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接受審判（資料圖）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江青，出庭支持公訴的有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副廳長喻屏、史進前、6名檢察員和6名助理檢察員。特別法庭出庭的有庭長江華、副庭長伍修權、曾漢周、黃玉昆和17名審判員。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主持審判活動。審判員曲育才、沈建進行法庭調查。
江華庭長開庭宣佈：按照本法庭的決定，第一審判庭審問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和陳伯達5名被告人，今天開庭審問江青。隨即傳被告人江青到庭。法庭就起訴書指控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密謀策劃，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誣告鄧小平、周恩來等，阻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事實進行調查。
審判長就以下問題審問江青：1974年10月17日夜，是不是你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召集到釣魚台17號樓去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說了些什麼？王洪文去長沙是不是你們4人共同密謀的？你為什麼要王洪文在毛澤東主席接見外賓之前去？
江青對以上審問的回答，均是「不記得」或「不知道」。
檢察員王振中發言，揭露江青等人密謀策劃誣告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副總理的事實。接著法庭出示、宣讀有關證據，並傳喚同案被告人王洪文出庭。這位「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造反派的總司令，被提拔到黨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人物的出庭，引起人們的相當注意和興趣，看到他一副萎靡不振的樣子，真有點兒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嘆！他在法庭上的表現是盡量恭順，同江青的反差很大。王洪文在法庭上一直不敢面對江青，似乎感到雙重壓力，供述也特別小心。他在法庭上供認，他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起密謀到長沙去向毛澤東主席誣告鄧小平等，召集人是江青。但王洪文供述：「去長沙是我主動提出的，江青等均表贊成。江青還提出要趕在毛主席接見外賓之前，去長沙見毛主席。」王洪文還供認，從長沙回到北京後，即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傳達了去長沙的情況，在傳達過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唐聞生來參加。事後江青又叫王海容、唐聞生再去長沙向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其目的就是要阻撓鄧小平出來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江青起初聽著王洪文的供述時，沉默不語。但不久就按捺不住了，上身前傾，緊緊地按住頭上的耳機，似乎是仔細地在傾聽，愈來愈激動，不停地對王洪文翻白眼，表明她對王洪文在法庭上的表現和供述深表不滿。江青下來後說：「王洪文就講了一句實話，就是上長沙告狀是他自己提的……」
江青在王洪文供述過程中情緒激動，突然高聲大叫：「報告法庭，我要方便一下。」曾漢周庭長聽見江青叫聲，遲疑一下。江青又高叫：「我要方便一下。」曾漢周庭長聽明白了，立即表示允許，就由兩位女法警將江青帶出法庭，法庭調查被迫中斷。王洪文也暫時退庭。全場等候約10多分鐘，江青回到法庭暫時未見到王洪文便吼叫起來：「他在哪兒？王洪文在哪兒？」王洪文再次出庭供述時，江青一直對他翻著白眼。王洪文講完後面容惶惑不安，江青也以無奈的神情，看著王洪文被帶下法庭。接著，出示和宣讀姚文元有關供詞及提供的日記摘錄，以及張玉鳳的有關證言節錄，都證明了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法庭還通知王海容、唐聞生先後出庭作證。接著，檢察員江文發言，揭露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問題發難，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及國務院其他領導人，阻撓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為他們篡黨奪權創造條件。這就是長沙告狀的起因和它的背景。
審判長曾漢周又重複以前的問題再次審問江青，而江青卻在大量證據面前仍然作否定回答。曾漢周最後宣告被告人江青策劃「長沙告狀」誣陷周總理、鄧小平等領導人的事實已調查完畢。把被告人江青帶出法庭後，宣佈休庭。
江青一出法庭就氣勢洶洶地嚷叫：「騙人，《刑法》、《刑事訴訟法》都是假的，王洪文發言為什麼不讓我對質？」江青又大罵：「王海容、唐聞生兩隻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鄧小平的船上跳。」這也許是江青深感到眾叛親離，失道者寡助的苦楚和自己的打算落空的氣憤。還說：「我辛辛苦苦寫了兩個月，都白費了。」
當「長沙告狀」的法庭調查實況，通過電視廣播後，舉世矚目，也引起世界各地強烈反映。律師們心中也有數，因為在本案審理前，中央領導就明確指示，要嚴格將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與法律上的刑事犯罪區分開。而長沙告狀的行為是否屬於《刑法》上的誣告陷害行為，是需要研究的，律師也向法庭作出反映。最後，特別法庭在判決中未將長沙告狀的行為認定為犯罪寫入判決書中，從而嚴格地劃清了罪與非罪(在本案中即所謂路線錯誤和刑事犯罪——編者)的界限。
本文摘自《江青案辯護紀實》，馬克昌主編，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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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陳粹芬
愛國新女性陳粹芬1891年開始追隨孫中山，直至1912年「自願離開」，孫科等孫氏後人奉養到老。
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為推翻清朝、創建民國，奔走於中國香港、澳門，日本橫濱，檀香山（今為美國夏威夷群島），美國和南洋等地宣傳革命。在那段艱苦卓絕的革命歲月中，常有一位女性陪伴其側，追隨襄助他從事反清鬥爭。這位女性並非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她叫陳粹芬，是孫中山倡導反清革命時期最親密的伴侶。
在1949年後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在各種有關孫中山的著述中，人們根本看不到關於孫中山與陳粹芬的革命故事，更鮮見有文章全面介紹陳粹芬生平事迹。可翻開馮自由、黃三德、劉成禺等辛亥革命功勛的回憶錄，在字裏行間總能找到記述陳粹芬的點滴筆墨。
筆者從1990年代初開始關注陳粹芬其人，撰文介紹她的生平事迹。之後介紹陳粹芬與孫中山的歷史在國內各種書刊中漸漸多了起來，陳粹芬也不再成為媒體和影視刻意迴避的名字，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也出現了陳粹芬的身影。今年適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上海國畫家戴敦邦先生根據孫中山與陳粹芬的合影，用中國畫的傳統筆墨展示了孫中山與陳粹芬這對革命伴侶的藝術形象，這在畫壇尚屬首次。
陳粹芬，一位不該被歷史遺忘的孫中山革命伴侶，一位為正義和信仰獻出了一切的女傑，一位為愛情奉獻了畢生的女人！
《大革命寫真畫》誤傳陳粹芬為「孫大總統夫人」
1993年1月，台北《傳記文學》刊文介紹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配文的一張照片是這樣說明的：「孫中山原配盧慕貞（1867-1952）遺影。」
然而，接著一期的《傳記文學》就對那張照片做了重要更正，說「孫中山原配盧慕貞遺像系陳粹芬之誤」，並附有“孫中山先生與陳粹芬（即陳四姑）合影”照片。
查《傳記文學》兩期上刊登的陳粹芬照片，均出自一本1912年元月辛亥革命成功後出版的《大革命寫真畫》第十二集第二頁，其中一張為陳粹芬與孫中山合影，另一張陳粹芬單人照片上方寫著「孫大總統夫人」。兩張照片中陳粹芬的穿戴和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可見兩張照片攝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只是拍攝角度略有不同。
按理說，孫中山原配夫人是盧慕貞，直到1915年9月她才和孫中山協議離婚，當時的「孫大總統夫人」當是盧慕貞無疑了。以此推理，這大概也是《傳記文學》出現紕漏的原因了。但如果從容貌上稍微仔細辨認，上方寫著「孫大總統夫人」的那位婦人，顯然不是盧慕貞。
筆者當年對陳粹芬幾乎沒有了解，就帶著困惑，去向熟悉的孫中山文獻著名收藏家王耿雄先生請教究竟。王老先生坦率地說，他以前也一直對這張照片感到困惑：她究竟是誰？直到近年，他方得知這位「孫大總統夫人」原是被遺忘的孫中山革命伴侶陳粹芬，興奮了好一陣子。據原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負責人余齊昭女士考證，這張照片估計攝於1907年前後。
不過，當時仍令筆者困惑的是，盧慕貞是被公認的孫中山的原配夫人，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同志無人不曉，但當時出版的《大革命寫真畫》，怎麼會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夫人搞錯呢？編者為何稱陳粹芬為「孫大總統夫人」呢？這是一個有待解開的謎團。
香港青山紅樓結情緣
副題為「港議員呼籲保存孫中山香港故居」，全文如下：
香港訊香港屯門區多名議員，最近正在發起一項保護孫中山當年在香港的一幢舊居的行動。這幢被稱為「紅樓」的孫中山舊居，位於香港屯門蝴蝶灣區域市政局騎術學校附近。有逾百年歷史。據傳，當年孫中山曾在那裏召開軍事會議，策劃廣州起義。此處曾還一度用作軍火庫，將軍火經蝴蝶灣運至內地支援辛亥革命，故歷來被公認為是孫中山先生的一處革命遺迹。
近日，紅樓的業權人，入稟法院，要求收回紅樓，改為別用，甚至可能將它拆除。為此屯門區議會的多名議員已聯名向港府提出呼籲，要求保存這一古迹，並明確列紅樓為香港的一級古迹。
中被稱為孫中山舊居的紅樓，位於屯門青山灣西面的白角，坐落於龍門路，背靠青山。紅樓因在青山農場，又名青山紅樓，原屬香港商人李紀堂的產業。一時不知牽動了海內外多少敬仰孫中山人士的心。
其實，青山紅樓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的舊居和革命黨人活動的重要基地，而且是孫中山與陳粹芬結為革命伴侶、從事反清事業的紀念地。
陳粹芬（1873一1960），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們以排行稱呼「陳四姑」。她原籍福建廈門同安，父親是位郎中，五口通商時父親隨廈門商人來到香港，所以她出生在香港新界屯門。據說福建同安人愛國華僑陳嘉庚是她的侄輩。由於她早年在南洋從事革命活動的時間較長，因而常被誤認為南洋人。
陳粹芬身材適中、眉清目秀、賢惠嫻靜、吃苦耐勞，由於家貧、父母早亡，未曾讀過書，因而有人說她不識字。但陳粹芬是那個時代富有愛國思想的新女性。據孫中山的曾侄孫，也是陳粹芬的外孫孫必達先生說：「陳粹芬是個很容易接受摩登事物的人，在當時可說是勇敢的新女性，她懂得騎馬，也會開槍，在那個時代來說是相當少見的。」
有人說紅樓是「一座青磚古屋，樓高二層」，但據陳粹芬回憶，紅樓是以紅磚砌成而得名，距屯門不遠，當年靠海邊，填海後已離海邊一里許。她稱紅樓為“民主革命的搖籃”，當年革命青年來紅樓見孫中山多是在夜間乘小船來的。陳少白、尤列、陸皓東、馮自由、鄭士良等常到紅樓與孫中山聚會，商議推翻清朝的大計。另據記載，1911年4月著名的黃花崗起義前，黃興在紅樓住過，並在那裏策划過革命事宜。
紅樓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向來受到世人的矚目，早在1968年就在紅樓一帶建成中山公園，除在其旁立有一尊孫中山左手插進褲袋、右手拿著文件的全身塑像，並建有一座「孫逸仙博士紀念碑」，碑文簡述孫中山生平事迹。此外還有刻有孫中山遺囑與墨跡“廣慈博愛”的牌匾。1995年，港英當局將紅樓及青山農場列為法定古迹。
那麼，孫中山與陳粹芬是如何相識的呢？
1891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還有一年就要畢業了，陳少白是他在學校最親密的朋友。一天，19歲的陳粹芬在屯門基督教堂（美國紀慎會），由陳少白介紹她與孫中山相識。初次相見，孫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石達開推翻清朝。出身貧困的陳粹芬深為孫中山的豪言壯語所感動，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立志參加革命。不久，志同道合便使陳粹芬與孫中山結成革命伴侶，追隨孫中山鼓吹革命思想。後來他們在紅樓租屋住下，更是相偕奔走革命，共同籌劃反對腐朽的清政府。
掩護遭通緝的孫中山亡命日本
1892年7月，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五年學業期滿，以該校第一屆畢業生中的第一名獲得畢業證書，又因成績優異而獲得醫科碩士學位。
孫中山畢業後在澳門行醫。他醫術高明，善待病人，為反清還採取義診贈葯的方法，收攬人心，故診所名聲日隆，求診者絡繹不絕，結果遭葡籍醫生的排擠，診所被迫遷至廣州。陳粹芬隨孫中山同來廣州，儘管因故三遷其居，但她與孫中山形影不離。那時，孫中山名為「懸壺救世」，實為宣傳革命，每天行醫僅一二個小時，而從事革命則達七八個小時。陳粹芬是孫中山從事革命的忠實助手。
1893年冬，孫中山在廣州城南廣雅書局南園的「抗風軒」邀請程耀庭、程奎光、程璧光、陸皓東、鄭士良、尤列等人開會，他在會上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鬥爭口號。這個口號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而來的。
1894年，孫中山又寫了一封近萬言的《上李鴻章書》，抱著「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的希望，與陸皓東一起北上設法面呈李鴻章。
然而，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活動失敗了。面對清政府腐敗、衰弱、落後，外敵入侵，使孫中山拋棄改良而選擇了革命，那就是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拯救中國。
為了「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孫中山於1894年l0月赴檀香山向舊日親友籌募革命經費，並不久在那裏成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興中會。
1895年初，孫中山、鄧蔭南等人從檀香山回到香港後，即著手成立興中會總機關。為了便於開展革命活動，香港興中會總機關對外用「乾亨行」名義作掩護。同年3月，香港興中會總機關決定10月26日（重陽節）在廣州起義。
為了準備起義，革命黨人從香港採購武器運回廣州。不幸的是，在起義前夕，負責起義的陸皓東有一次在廣州長堤附近偷運軍火時被清廷緝獲，另有不少人被捕入獄。幸好，經陳粹芬之手藏下的一批短槍、短刀、子彈、炸藥、手榴彈等武器分藏在河南、河北各處，行蹤隱秘，安全無事。
隨孫中山在廣州發動起義的陳粹芬，在得悉陸皓東被捕後，為了保證孫中山的生命安全，她既是孫中山的護士，又是他的衛士。她和孫中山不敢回診所，也不敢回家睡，隱跡在親友家中，觀察事態的發展。
1895年10月下旬的一天，鄭士良派人密告孫中山，陸皓東已被處死，清廷已出了告示。是日深夜，陳粹芬又得三合會另一首領通知，清政府以重金緝拿孫中山，情況萬分危急。於是，陳粹芬和匿居於牧師王煜處的孫中山當機立斷，匆匆收拾行裝，立即深夜化裝逃出廣州。臨行前，孫中山派人送信到香山家鄉，叫原配盧慕貞夫人帶著獨子孫科等速到澳門避難。次日，陳粹芬隨孫中山、尤列等乘舟經順德到了香山縣的唐家灣，再到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結識的葡人菲南士家避居。孫中山又馬上去探望逃至澳門的全家老幼，得以有短暫的會面。陳粹芬接著隨孫中山等人先到香港，再亡命日本。後來孫中山經美國赴英國，陳粹芬則留在日本。
甘當革命黨人的「煮飯婆」和“洗衣婆”
1897年夏末，孫中山從英國倫敦蒙難後到日本，繼續從事反清革命活動。陳粹芬作為孫中山的革命伴侶，隨同他流離轉徙，備嘗艱辛。
在1900年前後那段艱苦的歲月中，孫中山蟄居日本，清政府曾派員誘降，並派遣密探企圖加害革命黨人。但陳粹芬與孫中山共同生活，以夫妻的名義掩護孫中山，對革命的秘密活動頗為有益。陳粹芬又以女性的溫柔與細緻，加上勤勞賢惠、熱誠幹練，使孫中山在亡命異鄉、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涯中，獲得大量的精神支持與慰藉，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鬥志和樂觀主義精神。
陳粹芬在日本橫濱，曾寄居在孫中山好友、橫濱華僑郵船會社經理張能之（也名仁之）家裏一年余。她接待革命同志、照顧大家的生活，幾乎無微不至。她為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燒飯做菜、洗衣服和襪子等，一切活兒都由她一人承擔，任勞任怨。當年如胡漢民、居正、戴季陶、馮自由、廖仲愷、劉成禺、蔣介石、許崇智、陳炯明、陳其美、黃興、蔡鍔、李烈鈞、鄒魯、謝持、鄧鏗等都曾受到陳粹芬的接待與照顧，她使這群為獻身革命而背井離鄉的亡命客大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以至大家都親熱地喊她為“四姑”。然而，對於自己在日本的勞績，陳粹芬卻謙稱自己只有一點苦勞，實際上只是一個「煮飯婆」、“洗衣婆”，讓人聽了肅然起敬。
那時，孫中山在橫濱設立興中會分會，日本社會知名人士如宮崎寅藏、頭山滿、西園寺公望、犬養毅等都與孫中山往來密切，他們都對陳粹芬的作為讚譽不絕。有關陳粹芬在日本照顧孫中山一事，宮崎寅藏夫人槌子在《我對辛亥革命的回憶》一文中講到，宮崎寅藏的哥哥宮崎民藏對她說：「在照顧孫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國婦女同志，真是個女傑。她那用長筷子、張著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飯的樣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這樣才能擔當大事。」宮崎民藏還勉勵其弟媳向陳粹芬學習，說：“你看她聲音之大，你應該向她看齊才對。”
追隨孫中山投身反清武裝起義
1900年，帝國主義列強向清廷提出《議和大綱》12條，清政府喪權辱國，完全接受（1901年正式簽訂《辛丑條約》）。當時廣東人心惶惶，孫中山則在日本決心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保皇黨劃清界限，策劃廣東獨立。
當時，廣東三合會首領鄭士良願在孫中山領導下，在惠州起義成功後加以割據。三合會儘管在惠州地區很活躍，但武器很差。香港興中會通過海員工會的海員秘密從美國、加拿大等地購買武器，當時的橫濱作為中轉站，所有藏有武器的郵船經過橫濱都由陳粹芬親自聯絡接洽。每當郵船一到，她立即前往接船，上下往返，傳送情報。在日本，婦女上下船不被人注意，這樣，陳粹芬乘機完成孫中山囑託的特殊任務。這一批批武器，由三合會、興中會、興漢會在香港集結，利用香港、深圳河通過寶安縣運至惠州地區。
1900年10月，鄭士良率先起義，但不久因傷亡慘重而失敗。他在解散隊伍後，退入香港。
惠州起義失敗後，不少革命黨人逃亡到日本橫濱。對起義前冒死運送武器的無名英雄陳粹芬，大家稱讚她英勇、果斷和勤勞。而她卻說：「我當時傳遞書簡，並不害怕，大家拚命去做，總有辦法。」
20世紀初，孫中山曾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陳粹芬也不畏艱辛，形影相隨，還親自印刷宣傳品反清檄文。曾追隨孫中山到南洋參加革命擔任英文秘書的池亨吉是最早記述見到陳粹芬的日本友人，他在1908年所寫的《支那革命實見記》中說「陳粹芬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剛強」，頗有“女中丈夫”的氣概。
1907年，孫中山在廣東等邊界先後策划了四次起義，陳粹芬隨侍左右。這年12月2日，革命黨人潛襲鎮南關第三炮台，並乘勝佔領了第二、第一炮台，繳獲大批武器。3日，孫中山率黃興、胡漢民等革命黨首領，自越南河內人駐鎮南關，並帶著陳粹芬親自上陣指揮，與清兵鏖戰（但也有學者認為，鎮南關之役孫中山、黃興等十餘人只在山上過了一夜，陳粹芬壓根兒就沒有去）。
當時，陳粹芬還在軍中為將士煮飯送飯，照顧士兵，終日忙碌。然而，由於敵強我弱，孫中山最後下令退入越南。有一天，大家集會共斟別酒，剛毅的陳粹芬也不堪別凰離鳳之悲，雙目飽含淚水。
對於陳粹芬在鎮南關的革命事迹，有人張冠李戴，誤其為盧慕貞夫人。其實，盧夫人其時沒有隨侍在丈夫身邊，在孫中山大哥孫眉因傾力支持弟弟的反清革命而破產後，盧夫人從檀香山帶著婆婆楊太夫人和兩個女兒，到香港九龍與孫眉一起生活。
後來，陳粹芬因患當時認為非常嚴重的肺病，回香港療養，由孫中山好友尹文楷醫師治療。
來源：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