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在與鄧小平的會晤中，剛剛取得馬島戰爭勝利的她高調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 完全無視中方提出的「十二條」方案。而且她講了一句分量比較重的、帶有威脅性的話，說如果我們宣佈要收回香港，那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頂回去了。他說，我告訴你，香港，包括九龍、新界，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我們從來沒有承認過三個不平等條約，主權一直屬於我們中國，這很明確，沒有討論的餘地……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
紫荊綻放之初戰
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約」問題正式拜會鄧小平。這是首位正式拜訪我國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層浪，中英兩國的香港之爭由此拉開帷幕。
周南：當時小平召開了一次小型會議，最後做了這樣的決策：香港問題的解決，一定要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續租，而且過去兩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所謂永久割讓的九龍、香港(島)，也要同時收回。
在得到鄧小平的直接授意後，一個集合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的五人小組秘密抵達香港，在香港各界展開調研，為解決香港問題做前期準備。魯平就是這個五人小組的組長。為了保密起見，他當時的對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歐司的顧問，香港媒體則稱他為「神秘人物」。
魯平：什麼樣的人都找，我們自己單位的，包括什麼招商局的、中國銀行的等等，還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會各界人士，我們都找他們談，了解它的政治體制問題、法律問題、社會福利問題，還有國際問題怎麼處理、它有哪些外交權、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什麼能成為自由港、公務員問題、語言的問題等各方面的問題。
一年的調研之後，五人小組獲得了很詳細的資料。國務院港澳辦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報告，上報中央。這份報告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針，後來被稱為「十二條」。
但英國人卻絲毫不將「十二條」放在眼裏。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在與鄧小平的會晤中，剛剛取得馬島戰爭勝利的她高調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 完全無視中方提出的「十二條」方案。
魯平：她氣勢洶洶。那時候她氣很粗，因為剛在阿根廷群島上打了一個勝仗，所以她是氣壯如牛地跑來，所以她叫「鐵娘子」。
周南：除了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之外，她還講，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有英國繼續統治才能夠得到保證，不能單方面地由我們把條約廢除。而且她講了一句分量比較重的、帶有威脅性的話，說如果我們宣佈要收回香港，那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魯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頂回去了。他說，我告訴你，香港，包括九龍、新界，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我們從來沒有承認過三個不平等條約，主權一直屬於我們中國，這很明確，沒有討論的餘地。
：鄧小平對一位助手低聲抱怨：「我簡直沒法跟這個女人談，她根本不講道理。」
鄧小平的態度也開始強硬起來。
魯平：小平同志說，時間不能再等了。他原來說一年裡我們要共同解決這個問題，後來說長一點，兩年里我們雙方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共同解決了，不能再拖。如果這期間香港發生了大的波動，或者我們雙方在一些原則問題上達不成協議的話，那就要另外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周南：這話講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慮時間，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談判了。點到這個，她聽懂了，很緊張。
魯平：那時候戴卓爾聽了這句話，臉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後來離開大會堂下台階的時候，摔了一跤。那時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堅持把她駁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雙方各不相讓，鄧小平立場堅定，而素有「鐵娘子」之稱的戴卓爾夫人也並不願意就此退讓。領導人的對峙也帶來了團隊的僵持，中方堅持“主權問題不予討論”，而英方則拒絕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權移交”等三項議程，整整一年過去，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兩國的正式談判也就無法開始。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英國人開始著急了。
此時距離鄧小平提出的「兩年談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時間。中國方面自有決心毫不退讓，英國人卻不得不考慮時限到了之後自己的處境。一向強硬的戴卓爾夫人開始動搖了。
魯平：英國人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理虧，理不在他們那裏。所以後來他們也明白，老是這麼堅持下去的話，這個談判談不成；談不成的話，對他們沒有好處。畢竟英國還有很龐大的利益在香港。
話給周南，邀請他到大使館與自己共進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時候，他著急了，就請我吃飯。吃飯之後他說：「議程問題久拖不決，這對談判影響很大，但是我們有我們的難處，希望你們考慮。」(關於議程)我們中文裏很簡單，“主權的移交”，沒有別的，就5個字；而按照英文的習慣，在主權前要加一個冠詞“the”。他說加“the”不能接受，因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須要移交，他們不能在議程上先做肯定；建議把“the”換成「a」，意思是“一個主權的移交”，希望我們同意。
我一聽這個不對勁，這個「a」沒法翻譯成中文，也不成話，“一個主權的移交”或是“某個主權的移交”，都不像話，而且中文根本沒有這個冠詞。當時也來不及開會研究了，我說：“這樣我們萬難接受。中文裏根本沒有這麼複雜的問題，英文裏的冠詞‘the’‘a’，根據我對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們對‘the’有接受困難，我們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辦法就是兩個都不要，上來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權的移交)，我認為也符合英國文化，你覺得怎麼樣？”他又跟他身邊的一等秘書交頭接耳商量了一下，說可以考慮，我說那就這麼定了，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繼續爭論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詞。這個問題就此達成協議，接著7月份就開始正式談判。
就在這頓看似平靜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維化解了困擾雙方一年的議程問題，1983年7月，中英香港問題的第二階段談判正式開始。
周南和魯平，自然均在中方談判代表團之中。
魯平：我對桌是大使柯利達，這個人很厲害，我們兩人對面坐著。有一次談判的時候，他對著我看，我也對著他看；他兩個眼睛盯著我，我兩個眼睛也盯著他；他不動，我也不動；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們兩人就這麼盯著，看誰先動。這些事有的時候很有趣。
一邊鬥智、一邊斗勇，中英雙方就如此在談判桌上步步為營、暗自角力。但是主動權始終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國人變著法子地尋求「以主權換治權」，中方卻絲毫不為所動。一位英方代表團成員甚至承認中國人把他們“搞得狼狽不堪”。
外界自然也對談判寄予了極大的關注。但雙方商定，會談內容絕對保密，對外只發表公報，因此，所有媒體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簡短的公報上。
周南：第一輪公報還寫得客氣，「雙方就香港問題的解決進行了有益的和建設性的討論」。到第二輪，那就更劍拔弩張了；第二輪、第三輪，柯利達甚至講，要保證香港的繁榮，不但要英國管制，還要把香港和內地隔離開來，不要受中國內地的影響。他先用的是“隔離”，後來他說要“絕緣”，要使香港跟大陸絕緣，根本碰不到才行，說得很不像話。雙方爆發了比較激烈的爭論。所以第二輪的公報就改變了，我們主張划去“建設性的”，因為(結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對方的觀點，但這沒有多少建設性。第三輪更有意思，兩個形容詞都畫掉，既沒有“有益的”，也沒有“建設性的”，就是雙方又進行了一次會談。這看起來是小事，引起的震動卻很大，外界特別是香港媒體很敏感，一看公報措詞一路往下降，就知道會談不順利，肯定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紫荊綻放之拉鋸
1984年，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中英雙方代表團團長同時換人，周南從幕後走上前台，接替姚廣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英方由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達出任團長。而魯平仍然以西歐司顧問的公開身份參與談判。在隨後的談判中，英方不斷地在各種問題上挑戰中國主權。
周南：我接手以後，英國的談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調整，不再正面地攻擊我們的觀點、政策、方針，而是採取迂迴策略。比如說「十二條」，每次談一條，談兩天，上來他(伊文斯)拿出兩三張紙，說這條我不反對，但是我的理解、英國方面的理解是應該如何如何，還包括建議如何。我們一聽他的理解，有時候包括他的建議，完全是挑戰我們的主權。
在中方代表團的「十二條」基本方案中，有一條提出“凡是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都可以在香港設立領事館，或者總領事館”。英方卻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
周南：他說英國跟香港的關係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設總領館，設立高級專員公署；外交代表不叫總領事，叫高級專員。我一聽馬上說不行，因為我在英國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聯邦成員國待過，這個情況我很清楚，英國只有派往英聯邦成員國的外交使節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級專員，設立的機構不叫大使館而叫高級專員公署。我說：「你們提這個意見是什麼意思？第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個獨立國家，即使是英聯邦國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設立高級專員；第二，只有英聯邦國家你們才設專員，你們是不是想把香港作為英聯邦成員國來對待？你能講得出你們英國在任何非英聯邦成員國的國家，設立高級專員公署這樣的外交機構嗎？」
他當時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陣說：「有啊，比如有些國家都派有商務專員。」我說：“你這就胡扯了，我們也清楚這個商務專員同文化專員一樣，都是大使館下屬的外交官，由商務部派的，有的叫商務參贊，有的叫商務專員，是一回事，跟你說的高級專員是兩碼事，你不能來糊弄我們。”這下他沒辦法了，最後放棄了(這個意見)。
隨著談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團在香港隸屬問題、高度自治問題等方面都製造了一些矛盾，使談判不能順利進行。直到在整個談判結束之後，周南邀請伊文斯吃飯時，伊文斯才一語道出當時英方步步刁難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請他吃涮羊肉，當時就半開玩笑地跟他說：「大使閣下，你應該很清楚，在主權問題上我們不會讓步，可你們在談判過程當中總是不斷地提出挑戰我們主權的意見。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說句老實話，我們要是不提一下，怎麼就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接受？”他是步步為營的，所以哪一個問題上你稍微鬆動了，他就往前進攻了；你給他封住了，他就沒辦法了。這也是我們的一條談判策略：我們的底牌不能馬上亮出來，而要爭取比底牌更高一點的成果，維護國家的權益。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在接下來的談判中，英方雖然步步緊逼，但中方在香港回歸的原則問題上絲毫不讓。於是，英國人方向一轉，又提出了新的問題。
1984年4月，訪華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代表英國方面向鄧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國不要派解放軍駐守香港。鄧小平立刻反駁：香港回歸後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轄、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雙方開始就「駐軍問題」進行談判。英方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表示反對；而周南則牢記鄧小平的指示，在駐軍問題上寸步不讓。
周南：既然國防由我們來管，當然我們要有駐軍的權力，我們需要在香港駐軍。而且我們很大方，英國在香港駐軍，軍費是香港納稅人付的；我們不佔這個便宜，駐軍費用由中央直接撥付。
魯平：我們主要是負責國防，香港內部的治安事務我們一律不管，只管國防。但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堅持。我們人數不在多，但駐軍是一定要駐的，這是個原則問題。
周南：談到這個他就反對，反對的理由也莫名其妙、無理找理。我說我們必須駐軍，因為回歸了，這是我們主權的象徵。他說：「你們不需要駐軍。」我說：“為什麼？你們需要，我們就不需要？你們可以，我們就不可以？”他說：“我們不一樣，我們離香港十萬八千里，(從)海上、空中(走)都很遠，萬一發生什麼事需要採取軍事行動，我們不駐軍來不及；你們有廣州軍區，部隊離香港不遠，真正需要的時候可以過來一下子。但是過來也必須要有特首的邀請，還要立法會通過，而且任務執行完了以後就要離開，不能駐在這兒。”我說：“那不行，必須常駐。”
當時的香港民眾對於駐軍問題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講，有人當場用英語發問：港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稱謂有些抵觸，如果將來中國在港駐軍的話，部隊能否換個名字？
周南：我說不行，沒有必要，換個名字好像中國有兩支不同的國家軍隊似的，而且實質的問題不在於名字。當時我還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兩句詩，《羅密歐與朱麗葉》里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麼，一枝玫瑰換成另外一個名字，聞起來照樣香甜」。報上也登了，有的還說，既然莎翁也講名字不要緊，就不要糾纏這個問題了。
：中央某領導人認為香港不必駐軍。一時之間形成了「中國已經讓步」的輿論。
周南：小平聽到以後非常生氣。那天他正好接見一個香港代表團，按照慣例是代表團坐下來以後，在賓主寒暄之際拍兩張照片，然後請媒體退場，大家開始進行會談。那天記者們正在往外撤的時候，小平突然把他們叫住，說「先不要走，回來」。那些人都回來了，他說：“你們出去發條消息，說‘香港不需要駐軍’這是胡說八道。為什麼香港不能駐軍？為什麼英國人可以駐軍，主權回歸以後反而不能駐軍？”
魯平：他當著香港記者的面就說，駐軍是不可動搖的，這是原則問題，我們一定要駐軍。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體現主權。
周南：這個事情發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來電話說要緊急會見。他說：「聽說昨天在人民大會堂，鄧主任講了中國要在香港駐軍，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動，倫敦方面十分關切，希望中國方面還要慎重考慮。」我說：“你不要再講了，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很久，現在鄧小平已經發了脾氣，還講什麼？你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我們就是要駐軍，駐定了。”我把他打發走了，此後就不提了。
鄧小平的這次發火，被周南形容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從此英國不再堅持反對中國“九七”之後對香港行使駐軍權。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此時浮出水面：如何保證“九七”前的平穩過渡。鄧小平提出要設立一個中英聯合機構常駐香港，來貫徹實施中英協議的有關條款，但這個想法卻遭到了英方的竭力反對。
周南：柯利達的回憶錄里講，一看這個議程的內容他嚇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靂一樣，沒想到中國人有這麼一手，然後就極力地抗拒、不贊成、反對，提出的理由各種各樣。
首先，英方認為在1997年辦理政權交接之前，沒有什麼「過渡時期」可言；其次，他們認為兩個國家都有大使館和外交部，可以通過彼此溝通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英方甚至提出，聯合機構常駐香港可能會成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權力中心，影響英方對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談判一時陷入停滯。不得已，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再次訪問中國，尋求問題的解決辦法。
周南：我們當然表示歡迎，同時也得考慮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們團里提了一下，說是不是可以在堅持原則性的同時，採取一些靈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員會，改叫小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聽起來不那麼嚇人。
不僅更換了名稱，周南還提議聯絡機構進駐香港的時間也可以商量，在原則問題之外，中國願意做出讓步，以此顯示談判的誠意。在取得鄧小平的同意之後，周南邀請傑弗里·豪和柯利達共進午餐。
周南：對這段經歷，這兩個人的回憶錄里都有一段比較長的記載。柯利達說是本來剛下飛機不久，還在倒時差，一聽說要吃飯、喝茅台，當時興趣不大，但是一聽我講到這個提議，突然覺得猛醒。我說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最大讓步，如果你們還不肯接受，那我們就撤回原案。他聽得進去了，所以很緊張，立刻就清醒過來，馬上吃飽飯跑到傑弗里·豪的房間裏向他彙報。傑弗里·豪的回憶錄里說，他(柯利達)一張口，傑弗里·豪就制止他，說這個賓館可能有竊聽器，咱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當時是7月中旬，熱得很，釣魚台的院子裏也沒有多少高樹，他們找到一棵樹，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談到底怎麼辦、如何應付。
據柯利達在回憶錄中記載，當時他們中的多數人認為這是中國的底線，傾向於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個人反對。他們決定立即發報給戴卓爾夫人，請她做出指示。戴卓爾夫人第二天在回電中說：「我們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將這一消息告知鄧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連夜坐專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頭彙報，說聽聽我們到底是怎麼談、怎麼解決的。我這麼一說，他老人家很高興，說這下好了，大問題都解決了，剩下都是小事情。
紫荊綻放之回歸
1984年12月19日下午，經歷了22輪談判之後，《中英聯合聲明》終於在北京簽署，香港開始了長達13年的過渡時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89年之後，英方突然改變了態度，從合作走向對抗。這年年底，港英單方面提出一個「玫瑰園計劃」，準備斥巨資建設一個新機場，這一舉動致使香港回歸的局勢再次嚴峻起來。
魯平：我們當然有意見。我看了後很火，把這1820億(港元，下同)都花光了以後，能留給香港特區政府多少財政儲備？你不能把香港財政儲備都用完了。我不反對你建新機場，但你留多少財政儲備我要管，因為涉及將來特區政府的問題，我們要替特區政府說話。
中國政府並不反對香港修建新機場，但是雙方對於費用問題產生了分歧。中方在進行了緊急商議之後，決定對港英這一舉動置之不理。
魯平：我們穩坐釣魚台，不理他。這個問題我們不點頭的話，機場他肯定建不成。我們當時分析了形勢，這1820億里涉及向銀行貸款，還款期都要超越1997年的。1997年以後誰來還這個款？當然是特區政府來還。現在特區政府不存在，誰來保證這筆債1997年以後一定償還？當然要我們來替特區政府保證。所以我們不著急，也不理他。
後來果然好多銀行都來找我們，說你們能不能替特區政府保證1997年以後這筆貸款一定歸還。我說我們怎麼能保證，新機場計劃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借了這麼多錢，沒有辦法保證。結果這個所謂玫瑰園計劃就擱淺了。他已經吹出去了，吹得天花亂墜，怎麼怎麼美好，結果擱淺了。
走投無路的英方多次來到中國，就新機場的問題進行商議。而中國政府則重申一個問題：港英政府能給未來的特區政府留下多少錢的財政儲備？
魯平：當時他們給我們的答覆是，到了1997年6月30日，最多留給特區政府50億港元財政儲備。我說你開玩笑，50億港元留給特區政府，能做什麼事？你們把香港的錢都用完了，特區政府怎麼過日子？
到1997年，如果特區政府只有50億港元財政儲備，必將會使香港的穩定受到直接影響。魯平自然不會讓事情就這樣繼續下去。但不明就裏的香港民眾對此卻並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錢建機場，中央政府為什麼要干預？一片指責之聲哄然而起。
魯平心裏非常著急，他想向市民們解釋，但又不能將這些話對外公開講，只得在香港媒體採訪他的時候，憂心忡忡地接連問道：「就剩個零頭，(其餘的)全都花光了，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這三聲“怎麼辦”讓香港民眾一下感受到了埋在魯平心中的真誠和焦急，也漸漸理解了他為香港謀求繁榮與穩定的誠意。
這時，港英政府已是騎虎難下。關於新機場的計劃已經對外宣佈，但中方卻不予配合，這讓港英政府寸步難行。英國首相梅傑犯難了。他悄悄派出自己的政治顧問、前駐華大使柯利達來到北京，找到魯平。
老對手相見，沒有過多寒暄，作風硬派的魯平直接向柯利達提出質問。
魯平：我說：「具體你說吧，將來到底能留給特區政府多少財政儲備？」後來就在這個問題上糾纏，討價還價。原來說50億，我說不行，後來加碼，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場買菜一樣討價還價，一直加到250億。他說：“魯平先生，我們實在不能再加了；實在沒辦法，250億到頂了。”
魯平仔細幫香港人算了一筆賬：到1997年，土地基金再加上港英政府留下的250億港元，特區政府應該有1000億港元左右的資金儲備。這筆賬這才算差不多了，中央政府也對此表示同意，問題終於得以解決。但是，新的問題卻又隨之出現了。
魯平：我們要草簽一個新機場中英雙方諒解備忘錄，我跟柯利達兩人先草簽，然後兩國的政府首腦正式簽署了以後才能生效。關於這個備忘錄，之前他來的時候曾經透露過，將來可以在北京簽署，後來我們就把這一條寫在備忘錄里，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署以後，才正式生效。到這時候他不幹了，說：「不行，我們的首相不能到北京來。」我說：“為什麼？”他說：“就是不能來。”我說：“你曾經說過可以到北京來簽署，我才跟你談的。”他說：“我沒說過。”我說：“要不要拿出記錄來給你看看。”他就跳起來拍桌子，說：“我沒說過，我們首相不能來。”我聽了我也跳起來，也拍桌子，說：“柯利達閣下，你不要再談下去，如果你不想談的話，請你馬上回去。”我知道他不敢前功盡棄，因為他特別為了這個事來的，所以他硬，我比他更硬。他一看我態度這麼硬，馬上就軟下來說：“魯先生，對不起，對不起，我剛才態度不好，讓我們坐下來再繼續談下去。”
柯利達馬上與英國首相梅傑取得聯繫。思索再三，梅傑同意來北京簽署備忘錄。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要求，在魯平眼中卻是一次外交的勝利。
魯平：因為這問題不單單是個諒解備忘錄的問題，而是1989年以後，整個西方世界對我們進行封鎖，這些國家的首腦一個也不來，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場外交鬥爭的問題，你不來，我就要你來。最後他沒有辦法，因為機場問題騎虎難下，後來梅傑還是親自到北京來簽了字。簽完了以後，柯利達就舉杯說：「魯平閣下，我祝賀你，你是中國利益最好的保衛者。」我接著說：“柯利達閣下，你也是英國最好的保衛者。”
又一輪波瀾有驚無險地過去了。但是，過渡時期的香港並沒有就此平靜，打定主意與中國對抗的英國派來了一位新的港督：彭定康。
魯平：這個人當然很能幹，思想也很敏銳，但他整個的思想就是對中國很敵視。他寫了一本叫做《東方和西方》的書，書里批評那些香港的大老闆來跟我們做生意，說跟中國做生意就是助長共產主義，所以他反對任何外國——包括美國——到中國來進行投資，說到中國去投資就是向中國共產黨磕頭。他思想非常反動，對中國完全敵視、非常仇視。所以他一來就來了個下馬威，提出他所謂的整改方案。
周南：他到了香港不同我們商量，就拋出一個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要害部分就是推翻了《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將使中英之前達成的「直通車」安排化為泡影。他先對外公佈了這一方案，然後才於1992年10月22日到訪北京，中國政府再次派出魯平與他進行會晤。「直通車」方案指當時中英雙方為保證平穩過渡，特許港英政府最後一屆立法局，只要其組成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其議員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願意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條件的，經過確認，都可以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議員。而彭定康的政改改變了立法局議員的選舉方式，使得議員們不能再坐「直通車」，中方需在前後政治體制不同的情況下考慮香港特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魯平：我跟他講道理，說「直通車」能使順序銜接，能夠做到平穩過渡，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有利於英國在香港的利益，等等，講了一大套，他聽不進去。但是我有一張牌，兩國外長交換的幾封信件在這裏。
魯平手裏握有中英兩國外長交換過的七封信，其中對「直通車」的問題已經達成協議，而且已經寫入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此時，面對頑固的彭定康，魯平出示了這七封信。但令人意外的是，彭定康對此竟然毫不知情。
魯平：他根本不知道，回過頭來問旁邊的人「有嗎」，那人點點頭說“有”。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信拿出來以後，他非常被動，沒話說。
但是，情況並沒有就此好轉，彭定康無視兩國外長的協議，固執己見，談判根本無法正常進行。魯平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
魯平：我說了三次「如果你要堅持下去，我們奉陪到底」。我說了三次要奉陪到底，你不銜接，我們就另起爐灶，還是要做到平穩過渡。
這是魯平第一次與彭定康的正式會晤，也是最後一次會晤。在不歡而散之後，魯平立刻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魯平：他上飛機後，飛機還沒開我就開記者招待會，把這個情況談了，說彭定康破壞了「直通車」，破壞了平穩過渡，破壞了順利交接；他這個政改方案完全是“三違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違反兩國外長交換的幾封信件。如果彭定康先生要這樣一意孤行的話，天下大亂，將來歷史要寫上一筆——我故意用了這個詞，說他將來要成為“千古罪人”。這個話我現在還不收回，我覺得他的確是千古罪人，把整個「直通車」破壞了。
隨後，中國仍然抱著友好的態度與彭定康進行了17輪談判，試圖挽救「直通車」的安排，以確保“九七”前後香港政治體制的銜接。但是到了第17輪，彭定康單方面中止了談判，並且在香港立法局強行通過了他的政改方案。此舉一出，中方立即另起爐灶，成立了臨時立法會，以此最大限度地確保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穩定。
時間便在雙方的智勇交斗中慢慢流逝著。儘管一波三折，然而1997年7月1日這個令人激動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周南和魯平應邀出席了當晚的典禮。
當時的他們俱已身染重疾。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和不規律的飲食起居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了他們的健康，兩人先後被查出患上了胃癌。為了工作的順利進行，兩人不約而同地採取了隱瞞的方式，魯平在1995年悄悄以化名去往醫院，秘密做了胃癌切除手術，而周南則是直到香港回歸之後的第八天才回北京完成手術。手術之後，周南辭去了所有職務，過上了嚮往已久的「息影林泉下，時還讀我書」的平靜生活——此為後話了。
但當他們站在典禮現場時，內心的豪情和激越已完全戰勝了疾病。
周南：那時候心情當然很激動，跟大家一樣。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百五十多年，這次畫上了句號。特別是自己也有幸在有生之年，見證和參與了這個過程，我覺得一輩子就算沒有做別的事，也無愧於此生了。
魯平：7月1日，我看到英國的旗下來，我們五星紅旗上去，奏國歌的時候我也流淚了。在香港回歸問題上，我是從頭到尾始終參與的唯一一人，從制定政策一直到談判、籌備、確定《基本法》，從頭到尾我都參加了。這十幾年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整個心血都花在這上面。所以1997年7月1日我站在台上，看到我們的五星紅旗升起來，我覺得我畢生的願望也終於實現了，那時候我很激動，的確很激動。
本文摘自《我的中國心》，鳳凰衛視出版中心 編著，重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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