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區議會至今才開始6日，便不時有新的「搞作」，最新一擊是杯葛慣常在新區議會選舉後的政府簡介會，今次簡介會將於本周五舉行，屆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聯同其他局長會一同出席，反對派388名議員中，最少有七成表明杯葛。
沙田區議會。
到底是溝通重要？還是堅持與政府劃清界線重要呢？在理性角度觀之，區議會是一個向政府提建議的諮詢組織，不時要與政府互動，溝通自然重要。但在政治角度看來，反對派議員新上場，自然爭取每一個機會作政治表態。
新世代的反對派區議員，想把區議會變成小型的立法會，所以一開始便與政府站在對立面，先是杯葛慣常都有的簡介會，並不斷嘗試成立監察政府的委員會。
中西區區議會。
譬如元朗區議會便有意成立「跟進7.21襲擊事件工作小組」，小組成立後，將會邀請警方代表出席會議，並要求警方必須出席會議及交代調查進度。
沙田區議會也希望設立「地區設施管理及保安事務委員會」，並在委員會轄下設立專責小組檢視警方在區內執法問題。
九龍城區議會也要警隊最高指揮官，出席交代過去半年修例風波的處事手法。
西貢區議會。
不過，翻查區議會職能，不外是就地區福利事宜、區內行政設施及服務、及政府在地區的計劃是否足夠和施行的次序，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在有關目的項目獲得撥款後，承擔改善區內環境、促進康樂文化和社區活動。換言之，區議會主要是擔當是諮詢角色，並非在政策層面監督政府。
至於成立更多委員會，或者要求與警隊領導層對話，若借此和警察和官員不斷罵戰，其實也沒有什麼建設性。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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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兔主席對香港局勢有深刻見解，中央任命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他認為中聯辦換帥，指向治港新思路，由地方大員落實對港「管治權」。
兔主席博文。
以下是兔主席分析擇要：
駱惠寧生於1954年，是從安徽基層一路乾上來的，曾當過知青，馬鞍山鋼鐵公司工人。在安徽幹了三十年，官至省委常委後，調任青海擔任省委副書記，一幹十四年。其中擔任青海一把手（省委書記）四年。2016年，赴山西擔任一把手（省委書記），又幹了四年。
到2019年12月，駱已年過65歲，到了正部級官員退休年齡，調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是退居二線。2020年1月任命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就是把「沙場老將」重新推出山。
以下復述一些要點：
1、 駱是一個真正的省級一把手大員，這在從中聯辦主任歷史上是沒有的；
2、 駱不是來自港澳辦體系的；
3、 駱未曾在廣東及沿海擔任職務，而是在內陸（安徽、山西、青海），與香港的聯繫非常少。非但香港的民主派不識此人，對建制派而言，他也是個陌生人物；
4、 他已過正部級官員退休年紀（65歲），是對老將的重新任用。中聯辦任職應該是駱正式退休前最後一份重要職務。
兔主席認為，中央選拔駱作為中聯辦主任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其一，駱本已到退休年紀，他履新是老將重新出山，在此年紀上，並不會希冀獲得進一步提職。他現在是為利用自己畢生的經驗積累，為國家再做一分貢獻。與謀求仕途的年輕官員不同，他沒有什麼太多需要顧忌的，把國家交給的本職工作做好就可以。
其二，駱並非來自港澳辦系統，他是一個真正的、純粹的「局外人」，完全不會受到幾十年發展出來的港澳辦系統的傳統、體制、框架、思維模式、人事關係等的約束和限定。作為一個不受約束的局外人，他也可以去瞭解並客觀評估現有處理對港事務的模式是否存在問題。港澳辦系統深耕香港多年，但也有可能為自己的定勢思維所束縛，不能突破局限。
其三，他的各方面背景也使得他和香港現有建制利益團體沒有任何關係。他是一個局外人，可以重新審視各種親中勢力，不受歷史條件約束。
其四，駱是一個典型的地方大員。中國政治體制下，地方大員才是國家的治理者。他們經驗非常豐富，精通政治，熟悉體制的橫縱運作，瞭解各種複雜的社會民生議題，有豐富的實務政策經驗，極為擅於處理各種不同的利益與矛盾，如果說中央部委/外交體系的官員都屬於技術官僚（technocrat）的話，那麼這種地方大員就更像「政治家」（politician/statesman），中國的國家領導人通常都是這麼培養出來的，這個人才培養體系也是千百年來中國體制的延續，這在西方以法律從業人員為主體的選舉政治體制里是極難見到的。
派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地方大員來，就是看到技術官僚政治經驗不足，能力不夠全面，希望地方大員能夠從新的視角幫助全面梳理香港事務，摸索對港治理模式。有人擔心駱之前與香港聯繫太少，人頭不熟，也不瞭解香港，兔主席以為這是太小看了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智慧、素質、能力。像這樣在地方摸爬滾打幹上來的幹部都是人尖子。他們不用花太長時間就能摸出香港問題的脈絡。
其五，北京對港事務很多年一直實踐的其實是所謂「井水不犯河水」，總是避免直接干預香港事務，怕動輒被指控違反「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這幾年，重新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派這樣一個地方大員來，可能是朝著落實對港「管治權」的一個漸進轉變。
其六，駱的年齡擺在這裡，他將是一個歷史性的過渡型官員。但他履職的幾年又是極為關鍵的，將為摸索並建立某種新的治港模式提供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