、工農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文件、區委下屬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區委按區域建立了七個部委員會，簡稱“部委”，分別是楊樹浦、引翔港、浦東、小沙渡、曹家渡、閘北、南市。另有徐家匯獨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工會等群眾團體文件等。乙編為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之專輯，共六冊。甲、乙兩編均非正式出版品，註明為“館藏本，供內部使用”。不過，甲編八冊坊間早有流傳。唯乙編六冊控制最嚴，外間基本上看不到。
1980年代以來，中共地方組織的相關文獻資料大量彙編出版，為中共黨史研究在進行全局性的宏觀鳥瞰的同時，兼及區域性的微觀細察提供了可能性。這些文件不同於中央高層的理論性、計劃性和宣傳性的文件，內容多為地方各級組織的工作彙報、請示材料以及上級黨組織有針對性的具體指導性文件和會議決策過程記錄。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具體問題以及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執行情況。這些文件當時是高度保密的，從未打算公開甚至保存下來，內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淺甚至不知名的黨內基層幹部之手，行文和內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飾，有的文句不通順，錯別字亦不少見，但亦因此而更顯生動、鮮活。如中共上海區委的會議記錄幾近完整地保存下來，尤為難得。
中共最初雖是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位，使其創黨伊始即申言要採取“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強調：“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57~58頁。1924年開始加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的旗幟下，中共將精力主要投向民眾運動，認為只要將民眾組織動員起來了，黨的勢力就可以深植於廣大基層社會，並具有不易摧折的偉大力量。
1925年五卅運動，中共對動員民眾的信心驟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實力當時中共黨員總數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黨員僅200餘人。和總結前兩年工人運動的經驗，不敢進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只打算髮動一場小規模的罷工，因為中共擔心「不能確定抓得住群眾的指揮，群眾成無意識的興奮，恐釀事端」，引來“政治上之壓迫和經濟上之恐慌”。《上海地委會議記錄》（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頁。但運動最終引發為一場超過五四運動規模的全國性的反帝大風暴，大出中共的意料。雖然運動由多種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這場運動給中共一個極深的感受是：革命並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難。如惲代英在五卅周年紀念時說：“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惲代英：《五卅運動》，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頁。
其實，中共的組織路線和組織目標是相悖的。根據中共的章程，其組織路線十分嚴密。而嚴密的組織路線顯然不利於「群眾黨」的組織目標的實現。為了儘快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組織規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規定，黨員入黨時，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之黨員二人之介紹，並有相當的候補期，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五卅運動以後，中共決定放寬組織路線。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黨：“當此本校當時中共黨內文件稱團為“中學”，黨為“大學”；中共黨員之間互稱為“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中共中央通告自稱“本校”，對黨員稱“各級同學們”，而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時，則稱“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最初雖是為了隱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黨團員之“學生氣”。參見李一氓《模糊的螢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頁。極鬚髮展之際，此條規定頗不便適用”，特擬變通辦法：兩名入黨介紹人中，只須一人是正式黨員，且不限於入黨半年以上者；《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號》（1925年9月9日），《上海文件》甲1，第15頁。候補期也盡量縮短，工人的候補期由三個月縮短為一個月，知識分子的候補期由半年縮短為三個月。《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9~53頁。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區委更進一步規定：黨員每人每月必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頁。並批評在入黨問題上重質不重量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頁。對於發展對象，區委指示，「只要有階級覺悟及誠實便可加入，認識主義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計及」。《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地委通告，樞字第九號》（1925年9月26日），《上海文件》甲1，第3~4、33頁。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每人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即使不計及能力和對主義的認識程度，恐怕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指標。況且對主義若無認識，其階級覺悟也會大打折扣。
按照中共黨章，黨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須開除：無故連續三次不到會；無故欠繳黨費三個月；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但上海區委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規定：「非萬不得已實在無希望之同志，不可開除。」《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3日），《上海文件》乙2，第15~16頁。可見其組織實踐與規章制度存有相當的差距。
「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層組織。上海區委文件一再強調，發展組織是基層黨支部的中心工作，並提出“群眾化”是組織發展的主要目標。《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3月13日），《上海文件》乙1，第252頁。不僅如此，上海區委經常下達徵求黨員的具體指標，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黨員要擴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擴充到1萬人以上。《上海區委組織報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4~45、49~53頁。
上海區委對於黨員的徵求，手段相當靈活，如要求「每個同學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動，不論若何社團，到處參加，無孔不入」。“要與各方面群眾建立成很好的聯合關係，或盡量幫助他們組織團體，只要不是反動的，並不是一定要馬上拉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才有作用，我們可隨時加以注意與領導，也就不失為我們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優秀分子加入我們的團體，當然也有很大的意義。”《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號》（1926年5月25日），《上海文件》甲1，第191~192頁。
上海區委很快發現，即使放寬組織路線，黨員的徵求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區委下達的徵求指標，基層組織無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黨員總數為2223人。《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10月15日），《上海文件》乙4，第69頁。上海區委發現，這一數字未必十分確實。因為每月各部委報給區委的黨員人數，時增時減，波動極大，很不穩定。「往往同志數量的增加或減縮，在一個月，相差至七八百人：發展的時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時候，突然又減少七八百人，黨的組織狀況不穩定。」《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82頁。驟增驟減的背後，其實是黨員數字的虛報不實。因上海區委經常向部委下達硬性的徵求指標，如1926年6月1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時指出，上海黨員人數，上禮拜一千五百，今天一千九百零六，本星期發展一百三十二人。報告比上次雖好，但不可樂觀，閘北部委三月前三百九十，現只二百人。商務有九十，靠得住的只五十。現望各部趕快發展黨員，今天要規定各部委下星期發展黨員的數量：小一百五十，楊六十，上五，引三十，復二，法八，南二十，曹三十，北五十，浦四十，共三百九十五。見《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1~232頁。部委無法完成時，只好虛報浮誇，或者臨時拉人湊數，敷衍應付。
有一個部委如實道出其中的原委說：過去上報的黨員數字確有水分。「每次開會，因要人數多，臨時召集些人來，每次臨時來的人，即認為同志，實際只到一次，並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這是現在同志減少的原因。」《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獨支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9日），《上海文件》乙4，第48~49頁。
另一個部委也坦承：「本來有許多同志是在開會時臨時找來的，在會場上將其名字抄寫在名冊上，即作為一個同志。這種同志第一次到了會，第二次並不來了的，一到罷工失敗之後，不說要他們成為新的幹部分子繼續負支書幹事之責沒有可能，即要他們到一到會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罷工結束之後，無論罷工廠的支部或未罷工廠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冊之外，至於名冊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開始做起。」《王炎夏同志關於小沙渡九月份罷工後的情況報告》（1926年10月5日），《上海文件》甲4，第260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內也存在。如團上海地委指出：團員的數目有時突然增加，有時突然減少。上級機關催得緊時，就四處「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來充數。這些拉來的阿貓阿狗，既不為革命而來，自然過了一個時期，又都一滾而去。《團上海地委關於青年運動與今後團的工作方針》（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6頁。
上海區委對中央的組織路線已經打了折扣，而基層部委又對區委的組織路線打折扣。層層遞減的結果，實踐與制度日趨背離。
上海區委要求每個黨員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介紹者自然首先從自己的熟人、朋友和親戚、幫派入手。但上海區委很快發現，通過私人感情介紹黨員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則是新黨員效忠於個人勝過效忠於黨，「同志對黨關係不如對私人」。《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69頁。區委稱：“過去我們發展黨員，往往以黨員個人的情感關係為介紹新同志的入手辦法，因此發現很多的弊病，如一個同志發生不好傾向，或遭其他打擊，其餘凡為這個同志所介紹的同志，都與黨脫離了關係。尤其是工人區域，往往以每個同志的幫派或姊妹們的關係，從事發展，結果，這許多同志只知有幫派或姊妹們的情誼，而不知有黨，很少對黨有誠摯的信仰與情感及認識。”《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三號》（1926年6月21日），《上海文件》甲1，第218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紗廠工人，有的一人介紹數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將一車間的女工一起領來，不問她是否覺悟，介紹來的時候並沒有經過支部的通過，更說不上部委的批准只問在車間是否聽他的話，不問她的家庭，她的歷史因為只是一二個人的發展，所以發展是畸形的，一廠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卻一個也沒有而且男女同志的發展也不平均，同興十四廠（的同志）都是女的，東、西五廠（的同志）儘是男的」。《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84~285頁。
雖然存在種種問題，上海區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層支部加緊發展新黨員。區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親自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寫信，聲稱：「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我們黨的各級黨部若仍被研究小團體的舊觀念所拘囚，而不急謀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便是對黨怠工，便是一種反動行為。因此，我提議：我們的黨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國大會以前，黨員應發展到四萬以上（CY應該照此數目加一倍）。」陳信引自《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77~79頁。
因響應中央急於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上海區委經常將指標具體落實到各部委每周的徵求數目，並提出“大發展，大洗刷”的口號，認為“因為群眾很簡單，不能完全靠得住，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認識，就介紹進來，如果進來後稍有不合，就可開除，這樣結果就拿住積極分子，就把黨去深入群眾”。《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189、194頁。實際上，區委一心追求「大發展」，“大洗刷”並未見實行。
1927年1月的統計結果顯示，上海黨員約3000人。這一數字顯然與區委所期待的「大發展」目標相距甚遠，於是區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個月內發展到1萬人。《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上海文件》乙5，第235頁。到3月15日統計，黨員人數增加到4400人。區委仍十分不滿：兩個月只發展1000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以後要努力吸收，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上海區委羅亦農同志在活動分子大會上作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1927年3月15日）、《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5日），《上海文件》乙6，第272、282頁。但令區委沮喪的是，第二天各部委彙報上來的黨員人數反而減少了200人。這意味著部委報上來的黨員數字並不可靠。區委覺得“部委說話靠不住”，“部委書記工作之不切實”。《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6日），《上海文件》乙6，第293頁。
隨著北伐戰爭的迅猛推進，中共中央更感到擴充黨的隊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陳獨秀樂觀地認為：「我們如果黨員發展得很多，將來對付右傾軍閥，可用黨員大會來解決最後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要盡量擴充CP，以後北伐軍來後，就整個的加入國民黨。”《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7日），《上海文件》乙6，第318~319頁。
為了響應陳獨秀的號召，上海區委於3月18日決定開展一個「宣傳CP周」，向上海市民公開宣傳CP，公開徵求黨員，如幾十人的集會，可公開簽名集體加入，同時提出在產業工人及店員、學生和小商人中，要無限制地發展黨員。《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8日），《上海文件》乙6，第327頁。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這一勝利更激勵了上海區委擴充組織的雄心。3月23日，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提出「十天內假使無一萬同志就為黨的失敗」。《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23日），《上海文件》乙6，第380頁。也就是說，十天之內，要將黨員人數由現有的4000多人擴充為1萬人。
3月25日，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頭腦更為發熱，聲稱：「現在要特別群眾化，以後要五萬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內要做到。下月到二萬。我們同志懷疑，就是不懂革命，偉大潮流未衝破我們腦筋我們要大開門戶，就是包辦革命。」《上海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3月25日），《上海文件》乙6，第403頁。
4月1日，區委將指標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內要發展到一萬八千人。上海要五萬黨員，內要有六千知識分子，五千小商人，黨才能有好的行動」。《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4月1日），《上海文件》乙6，第480頁。區委要求基層支部放膽介紹，只要肯來，來者不拒。南市糾察隊全體加入共產黨，受到區委的表彰，號召別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開門辦黨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黨員人數在20天左右的時間裡，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見的四一二政變前夕上海中共黨員人數的最後統計，是4月4日的8374人。不過，上海區委對這一數字的確實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4月6日），《上海文件》乙6，第494頁。
據鄭超麟回憶，1927年中共在武漢的組織發展也有過像上海一樣的「大躍進」階段。
過於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勢必影響黨員的素質和組織的嚴密性。上海區委一再慨嘆黨費收不上來，支部會議不能按時開，部會組織不健全；不少黨員不明黨義，甚至分不清工會與黨的差別；個人主義和宗法社會思想在黨員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24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36、69~71、118頁。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區委通告稱：「近查各級負責同學，對於工作態度到處表現疲乏敷衍的現象，以致黨的工作非常渙散，黨部與黨員的關係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為何種團體之黨員。而黨部對於所屬黨員之名數，亦多浮誇不實；至於數月不曾開會之支部，數月不曾到會之黨員，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對於上級機關之報告，則臨時敷衍，隨意欺騙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十六號》（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182~183頁。區委還承認：“我們的工作都建築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眾核心現在CP是暴發戶，而無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區委特別擴大會議記錄》（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159頁。
1927年初的統計顯示，大約60%的支部每周能開會，50%的黨員每周能到會，按規定交黨費的黨員約60%，實際能發揮作用的黨員只有20%。《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頁。上海區委感嘆：「在中國目前要造真正的CP確是很難！」“要在中國造成理想的黨確辦不到！”《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頁。
雖然上海黨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與中共黨章所規定的制度形態相距甚遠，但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與同時期中共其他地方組織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頁。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將上海製造為「全黨的模範區」。二是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共產國際“很誇獎中國支部，要歐洲各國模仿”。《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頁。三是與同時期的國民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當時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組織的嚴密性，既無比羨慕又無比恐懼。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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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在文革中（來源：資料圖）
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指導思想煽動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鬥爭的矛頭一下子就直指黨內高層。
從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直到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這些一生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屈奮鬥的無產階級戰士，這些自認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以來就與資本主義道路無緣的人，也不知怎麼的，很快就被打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
如此「革命」，許多人不明白，想不通；去問總理，總理也不明白。
誰明白，恐怕只有林彪、江青一伙人——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打倒一大批黨內高級幹部，達到篡黨奪權目的陰謀家——明白。
一些對「文化大革命」表示過不滿的黨內高級幹部，受到不公正對待；一大批妨礙陰謀家篡黨奪權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作為“黨內一小撮”揪了出來。
這些受到不公正對待和被揪出來的人，大多是與周恩來長期並肩作戰的戰友，是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
在特殊的環境中盡量保護他們，成了周恩來義不容辭的責任。
怎麼保？在「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的時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伙人有毛澤東的直接支持，正紅得發紫、得勢猖狂，他們喪心病狂地迫害大批黨政軍機關的領導幹部。如果公開為大批受衝擊者開“綠燈”，顯然不是時機，也根本行不通；正面與林彪、江青一夥衝突，也未必是好的辦法。歷史的扭曲給周恩來造成了十分艱難的處境，這使得他必須對老幹部採取巧妙的保護辦法。周恩來發揮了他過人的智慧和高超的鬥爭藝術。他也為此費盡了心血。
周恩來最初對老同志的擔心，是他們的一些不滿情緒和言語。「文革」開始以後，隨著紅衛兵、造反派打、砸、搶和到處奪權之風盛行，許多老同志開始既不理解又產生反感。周恩來手下的一些部長們意見越來越大，有的甚至到總理辦公室發牢騷，講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話。他們知道，心中憋悶只有到總理這裏講一講，總理是了解他們的。但一開始他們沒想到，周恩來與他們一樣，也對「文革」不甚了了，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有些事情，在“總理”這樣的位置上，不理解要執行，理解了也要執行。
得知部長們的這些牢騷話，周恩來很焦急，生怕這些久經戰場考驗、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會在政治鬥爭中惹火燒身，引來麻煩，以至於無法挽回。為提醒他們，周恩來多次對他們說：「你們說話時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們再這樣講，發牢騷，我也沒法保護你們了。」
他讓軍事秘書傳了三句話給這些老部下：
心中無它，積極革命；
實事求是地檢查；
特別是不要承認是「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為慎重起見，周恩來還寫了一封密信，讓秘書帶給一些老帥、副總理、部長們，信的大意是：你們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難，不要節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總之一定要謹慎言行、小心處事。
周恩來交代送信的秘書：把信親手交到這些老同志手上，當面給他們看完後再讓他們簽名，然後你再帶回來。
秘書拿著總理的親筆信，先後到過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賀龍、余秋里、譚震林等人那裏。這些人看了信後都很感動，明白這是周總理對他們最大的關懷與愛護。
等他們看完信，秘書再將簽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來手中，周恩來隨即把信銷毀了。
鬥爭是嚴酷的！為防林彪、江青等人借題發揮，周恩來不得不這樣做。
1967年「二月抗爭」後，老帥們的處境更為困難，他們“忍無可忍”，公開表示要與林彪、「四人幫」一夥“斗到底”。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明知面臨著“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的危險，但毫不畏懼。
在「二月抗爭」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帥」——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不久就面臨著滅頂之災。
先是江青密謀向毛主席進讒言，告了「三老四帥」們的狀，並把周恩來也置於被告人的地位。
1967年2月18日晚、19日晨，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他一臉怒容，嚴厲地指責「三老四帥」：“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這無非是搞宮廷政變，想讓劉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為什麼沒過幾天，你們就反對十一中全會的決定？為什麼陽奉陰違，出爾反爾呢？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你們也是贊成的，我沒看過你們誰投過反對票，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真的發動起來之後，你們又反對呢？”
是啊，為什麼當初同意，現在又反對呢？老帥們哪裏知道「文革」是這麼個搞法！無論他們怎樣向毛澤東解釋，正在火氣頭上的毛澤東還是不耐煩地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反對「文化大革命」，那辦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毛澤東的話如此嚴厲，火氣如此之大，這是周恩來沒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這個時候與毛澤東硬頂，只會加重事態的嚴重性，必須保存實力，保護老同志們過關。周恩來清楚，辦法只有一個：先把責任承擔下來，「檢討」過關，再作打算。
周恩來巧妙地替老同志們說話：在懷仁堂會議上，幾位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這主要責任在我，會後，他們也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他們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面向主席檢查。
毛澤東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議下，會後召開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評會」，對「三老四帥」的批判不斷升溫。
周恩來怕「三老四帥」們出事，私下裏向他們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
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
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麼！
「三老四帥」們明白了周恩來良苦用心後，與周恩來一起作了檢查。
批判告一段落後，周恩來又考慮，必須讓老同志們有個出頭露面的機會。不久，迎來了1967年的五一節。每年在這樣的重大節日裏，中央有個慣例，在京的黨政軍領導人都要上天安門與民同樂。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否上天安門「亮相」，成為判定某人是否“有問題”的一個“標準”。
五一節是個機會。周恩來在提出上天安門的名單時，有意把參與「二月抗爭」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經毛澤東批准，被指責參與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們都在五一節那天登上了天安門。
然而，中央文革一夥仍不罷休，他們並沒有放過對「二月逆流」的批判。為此，周恩來又利用一切場合和機會，一方面對老同志們的生活和處境極為關心，另一方面艱難地努力，為他們恢複名譽、出來工作掃除障礙。
曾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在回憶周恩來對老帥們的保護時說：
周總理曾經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帶著我們到幾位老帥的住地，視察那裏的安全警衛工作，一處一處地給我們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夥大反所謂「二月逆流」、抓“軍內一小撮”時，有一些群眾組織受這幫反革命的煽動、蒙蔽，要衝擊老帥們的住地。我們把得到的情況報告周總理。總理把我們找去研究保護措施，要我們把老帥們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強那裏的警衛工作，並與我們一起研究萬一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脅時，需要採取什麼應急措施。當我們把落實的情況向他報告時，他還再三叮囑我們，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護好老帥們。
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後，林彪、江青一夥又趁機衝擊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元帥等人的行動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會前夕，周恩來擔心老帥們在出席招待會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衛戍區領導：徐向前等同志必須去參加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們路上不出事！之後又囑託衛戍區：一定要保證徐帥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為保證老帥們的安全，周恩來想了很多細緻的辦法。
據傅崇碧回憶，僅送徐帥回住處就頗費心機：「我們考慮，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衛，協同有關單位，用三輛警衛車跟著他，並兜了個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大鬧懷仁堂」的「三老四帥」中，火氣最大的譚震林也難逃厄運。為防譚震林出事，周恩來加強了對他的保護。
曾任中央警衛局負責人的李樹槐是這樣回憶的：
一次，一批紅衛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門，叫喊要抓譚震林，把大門敲得咣咣響。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約在8、9點鐘的時候，他們把大門沖開了，人也沖了進來。我們派了一個連在門口堵住，使他們不能再往裏進。我打電話向總理請示，總理說你讓那個頭頭接電話。總理問他叫什麼？能否負責？那人說能。總理就對他說，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負完全責任，下午3點把你們的負責人都找來，我在西花廳接見你們。結果這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放下電話吹起口哨，大喊「向後轉」，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點，總理真去接見他們，我也跟去了。總理對他們苦口婆心講了半天，最後才把問題解決了。
周恩來的衛士喬金旺也談起過保護譚震林等人的細節：
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批譚震林。一開始，「造反派」倒還守規矩，可中間總理有個電話，離開會場去接電話。「造反派」一看總理走了，就上了台，開始動手動腳，又是讓譚震林低頭，又是讓哈腰。總理接完電話回來一看，很生氣，批評「造反派」說：“你們這像什麼話么！我們事先達成協議了么，不許搞體罰，不許侮辱人格的么！我還在場么！”懾於總理的威嚴，「造反派」只好從台上退了下去。
周恩來自己曾幾次談到過對參加「二月抗爭」的老同志的保護，大意是：對陳毅、譚震林我“保”得“最多”，對聶帥則“保”得“最早”，對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
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二月逆流」終於得到平反。
受周恩來「再三地保」的人中，不僅僅有餘秋里、谷牧，還有國務院的一大批挨批鬥的部長們。這些人又要堅持工作，又要隨時準備被造反派揪出去批鬥，三番五次地受衝擊。作為總理和戰友，周恩來對他們多番牽掛，不得不“再三”地去保他們。
在國務院各部委機關都不安寧的時候，周恩來以巧妙的辦法給部長們找到了一處「臨時避難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辦公地點中南海。
對部長們所受到的衝擊，周恩來曾心痛地說過：「他們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應該把他們接進中南海休息。」於是，他讓秘書以開會的名義，發通知讓受到衝擊的部長們輪番到中南海開長“會”，這樣的會，一開就是幾天，名曰“開會”，實則避難。他們在中南海的國務院宿舍樓——「工字樓」住了下來。
對一些被批鬥得很厲害的部長、副部長，周恩來則以讓他們到中南海「寫檢討」的名義，把他們接到國務院宿舍樓住下。周恩來告訴工作人員，如果「造反派」要來揪斗，就說「檢討」還沒寫好，不能出去。
部長們住進中南海「工字樓」後，便明白了“開會”、“寫檢查”的真正含義。儘管中南海也不是一片“靜”地，也受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包圍，但部長們住在這裏總是比外面要安全和安靜得多。他們進來幾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被送回來。他們把這稱為“倒班出去”。
在國務院宿舍樓「避過難」的除了余秋里、谷牧外，據不完全統計，先後還有紡織部副部長錢之光、水電部副部長錢正英、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四機部部長王諍、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文化部部長蕭望東、農墾部部長王震、冶金部部長呂東、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商業部部長姚依林、八機部部長陳正人……還有廖承志、方毅、劉寧一、周榮鑫、段君毅、劉瀾波、邱創成、江一真、王磊、孫正、錢信忠、周子健、林乎加、蕭鵬、劉建章、王子綱、徐今強、李人俊、江學斌、饒興、劉秉彥等等。
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這些部委級幹部們在「工字樓」里少則住幾天，一般住二三個星期，還有的住一兩年或更長時間。在他們白天不得不出去挨斗時，周恩來怕他們出危險，有時自己親往陪斗，許多時候則派秘書或聯絡員跟隨。
還有的戰友如薄一波、烏蘭夫等人，他們是林彪、江青一夥重點打倒的對象，在北京是很難躲避厄運的。苦不堪言的周恩來只能想盡辦法，把他們送到外地去「避難」，盡量躲過風頭。
與此同時，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領導機關也受到嚴重衝擊，周恩來又想方設法把那些處境十分困難的負責人接到北京來「避難」，他們被較為安全地安置在京西賓館、中直招待所等地方，並有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先後被周恩來接來的負責人有李井泉、宋任窮、張體學、張平化、葉飛、江華、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歐陽欽、黃火青、黃歐東、曾希聖、廖志高、霍士廉、王鶴壽、楊超、高克林……
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紅衛兵和造反派們也是消息靈通之人，他們把這些受保護的負責人弄出來，又揪去游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周恩來再次把有些人安排到秘密地點保護起來。江青、康生等人不知他們的去向時，非常惱火，曾多次打聽這些人到哪裏去了。
受周恩來之命實施保護任務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回憶過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幾位老同志，先後被人抓走游斗。我們把這個情況報告了總理，總理很為他們的安全擔心，指示我們派出部隊，保護他們的安全；還讓我們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區和省、市委負責同志，立即送到衛戍區部隊的一個安全的住所保護起來，並囑咐我們要嚴格保密。
江青一夥聽說找不到這些同志了，竟當著總理的面聲色俱厲地問我：你把人弄到哪裏去了？
接連兩天吵吵鬧鬧。我見總理不理睬他們，也就不吭聲。追問緊了，我就說了句：「上面知道。」
後來我見到毛主席，向他報告了對這些同志的保護措施，主席贊同地說：「總理做得好！你們衛戍區保護得好！」第二天，江青一夥又來拍著桌子追問，我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去問主席吧！他們一聽，不敢再追問了，只問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說我不是早就說過上面指示的嗎！
事後我把向主席彙報的情況報告了總理，總理爽朗地大笑起來。那20多位大區和省、市委的負責同志被保護在衛戍區部隊營房以後，總理還專門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們的生活情形，給他們送文件，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在周恩來「保得最多」和“保得最早”的元帥中，有許多被保住了，有的人卻沒有保護住。這正好映襯了「文化大革命」的複雜性和殘酷性。
周恩來對陳毅元帥和賀龍元帥的保護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陳毅早年曾與周恩來一同留學法國，幾十年革命生涯，兩人相交相知、同舟共濟。新由國成立後，陳毅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後又接任外交部長，成為周恩來在內政外交上的一個主要助手。對陳毅元帥，周恩來再了解不過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生性剛烈、豪爽的陳毅，對一些看不慣或不理解的事情敢於直言不諱，敢於對一些陰暗面“放炮”。然而，這卻得罪了中央文革一伙人。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有軍隊院校、文體單位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陳毅針對中央文革一夥試圖搞亂軍隊的陰謀重重地放了一「炮」：
今天，我陳老總在這裏給你們潑點冷水，有些話講出來可能不大好聽，但還是要講。如果「我」字當頭，我就不講了，不講就不會犯錯誤。但我還是要勇敢地講，無非是有人到外交部來揪我，貼我的大字報。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可現在有人拿對付敵人的一套對付自己的同志，對付人民的軍隊，搞什麼“逐步升級”，口號越提越高，鬥爭對象越搞越大，總之，越“左”越好。這種簡單化、擴大化的做法，最終結果只能適得其反……
這以後，陳毅把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不斷地發泄出來，其“炮火”的“火力”越來越猛。他曾公開表態：“我已作好準備，落個被罷官、撤職、坐班房，這都不要緊喲。”“我不改變自己的看法。我這個當外交部長的經常在估計形勢，我是靠這個吃飯的，但這場‘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沒有估計到，是很不自覺、很不理解的。”
陳毅的這一發發「重炮」，重創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囂張氣焰。不久，他們定下神來，很快就組織了對陳毅的猛烈反擊。在江青等人的指點下，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揪陳”惡浪呼嘯而來。
察知這股浪頭的周恩來，挺身而出，奮不顧身地阻擋。
1966年12月3日晚，為阻止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紅衛兵到外交部去「摸黑線」，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接見了該校12個群眾組織的代表。受人蒙蔽的紅衛兵代表對陳毅提出了種種責難，說陳毅在外交系統「和稀泥」。周恩來耐心地勸導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說陳毅是「和稀泥」？其實他的目的是為了團結大家，是一肚好心腸嘛！就是有時說話“走火”。我們相處幾十年，這個老同志的確為黨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紅衛兵不依不饒，仍一味糾纏。認為陳毅說過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許多話壓制了“左”派學生，沒起到好作用。
周恩來不得不提高聲調嚴肅地說：
你們對陳毅說過的話，就要求那麼嚴？這樣聽起來，你們是對他有偏見，專抓「小辮子」。我今天沒有時間專講陳毅的問題，但我要告訴大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對陳毅同志問題的認識，你們不能強加於我。
他說他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說過不理解嘛！
周恩來告誡這些紅衛兵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衝擊外交部，不能揪陳毅。你們要去，我勢必出面勸阻。不只是外交部，國務院外辦、公安部、國防部、中南海、釣魚台、人民大會堂都不能沖。
見周恩來態度如此堅決，紅衛兵這才稍稍收斂了一點。
但是，中央文革對陳毅的不滿和揪斗陳毅之心依然不死。經江青等人煽風點火和撐腰打氣，紅衛兵頑固地認為外事口問題的關鍵在於以陳毅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來自陳毅，因此必須徹底批判陳毅，否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打不垮。
周恩來苦口婆心地勸說無知的紅衛兵們。
當陳毅在「二月抗爭」中拍案而起後，中央文革一伙人對他更是恨之入骨，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就在「大鬧懷仁堂」的那天晚上，陳毅還在中南海外事會議室對20多名“歸國留學生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和剛剛在外交部“奪權”的外交部“革命聯絡總站”的代表們怒吼道：
現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墳，動不動就「炮轟」、戴高帽子遊街，把一場嚴肅的鬥爭當成兒戲，這不是瞎胡鬧嗎？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著別人，不要拿別人的鮮血去染紅自己的頂子！中央的事，現在動不動就捅出來，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沖。
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主席、林副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乾淨的？承蒙你們寬大，再加上我們5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11個人是乾淨的？！如果這樣，我陳毅寧可不要這個乾淨，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
周恩來太了解陳毅的這些心裏話了。陳毅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10年、20年不治！班子絕不能交給野心家、兩面派。
陳毅這樣的人，正是林彪、江青等人要整倒的對象！霎時間，「炮轟陳毅」、「打倒陳毅」、“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口號甚囂塵上。
周恩來非常清楚，保護陳毅必須付出艱難的代價，因為陳毅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和對中央文革一伙人的回擊毫不留情面。對陳毅這樣的老同志的保護，是一場艱難的鬥爭。
批鬥和打倒陳毅的陰謀，被周恩來一再阻擋。正是在這種阻擋中，周恩來亦被置於造反派的輪番圍攻當中。
1967年5月11日，在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相繼衝擊外交部，並在首都主要街道舉行遊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陳毅」的標語後，周恩來於當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了外事口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5個小時的談話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造反派：根據揭發材料，陳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自1月24日大會「檢查」之後，他至今沒有到群眾中來，這是有意逃避群眾的揭發批判，我們要求陳毅馬上到群眾中來。
周恩來：本來五一節前，我已有安排，準備讓陳毅再作檢查，但五一節耽擱了一下，沒安排上。今天，你們帶頭搞這樣一個遊行示威，還稱要把陳毅抓走！我不能答應你們，也無法擔這個風險。我希望你們冷靜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造反派：總理，你剛才說聯絡站遊行效果不好，請你說清楚些。
周恩來：你們要揪陳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參加外事活動嘛！揪外交部長，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對陳毅同志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但不能群眾大會一通過，中央就批准。這不是必須服從的命令。你們用遊行的辦法壓中央，這又像什麼樣子！
造反派：你不主張陳毅到群眾中去？
周恩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把人揪去，群眾一哄，「噴氣式」一坐，怎麼行？批判錯誤可以，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還要繼續創造條件。
造反派：什麼條件？
周恩來：要研究具體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陳毅同志到會，你們不要在這裏給我施加壓力。
儘管造反派胡攪蠻纏，給周恩來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周恩來在氣憤之餘還是以強硬的語氣堅決地說：
你們下定決心，也不能強加於我，我已經把底交給你們了，中央不同意採取揪斗的方式，主席思想也不同意這樣做。不光是陳毅，還有幾位副總理，我都要一個一個地保。否則無法向主席交代。我現在不過講了幾句冷靜的話，你們就這樣圍攻、起鬨，向我施加壓力，那陳毅同志還怎麼來！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外語學院的造反派無政府到了極點，他們根本沒把周恩來的勸阻放在眼裏。幾天以後，他們強行沖入外交部「揪」陳毅。
周恩來更憤怒了，他在15日凌晨緊急約見外語學院的紅衛兵代表時，嚴厲地警告他們：
你們首先要承認錯誤。我把政策交代了，你們不聽，要走向反面。你們要打倒陳毅，陳毅同志就倒了？沒這麼簡單。我馬上下命令讓部隊加強對外交部的保衛，以後誰也不許去，誰去扣留誰。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刷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還怕這個？
周恩來多次說過，在「文革」的極度混亂中，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他不怕被打倒。他曾經表白過：“不倒、不走、不死”。
為保護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周恩來豁出去了。
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鋒王力等人煽動造反派批鬥陳毅，奪了外交部的大權後，周恩來利用他高超的鬥爭藝術，取得毛澤東同意，決定把王力、關鋒、戚本禹抓起來。就在決策抓「王、關、戚」的時候，周恩來在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中也心力交瘁。
8月27日晨5時，已是十幾個小時沒有合眼的周恩來仍然受著外事口造反派的圍攻。造反派在批鬥陳毅的問題上無休止地與周恩來糾纏，致使周恩來心臟病複發。周恩來又一次憤怒地說：
「你們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整整18個鐘頭，我沒有休息一分鐘。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場的保健醫生知道，周恩來不到身體極度受損是不會說這樣的話的。最後，保健醫生只好攙扶著周恩來離開會場。就在這個時候，狂妄的造反派仍不甘休，他們對著周恩來聲稱：「我們就是要攔陳毅的汽車」，“還要再沖會場”。
走到門口的周恩來轉身怒斥道：
「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
在場的紅衛兵驚呆了：總理捨命保陳毅，這可非同兒戲！
第二天，周恩來病倒，竟一天半無法工作……
周恩來對賀龍元帥的保護，更為曲折和艱難。
近40年前，賀龍是在革命處於最低潮的時候扯起「跟共產黨走」這面大旗的，並在周恩來的引導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自領導南昌起義，共同創建人民軍隊以來，周恩來與賀龍情同手足、生死相依。對賀龍元帥的了解，周恩來就彷彿像了解自己一樣。
然而，林彪一夥為了達到篡黨篡軍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打倒”的目標瞄準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
為打倒賀龍，他們各顯神通、機關算盡，找了很多莫須有的「罪名」：
1966年夏天，康生造謠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
1966年8月中旬，林彪在聽取吳法憲彙報空軍黨委一次全會的情況時，劈頭就定調：「你們這次會議賀龍插手了。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又說：“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派人要“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
在林彪的授意下，吳法憲和李作鵬分別親筆寫信，誣陷賀龍在軍隊搞所謂「地下活動」、“罷官奪權”。
整賀龍材料的專案組很快就成立了。到了1968年4月，康生又進一步信口雌黃地對專案組說：「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重要地點。他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這樣的罪名何其嚴重？在他們眼中，賀龍「十惡不赦」。一時間，「造反派」把矛頭對準了賀龍，「打倒賀龍」的口號充斥於耳，賀龍的家也被抄了。
1966年12月24日，周恩來找賀龍談話，鑒於國家體委造反派對賀龍糾纏不休，提議他暫停工作去休息一段時間。
隨後，為保證賀龍不出事，周恩來指示身邊工作人員將賀龍和他的夫人薛明安排接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居住。
話，讓他們趕快搬家。原來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住在釣魚台，為避開他們，周恩來把賀龍轉移到了北京西郊一個叫「新六所」的地方居住。
有中央文革通風報信，造反派的嗅覺很靈敏，他們很快又知道了賀龍在新六所的住處，便跟蹤到新六所，整天鬧著要揪斗賀龍。與此同時，造反派還進駐了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
氣憤的賀龍對家人說：「群眾還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眾。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薛明主張：「是總理安排我們住在這裏的，要回去，還是告訴一下總理好。」
1967年1月9日，賀龍到西花廳，向周恩來講明情況。
得知情況憤怒了的周恩來安慰賀龍：「你不要去，我頂著。」隨即拿起桌上的電話，接通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嚴厲地對正在那裏的造反派說：
「找你們的頭頭，我是周恩來。……我是總理。你們到賀龍家裏去，呆在那裏，這不好吧？這不像樣子嘛！你們趕快搬出來！有什麼事跟我說，今晚7點鐘，我在大會堂接見你們！」
造反派在周恩來的命令下很快就撤走了。周恩來又對賀龍交代：「你不要去，不管他，不要接他們的電話。」
賀龍的妻子薛明說起這件事時曾感慨道：「當時的天下要沒有總理支撐真還不知道會成什麼樣子呢！」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的衝擊下，周恩來對賀龍的安全更是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又親自安排賀龍和薛明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的前廳，住進了自己的家中。
薛明後來回憶起在西花廳居住的日子時說：
在西花廳住時，我和賀總親眼見到了總理日夜操勞的情景，他天天夜間出去工作。我和賀總都睡不著。每天黎明前我和賀總都趴在窗檯前，盼著總理早點回來。當時正值隆冬，分外嚴寒，每天天快亮時，才看見總理的汽車緩緩地從外邊開回來。總理太疲乏了！太勞累了！
看到這些，我和賀總心裏難受極了。林彪、「四人幫」一夥對老帥們採取冷攻，對總理是搞熱攻，車輪戰，使他不得休息。
賀總住在西花廳，心情很不安。總覺得總理天天為國家操勞，他卻躲在西花廳休息，很不是滋味。總理工作這麼緊張、勞累，有時還抽時間到我們的住處看一看，每次來後，都對賀總說：「你就安心住著吧。」……
不久，席捲全國的派性鬥爭也滲進了中南海。在江青一夥的挑動下，許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負責人受到了衝擊。中南海牆外「打倒賀龍」廣播聲更是不絕於耳。中南海並不是安全之地，西花廳也非安全之所。
無奈之下，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起於1967年1月19日找賀龍談話，他懇切地對賀龍說：「對於你的安全我負責。主席不是也說過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鬧兩派，不安全，連朱老總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麼東西，你告訴我。」
形勢如此險惡，連周恩來的住處都不安全了，賀龍只好與周恩來依依惜別。
分手時，周恩來深情地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裏的事，我頂著。呆一會由楊德中同志送你們，夜間再走。」
周恩來自己都沒有想到，與賀龍這位共同戰鬥了40年的老戰友的這次分別，竟成了永別！
第二天凌晨，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護送，賀龍和薛明搬到了周恩來所找的另一處「安靜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
賀龍「消失」後，林彪、江青一夥並沒有放過他，他們四處打探賀龍夫婦的去向。但有周恩來頂著，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揪斗賀龍”、「打倒賀龍」的計劃被擱淺。
賀龍一走，周恩來始終惦記著等秋天形勢好一些後去把賀龍接回來，不曾想，1967年秋天以後，由於林彪一夥加緊了對賀龍在政治、生活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迫害，周恩來失去了與賀龍的聯繫。賀龍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完全受林彪一夥控制。
1969年6月9日，賀總被林彪一夥迫害致死。
得知賀龍被害死的消息，周恩來悲哀至極。賀龍是他極力想保住的人，卻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保住。一場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來推向了內心痛苦和焦慮的深處。
直到賀龍平反以後，在1975年6月9日中央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才得以向這位逝世已經6周年的老戰友“當面”表達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來抱病參加「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聲音顫抖地對薛明說：“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
帶著簇簇地流下來的眼淚，周恩來站在賀龍的骨灰盒前，深深地、連續地向賀龍鞠了七個躬……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以所謂「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全局性的內亂運動，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且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在這樣的內亂中，周恩來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對維護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的運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也保護了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護住了，而有些人(包括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領導人)他卻無力保護住……
對劉少奇的冤案，就是周恩來最感到無能為力的一件事。儘管周恩來在關心、保護劉少奇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標。「打倒劉少奇」，既有毛澤東的支持，又有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詭計。在這一問題上，周恩來被推上了極為困難的境地。
周恩來的心情是極其複雜而痛苦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之前的那天晚上，周恩來整夜未眠，在屋裏來回踱步，焦思和困苦糅合在了一起。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周恩來不得不違心地同意；在全會上，他也不得不違心地談到劉少奇的“罪行”。
英籍作家韓素音曾通過引述鄧穎超的話，描述過周恩來的心態：
1977年，我問鄧穎超說：「我也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東西。他目前已恢複名譽。當時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確實的材料。現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開道歉？」
鄧穎超回答說：「有什麼必要？你沒有反對過他。你是聽信了我們。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由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
周恩來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對開除劉，對他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所有人——我說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層領導，包括周的妻子鄧穎超在內——都同意這一看法，周恩來有些行動「是違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譴責劉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這樣做，他24小時之內就會被攆下台。中國就會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韓素音還通過引述斯諾的話，說明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態度：
1970年10月的那天晚上，周對1936年以來就相識的斯諾講了他困難的處境。周說：「我身邊沒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個也沒有剩下。」他詳細地談論了這段像洪水泛濫一樣危險的歷史，感情上的創傷，每次巨大的政治鬥爭帶來的苦難。在談論過程中，他提起了“劉少奇同志”。
斯諾對我說：「‘同志’？劉已經不是同志，他兩年前就開除出黨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驚，一開始我還沒有弄懂其中的含義。」
這就是周的自白，說明他並不同意開除劉的決定。
斯諾又對我說：「周那天晚上疲憊不堪……由於悲傷，也許由於內疚。他知道我不會把他所說的話統統寫下來。我不會辜負他對我的信任。」
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處境、心態和作用，鄧小平後來又在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說：
「‘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本文摘自：《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