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當時國內的氣氛怎麼樣?在軍隊內部和老百姓當中,都做好了這種作戰的準備嗎?
孟照輝:當時還是秘密的,不光是軍隊本身執行任務。其他的部隊都不知道,社會上更沒宣佈。就連朝鮮也不知道。中央當時有一個指示:不要給朝鮮說我們有出兵,先不要講。
記者:為什麼不願意告訴朝鮮?
孟照輝:一是從戰略上保持我們戰爭上的突然性,爭取更大的主動。另一個方面,不把我們出兵的意圖告訴金日成,以免讓他們產生依賴情緒,影響他們作戰。所以就只給我國駐朝鮮大使講了。
記者:今天回頭去看,當時中國無論是從戰略還是戰備上,做好了足夠的準備來參加這樣一場戰爭了嗎?
孟照輝:很難說。沒有這個方面的準備。最開始去的是四個軍,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軍,四十二軍。要去朝鮮作戰是8月份才給部隊講,他們沒這個思想準備。社會上也不知道,都是秘密的。
記者:後來就流傳了一個說法,說很多志願軍到朝鮮時是穿著夏裝去的,後來打仗了凍傷特別嚴重?
孟照輝:凍傷比較嚴重的是十九兵團。第一次戰役主要在西線作戰。後來想要改變當時的戰場形勢,到東線作戰。東線方面咱們還沒部隊,但是敵人已經到了東線的惠山鎮,我們必須派兵去,就從南方調了十九兵團。南方部隊冬裝比北方部隊的要單薄,所以有些士兵穿得比較單薄。但是並不是穿著單衣進去的,誤傳了。
記者:那凍傷到底有多嚴重呢?
孟照輝:凍傷占戰傷一半以上。有一個連隊冬天是在長津湖地區作戰,越過湖邊的時候,都展開戰鬥隊形進攻。後來打掃戰場的時候,這個連隊呈戰鬥隊形,凍死在冰面上了。
記者:隨著不斷有史料公開,關於那場戰爭還有各種各樣的疑問,比如說有的人也提出觀點說,抗美援朝可以避免的,並不見得是中國當時唯一正確的選擇?
孟照輝:有一個人寫文章,提出了這樣問題。(指1999年《隨筆》雜誌第6期,刊登的署名袁唏撰寫的《真相》一文)
記者:您不同意?
孟照輝: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們抗美援朝的原因很簡單。毛主席說,如果不是美國侵略朝鮮到達我們鴨綠江邊,如果美國不派第七艦隊佔領台灣,我們不會與美國軍隊作戰的。美國軍隊實行侵略了,我們只好舉起反侵略旗幟,保家衛國。
韓戰一爆發,杜魯門就宣佈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活動,阻止解放軍進攻台灣同時派空軍和海軍駐紮在台灣,這不是干涉中國內政嗎?在這種情況下,當我國領土主權受到侵犯的時候,不打行嗎?那只有三條路,一是不抵抗,退讓到像蔣介石一樣,日本人打過來了以後,一直退讓到半個中國沒了。二是完全走汪精衛那條路,投降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剛剛站起來的新中國能走上這條路嗎?
記者:既然是保家衛國,為什麼不用解放軍的名義,而要用志願軍的名義來出兵朝鮮?
孟照輝:這又是個戰略問題了。首先,美國已經採取戰爭行動,但是沒有公開宣戰。志願軍即支援組成的部隊,帶有人民群眾性質的,不是國家性質派的。這是從正常的戰爭性質來講。其次,我們以志願軍名義支援,朝鮮人民也好接受。另外,這樣也能挾制美國不敢擴大戰爭。因為我沒給你宣戰,你也沒給我宣戰,可是你侵犯我了,你侵犯我,我用這個形式來對抗你,你們沒有理由向我宣戰。美國韓戰,一直想把戰爭擴大到中國,他都沒敢,他從政治上站不住,這裏頭它政治含義比較深。
毛岸英
毛岸英之死
毛岸英犧牲的檔案是我收的,向中央發的電報我也看到了
旁白: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行列里,有一位特殊的戰士,他就是毛澤東年僅28歲的兒子毛岸英。出於安全考慮,組織上對志願軍入朝的一切行動嚴格保密,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範圍之內。但是僅僅在入朝作戰一個月後,毛岸英就在敵機轟炸中犧牲了。對於毛岸英之死,歷史上爭議不斷。
記者:您到朝鮮之後,知道毛岸英也是志願軍當中的一員嗎?
孟照輝:知道。
記者:怎麼知道的?
孟照輝:他犧牲以後我才知道的。毛岸英犧牲時,我正在去志願軍總部的路上,到了總部就聽到了。毛岸英和另外一個叫高瑞欣的參謀,在敵人轟炸時犧牲了。但是我沒見過毛岸英,只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兒子。
記者:志願軍之間怎麼看這個事呢?
孟照輝:志願軍總部知道的人也不多。只是總部幾個少數人知道,都非常惋惜、痛惜。
記者:是故意只讓少數人知道,還是當時戰爭情況下不允許?
孟照輝:戰爭情況下,不允許大規模地對犧牲同志有集體性悼念活動。當時白天不能行動,晚上才能作戰,部隊調動、老百姓生產都是夜間。
記者:毛岸英他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兒子,來到了朝鮮戰場上,而且是一名普通戰士的身份,您怎麼看待毛主席的這個決定?
孟照輝:是很令人欽佩的一個舉動。據我聽說,毛岸英是主動申報要求入朝參戰當志願軍的。他在蘇聯學習過,而且參加過蘇聯的衛國戰爭,懂俄語,彭總(指彭德懷)身邊也需要這樣一個人,就把他帶去了。
記者:可是這麼快,這麼年輕就犧牲了。
孟照輝:戰場上很難說的,是不是?彭總也幾次遇險。
記者:有一種說法說,毛岸英是為了保護彭德懷犧牲的,有這種可能性嗎?
孟照輝:各種說法都有,有的戲劇化了,有的說是美國空降武裝特務把毛岸英綁架走的。
記者:對,確實有說是麥克阿瑟要綁架他。
孟照輝:這都可笑,編劇本也不能這樣編法,對於中央人物,從研究歷史來講,不能夠這樣虛構。
記者:還有一種說法是,是彭德懷沒有聽毛主席轉移司令部的命令,導致毛岸英犧牲。
孟照輝:這又給彭德懷扣上屎盆子了。毛主席確實有一個電報告訴志願軍總部,說有消息說美國要派飛機在朝鮮北部投放武裝特務,你們要注意捕捉特務。電報並沒有說轉移司令部,要轟炸司令部。說這種說法的人都是捕風捉影,當時毛岸英犧牲的檔案是我收的,向中央發的電報我也看到了,我看到了他是怎麼犧牲的。
記者:毛岸英犧牲之後,這個消息怎麼傳達給毛主席呢?
孟照輝:這個電報發給北京了,我聽說,首先看到的是周總理,總理扣下了,一個月後才告訴毛主席。
淡化歷史?
我有這個同感,但是問題不是那麼嚴重
旁白:從1950年至1953年我軍共發動了六次戰役,在中美軍隊武器裝備差距甚大的情況下,一路收復清川江,平壤,逼美韓軍隊撤至三八線以南。1953年7月27日,中美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5年以後,1958年2月19日,中朝兩國政府發表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年內全部撤出朝鮮的聯合聲明。當年10月26日,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
記者:當時中美雙方在裝備上的差距有多大?
孟照輝:敵人的飛機最多的時候1800多架。我們從1950年入朝到1951年6月,既沒有飛機,也沒有坦克。1951年6月後,我們有了幾百架飛機,占的比例是人家的三分之一,敵人有1500多輛坦克,我們就幾百輛。
記者:那半年多的時間,我們是靠的什麼裝備?
孟照輝:就是一般的、少量的炮兵。
記者:所以用小米加步槍形容那時候的裝備一點都不過分?
孟照輝:不太過分。抗美援朝時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裝備差不多。敵人瘋狂到什麼程度?他們的飛機是晝夜不斷,特別是白天,即便它發現一個小目標,發現我們一輛車,也打。老百姓做農活,也打。所以白天都不能行動。人家是全天候的,我們只是半天。
記者:1951年時聯合國曾經提出過停火。既然我們實力有限,為什麼在當時沒有接受這個停火的協議?有人說這可能錯過了最好的時機。
孟照輝:停戰是敵人退到「三八線」後,由敵人提出來的。但我們已經看清了這是敵人在耍陰謀:就是要爭取喘息的時機,等著把他的殘兵敗將整理好了,佈置好了,再發攻。而且從戰後整個情況來看,這是真實情況。
記者:戰爭終於在1953年的7月27日暫時告一段落。但到1958年撤軍,為什麼中間隔了這麼長的時間?
孟照輝:這個問題很複雜。當時的停戰協定沒有解決撤軍問題,把它留到了1954年在日內瓦開的高級政治會議,在16個國家參加的這次會議上,美國提出朝鮮統一以後要實行選舉,就是說,北韓要實行它的憲法。此外,他要求志願軍先撤軍,聯合國軍等到朝鮮成立聯合政府以後再撤。這怎麼能接受呢?結果,沒有達成統一意見就散會了。志願軍也沒撤,直到1958年主動撤退。
記者:您在撤軍以後,又回過朝鮮嗎?
孟照輝:沒有。
記者:想去看看嗎?
孟照輝:想去。現在沒有這個機會了。
記者:和其他戰友是否有聯繫?
孟照輝:我回國以後,主要搞抗美援朝研究,都會跟他們聯繫。
記者:回望那場戰爭,您和您的戰友是一種什麼心情,是保家衛國,無怨無悔?還是說也會感嘆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孟照輝:感嘆付出代價是咱得承認的,付出了代價,很大的代價。但是並沒有什麼埋怨情緒。作為一個志願軍來講,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我履行的是愛國主義、國際主義。能參與這樣的使命,是光榮的,是值得的。
在今天朝鮮的志願軍陵園裏雜草叢生。在朝鮮,中國曾經參戰的痕迹也被淡化,有中國人覺得心裏不公平,或者感到受了傷害,您會怎麼覺得?
孟照輝:我有這個同感,但是問題不是那麼嚴重。兩年前,我們有戰友到朝鮮去還專門到各個墓地上看看,還是不錯的。有的地方可能不行。因為烈士陵園不止是一個兩個。
記者:您如何總結自己的1950年?
孟照輝:我能夠參加這場戰爭,感到非常榮幸,因為我履行了保家衛國的義務,也履行了國際主義義務。
記者:又是如何評價中國的這六十年?
孟照輝:我想用當年外電評論抗美援朝的勝利來說。當年外電評論:抗美援朝取得勝利以後,東方睡獅醒來了。我們現在經過了六十年的建設,我們這頭雄獅,不光是醒來了,而且正在發揮他的威力。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48年上海警察逮捕罷工的女工 資料圖
本文摘自《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1921—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的重要轉型時期。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的信：“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見《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下文簡稱《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頁。在短暫的五六年間，中共由最初的數十人，發展到五六萬人。四一二政變前，中共黨員人數為57900餘人。見劉華峰、王雨亭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頁。這是否意味著中共這樣一個外來的“國際性”政黨組織，1924年1月，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表聲明稱：“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指國民黨引注），本（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見《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經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並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國底層社會？近代以來，中國人借鑒和移植外國的知識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麼中共在向中國社會滲入的過程中，其遭際又是如何？本章試圖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會的組織動員。在1920年代上海紛繁複雜的都市環境裏，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擴張組織，如何動員民眾，採取了何種策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諸如此類，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地去探討。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營和重要的活動基地。在1925~1927年間，中共在廣東和兩湖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農大革命。不過，當時中共認為，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在上海這樣一個擁有數十萬產業工人的大都市開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義。
當然，選擇研究上海，與中共上海地方組織文獻相對完好地保存大有關係。1925~1927年間中共上海地方組織的文獻，尤其是中共上海區委1921~1927年間，上海區中共組織的演變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階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除上海市外，還領導江浙兩省黨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階段，只領導上海市區黨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為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領導上海和江浙兩省黨的工作。本章將這四個階段的上海區中共組織，簡稱為「上海區委」。研究對象只限於上海市的黨組織，不涉及江浙兩省。歷次會議的原始記錄，保存相當豐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聯合編輯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這套《文件彙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按組織機構分為八冊，如上海區委文件、區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區委的工作機構設有宣傳部、組織部、工農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文件、區委下屬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區委按區域建立了七個部委員會，簡稱“部委”，分別是楊樹浦、引翔港、浦東、小沙渡、曹家渡、閘北、南市。另有徐家匯獨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工會等群眾團體文件等。乙編為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之專輯，共六冊。甲、乙兩編均非正式出版品，註明為“館藏本，供內部使用”。不過，甲編八冊坊間早有流傳。唯乙編六冊控制最嚴，外間基本上看不到。
1980年代以來，中共地方組織的相關文獻資料大量彙編出版，為中共黨史研究在進行全局性的宏觀鳥瞰的同時，兼及區域性的微觀細察提供了可能性。這些文件不同於中央高層的理論性、計劃性和宣傳性的文件，內容多為地方各級組織的工作彙報、請示材料以及上級黨組織有針對性的具體指導性文件和會議決策過程記錄。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具體問題以及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執行情況。這些文件當時是高度保密的，從未打算公開甚至保存下來，內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淺甚至不知名的黨內基層幹部之手，行文和內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飾，有的文句不通順，錯別字亦不少見，但亦因此而更顯生動、鮮活。如中共上海區委的會議記錄幾近完整地保存下來，尤為難得。
中共最初雖是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位，使其創黨伊始即申言要採取“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強調：“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57~58頁。1924年開始加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的旗幟下，中共將精力主要投向民眾運動，認為只要將民眾組織動員起來了，黨的勢力就可以深植於廣大基層社會，並具有不易摧折的偉大力量。
1925年五卅運動，中共對動員民眾的信心驟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實力當時中共黨員總數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黨員僅200餘人。和總結前兩年工人運動的經驗，不敢進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只打算髮動一場小規模的罷工，因為中共擔心「不能確定抓得住群眾的指揮，群眾成無意識的興奮，恐釀事端」，引來“政治上之壓迫和經濟上之恐慌”。《上海地委會議記錄》（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頁。但運動最終引發為一場超過五四運動規模的全國性的反帝大風暴，大出中共的意料。雖然運動由多種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這場運動給中共一個極深的感受是：革命並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難。如惲代英在五卅周年紀念時說：“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惲代英：《五卅運動》，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頁。
其實，中共的組織路線和組織目標是相悖的。根據中共的章程，其組織路線十分嚴密。而嚴密的組織路線顯然不利於「群眾黨」的組織目標的實現。為了儘快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組織規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規定，黨員入黨時，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之黨員二人之介紹，並有相當的候補期，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五卅運動以後，中共決定放寬組織路線。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黨：“當此本校當時中共黨內文件稱團為“中學”，黨為“大學”；中共黨員之間互稱為“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中共中央通告自稱“本校”，對黨員稱“各級同學們”，而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時，則稱“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最初雖是為了隱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黨團員之“學生氣”。參見李一氓《模糊的螢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頁。極鬚髮展之際，此條規定頗不便適用”，特擬變通辦法：兩名入黨介紹人中，只須一人是正式黨員，且不限於入黨半年以上者；《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號》（1925年9月9日），《上海文件》甲1，第15頁。候補期也盡量縮短，工人的候補期由三個月縮短為一個月，知識分子的候補期由半年縮短為三個月。《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9~53頁。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區委更進一步規定：黨員每人每月必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頁。並批評在入黨問題上重質不重量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頁。對於發展對象，區委指示，「只要有階級覺悟及誠實便可加入，認識主義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計及」。《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地委通告，樞字第九號》（1925年9月26日），《上海文件》甲1，第3~4、33頁。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每人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即使不計及能力和對主義的認識程度，恐怕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指標。況且對主義若無認識，其階級覺悟也會大打折扣。
按照中共黨章，黨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須開除：無故連續三次不到會；無故欠繳黨費三個月；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但上海區委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規定：「非萬不得已實在無希望之同志，不可開除。」《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3日），《上海文件》乙2，第15~16頁。可見其組織實踐與規章制度存有相當的差距。
「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層組織。上海區委文件一再強調，發展組織是基層黨支部的中心工作，並提出“群眾化”是組織發展的主要目標。《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3月13日），《上海文件》乙1，第252頁。不僅如此，上海區委經常下達徵求黨員的具體指標，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黨員要擴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擴充到1萬人以上。《上海區委組織報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4~45、49~53頁。
上海區委對於黨員的徵求，手段相當靈活，如要求「每個同學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動，不論若何社團，到處參加，無孔不入」。“要與各方面群眾建立成很好的聯合關係，或盡量幫助他們組織團體，只要不是反動的，並不是一定要馬上拉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才有作用，我們可隨時加以注意與領導，也就不失為我們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優秀分子加入我們的團體，當然也有很大的意義。”《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號》（1926年5月25日），《上海文件》甲1，第191~192頁。
上海區委很快發現，即使放寬組織路線，黨員的徵求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區委下達的徵求指標，基層組織無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黨員總數為2223人。《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10月15日），《上海文件》乙4，第69頁。上海區委發現，這一數字未必十分確實。因為每月各部委報給區委的黨員人數，時增時減，波動極大，很不穩定。「往往同志數量的增加或減縮，在一個月，相差至七八百人：發展的時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時候，突然又減少七八百人，黨的組織狀況不穩定。」《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82頁。驟增驟減的背後，其實是黨員數字的虛報不實。因上海區委經常向部委下達硬性的徵求指標，如1926年6月1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時指出，上海黨員人數，上禮拜一千五百，今天一千九百零六，本星期發展一百三十二人。報告比上次雖好，但不可樂觀，閘北部委三月前三百九十，現只二百人。商務有九十，靠得住的只五十。現望各部趕快發展黨員，今天要規定各部委下星期發展黨員的數量：小一百五十，楊六十，上五，引三十，復二，法八，南二十，曹三十，北五十，浦四十，共三百九十五。見《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1~232頁。部委無法完成時，只好虛報浮誇，或者臨時拉人湊數，敷衍應付。
有一個部委如實道出其中的原委說：過去上報的黨員數字確有水分。「每次開會，因要人數多，臨時召集些人來，每次臨時來的人，即認為同志，實際只到一次，並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這是現在同志減少的原因。」《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獨支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9日），《上海文件》乙4，第48~49頁。
另一個部委也坦承：「本來有許多同志是在開會時臨時找來的，在會場上將其名字抄寫在名冊上，即作為一個同志。這種同志第一次到了會，第二次並不來了的，一到罷工失敗之後，不說要他們成為新的幹部分子繼續負支書幹事之責沒有可能，即要他們到一到會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罷工結束之後，無論罷工廠的支部或未罷工廠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冊之外，至於名冊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開始做起。」《王炎夏同志關於小沙渡九月份罷工後的情況報告》（1926年10月5日），《上海文件》甲4，第260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內也存在。如團上海地委指出：團員的數目有時突然增加，有時突然減少。上級機關催得緊時，就四處「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來充數。這些拉來的阿貓阿狗，既不為革命而來，自然過了一個時期，又都一滾而去。《團上海地委關於青年運動與今後團的工作方針》（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6頁。
上海區委對中央的組織路線已經打了折扣，而基層部委又對區委的組織路線打折扣。層層遞減的結果，實踐與制度日趨背離。
上海區委要求每個黨員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介紹者自然首先從自己的熟人、朋友和親戚、幫派入手。但上海區委很快發現，通過私人感情介紹黨員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則是新黨員效忠於個人勝過效忠於黨，「同志對黨關係不如對私人」。《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69頁。區委稱：“過去我們發展黨員，往往以黨員個人的情感關係為介紹新同志的入手辦法，因此發現很多的弊病，如一個同志發生不好傾向，或遭其他打擊，其餘凡為這個同志所介紹的同志，都與黨脫離了關係。尤其是工人區域，往往以每個同志的幫派或姊妹們的關係，從事發展，結果，這許多同志只知有幫派或姊妹們的情誼，而不知有黨，很少對黨有誠摯的信仰與情感及認識。”《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三號》（1926年6月21日），《上海文件》甲1，第218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紗廠工人，有的一人介紹數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將一車間的女工一起領來，不問她是否覺悟，介紹來的時候並沒有經過支部的通過，更說不上部委的批准只問在車間是否聽他的話，不問她的家庭，她的歷史因為只是一二個人的發展，所以發展是畸形的，一廠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卻一個也沒有而且男女同志的發展也不平均，同興十四廠（的同志）都是女的，東、西五廠（的同志）儘是男的」。《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84~285頁。
雖然存在種種問題，上海區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層支部加緊發展新黨員。區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親自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寫信，聲稱：「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我們黨的各級黨部若仍被研究小團體的舊觀念所拘囚，而不急謀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便是對黨怠工，便是一種反動行為。因此，我提議：我們的黨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國大會以前，黨員應發展到四萬以上（CY應該照此數目加一倍）。」陳信引自《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77~79頁。
因響應中央急於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上海區委經常將指標具體落實到各部委每周的徵求數目，並提出“大發展，大洗刷”的口號，認為“因為群眾很簡單，不能完全靠得住，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認識，就介紹進來，如果進來後稍有不合，就可開除，這樣結果就拿住積極分子，就把黨去深入群眾”。《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189、194頁。實際上，區委一心追求「大發展」，“大洗刷”並未見實行。
1927年1月的統計結果顯示，上海黨員約3000人。這一數字顯然與區委所期待的「大發展」目標相距甚遠，於是區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個月內發展到1萬人。《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上海文件》乙5，第235頁。到3月15日統計，黨員人數增加到4400人。區委仍十分不滿：兩個月只發展1000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以後要努力吸收，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上海區委羅亦農同志在活動分子大會上作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1927年3月15日）、《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5日），《上海文件》乙6，第272、282頁。但令區委沮喪的是，第二天各部委彙報上來的黨員人數反而減少了200人。這意味著部委報上來的黨員數字並不可靠。區委覺得“部委說話靠不住”，“部委書記工作之不切實”。《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6日），《上海文件》乙6，第293頁。
隨著北伐戰爭的迅猛推進，中共中央更感到擴充黨的隊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陳獨秀樂觀地認為：「我們如果黨員發展得很多，將來對付右傾軍閥，可用黨員大會來解決最後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要盡量擴充CP，以後北伐軍來後，就整個的加入國民黨。”《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7日），《上海文件》乙6，第318~319頁。
為了響應陳獨秀的號召，上海區委於3月18日決定開展一個「宣傳CP周」，向上海市民公開宣傳CP，公開徵求黨員，如幾十人的集會，可公開簽名集體加入，同時提出在產業工人及店員、學生和小商人中，要無限制地發展黨員。《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8日），《上海文件》乙6，第327頁。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這一勝利更激勵了上海區委擴充組織的雄心。3月23日，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提出「十天內假使無一萬同志就為黨的失敗」。《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23日），《上海文件》乙6，第380頁。也就是說，十天之內，要將黨員人數由現有的4000多人擴充為1萬人。
3月25日，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頭腦更為發熱，聲稱：「現在要特別群眾化，以後要五萬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內要做到。下月到二萬。我們同志懷疑，就是不懂革命，偉大潮流未衝破我們腦筋我們要大開門戶，就是包辦革命。」《上海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3月25日），《上海文件》乙6，第403頁。
4月1日，區委將指標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內要發展到一萬八千人。上海要五萬黨員，內要有六千知識分子，五千小商人，黨才能有好的行動」。《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4月1日），《上海文件》乙6，第480頁。區委要求基層支部放膽介紹，只要肯來，來者不拒。南市糾察隊全體加入共產黨，受到區委的表彰，號召別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開門辦黨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黨員人數在20天左右的時間裡，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見的四一二政變前夕上海中共黨員人數的最後統計，是4月4日的8374人。不過，上海區委對這一數字的確實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4月6日），《上海文件》乙6，第494頁。
據鄭超麟回憶，1927年中共在武漢的組織發展也有過像上海一樣的「大躍進」階段。
過於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勢必影響黨員的素質和組織的嚴密性。上海區委一再慨嘆黨費收不上來，支部會議不能按時開，部會組織不健全；不少黨員不明黨義，甚至分不清工會與黨的差別；個人主義和宗法社會思想在黨員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24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36、69~71、118頁。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區委通告稱：「近查各級負責同學，對於工作態度到處表現疲乏敷衍的現象，以致黨的工作非常渙散，黨部與黨員的關係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為何種團體之黨員。而黨部對於所屬黨員之名數，亦多浮誇不實；至於數月不曾開會之支部，數月不曾到會之黨員，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對於上級機關之報告，則臨時敷衍，隨意欺騙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十六號》（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182~183頁。區委還承認：“我們的工作都建築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眾核心現在CP是暴發戶，而無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區委特別擴大會議記錄》（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159頁。
1927年初的統計顯示，大約60%的支部每周能開會，50%的黨員每周能到會，按規定交黨費的黨員約60%，實際能發揮作用的黨員只有20%。《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頁。上海區委感嘆：「在中國目前要造真正的CP確是很難！」“要在中國造成理想的黨確辦不到！”《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頁。
雖然上海黨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與中共黨章所規定的制度形態相距甚遠，但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與同時期中共其他地方組織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頁。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將上海製造為「全黨的模範區」。二是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共產國際“很誇獎中國支部，要歐洲各國模仿”。《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頁。三是與同時期的國民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當時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組織的嚴密性，既無比羨慕又無比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