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新中國十大元帥中，葉劍英進入黨政軍高級領導崗位的時間是比較晚的，直到1966年，虛齡70歲的他才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葉劍英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中，葉劍英多次身處逆境、低谷，甚至險象環生。期間，他經歷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1969年的“戰備流放”、1976年的“因病”掛職。這段歷史，更增添了葉劍英晚年政治生涯的傳奇色彩。本文主要記述的就是他被“流放”湖南前後的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一
話方式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即進入緊急臨戰狀態，並引起了極大震動。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緊急傳閱）的方式向住在武昌東湖的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立刻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儘管林彪這個“緊急指示”是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針對蘇軍有可能入侵的估計作出的，但這樣牽動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沒有得到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准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緊急指示，並立即向全軍各大單位下達，造成既成事實，即副統帥可以不經過統帥而在一夜之間調動全軍進入臨戰狀態。毛澤東很不高興，從汪東興手裏接到這個“緊急指示”時，親手劃燃火柴將它燒掉了。
這就是當時戰備疏散的特殊背景。然而，既然是緊急戰備，準備打仗，卻把最富有指揮經驗的人「疏散」，林彪集團顯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先已判斷中蘇發生大戰可能性不大的葉劍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他卻看得明明白白：這是把他們趕出北京，實行隔離監視，分而治之。實際上，許多被「疏散」的中央領導也心知肚明。當時康克清就問過朱德：“真的要打仗嗎？”朱德淡然一笑，說：“戰爭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大戰之前，總會有很多徵兆、跡象。現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戰爭的預兆、跡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話說明：葉帥到湖南要搞些調查研究，要盡量照顧好他的生活。然而，林彪集團卻通過部隊系統交代：對葉帥要保持距離。因此，葉劍英在湖南期間，當地領導人對他很冷淡，除四十七軍軍長黎原和副政委李振軍外，很少有人來看望他。1981年10月15日，葉劍英在一份有關材料上批示說：「我二月逆流貶居長沙，當時黎原同志任四十七軍軍長，駐長沙。我在長沙受到各方面歧視，而黎原同志尚敢與我公開來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獨到見解。」葉劍英在戰備疏散近300天的行蹤和駐址，大體如下：1969年10月21日至12月16日，在長沙住省委招待所蓉園1號；12月17日至23日，到岳陽調研；1970年1月下旬，經向周恩來報告，離開長沙南下廣州醫治牙病，農曆除夕看望董必武；2月中旬，從廣州返回長沙；3月，被以毛澤東要來長沙為由，從長沙遷往湘潭，住軍隊招待所；7月16日，接到中央通知，從湘潭趕到長沙機場，飛回北京。
二
戰備疏散期間，葉劍英遭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不如意的事情。
時任長沙軍醫大學校長趙雲宏回憶說：「1969年冬天，葉帥‘戰備疏散’到長沙，住在省委招待所」，“身體不好……醫生護士都沒有。因為我過去在上海和葉帥見過多次，比較熟悉。隨行人員特地來找我去看他，了解了病情，便從學校派醫生潘令嘉去幫他看病，第二天又派了護士。但是，省軍區醫院對他很冷淡。不僅不派醫生護士，藥品也不給，都由我們學校解決。有的急需的葯，臨時去買。又不能報告北京，那時總後由邱會作掌權，那就更不好辦了。工作人員要葉帥盡量避開外界，總後系統是邱會作領導的。我們也得避開。”
被抽調到葉劍英身邊當專職警衛員的胡家虎後來多次談到葉劍英被「疏散」在湖南的情形，他回憶說：“葉帥到湖南時，已是深秋。突然從乾燥的北京到陰冷潮濕的南方，葉帥很不適應，時常患感冒，並反覆引起肺部感染。當地領導不重視，醫院也沒有好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體狀況日漸衰弱。葉帥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很孤獨，加上長期疾病纏身，當地領導又對他很冷淡，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爐，又買些小鋁鍋、大茶杯、勺子之類的炊具以及小米、麵條、藕粉、雞蛋、鹽等食品，早晚給他做點稀飯、麵條、蛋糕、藕粉等食物充饑。這就是後來葉帥曾經說的‘在湘潭自己採購、自負盈虧’的由來。”
胡家虎回憶說：「到湘潭大約半個月後的一天，葉帥對我說：‘我想到兵工廠去看看生產情況，你去把我的要求向當地有關領導反映一下。’我隨即將他的要求轉告當地一位負責保衛的幹部。那位保衛幹部向湘潭有關領導報告了葉帥的要求，等了幾天後，沒有迴音。那位保衛幹部又向有關部門詢問，得到答覆說：‘這個工廠不能讓葉劍英去看。’當那位保衛幹部把這個答覆告訴葉帥時，他老人家陷入沉思，久久沒有說話。」
三
戰備疏散期間，葉劍英儘管備受冷遇與屈辱，而且體弱多病，但他依然心系黨的前途、國家的命運和百姓的疾苦。他先後到長沙曙光電子管廠等單位進行調查研究，了解生產情況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況，並把了解的情況親自整理寫成調查報告報送中央，或向省市領導人提出建議。為了搞好調查研究，他專門買了工作手冊，除記下工廠的一些情況外，還特別記錄了湖南省人民廣播事業發展的一些情況。當他了解到湖南全省將近80%的公社和生產隊沒有廣播站，不通有線廣播這個情況後，便向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建議「要發展人民廣播事業，普及農村廣播網」，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在岳陽調研的一周時間裡，葉劍英先後參觀了岳陽榨糖廠、岳陽橡膠製品廠、城陵磯造紙廠、岳陽五七漁場等基層單位。他同幹部、工人、農民親切交談，勉勵大家搞好工農業生產。在城陵磯造紙廠，他詳細詢問了生產和工人生活情況後，對該廠廠長和工人們說：“你們工廠規模很大，是遠東大廠之一，生產能力很強，應當把生產搞上去！”在五七漁場，他參觀後對漁民、農民說：“你們的魚和雞都養得很好，一網可以捕撈上萬斤魚，我還沒見過。特別是你們的良種雞，應該大力發展！”在參觀岳陽榨糖廠後，葉劍英緊接著又去岳陽橡膠廠。到了工廠後，他沒有休息，一個車間接著一個車間認真參觀，對原料來源、價格、生產成本、生產質量等，都很仔細地進行了解，還詢問了工人們的工資收入和生活情況。到了中午開飯時間，他執意要到職工食堂看看工人們的伙食情況。問問工人們的糧食定量是多少？一頓吃幾兩飯？菜的價格是多少？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雖然身處逆境，但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鬥志和樂觀的情緒。他白天堅持學習，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書本。他讀書的內容很廣泛，古代、近代、現代的詩詞和論著等都讀，並且讀得很認真。凡是他讀過的書，許多句子後面的標點用筆重新點上，重要的段落內容都用筆划出或用圓點圈上，有的還作了眉批。他除了讀書外，還堅持每天看報紙。葉劍英看報紙時特別注意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內的生產形勢，其次是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他尤其對《參考消息》特別關注，總是把國際上發生的大事摘抄下來，按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分類整理備忘。從北京帶去的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是葉劍英了解國內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他每天總是按時收聽廣播。為了及時收聽到廣播裏的新聞，他將廣播電台播出新聞的時間，用筆在紙上記下來。每個電台的波段頻率位置，他都逐個找出來，並分別用紅、藍、黑等不同顏色在收音機相應波段刻度上划上記號。
四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時刻牽掛心頭的還有受自己連累的幾個子女，尤其讓他揪心牽肺的是二兒子葉選寧。葉選寧在下放天津某農場改造時，右臂被卷進機器，受了重傷，並一直沒有脫離危險。葉劍英亟須了解兒子的病情，而在葉劍英的住處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搖電話機。葉劍英等了很長時間，好不容易接通了電話，卻因電話線路不好,雜音干擾很大，根本聽不清聲音。葉劍英在電話里請求湘潭軍分區總機的接線員能否幫忙想想辦法，減輕些干擾，卻遭到那個接線員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後，他始終沒能與家人說上話。在一旁的胡家虎看見葉劍英的手在抖，眼睛裏含著淚，臉上的神情焦急卻又無可奈何。打電話不方便，葉劍英只好選擇用書信與子女聯繫。5月31日，葉劍英在葉選寧夫婦的複信中寫道：
馨兒、鈴戈：
話時，說到五條神經斷在根部，聯繫到大腦，手術必須慎重云云。現據來信證明，有三根全斷，兩根重傷，正考慮手術，陳中偉醫生只擬制方案，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正如來信所說：從組織到醫生都關心、慎重，爸應當放心。爸的想法：如果腦、手不能兩全，還是保護腦。不讓在神經根上手術時傷及腦，這是關鍵。大丈夫一舌尚存，還可以鬧革命，何況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隻手，決不氣餒。當然，依靠科學依靠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醫生，精心設法，估計可以得到康復。
爸也想到上海，不知你何時動手術？也不知「人大」何日開？北京有些同志又勸我相信醫生，不一定要去。總之正在考慮中。望與陳中偉醫生商量一下，大概何時手術？給一個大概的時間，以便進一步肯定。目前養傷期間，千萬注意飲食起居！
……在湘潭，廟子很大，和尚只有一個。暮鼓晨鐘，悠然自得。如果不從全人類出發，至拘於目前小事，那麼頭髮不僅要白，而且要掉光了。
葉選寧當時尚未脫離危險，因當地醫療條件差，他被轉送大醫院搶救，後來決定到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進行手術治療。葉劍英接到兒子和兒媳來信的當天便寫了這封信，信中對兒子的傷情非常關切，並提出了手術的原則和細節意見，信中還反映了葉劍英在湘潭的環境和心境。
6月9日，葉劍英又寫了一封複信。
馨兒、鈴戈：
六月六日來信，及玖子來信，收到。
會診結果，結論要手術，經肌電圖證明了。認識了必然，就產生自由。爸同意手術。葉大夫提出，手術前，先做技術上的準備，這一關鍵，特別重要。要研究好：如果在神經根部受傷，如何接法，會不會傷腦神經。萬分之一接不上，右手如何處理，讓它麻木地存在？還是要截除？五根神經如果接上一根的話，整個手膀會不會萎縮？可以這樣保持下去嗎？如果接上一根還不夠，那麼接上幾根——一根、二根、三根，就可以活動？
醫生們「救死扶傷」，救人如救己，熱忱可感！但手術前要把各種問題都想到，問明。六月天熱，本來不大適合，不過久了又恐神經萎縮，以致手術增加困難。所以時間的決定，也要斟酌。當然最後還是聽醫生的。機關只奉行政手續罷了。
胡叔不通音信。我在湖南不出大門，大家也老死不相往來，落得個清靜，很好讀書。因此胡叔來湘否，不知道。我很希望見到他。鬍子閑不得，我也閑不得，這是相同的，只是他閑了就要跑，我閑了就要坐，在這點上有點差別。其實光跑不行，光坐也不行。光坐是我的缺點了。不過現在不比從前，東道主的神氣，「勢利眼」的惱人，還是少走為妙。
文珊來信說，六月她去不了上海。不過她究竟什麼時候滿役？一說現在，一說一九七一年初，不清楚。她想爭取入黨，志氣可嘉。不過從她來信寫的字看來，「鬼畫葫蘆」似的，一片放蕩不羈、粗心大意的神情，活躍紙上，還得長期鍛煉才行。文珊不能來，鈴戈一個人迢迢千里，來往不便，阿寧臨到手術期，好好招呼，保持健康，達到順利地、勝利地做好手術，恢復健康，是件大事，如何？望善為計議慎妥行之。
狗仔來信，我不另復了。謝謝她的關懷。祝賀馨兒和狗仔的手術，一樣順利康復。原有去南昌的想法，不過從今舊兩年在廣州、長沙情況看來，我亦怯於行動了。因此，去滬問題，也會聯想到這些。不過馨兒手術，爸應去滬參加會診。「老大夫」也許有些外行人的建議，會是合理的。萬一來不成，請馨兒原諒這個“逆流”的老爸爸吧！
在上海缺些什麼？還有錢嗎？馨兒手面寬，現在要「細水長流」。沒錢用，望來信寄去。就寫到此。祝勝利地康復！
爸
六月九日
和第一封信一樣，葉劍英在信中對兒子倍加關注，感情真摯，自然而然地流露了一個革命家的親子情懷。值得注意的是，這時葉劍英的生活環境和政治空氣更加惡劣了，甚至連老人想去上海參加兒子的手術會診都難以成行。葉劍英的這些苦衷，從他的家書中可見一斑。後來，葉選寧的右臂最終還是無法保住。失去右臂後，他用左手苦練書法，練出一手遒勁有力的好字。
五
話，表示歡迎和慰問。隨後，葉劍英到京西賓館連日開會，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做準備。
8月20日，葉劍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同機飛抵九江。8月23日下午，葉劍英到廬山禮堂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宣佈全會討論修改憲法等三項議程後，問主席台上的其他幾位常委：「現在還是請哪一位講呀？」這時，事前並沒有正式打過招呼的林彪拿出講稿，發表了長篇講話，就修改憲法問題談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還著重地強調：“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顯然，林彪的這篇講話是事前經過精心設計的。林彪發言後，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
8月24日下午，全會收聽林彪23日講話錄音後，各小組進行分組討論。在小組會上，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分別在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發言，宣講「天才」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煽動要“揪人”。陳伯達在華北組會上大講了一番“天才論”，閃爍其詞地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還手舞足蹈地邊比劃邊說：“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得跳起來了。”
25日上午，各組繼續討論。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全會第六號簡報也發到各組。簡報上寫有這樣的話：大家「認為林副主席的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還說：大家聽了陳伯達等發言後，“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斗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一時間，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葉劍英意識到會議氣氛的詭異、緊張，因此非常低調、冷靜。他很注意從會議簡報中觀察會議的動向。據他的隨從人員王守江回憶說：「有一次，葉帥說：‘你看看這幾份簡報。’我看了感到很意外。因為開這次全會，毛主席本來說主要是研究經濟問題。但從簡報上看，各小組發言的卻都是大講‘天才論’，‘國家應設主席’。這同主席召開這次會議的主題完全不一樣。於是，我向葉帥彙報了我對簡報中發言的看法。葉帥說：‘你也看出問題了。看來這股風還不小！以後要注意看簡報！’」
從8月26日到30日，全會各小組一直休會，休會這幾天，毛澤東、周恩來不分晝夜地找人談話或開小會，進一步了解情況。在這期間，毛澤東每天工作達十二三個小時，有時到凌晨兩三點鐘才返回住所。經過幾天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心裏已大體明白了。
話給我，問：‘葉帥睡了沒有？’我告訴總理，他剛睡下。總理說：‘你把他叫起來，在家等著，我派車去接他。’我答應了。把葉帥叫起來後10多分鐘，中央警衛局的兩位同志就到了。總理為什麼要派車接葉帥呢？因為這天晚上天陰，霧特別大，人與人相距一兩米都看不清。廬山的路很狹窄，兩旁又有水溝、大樹，霧天行車很危險。”
從葉劍英的住處到毛澤東所住的蘆林一號，短短的兩公里，開車卻花了40分鐘的時間。毛澤東看到葉劍英進來，站了起來，問他近來身體可好，湘潭習慣不習慣？葉劍英沒有講下放湘潭的種種苦衷，只是笑著說，去年11月他和曾山等一起從湘潭去韶山的事情。毛澤東開玩笑地說：「你一去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麼天才哦！」“不，您是我們的領袖和導師。”葉劍英發自肺腑地說。毛澤東認真地說：“還是那句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林彪和陳伯達說我是天才，其實發現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說過不設國家主席，別人偏偏要設國家主席。這個國家主席，哪個想當就當，他們想設國家主席嘛，搞突然襲擊。”葉劍英頻頻點頭，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意見。這次深夜召見，是毛澤東即將重新對葉劍英付以重任的一個信號。
毛澤東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採取的包括批陳整風運動在內的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團的權勢遭到削弱，也打亂了他們的陣腳，使他們陷於被動的境地。林彪集團眼見形勢對他們不利，決心鋌而走險，策劃武裝政變。事情敗露後，1971年9月13日，林彪夫婦和兒子林立果乘飛機北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9月24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葉劍英重新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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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海警察逮捕罷工的女工 資料圖
本文摘自《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1921—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的重要轉型時期。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的信：“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見《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下文簡稱《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頁。在短暫的五六年間，中共由最初的數十人，發展到五六萬人。四一二政變前，中共黨員人數為57900餘人。見劉華峰、王雨亭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頁。這是否意味著中共這樣一個外來的“國際性”政黨組織，1924年1月，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發表聲明稱：“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指國民黨引注），本（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見《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經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並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國底層社會？近代以來，中國人借鑒和移植外國的知識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麼中共在向中國社會滲入的過程中，其遭際又是如何？本章試圖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會的組織動員。在1920年代上海紛繁複雜的都市環境裏，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擴張組織，如何動員民眾，採取了何種策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諸如此類，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地去探討。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營和重要的活動基地。在1925~1927年間，中共在廣東和兩湖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農大革命。不過，當時中共認為，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在上海這樣一個擁有數十萬產業工人的大都市開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義。
當然，選擇研究上海，與中共上海地方組織文獻相對完好地保存大有關係。1925~1927年間中共上海地方組織的文獻，尤其是中共上海區委1921~1927年間，上海區中共組織的演變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階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除上海市外，還領導江浙兩省黨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階段，只領導上海市區黨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為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階段，領導上海和江浙兩省黨的工作。本章將這四個階段的上海區中共組織，簡稱為「上海區委」。研究對象只限於上海市的黨組織，不涉及江浙兩省。歷次會議的原始記錄，保存相當豐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檔案館與上海市檔案館聯合編輯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這套《文件彙集》分甲、乙兩編。甲編按組織機構分為八冊，如上海區委文件、區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區委的工作機構設有宣傳部、組織部、工農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文件、區委下屬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區委按區域建立了七個部委員會，簡稱“部委”，分別是楊樹浦、引翔港、浦東、小沙渡、曹家渡、閘北、南市。另有徐家匯獨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工會等群眾團體文件等。乙編為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之專輯，共六冊。甲、乙兩編均非正式出版品，註明為“館藏本，供內部使用”。不過，甲編八冊坊間早有流傳。唯乙編六冊控制最嚴，外間基本上看不到。
1980年代以來，中共地方組織的相關文獻資料大量彙編出版，為中共黨史研究在進行全局性的宏觀鳥瞰的同時，兼及區域性的微觀細察提供了可能性。這些文件不同於中央高層的理論性、計劃性和宣傳性的文件，內容多為地方各級組織的工作彙報、請示材料以及上級黨組織有針對性的具體指導性文件和會議決策過程記錄。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具體問題以及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執行情況。這些文件當時是高度保密的，從未打算公開甚至保存下來，內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淺甚至不知名的黨內基層幹部之手，行文和內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飾，有的文句不通順，錯別字亦不少見，但亦因此而更顯生動、鮮活。如中共上海區委的會議記錄幾近完整地保存下來，尤為難得。
中共最初雖是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位，使其創黨伊始即申言要採取“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強調：“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57~58頁。1924年開始加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的旗幟下，中共將精力主要投向民眾運動，認為只要將民眾組織動員起來了，黨的勢力就可以深植於廣大基層社會，並具有不易摧折的偉大力量。
1925年五卅運動，中共對動員民眾的信心驟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實力當時中共黨員總數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黨員僅200餘人。和總結前兩年工人運動的經驗，不敢進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只打算髮動一場小規模的罷工，因為中共擔心「不能確定抓得住群眾的指揮，群眾成無意識的興奮，恐釀事端」，引來“政治上之壓迫和經濟上之恐慌”。《上海地委會議記錄》（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頁。但運動最終引發為一場超過五四運動規模的全國性的反帝大風暴，大出中共的意料。雖然運動由多種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這場運動給中共一個極深的感受是：革命並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難。如惲代英在五卅周年紀念時說：“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惲代英：《五卅運動》，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頁。
其實，中共的組織路線和組織目標是相悖的。根據中共的章程，其組織路線十分嚴密。而嚴密的組織路線顯然不利於「群眾黨」的組織目標的實現。為了儘快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組織規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規定，黨員入黨時，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之黨員二人之介紹，並有相當的候補期，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五卅運動以後，中共決定放寬組織路線。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黨：“當此本校當時中共黨內文件稱團為“中學”，黨為“大學”；中共黨員之間互稱為“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中共中央通告自稱“本校”，對黨員稱“各級同學們”，而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時，則稱“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最初雖是為了隱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黨團員之“學生氣”。參見李一氓《模糊的螢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頁。極鬚髮展之際，此條規定頗不便適用”，特擬變通辦法：兩名入黨介紹人中，只須一人是正式黨員，且不限於入黨半年以上者；《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號》（1925年9月9日），《上海文件》甲1，第15頁。候補期也盡量縮短，工人的候補期由三個月縮短為一個月，知識分子的候補期由半年縮短為三個月。《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9~53頁。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區委更進一步規定：黨員每人每月必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頁。並批評在入黨問題上重質不重量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頁。對於發展對象，區委指示，「只要有階級覺悟及誠實便可加入，認識主義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計及」。《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地委通告，樞字第九號》（1925年9月26日），《上海文件》甲1，第3~4、33頁。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每人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即使不計及能力和對主義的認識程度，恐怕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指標。況且對主義若無認識，其階級覺悟也會大打折扣。
按照中共黨章，黨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須開除：無故連續三次不到會；無故欠繳黨費三個月；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但上海區委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規定：「非萬不得已實在無希望之同志，不可開除。」《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3日），《上海文件》乙2，第15~16頁。可見其組織實踐與規章制度存有相當的差距。
「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層組織。上海區委文件一再強調，發展組織是基層黨支部的中心工作，並提出“群眾化”是組織發展的主要目標。《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3月13日），《上海文件》乙1，第252頁。不僅如此，上海區委經常下達徵求黨員的具體指標，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黨員要擴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擴充到1萬人以上。《上海區委組織報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4~45、49~53頁。
上海區委對於黨員的徵求，手段相當靈活，如要求「每個同學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動，不論若何社團，到處參加，無孔不入」。“要與各方面群眾建立成很好的聯合關係，或盡量幫助他們組織團體，只要不是反動的，並不是一定要馬上拉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才有作用，我們可隨時加以注意與領導，也就不失為我們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優秀分子加入我們的團體，當然也有很大的意義。”《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號》（1926年5月25日），《上海文件》甲1，第191~192頁。
上海區委很快發現，即使放寬組織路線，黨員的徵求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區委下達的徵求指標，基層組織無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黨員總數為2223人。《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10月15日），《上海文件》乙4，第69頁。上海區委發現，這一數字未必十分確實。因為每月各部委報給區委的黨員人數，時增時減，波動極大，很不穩定。「往往同志數量的增加或減縮，在一個月，相差至七八百人：發展的時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時候，突然又減少七八百人，黨的組織狀況不穩定。」《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82頁。驟增驟減的背後，其實是黨員數字的虛報不實。因上海區委經常向部委下達硬性的徵求指標，如1926年6月1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時指出，上海黨員人數，上禮拜一千五百，今天一千九百零六，本星期發展一百三十二人。報告比上次雖好，但不可樂觀，閘北部委三月前三百九十，現只二百人。商務有九十，靠得住的只五十。現望各部趕快發展黨員，今天要規定各部委下星期發展黨員的數量：小一百五十，楊六十，上五，引三十，復二，法八，南二十，曹三十，北五十，浦四十，共三百九十五。見《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1~232頁。部委無法完成時，只好虛報浮誇，或者臨時拉人湊數，敷衍應付。
有一個部委如實道出其中的原委說：過去上報的黨員數字確有水分。「每次開會，因要人數多，臨時召集些人來，每次臨時來的人，即認為同志，實際只到一次，並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這是現在同志減少的原因。」《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獨支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9日），《上海文件》乙4，第48~49頁。
另一個部委也坦承：「本來有許多同志是在開會時臨時找來的，在會場上將其名字抄寫在名冊上，即作為一個同志。這種同志第一次到了會，第二次並不來了的，一到罷工失敗之後，不說要他們成為新的幹部分子繼續負支書幹事之責沒有可能，即要他們到一到會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罷工結束之後，無論罷工廠的支部或未罷工廠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冊之外，至於名冊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開始做起。」《王炎夏同志關於小沙渡九月份罷工後的情況報告》（1926年10月5日），《上海文件》甲4，第260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內也存在。如團上海地委指出：團員的數目有時突然增加，有時突然減少。上級機關催得緊時，就四處「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來充數。這些拉來的阿貓阿狗，既不為革命而來，自然過了一個時期，又都一滾而去。《團上海地委關於青年運動與今後團的工作方針》（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6頁。
上海區委對中央的組織路線已經打了折扣，而基層部委又對區委的組織路線打折扣。層層遞減的結果，實踐與制度日趨背離。
上海區委要求每個黨員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介紹者自然首先從自己的熟人、朋友和親戚、幫派入手。但上海區委很快發現，通過私人感情介紹黨員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則是新黨員效忠於個人勝過效忠於黨，「同志對黨關係不如對私人」。《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69頁。區委稱：“過去我們發展黨員，往往以黨員個人的情感關係為介紹新同志的入手辦法，因此發現很多的弊病，如一個同志發生不好傾向，或遭其他打擊，其餘凡為這個同志所介紹的同志，都與黨脫離了關係。尤其是工人區域，往往以每個同志的幫派或姊妹們的關係，從事發展，結果，這許多同志只知有幫派或姊妹們的情誼，而不知有黨，很少對黨有誠摯的信仰與情感及認識。”《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三號》（1926年6月21日），《上海文件》甲1，第218頁。
這種情形在青年團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紗廠工人，有的一人介紹數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將一車間的女工一起領來，不問她是否覺悟，介紹來的時候並沒有經過支部的通過，更說不上部委的批准只問在車間是否聽他的話，不問她的家庭，她的歷史因為只是一二個人的發展，所以發展是畸形的，一廠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卻一個也沒有而且男女同志的發展也不平均，同興十四廠（的同志）都是女的，東、西五廠（的同志）儘是男的」。《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84~285頁。
雖然存在種種問題，上海區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層支部加緊發展新黨員。區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陳獨秀親自給各級黨部負責同志寫信，聲稱：「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的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我們黨的各級黨部若仍被研究小團體的舊觀念所拘囚，而不急謀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便是對黨怠工，便是一種反動行為。因此，我提議：我們的黨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國大會以前，黨員應發展到四萬以上（CY應該照此數目加一倍）。」陳信引自《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77~79頁。
因響應中央急於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上海區委經常將指標具體落實到各部委每周的徵求數目，並提出“大發展，大洗刷”的口號，認為“因為群眾很簡單，不能完全靠得住，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認識，就介紹進來，如果進來後稍有不合，就可開除，這樣結果就拿住積極分子，就把黨去深入群眾”。《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189、194頁。實際上，區委一心追求「大發展」，“大洗刷”並未見實行。
1927年1月的統計結果顯示，上海黨員約3000人。這一數字顯然與區委所期待的「大發展」目標相距甚遠，於是區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個月內發展到1萬人。《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上海文件》乙5，第235頁。到3月15日統計，黨員人數增加到4400人。區委仍十分不滿：兩個月只發展1000多黨員，“實在嫌太少了，以後要努力吸收，我們要在一月內發展到一萬個黨員”。《上海區委羅亦農同志在活動分子大會上作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1927年3月15日）、《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5日），《上海文件》乙6，第272、282頁。但令區委沮喪的是，第二天各部委彙報上來的黨員人數反而減少了200人。這意味著部委報上來的黨員數字並不可靠。區委覺得“部委說話靠不住”，“部委書記工作之不切實”。《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6日），《上海文件》乙6，第293頁。
隨著北伐戰爭的迅猛推進，中共中央更感到擴充黨的隊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陳獨秀樂觀地認為：「我們如果黨員發展得很多，將來對付右傾軍閥，可用黨員大會來解決最後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要盡量擴充CP，以後北伐軍來後，就整個的加入國民黨。”《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7日），《上海文件》乙6，第318~319頁。
為了響應陳獨秀的號召，上海區委於3月18日決定開展一個「宣傳CP周」，向上海市民公開宣傳CP，公開徵求黨員，如幾十人的集會，可公開簽名集體加入，同時提出在產業工人及店員、學生和小商人中，要無限制地發展黨員。《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18日），《上海文件》乙6，第327頁。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這一勝利更激勵了上海區委擴充組織的雄心。3月23日，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提出「十天內假使無一萬同志就為黨的失敗」。《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23日），《上海文件》乙6，第380頁。也就是說，十天之內，要將黨員人數由現有的4000多人擴充為1萬人。
3月25日，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頭腦更為發熱，聲稱：「現在要特別群眾化，以後要五萬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內要做到。下月到二萬。我們同志懷疑，就是不懂革命，偉大潮流未衝破我們腦筋我們要大開門戶，就是包辦革命。」《上海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3月25日），《上海文件》乙6，第403頁。
4月1日，區委將指標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內要發展到一萬八千人。上海要五萬黨員，內要有六千知識分子，五千小商人，黨才能有好的行動」。《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4月1日），《上海文件》乙6，第480頁。區委要求基層支部放膽介紹，只要肯來，來者不拒。南市糾察隊全體加入共產黨，受到區委的表彰，號召別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開門辦黨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黨員人數在20天左右的時間裡，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見的四一二政變前夕上海中共黨員人數的最後統計，是4月4日的8374人。不過，上海區委對這一數字的確實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4月6日），《上海文件》乙6，第494頁。
據鄭超麟回憶，1927年中共在武漢的組織發展也有過像上海一樣的「大躍進」階段。
過於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勢必影響黨員的素質和組織的嚴密性。上海區委一再慨嘆黨費收不上來，支部會議不能按時開，部會組織不健全；不少黨員不明黨義，甚至分不清工會與黨的差別；個人主義和宗法社會思想在黨員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24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36、69~71、118頁。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區委通告稱：「近查各級負責同學，對於工作態度到處表現疲乏敷衍的現象，以致黨的工作非常渙散，黨部與黨員的關係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為何種團體之黨員。而黨部對於所屬黨員之名數，亦多浮誇不實；至於數月不曾開會之支部，數月不曾到會之黨員，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對於上級機關之報告，則臨時敷衍，隨意欺騙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十六號》（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182~183頁。區委還承認：“我們的工作都建築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眾核心現在CP是暴發戶，而無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區委特別擴大會議記錄》（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159頁。
1927年初的統計顯示，大約60%的支部每周能開會，50%的黨員每周能到會，按規定交黨費的黨員約60%，實際能發揮作用的黨員只有20%。《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頁。上海區委感嘆：「在中國目前要造真正的CP確是很難！」“要在中國造成理想的黨確辦不到！”《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頁。
雖然上海黨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與中共黨章所規定的制度形態相距甚遠，但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與同時期中共其他地方組織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頁。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將上海製造為「全黨的模範區」。二是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共產國際“很誇獎中國支部，要歐洲各國模仿”。《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頁。三是與同時期的國民黨組織相比，中共的組織要算最好，當時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組織的嚴密性，既無比羨慕又無比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