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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在深圳迎賓館
話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將被「流放」在河南省的習仲勛護送回京。
被葉劍英提名「把守南大門」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在北京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期間，在粉碎「四人幫」中起關鍵作用的葉劍英元帥見到習仲勛，不禁愣住了：“仲勛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
後來，很多人都知道了習仲勛用「特殊方法鍛煉身體」的故事。在河南洛陽，習仲勛被關在一間小房子裏。但他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轉圈時開始從1數到1萬，然後再退著走，從1萬數到1。習仲勛常說：“我為了要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鍛煉毅力，也鍛煉身體，我對共產黨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認為黨中央對我總會有個正確結論的。”很多人聽了習仲勛的故事，都被他為黨為人民準備繼續工作而表現出的鋼鐵般的意志和決心深深打動。
在這次全國政協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勛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與此同時，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也在北京舉行。習仲勛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習仲勛和葉劍英在延安時就相識，他對葉劍英淵博的軍事知識、卓越的組織和指揮才能是十分敬佩的；對葉劍英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工作中的勤奮嚴謹，為人的謙虛寬厚以及生活上的節儉樸實，也一直是仰慕的。特別令習仲勛感動的是，這次會議期間，葉劍英在百忙中撥冗接見了他。習仲勛後來回憶說 :「當時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還抽空接見了我……鼓勵我要向前看，以後多為黨做工作。一個共產黨員，還有什麼比能為黨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還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他在北京的工作繁忙，廣東的工作實在無暇兼顧。而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廣東問題比較複雜，還有大量的冤假錯案沒有平反。因此，經葉劍英提議，中央決定派習仲勛這位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幹部坐鎮廣州，由他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
習仲勛謙遜地向中央提出，繼續保留韋國清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自請擔任省委第二書記。時隔多年，習仲勛回憶此事說：「我已有16年沒有工作了，一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裏不大踏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特別是小平、劍英同志都找我談話，要我大膽工作，來了要放手干。」
反「偷渡外逃」
1978年的4月5日，65歲的習仲勛辭別家人，僅帶著大女兒齊橋橋到廣東赴任。習仲勛上任初始，就遇到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邊境地區洶湧的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風潮。事態的猛烈和嚴重程度，是現在的人所難以想像的。當時，廣東省偷渡外逃人數在高峰時期能達到每月兩三萬人。在全國上下正由亂轉治、一派經濟復甦景象之際，廣東省卻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對主政廣東的習仲勛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上任3個月後，習仲勛前往逃港問題嚴重的寶安縣（現在的深圳市）視察。在沙頭角中英街，習仲勛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裏非常難受。他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對比，讓習仲勛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他認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舊框框多，許多本來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他對寶安縣關於搞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的請示當場拍板：「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
這次考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的緊迫性。在處理大量偷渡外逃人員的事件上，當時還存在很多問題。如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逃跑、群眾搶人乃至搶奪押運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押運人員也存在方式上簡單粗暴的現象，造成了不良影響。習仲勛及時察覺到了這些問題。他立即召開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嚴肅地指出，「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他還專程跑到收容站，帶頭對偷渡者做宣傳教育工作。
由於反「偷渡外逃」工作抓得緊、力度大，到了當年11月份，全省外逃人數已控制在了百人以內。
平反「李一哲」案
「文革」後，廣東省和全國一樣，面臨著大量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亟待解決。習仲勛和隨後到廣東省任省委書記的楊尚昆被寄予厚望，因為他倆本身就曾是受害者，而且“資格老，壓得住陣”。在平反錯案問題上，習仲勛下了極大的決心。有一次，被陷害的原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問習仲勛：“有人說你為「地方主義」翻案，你知不知道？”習仲勛回答：“知道，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等平反活動搞成。”
習仲勛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要依靠省紀委進行複查，對這些冤假錯案逐一加以解決。首先得到平反的，是大批華僑、歸僑和僑眷、僑屬，他們因為「海外關係」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平反後，僑鄉人民的積極性高漲，在改革開放中，引來巨額外資，為廣東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為曾震驚中外的「李一哲」案平反的過程中，更突出了習仲勛持重細緻、深謀遠慮的工作特點。
1974年11月，廣州的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鬧市區張貼大字報，抨擊當時不完善的民主與法制，矛頭直指林彪集團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罪行，還不點名地指出江青一夥搞極左活動。此事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應和爭論。李正天等人後被判處有期徒刑。習仲勛親自抓這個重點案件的平反工作。1978年年底，省委決定，「李一哲」案件應予平反，並於12月30日釋放了李正天等人。此後，已被中央任命為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連續4次接見李正天等人，誠懇耐心地做他們的工作並聽取意見。習仲勛語重心長地勸說並主動承擔責任，令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但到了1979年的3月15日，波瀾再起。李正天等人再次使用「李一哲」的名義，在廣州街頭貼出《啟事》，決定在廣州春交會期間舉行“理論討論會”。他們還給香港有關雜誌寄去了《啟事》，要求刊登，歡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會。第二天，李正天等人還致信習仲勛，表示希望能夠得到省委的支持。習仲勛等省委領導馬上約見了李正天等人，嚴肅地指出他們這種做法將會影響到安定團結。習仲勛懇切地說：“4月15日是春交會，成千上萬外賓都來了，你們卻把廣州市搞亂了……難道這叫民主？這叫無政府、無紀律！”經習仲勛做工作，李正天等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接受了批評，也接受了意見，最後取消了這次討論會。
向中央要政策
面對「文革」後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習仲勛考慮的一個重點問題是如何解放思想，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儘快把經濟搞上去。他深切地感受到，搞活地方經濟的唯一出路，在於發展經濟、對外開放。這也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想法。 1978年四五月間，國務院選派了3個代表團（組），分別出國和到港澳地區考察經濟發展情況。赴港澳考察組回來時路經廣州，向習仲勛等廣東省領導介紹了他們實地考察的情況，大家聽後都極為震動。在交換意見時，考察組建議把寶安和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建成商品出口基地，這與廣東省委的想法不謀而合。 1979年3月5日，國務院批複廣東省，同意將寶安和珠海兩縣改設為市。
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其間，習仲勛、楊尚昆等人向中央領導彙報了廣東的情況，並提出讓中央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搞出口特區。當時，習仲勛他們的想法立即引來兩種不同的態度。支持者認為要改革開放，就要有這樣的力度。反對者則大潑冷水。甚至有人說，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7000公里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的幾個省隔離開來。 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還是得到鄧小平等許多中央領導的支持。鄧小平還追溯陝甘寧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句話後來廣為人知。 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習仲勛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稱自己當時的心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能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懼的是擔子很重，又沒有經驗，但“我們確信路是人走出來的”。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正式誕生。9月28日，中央下發會議紀要，其中清楚寫明：“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11月中旬，中央決定：習仲勛、楊尚崑調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廣東人永遠不會忘記，習仲勛和楊尚昆離任前爭取來的政策，不僅是留給廣東的珍貴“遺產”，更是一把改革開放的尚方寶劍。此後，開放之潮從南到北，一番新天地逐漸開啟。（本文部分內容參考《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
來源：《環球人物》雜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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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新中國十大元帥中，葉劍英進入黨政軍高級領導崗位的時間是比較晚的，直到1966年，虛齡70歲的他才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葉劍英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中，葉劍英多次身處逆境、低谷，甚至險象環生。期間，他經歷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1969年的“戰備流放”、1976年的“因病”掛職。這段歷史，更增添了葉劍英晚年政治生涯的傳奇色彩。本文主要記述的就是他被“流放”湖南前後的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一
話方式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即進入緊急臨戰狀態，並引起了極大震動。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緊急傳閱）的方式向住在武昌東湖的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立刻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儘管林彪這個“緊急指示”是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針對蘇軍有可能入侵的估計作出的，但這樣牽動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沒有得到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准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緊急指示，並立即向全軍各大單位下達，造成既成事實，即副統帥可以不經過統帥而在一夜之間調動全軍進入臨戰狀態。毛澤東很不高興，從汪東興手裏接到這個“緊急指示”時，親手劃燃火柴將它燒掉了。
這就是當時戰備疏散的特殊背景。然而，既然是緊急戰備，準備打仗，卻把最富有指揮經驗的人「疏散」，林彪集團顯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先已判斷中蘇發生大戰可能性不大的葉劍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他卻看得明明白白：這是把他們趕出北京，實行隔離監視，分而治之。實際上，許多被「疏散」的中央領導也心知肚明。當時康克清就問過朱德：“真的要打仗嗎？”朱德淡然一笑，說：“戰爭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大戰之前，總會有很多徵兆、跡象。現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戰爭的預兆、跡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話說明：葉帥到湖南要搞些調查研究，要盡量照顧好他的生活。然而，林彪集團卻通過部隊系統交代：對葉帥要保持距離。因此，葉劍英在湖南期間，當地領導人對他很冷淡，除四十七軍軍長黎原和副政委李振軍外，很少有人來看望他。1981年10月15日，葉劍英在一份有關材料上批示說：「我二月逆流貶居長沙，當時黎原同志任四十七軍軍長，駐長沙。我在長沙受到各方面歧視，而黎原同志尚敢與我公開來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獨到見解。」葉劍英在戰備疏散近300天的行蹤和駐址，大體如下：1969年10月21日至12月16日，在長沙住省委招待所蓉園1號；12月17日至23日，到岳陽調研；1970年1月下旬，經向周恩來報告，離開長沙南下廣州醫治牙病，農曆除夕看望董必武；2月中旬，從廣州返回長沙；3月，被以毛澤東要來長沙為由，從長沙遷往湘潭，住軍隊招待所；7月16日，接到中央通知，從湘潭趕到長沙機場，飛回北京。
二
戰備疏散期間，葉劍英遭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不如意的事情。
時任長沙軍醫大學校長趙雲宏回憶說：「1969年冬天，葉帥‘戰備疏散’到長沙，住在省委招待所」，“身體不好……醫生護士都沒有。因為我過去在上海和葉帥見過多次，比較熟悉。隨行人員特地來找我去看他，了解了病情，便從學校派醫生潘令嘉去幫他看病，第二天又派了護士。但是，省軍區醫院對他很冷淡。不僅不派醫生護士，藥品也不給，都由我們學校解決。有的急需的葯，臨時去買。又不能報告北京，那時總後由邱會作掌權，那就更不好辦了。工作人員要葉帥盡量避開外界，總後系統是邱會作領導的。我們也得避開。”
被抽調到葉劍英身邊當專職警衛員的胡家虎後來多次談到葉劍英被「疏散」在湖南的情形，他回憶說：“葉帥到湖南時，已是深秋。突然從乾燥的北京到陰冷潮濕的南方，葉帥很不適應，時常患感冒，並反覆引起肺部感染。當地領導不重視，醫院也沒有好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體狀況日漸衰弱。葉帥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很孤獨，加上長期疾病纏身，當地領導又對他很冷淡，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爐，又買些小鋁鍋、大茶杯、勺子之類的炊具以及小米、麵條、藕粉、雞蛋、鹽等食品，早晚給他做點稀飯、麵條、蛋糕、藕粉等食物充饑。這就是後來葉帥曾經說的‘在湘潭自己採購、自負盈虧’的由來。”
胡家虎回憶說：「到湘潭大約半個月後的一天，葉帥對我說：‘我想到兵工廠去看看生產情況，你去把我的要求向當地有關領導反映一下。’我隨即將他的要求轉告當地一位負責保衛的幹部。那位保衛幹部向湘潭有關領導報告了葉帥的要求，等了幾天後，沒有迴音。那位保衛幹部又向有關部門詢問，得到答覆說：‘這個工廠不能讓葉劍英去看。’當那位保衛幹部把這個答覆告訴葉帥時，他老人家陷入沉思，久久沒有說話。」
三
戰備疏散期間，葉劍英儘管備受冷遇與屈辱，而且體弱多病，但他依然心系黨的前途、國家的命運和百姓的疾苦。他先後到長沙曙光電子管廠等單位進行調查研究，了解生產情況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況，並把了解的情況親自整理寫成調查報告報送中央，或向省市領導人提出建議。為了搞好調查研究，他專門買了工作手冊，除記下工廠的一些情況外，還特別記錄了湖南省人民廣播事業發展的一些情況。當他了解到湖南全省將近80%的公社和生產隊沒有廣播站，不通有線廣播這個情況後，便向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建議「要發展人民廣播事業，普及農村廣播網」，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在岳陽調研的一周時間裡，葉劍英先後參觀了岳陽榨糖廠、岳陽橡膠製品廠、城陵磯造紙廠、岳陽五七漁場等基層單位。他同幹部、工人、農民親切交談，勉勵大家搞好工農業生產。在城陵磯造紙廠，他詳細詢問了生產和工人生活情況後，對該廠廠長和工人們說：“你們工廠規模很大，是遠東大廠之一，生產能力很強，應當把生產搞上去！”在五七漁場，他參觀後對漁民、農民說：“你們的魚和雞都養得很好，一網可以捕撈上萬斤魚，我還沒見過。特別是你們的良種雞，應該大力發展！”在參觀岳陽榨糖廠後，葉劍英緊接著又去岳陽橡膠廠。到了工廠後，他沒有休息，一個車間接著一個車間認真參觀，對原料來源、價格、生產成本、生產質量等，都很仔細地進行了解，還詢問了工人們的工資收入和生活情況。到了中午開飯時間，他執意要到職工食堂看看工人們的伙食情況。問問工人們的糧食定量是多少？一頓吃幾兩飯？菜的價格是多少？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雖然身處逆境，但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鬥志和樂觀的情緒。他白天堅持學習，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書本。他讀書的內容很廣泛，古代、近代、現代的詩詞和論著等都讀，並且讀得很認真。凡是他讀過的書，許多句子後面的標點用筆重新點上，重要的段落內容都用筆划出或用圓點圈上，有的還作了眉批。他除了讀書外，還堅持每天看報紙。葉劍英看報紙時特別注意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內的生產形勢，其次是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他尤其對《參考消息》特別關注，總是把國際上發生的大事摘抄下來，按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分類整理備忘。從北京帶去的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是葉劍英了解國內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他每天總是按時收聽廣播。為了及時收聽到廣播裏的新聞，他將廣播電台播出新聞的時間，用筆在紙上記下來。每個電台的波段頻率位置，他都逐個找出來，並分別用紅、藍、黑等不同顏色在收音機相應波段刻度上划上記號。
四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時刻牽掛心頭的還有受自己連累的幾個子女，尤其讓他揪心牽肺的是二兒子葉選寧。葉選寧在下放天津某農場改造時，右臂被卷進機器，受了重傷，並一直沒有脫離危險。葉劍英亟須了解兒子的病情，而在葉劍英的住處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搖電話機。葉劍英等了很長時間，好不容易接通了電話，卻因電話線路不好,雜音干擾很大，根本聽不清聲音。葉劍英在電話里請求湘潭軍分區總機的接線員能否幫忙想想辦法，減輕些干擾，卻遭到那個接線員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後，他始終沒能與家人說上話。在一旁的胡家虎看見葉劍英的手在抖，眼睛裏含著淚，臉上的神情焦急卻又無可奈何。打電話不方便，葉劍英只好選擇用書信與子女聯繫。5月31日，葉劍英在葉選寧夫婦的複信中寫道：
馨兒、鈴戈：
話時，說到五條神經斷在根部，聯繫到大腦，手術必須慎重云云。現據來信證明，有三根全斷，兩根重傷，正考慮手術，陳中偉醫生只擬制方案，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正如來信所說：從組織到醫生都關心、慎重，爸應當放心。爸的想法：如果腦、手不能兩全，還是保護腦。不讓在神經根上手術時傷及腦，這是關鍵。大丈夫一舌尚存，還可以鬧革命，何況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隻手，決不氣餒。當然，依靠科學依靠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醫生，精心設法，估計可以得到康復。
爸也想到上海，不知你何時動手術？也不知「人大」何日開？北京有些同志又勸我相信醫生，不一定要去。總之正在考慮中。望與陳中偉醫生商量一下，大概何時手術？給一個大概的時間，以便進一步肯定。目前養傷期間，千萬注意飲食起居！
……在湘潭，廟子很大，和尚只有一個。暮鼓晨鐘，悠然自得。如果不從全人類出發，至拘於目前小事，那麼頭髮不僅要白，而且要掉光了。
葉選寧當時尚未脫離危險，因當地醫療條件差，他被轉送大醫院搶救，後來決定到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進行手術治療。葉劍英接到兒子和兒媳來信的當天便寫了這封信，信中對兒子的傷情非常關切，並提出了手術的原則和細節意見，信中還反映了葉劍英在湘潭的環境和心境。
6月9日，葉劍英又寫了一封複信。
馨兒、鈴戈：
六月六日來信，及玖子來信，收到。
會診結果，結論要手術，經肌電圖證明了。認識了必然，就產生自由。爸同意手術。葉大夫提出，手術前，先做技術上的準備，這一關鍵，特別重要。要研究好：如果在神經根部受傷，如何接法，會不會傷腦神經。萬分之一接不上，右手如何處理，讓它麻木地存在？還是要截除？五根神經如果接上一根的話，整個手膀會不會萎縮？可以這樣保持下去嗎？如果接上一根還不夠，那麼接上幾根——一根、二根、三根，就可以活動？
醫生們「救死扶傷」，救人如救己，熱忱可感！但手術前要把各種問題都想到，問明。六月天熱，本來不大適合，不過久了又恐神經萎縮，以致手術增加困難。所以時間的決定，也要斟酌。當然最後還是聽醫生的。機關只奉行政手續罷了。
胡叔不通音信。我在湖南不出大門，大家也老死不相往來，落得個清靜，很好讀書。因此胡叔來湘否，不知道。我很希望見到他。鬍子閑不得，我也閑不得，這是相同的，只是他閑了就要跑，我閑了就要坐，在這點上有點差別。其實光跑不行，光坐也不行。光坐是我的缺點了。不過現在不比從前，東道主的神氣，「勢利眼」的惱人，還是少走為妙。
文珊來信說，六月她去不了上海。不過她究竟什麼時候滿役？一說現在，一說一九七一年初，不清楚。她想爭取入黨，志氣可嘉。不過從她來信寫的字看來，「鬼畫葫蘆」似的，一片放蕩不羈、粗心大意的神情，活躍紙上，還得長期鍛煉才行。文珊不能來，鈴戈一個人迢迢千里，來往不便，阿寧臨到手術期，好好招呼，保持健康，達到順利地、勝利地做好手術，恢復健康，是件大事，如何？望善為計議慎妥行之。
狗仔來信，我不另復了。謝謝她的關懷。祝賀馨兒和狗仔的手術，一樣順利康復。原有去南昌的想法，不過從今舊兩年在廣州、長沙情況看來，我亦怯於行動了。因此，去滬問題，也會聯想到這些。不過馨兒手術，爸應去滬參加會診。「老大夫」也許有些外行人的建議，會是合理的。萬一來不成，請馨兒原諒這個“逆流”的老爸爸吧！
在上海缺些什麼？還有錢嗎？馨兒手面寬，現在要「細水長流」。沒錢用，望來信寄去。就寫到此。祝勝利地康復！
爸
六月九日
和第一封信一樣，葉劍英在信中對兒子倍加關注，感情真摯，自然而然地流露了一個革命家的親子情懷。值得注意的是，這時葉劍英的生活環境和政治空氣更加惡劣了，甚至連老人想去上海參加兒子的手術會診都難以成行。葉劍英的這些苦衷，從他的家書中可見一斑。後來，葉選寧的右臂最終還是無法保住。失去右臂後，他用左手苦練書法，練出一手遒勁有力的好字。
五
話，表示歡迎和慰問。隨後，葉劍英到京西賓館連日開會，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做準備。
8月20日，葉劍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同機飛抵九江。8月23日下午，葉劍英到廬山禮堂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宣佈全會討論修改憲法等三項議程後，問主席台上的其他幾位常委：「現在還是請哪一位講呀？」這時，事前並沒有正式打過招呼的林彪拿出講稿，發表了長篇講話，就修改憲法問題談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還著重地強調：“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顯然，林彪的這篇講話是事前經過精心設計的。林彪發言後，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
8月24日下午，全會收聽林彪23日講話錄音後，各小組進行分組討論。在小組會上，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分別在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發言，宣講「天才」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煽動要“揪人”。陳伯達在華北組會上大講了一番“天才論”，閃爍其詞地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還手舞足蹈地邊比劃邊說：“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得跳起來了。”
25日上午，各組繼續討論。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全會第六號簡報也發到各組。簡報上寫有這樣的話：大家「認為林副主席的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還說：大家聽了陳伯達等發言後，“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斗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一時間，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葉劍英意識到會議氣氛的詭異、緊張，因此非常低調、冷靜。他很注意從會議簡報中觀察會議的動向。據他的隨從人員王守江回憶說：「有一次，葉帥說：‘你看看這幾份簡報。’我看了感到很意外。因為開這次全會，毛主席本來說主要是研究經濟問題。但從簡報上看，各小組發言的卻都是大講‘天才論’，‘國家應設主席’。這同主席召開這次會議的主題完全不一樣。於是，我向葉帥彙報了我對簡報中發言的看法。葉帥說：‘你也看出問題了。看來這股風還不小！以後要注意看簡報！’」
從8月26日到30日，全會各小組一直休會，休會這幾天，毛澤東、周恩來不分晝夜地找人談話或開小會，進一步了解情況。在這期間，毛澤東每天工作達十二三個小時，有時到凌晨兩三點鐘才返回住所。經過幾天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心裏已大體明白了。
話給我，問：‘葉帥睡了沒有？’我告訴總理，他剛睡下。總理說：‘你把他叫起來，在家等著，我派車去接他。’我答應了。把葉帥叫起來後10多分鐘，中央警衛局的兩位同志就到了。總理為什麼要派車接葉帥呢？因為這天晚上天陰，霧特別大，人與人相距一兩米都看不清。廬山的路很狹窄，兩旁又有水溝、大樹，霧天行車很危險。”
從葉劍英的住處到毛澤東所住的蘆林一號，短短的兩公里，開車卻花了40分鐘的時間。毛澤東看到葉劍英進來，站了起來，問他近來身體可好，湘潭習慣不習慣？葉劍英沒有講下放湘潭的種種苦衷，只是笑著說，去年11月他和曾山等一起從湘潭去韶山的事情。毛澤東開玩笑地說：「你一去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麼天才哦！」“不，您是我們的領袖和導師。”葉劍英發自肺腑地說。毛澤東認真地說：“還是那句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林彪和陳伯達說我是天才，其實發現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說過不設國家主席，別人偏偏要設國家主席。這個國家主席，哪個想當就當，他們想設國家主席嘛，搞突然襲擊。”葉劍英頻頻點頭，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意見。這次深夜召見，是毛澤東即將重新對葉劍英付以重任的一個信號。
毛澤東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採取的包括批陳整風運動在內的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團的權勢遭到削弱，也打亂了他們的陣腳，使他們陷於被動的境地。林彪集團眼見形勢對他們不利，決心鋌而走險，策劃武裝政變。事情敗露後，1971年9月13日，林彪夫婦和兒子林立果乘飛機北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9月24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葉劍英重新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