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共讓國民黨恐懼的組織能力究竟多強

1948年上海警察逮捕罷工的女工 資料圖

本文摘自《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1921—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的重要轉型時期。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的信：“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見《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下文簡稱《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頁。在短暫的五六年間，中共由最初的數十人，發展到五六萬人。四一二政變前，中共黨員人數為57900餘人。見劉華峰、王雨亭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頁。這是否意味著中共這樣一個外來的“國際性”政黨組織，1924年1月，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表聲明稱：“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指國民黨引注），本（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見《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經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並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國底層社會？近代以來，中國人借鑒和移植外國的知識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麼中共在向中國社會滲入的過程中，其遭際又是如何？本章試圖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會的組織動員。在1920年代上海紛繁複雜的都市環境裏，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擴張組織，如何動員民眾，採取了何種策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諸如此類，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地去探討。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營和重要的活動基地。在1925~1927年間，中共在廣東和兩湖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農大革命。不過，當時中共認為，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在上海這樣一個擁有數十萬產業工人的大都市開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義。

當然，選擇研究上海，與中共上海地方組織文獻相對完好地保存大有關係。1925~1927年間中共上海地方組織的文獻，尤其是中共上海區委1921~1927年間，上海區中共組織的演變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階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除上海市外，還領導江浙兩省黨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階段，只領導上海市區黨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為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領導上海和江浙兩省黨的工作。本章將這四個階段的上海區中共組織，簡稱為「上海區委」。研究對象只限於上海市的黨組織，不涉及江浙兩省。歷次會議的原始記錄，保存相當豐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聯合編輯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這套《文件彙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按組織機構分為八冊，如上海區委文件、區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區委的工作機構設有宣傳部、組織部、工農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文件、區委下屬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區委按區域建立了七個部委員會，簡稱“部委”，分別是楊樹浦、引翔港、浦東、小沙渡、曹家渡、閘北、南市。另有徐家匯獨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工會等群眾團體文件等。乙編為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之專輯，共六冊。甲、乙兩編均非正式出版品，註明為“館藏本，供內部使用”。不過，甲編八冊坊間早有流傳。唯乙編六冊控制最嚴，外間基本上看不到。

1980年代以來，中共地方組織的相關文獻資料大量彙編出版，為中共黨史研究在進行全局性的宏觀鳥瞰的同時，兼及區域性的微觀細察提供了可能性。這些文件不同於中央高層的理論性、計劃性和宣傳性的文件，內容多為地方各級組織的工作彙報、請示材料以及上級黨組織有針對性的具體指導性文件和會議決策過程記錄。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具體問題以及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執行情況。這些文件當時是高度保密的，從未打算公開甚至保存下來，內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淺甚至不知名的黨內基層幹部之手，行文和內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飾，有的文句不通順，錯別字亦不少見，但亦因此而更顯生動、鮮活。如中共上海區委的會議記錄幾近完整地保存下來，尤為難得。

中共最初雖是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位，使其創黨伊始即申言要採取“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強調：“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57~58頁。1924年開始加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的旗幟下，中共將精力主要投向民眾運動，認為只要將民眾組織動員起來了，黨的勢力就可以深植於廣大基層社會，並具有不易摧折的偉大力量。

1925年五卅運動，中共對動員民眾的信心驟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實力當時中共黨員總數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黨員僅200餘人。和總結前兩年工人運動的經驗，不敢進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只打算髮動一場小規模的罷工，因為中共擔心「不能確定抓得住群眾的指揮，群眾成無意識的興奮，恐釀事端」，引來“政治上之壓迫和經濟上之恐慌”。《上海地委會議記錄》（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頁。但運動最終引發為一場超過五四運動規模的全國性的反帝大風暴，大出中共的意料。雖然運動由多種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這場運動給中共一個極深的感受是：革命並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難。如惲代英在五卅周年紀念時說：“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惲代英：《五卅運動》，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頁。

其實，中共的組織路線和組織目標是相悖的。根據中共的章程，其組織路線十分嚴密。而嚴密的組織路線顯然不利於「群眾黨」的組織目標的實現。為了儘快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組織規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規定，黨員入黨時，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之黨員二人之介紹，並有相當的候補期，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五卅運動以後，中共決定放寬組織路線。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黨：“當此本校當時中共黨內文件稱團為“中學”，黨為“大學”；中共黨員之間互稱為“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中共中央通告自稱“本校”，對黨員稱“各級同學們”，而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時，則稱“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最初雖是為了隱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黨團員之“學生氣”。參見李一氓《模糊的螢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頁。極鬚髮展之際，此條規定頗不便適用”，特擬變通辦法：兩名入黨介紹人中，只須一人是正式黨員，且不限於入黨半年以上者；《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號》（1925年9月9日），《上海文件》甲1，第15頁。候補期也盡量縮短，工人的候補期由三個月縮短為一個月，知識分子的候補期由半年縮短為三個月。《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9~53頁。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區委更進一步規定：黨員每人每月必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頁。並批評在入黨問題上重質不重量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頁。對於發展對象，區委指示，「只要有階級覺悟及誠實便可加入，認識主義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計及」。《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地委通告，樞字第九號》（1925年9月26日），《上海文件》甲1，第3~4、33頁。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每人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即使不計及能力和對主義的認識程度，恐怕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指標。況且對主義若無認識，其階級覺悟也會大打折扣。

按照中共黨章，黨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須開除：無故連續三次不到會；無故欠繳黨費三個月；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但上海區委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規定：「非萬不得已實在無希望之同志，不可開除。」《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3日），《上海文件》乙2，第15~16頁。可見其組織實踐與規章制度存有相當的差距。

「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層組織。上海區委文件一再強調，發展組織是基層黨支部的中心工作，並提出“群眾化”是組織發展的主要目標。《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3月13日），《上海文件》乙1，第252頁。不僅如此，上海區委經常下達徵求黨員的具體指標，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黨員要擴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擴充到1萬人以上。《上海區委組織報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4~45、49~53頁。

上海區委對於黨員的徵求，手段相當靈活，如要求「每個同學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動，不論若何社團，到處參加，無孔不入」。“要與各方面群眾建立成很好的聯合關係，或盡量幫助他們組織團體，只要不是反動的，並不是一定要馬上拉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才有作用，我們可隨時加以注意與領導，也就不失為我們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優秀分子加入我們的團體，當然也有很大的意義。”《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號》（1926年5月25日），《上海文件》甲1，第191~192頁。

上海區委很快發現，即使放寬組織路線，黨員的徵求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區委下達的徵求指標，基層組織無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黨員總數為2223人。《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10月15日），《上海文件》乙4，第69頁。上海區委發現，這一數字未必十分確實。因為每月各部委報給區委的黨員人數，時增時減，波動極大，很不穩定。「往往同志數量的增加或減縮，在一個月，相差至七八百人：發展的時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時候，突然又減少七八百人，黨的組織狀況不穩定。」《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82頁。驟增驟減的背後，其實是黨員數字的虛報不實。因上海區委經常向部委下達硬性的徵求指標，如1926年6月1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時指出，上海黨員人數，上禮拜一千五百，今天一千九百零六，本星期發展一百三十二人。報告比上次雖好，但不可樂觀，閘北部委三月前三百九十，現只二百人。商務有九十，靠得住的只五十。現望各部趕快發展黨員，今天要規定各部委下星期發展黨員的數量：小一百五十，楊六十，上五，引三十，復二，法八，南二十，曹三十，北五十，浦四十，共三百九十五。見《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1~232頁。部委無法完成時，只好虛報浮誇，或者臨時拉人湊數，敷衍應付。

有一個部委如實道出其中的原委說：過去上報的黨員數字確有水分。「每次開會，因要人數多，臨時召集些人來，每次臨時來的人，即認為同志，實際只到一次，並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這是現在同志減少的原因。」《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獨支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9日），《上海文件》乙4，第48~49頁。

另一個部委也坦承：「本來有許多同志是在開會時臨時找來的，在會場上將其名字抄寫在名冊上，即作為一個同志。這種同志第一次到了會，第二次並不來了的，一到罷工失敗之後，不說要他們成為新的幹部分子繼續負支書幹事之責沒有可能，即要他們到一到會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罷工結束之後，無論罷工廠的支部或未罷工廠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冊之外，至於名冊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開始做起。」《王炎夏同志關於小沙渡九月份罷工後的情況報告》（1926年10月5日），《上海文件》甲4，第260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內也存在。如團上海地委指出：團員的數目有時突然增加，有時突然減少。上級機關催得緊時，就四處「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來充數。這些拉來的阿貓阿狗，既不為革命而來，自然過了一個時期，又都一滾而去。《團上海地委關於青年運動與今後團的工作方針》（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6頁。

上海區委對中央的組織路線已經打了折扣，而基層部委又對區委的組織路線打折扣。層層遞減的結果，實踐與制度日趨背離。

上海區委要求每個黨員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介紹者自然首先從自己的熟人、朋友和親戚、幫派入手。但上海區委很快發現，通過私人感情介紹黨員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則是新黨員效忠於個人勝過效忠於黨，「同志對黨關係不如對私人」。《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69頁。區委稱：“過去我們發展黨員，往往以黨員個人的情感關係為介紹新同志的入手辦法，因此發現很多的弊病，如一個同志發生不好傾向，或遭其他打擊，其餘凡為這個同志所介紹的同志，都與黨脫離了關係。尤其是工人區域，往往以每個同志的幫派或姊妹們的關係，從事發展，結果，這許多同志只知有幫派或姊妹們的情誼，而不知有黨，很少對黨有誠摯的信仰與情感及認識。”《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三號》（1926年6月21日），《上海文件》甲1，第218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紗廠工人，有的一人介紹數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將一車間的女工一起領來，不問她是否覺悟，介紹來的時候並沒有經過支部的通過，更說不上部委的批准只問在車間是否聽他的話，不問她的家庭，她的歷史因為只是一二個人的發展，所以發展是畸形的，一廠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卻一個也沒有而且男女同志的發展也不平均，同興十四廠（的同志）都是女的，東、西五廠（的同志）儘是男的」。《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84~285頁。

雖然存在種種問題，上海區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層支部加緊發展新黨員。區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親自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寫信，聲稱：「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我們黨的各級黨部若仍被研究小團體的舊觀念所拘囚，而不急謀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便是對黨怠工，便是一種反動行為。因此，我提議：我們的黨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國大會以前，黨員應發展到四萬以上（CY應該照此數目加一倍）。」陳信引自《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77~79頁。

因響應中央急於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上海區委經常將指標具體落實到各部委每周的徵求數目，並提出“大發展，大洗刷”的口號，認為“因為群眾很簡單，不能完全靠得住，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認識，就介紹進來，如果進來後稍有不合，就可開除，這樣結果就拿住積極分子，就把黨去深入群眾”。《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189、194頁。實際上，區委一心追求「大發展」，“大洗刷”並未見實行。

1927年1月的統計結果顯示，上海黨員約3000人。這一數字顯然與區委所期待的「大發展」目標相距甚遠，於是區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個月內發展到1萬人。《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上海文件》乙5，第235頁。到3月15日統計，黨員人數增加到4400人。區委仍十分不滿：兩個月只發展1000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以後要努力吸收，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上海區委羅亦農同志在活動分子大會上作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1927年3月15日）、《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5日），《上海文件》乙6，第272、282頁。但令區委沮喪的是，第二天各部委彙報上來的黨員人數反而減少了200人。這意味著部委報上來的黨員數字並不可靠。區委覺得“部委說話靠不住”，“部委書記工作之不切實”。《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6日），《上海文件》乙6，第293頁。

隨著北伐戰爭的迅猛推進，中共中央更感到擴充黨的隊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陳獨秀樂觀地認為：「我們如果黨員發展得很多，將來對付右傾軍閥，可用黨員大會來解決最後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要盡量擴充CP，以後北伐軍來後，就整個的加入國民黨。”《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7日），《上海文件》乙6，第318~319頁。

為了響應陳獨秀的號召，上海區委於3月18日決定開展一個「宣傳CP周」，向上海市民公開宣傳CP，公開徵求黨員，如幾十人的集會，可公開簽名集體加入，同時提出在產業工人及店員、學生和小商人中，要無限制地發展黨員。《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8日），《上海文件》乙6，第327頁。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這一勝利更激勵了上海區委擴充組織的雄心。3月23日，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提出「十天內假使無一萬同志就為黨的失敗」。《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23日），《上海文件》乙6，第380頁。也就是說，十天之內，要將黨員人數由現有的4000多人擴充為1萬人。

3月25日，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頭腦更為發熱，聲稱：「現在要特別群眾化，以後要五萬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內要做到。下月到二萬。我們同志懷疑，就是不懂革命，偉大潮流未衝破我們腦筋我們要大開門戶，就是包辦革命。」《上海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3月25日），《上海文件》乙6，第403頁。

4月1日，區委將指標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內要發展到一萬八千人。上海要五萬黨員，內要有六千知識分子，五千小商人，黨才能有好的行動」。《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4月1日），《上海文件》乙6，第480頁。區委要求基層支部放膽介紹，只要肯來，來者不拒。南市糾察隊全體加入共產黨，受到區委的表彰，號召別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開門辦黨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黨員人數在20天左右的時間裡，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見的四一二政變前夕上海中共黨員人數的最後統計，是4月4日的8374人。不過，上海區委對這一數字的確實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4月6日），《上海文件》乙6，第494頁。

據鄭超麟回憶，1927年中共在武漢的組織發展也有過像上海一樣的「大躍進」階段。

過於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勢必影響黨員的素質和組織的嚴密性。上海區委一再慨嘆黨費收不上來，支部會議不能按時開，部會組織不健全；不少黨員不明黨義，甚至分不清工會與黨的差別；個人主義和宗法社會思想在黨員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24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36、69~71、118頁。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區委通告稱：「近查各級負責同學，對於工作態度到處表現疲乏敷衍的現象，以致黨的工作非常渙散，黨部與黨員的關係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為何種團體之黨員。而黨部對於所屬黨員之名數，亦多浮誇不實；至於數月不曾開會之支部，數月不曾到會之黨員，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對於上級機關之報告，則臨時敷衍，隨意欺騙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十六號》（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182~183頁。區委還承認：“我們的工作都建築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眾核心現在CP是暴發戶，而無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區委特別擴大會議記錄》（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159頁。

1927年初的統計顯示，大約60%的支部每周能開會，50%的黨員每周能到會，按規定交黨費的黨員約60%，實際能發揮作用的黨員只有20%。《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頁。上海區委感嘆：「在中國目前要造真正的CP確是很難！」“要在中國造成理想的黨確辦不到！”《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頁。

雖然上海黨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與中共黨章所規定的制度形態相距甚遠，但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與同時期中共其他地方組織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頁。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將上海製造為「全黨的模範區」。二是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共產國際“很誇獎中國支部，要歐洲各國模仿”。《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頁。三是與同時期的國民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當時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組織的嚴密性，既無比羨慕又無比恐懼。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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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林彪、劉少奇接見紅衛兵（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

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毛澤東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與劉少奇身陷逆境，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黨的九大則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杭州，沒有出席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給他們加上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罪名。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會前經過毛澤東的多次修改，其中有兩大段文字是毛澤東親筆增寫的。這是兩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引用的“毛主席語錄”：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當時，不僅與會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們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誰，就是主持這次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這段話指的究竟是誰。他們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毫無思想準備，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無所知。

會後，在「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的煽動下，各地青年學生開始起來“造反”，混亂局面開始出現。

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並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相機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為了控制局面，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於6月初決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後，各省、市委也相繼採用了派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領導運動的方法，力圖將運動納入黨的領導的正確軌道。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聽取了有關工作組的彙報後，認為工作組對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應“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壓制運動”，這是以後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狀”。實際上，在政治運動中派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這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所採取的一貫方法之一。遠的不說，僅以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哪一次政治運動沒有派過工作組?

1966年7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坐在前排，其他領導同志都坐在後排。開始是彙報會，劉少奇、鄧小平要與會的有關領導同志講一講學校的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彙報大學情況，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彙報中學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彙報總的情況。

胡克實的彙報通過了。吳德的彙報沒有通過，還要改動。

當時各大學都在醞釀趕走工作組。因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成員，因此他對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比較了解。劉少奇在會上講得十分尖銳，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說：“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裏有材料。”劉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劉少奇是反對趕走工作組的。

這時，康生出來講話：「少奇同志，我們也有材料。」口氣雖然和緩，但實際上和劉少奇頂起來了。康生剛講完，陳伯達接著批評各級黨委不能深入到這場疾風暴雨之中，不深入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他的話等於把各地黨委都否定了，把責任推到劉少奇、鄧小平的身上。

這時，鄧小平站起來，兩手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鄧小平的話義正詞嚴，反映了當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與會領導同志的共同心聲，迎頭痛擊了康生、陳伯達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會議正開著，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裏的包放在沙發上。江青是偷著進來的，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打招呼。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原因就是因為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鍵點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決予以抵制。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堅定地堅持黨的正確原則，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與以前歷次中央全會不同的是：與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大多數不是中央委員）和首都大專院校“革命師生”的代表。

會議期間，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對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在運動初期派出工作組領導運動進行嚴厲的指責，認為是「鎮壓」「文化大革命」運動，並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澤東在6月2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鉛筆寫下了一大段文字。初無標題，經秘書謄清後，毛澤東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標題，以後又作了個別字句的修改。據筆者研究，這可能是毛澤東在閱讀《人民日報》社論時，有感而發，遂信筆寫出，其中不乏激憤之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許多傳單和紀實文學甚至歷史著作中都寫道：毛澤東於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有的書中說是貼到了中南海的飯廳里）。甚至還有人想當然地畫了這樣一幅畫：毛澤東身著帶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草綠色軍衣，站在一堵高牆邊，手握一管正在滴著墨汁的毛筆，目視遠方，旁邊牆上貼著一張大字報，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字標題和雖不甚清晰但隱隱約約可以辨認的內文。這幅畫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給人們以深刻的視覺印象。這幅畫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印製、複製，也給人們留下了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南海貼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這樣寫道：“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紀實報告中，寫得更是言之鑿鑿。該書中猶如親歷目睹一般寫道：“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一張大字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字報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面就可以看到。”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毛澤東的「大字報」，既沒有用“大字”寫出來，也沒有貼在中南海，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於8月7日印發給與會者的。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既使參加全會的與會者們極為震驚，也使他們感到極為困惑不解。這張大字報不僅把毛澤東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產生的分歧向中央全會公開，實際上也等於向全黨公開；而且把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關於工作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正常的意見分歧，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高度，並明確號召“炮打”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於是，每一個與會者，都面臨著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眾多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異議，只能緘默或違心地表態擁護。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則在小組討論會上，借闡述毛澤東的大字報，向劉少奇、鄧小平發動攻擊，以示“緊跟”。陶鑄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顧了陶鑄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況：“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發言。’”

會議期間，除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接受批判和誹謗，忍受各種信口雌黃的誣衊和攻擊以外，鄧小平有時還必須到一些學校去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發，他曾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心聲。這句話，表示了他們當時對於「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很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鄧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心存厭惡。有時，他還不顧所處逆境，伸張正義，說明一些被顛倒了的事物的本來面目。8月2日，鄧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於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在林彪集團策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當時，「二月兵變」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後，彷彿一下子長了翅膀，不脛而走，弄得中華大地，無人不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北京軍區經中央軍委批准，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再組建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戍區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為此曾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進行過聯繫。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政治委員劉紹文知道後，認為部隊住學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決定讓駐在南苑的衛戍區部隊調整出一部分房子給新建團住，不足部分搭帳篷和住靶場解決，並通知了聯繫過房子的學校。

此事到此為止，已經結束。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後，1966年7月，北京大學團委的一個幹部寫了一張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的大字報，說2月份北京衛戍區到北京大學聯繫住房一事“是要搞政變”，並言之鑿鑿地定名為「二月兵變」。

隨後，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學生，看了這張大字報後，聯想到北京衛戍區也到中國人民大學聯繫過借房子的事，又寫了一張《郭影秋是什麼人?》的大字報，質問已經調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中國人民大學原黨委書記郭影秋：「彭真陰謀搞政變，要在人民大學駐兵，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後，這個「天方夜譚」式的「二月兵變」的謠言，就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越傳越玄。這兩張大字報被林彪、康生知道後，成為他們打擊、誣陷賀龍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炮彈”。

7月27日晚，康生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在群眾大會上公然宣稱：「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他們的計劃之一是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個事情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康生髮了話，肯定有「二月兵變」這件事，事情便愈鬧愈大。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的。他不顧個人安危，不顧自己已經身陷逆境，不顧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要員，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中國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這個二月軍事兵變的問題，我們查了，因為我們早知道這個事，我正式跟同志們說，沒有這個事。”

鄧小平還強調指出：「我鄭重地告訴同志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別人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這件事我們想澄清事實，不要再談這個問題了，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卻不甘心陰謀被揭穿，繼續信口雌黃，惡意誣陷。於是，各種震撼全國城鄉的爆炸性謠言像長了翅膀一樣，不脛而走，到處瀰漫：什麼「賀龍為了發動‘二月兵變’給體委發了槍、炮，大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什麼“賀龍發動‘二月兵變’未遂，坐著飛機逃到蘇聯去了……”肆無忌憚的誹謗和惡毒的謠言交織在一起，使善良的人們一時真偽難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決定》對起來造反的青年學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認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決定》還強調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對於哪些人犯什麼性質的“錯誤”，才能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定》沒有划出具體的判斷標準。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資派”的帽子滿天飛，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下至工廠車間主任、農村生產隊長、商店門市部經理，只要有人糾集一幫子人說他是“走資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鬥，隨便侮辱。而被批鬥者卻沒有絲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只有聽任被批判和鬥爭。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期間，8月10日下午7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親切接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並對他們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的這句最高指示，迅速傳遍了全國城鄉。

8月12日，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新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來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顯排除。會後不久，林彪又被宣佈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會選舉時最初提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排列順序中，鄧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是，這種名單排列順序，卻引起了江青的強烈反對。江青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僅僅在3個月前才剛剛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而中央設立“文革小組”時，僅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並沒有賦予它更大的權力，以至能決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

江青大為不滿地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麼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這樣排不行!」

這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竟然干預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順序，真是咄咄怪事！

於是，江青找到已經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定為接班人的林彪，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時剛剛得勢，躊躇滿志，氣焰正盛，對江青卻不敢怠慢。兩人不謀而合，意見完全一致。於是，林、江共同合謀，改變了預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名字排到了鄧小平的前邊。這樣，名單的排列順序變成了：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江青對這個名單仍然很不滿意，說：「‘老夫子’（指陳伯達）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於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成為：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這個名單。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據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回憶，林彪回到毛家灣住地後，掩飾不住得意的心情，對工作人員說：「這次全會，我由原來的小六變成了老二」）在這次全會上，並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務以後不再提及，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特意寫道：“全會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中，對林彪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確實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著中共中央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的結束。從此，毛澤東正式由原來的退居第二線返回了第一線，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劉少奇、鄧小平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處於「靠邊站」的境地。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由林彪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實際上已被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判鄧小平，而且還由林彪親自出馬，將鄧小平的問題性質說成是「敵我矛盾。」

鄧小平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很不平靜。回家後他雖然什麼也沒有說，卻夜不能寐。夫人卓琳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3點多了，怎麼還沒睡?」鄧小平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卓琳問：“誰批你?”鄧小平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便不再多言。鄧小平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新賬舊賬一起算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鄧小平本來就沉默少言。「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從此以後，鄧小平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