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1916~），江西省弋陽縣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顧委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汪東興，1932年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排長、
汪東興與毛澤東在一起 來源：資料圖
9月26日或27日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華國鋒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已經不可避免。我表示支持華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解決的辦法，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方法來解決。
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的情況，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裏是沒有力量的。我們還討論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問題。我和李先念都同意華國鋒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決「四人幫」的提議。華國鋒和李先念都對我說過，通過這次討論後，華國鋒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
按：這次華、李、吳三人會議，十分重要，做出了兩項決定：一，對「四人幫」採取抓起來隔離審查的“上策”。二，行動的時間，“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為這次行動的總指揮，華國鋒下了最後決心。為什麼說華的決心更重要呢？想想看吧，如果華這次稍有遲疑，瞻前顧後，延誤了時機，讓「四人幫」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搶先奪權，那後果還堪設想嗎？
影。看過電影后，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具體研究了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五十多人，組成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10月2日華國鋒到我的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我進一步商議。華國鋒要我深思：把「四人幫」抓起來後，全國黨政軍民會有什麼反應，應採取什麼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四人幫」在北京市有什麼爪牙。我說有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該隔離。華國鋒同意。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志福、丁國鈺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
按：抓捕「四人幫」計劃，在華國鋒主持下，此時進入具體階段。以華國鋒為首，中央決策層已形成加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共四人的領導核心。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內，四人間頻繁接觸，商議安排多項具體問題。吳德之所以成為核心之一，是由於他所處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衛戍區第一政委。華國鋒對他說：“首都不能亂，首都一亂，全國就有可能發生大問題。穩定首都的問題，由你負全責。”
此時部隊的調動問題，提上議程。上引一條紀事，說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談的自然就是中央警衛團(即有名的8341部隊)的調動問題，這是聽汪東興指揮的。抓捕行動就是由中央警衛團執行的。吳德在書中說：「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汪東興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曾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王洪文則經營上海十萬民兵，作為禁衛軍。但他們調動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這是導致他們最終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華國鋒處商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我和華國鋒談完話，就去找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向我保證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我立即向華國鋒作了彙報。華國鋒又親自與吳忠談了一次話。
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在一起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馬上就找到陳錫聯。陳錫聯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並要吳忠立即到我的住處具體商量。
按：繼中央警衛團部隊調動問題的落實，華國鋒、葉劍英、吳德又落實了北京衛戍區和北京軍區部隊司令員的工作。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是被毛澤東稱作「吳(諧音無)忠有忠」而聞名的軍人。那一次毛在火車上接見吳德、吳忠，聽了二人名字說：“吳德有德，吳忠有忠。”成為毛澤東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話，也說明對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話機旁隨時與他保持聯繫。
按：據上所記，10月4日下午至晚間，是抓捕行動開始前的最後一次準備工作，周密細緻，一切就緒，只待令下。策劃這次行動的核心，這時集中到華國鋒、吳德、汪東興三人身上，他們肩負起了這次歷史轉折的使命。第二天(10月5日)，吳德的書沒有紀事，想是在表面平靜內部緊張的等待氣氛中度過。
話機旁。
不到九點鐘的時候，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第一個到懷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個是張春橋，均已被隔離起來。江青是由張耀祠帶人去解決的。姚文元最後到，進入懷仁堂後，也被實施隔離。
按：據吳德所記，粉碎「四人幫」所採用的方式，得到了鄧小平的讚賞。這是鄧復出前，吳德、陳錫聯在李先念的提議下，一同去看望住在西山的鄧小平。鄧見到他們非常高興，對他們說：“很好呵！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幫」事)，乾淨利索！”旨哉斯言，這是一位偉人對這次兼具智慧與勇氣的果斷行動發出的嘉獎令，獎到了點子上。
通過以上的摘錄，1976年9月11日至10月6日這段二十六天時間內的歷史過程，大致可以比較清晰地顯露出來了。《決議》中的那個「等」字，包含的什麼人，應該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吳德回憶錄不諱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經歷：1976年“四五”天安門廣場時間，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批鄧，許久未能轉過彎來；他主持首都百萬人慶功大會，講過“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這樣的話；他又是第一個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過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煙閣了。作者後人於後記說，本書是“一個有德之人所說的老實話”，老實話若指真話，不易呵！(錢伯城/上海古籍出版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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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歷史需要細節——一個後代眼中的老外交官往事》，
當「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個年頭——1967年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陸續發生了「奪權」鬧劇。之後，圍繞著支持與反對「革委會」，內亂愈來愈烈，從“文斗”發展到“武鬥”。在北京，造反派們熱衷於玩“國際大活兒”，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中國，承認中國的新政府，並表示願意兩國建立外交關係。1954年6月17日，中英雙方互派代辦。
新中國成立之後，對以往的舊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進行了清理與廢除，但從戰略上考慮，與香港、澳門等相關條約未列在清除之列。「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極左思想佔了上風，也影響了香港局勢，一些香港左派也行動起來。港英當局惶惶不可終日，對罷工、遊行的群眾採取武力鎮壓的手段，打死打傷數人，對一些報刊採取了停刊，並逮捕了記者。這樣一來，中國與港英當局的矛盾激化。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廠勞資雙方發生衝突，工人們進行遊行示威時遭到港英警察的武力鎮壓，開槍打死一人、逮捕數人。中國外交部對此事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要求港英當局無條件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立即接受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懲辦凶手，賠償損失，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5月19日，北京舉行10萬人群眾大會，抗議港英當局的暴行。
港英警察開槍打死打傷二三百人，有意誇大隻死一人的事實。《人民日報》6月3日發表社論，號召香港市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推翻港英當局的反動統治。
周恩來總理針對發生的一系列事端，立即召開了外交部、外辦、港澳工委等單位的會議，強調同港英當局鬥爭要嚴格遵守中央有關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批評了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過左的做法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搬國內紅衛兵做法，行不通。周總理還質問有關單位:「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麼？」
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接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時說:「1967年夏天外交部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接見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時極力煽動造反派奪權，他說:“揪陳大方向當然對”，“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二十幾歲的人為什麼不能當外交部長？”“部黨委的班子不動動怎麼行？”……於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兵團”等組織，砸、搶、封了外交部政治部，將外交部副部長的辦公室貼上封條，副部長們被關押寫檢查，宣佈奪了外交部的領導權。
造反派奪權後，立即策劃並組織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當時港英當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幾家左派報紙《夜報》、《新午報》、《田豐報》，並逮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文匯報》、《大公報》的19名記者及34名報社工作人員。8月20日，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限令48小時內解除對報紙的封查令和釋放記者、報社工作人員的最後通牒，否則後果自負。外交部的一批反陳毅追隨王力、姚登山的造反派成立「反帝反修聯絡站」，與北京高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聯合，預備8月22日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總理獲知消息後，立即找來「反帝反修聯絡站」的負責人，想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但未能如願。最後在得到該組織者不衝擊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承諾後，周總理才結束這次艱難的對話，那時已是8月21日深夜了。
以在「門前」開大會，掩蓋了數千人闖入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實；以“紅衛兵”自發的“示威”，掩蓋了一件有組織、有計劃犯下的嚴重涉外事件，在國際上造成惡劣影響。
40年過去了，為了在回顧歷史事件時儘可能地恢復它的原貌，現將美國作家韓丁於1971年採訪清華大學時寫的《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一書中，對直接參加「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清華大學「414」紅衛兵頭目高衡慶的採訪記錄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加工，對這一事件的全過程進行了追記。
話，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外交部「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人。他簡明扼要地說，8月22日晚要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舉行一次抗議港英當局迫害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大會，邀請清華大學「414」紅衛兵參加大會。高衡慶向他的頭頭彙報後，當即表態願意參加這次示威活動。「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人表示馬上到清華大學來介紹情況。
清華大學「414」廣播站立刻發出緊急通知:“‘414’的紅衛兵們馬上到××樓階梯教室集合，召開緊急會議。”「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來人衣著整潔、氣度不凡，金絲眼鏡後閃爍著狡黠的眼神，他用巧舌如簧的講演開始了動員，他列舉了港英當局的種種罪行，宣講了外交部48小時通牒的照會。話鋒一轉，他講道:“到現在為止，港英當局一直不作回復，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去開大會就是要壓一壓他們，顯示紅衛兵的力量，讓他們知道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造反派是不好惹的！”他還煽動說:“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覆，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復。‘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收集了我國許多重要情報，帶上錐子、鉗子，到那以後有必要時打開他們的檔案櫃，把情報拿回來。”“大家要穿深色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開槍，不要留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會英語的同學站在前面，都帶上電筒。”最後，他又拿出一張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位置示意圖，標明代辦處內各建築物的位置及電源閘盒、水管等設施的位置。
向英帝示威的神聖，「神秘」任務的重託，使紅衛兵們情緒高漲起來。當第一批紅衛兵上路後，「414」又快速地將第二批紅衛兵派了出去。英國駐華代辦處位於日壇公園附近光華路使館區內。天還不黑，英國駐華辦事處已被數萬名紅衛兵圍得水泄不通。開始，大家都很守規矩地坐在那裏，呼口號、唱歌、念抗議書。天黑下來後，架起了探照燈，雪白的燈柱劃破天空。高音喇叭不斷傳出:“離最後通牒還有×小時，你們到底何去何從？”一遍又一遍的質問聲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聲和抗議的口號聲使寧靜的夜晚充斥著緊張氣氛。清華大學「414」的高衡慶見到l0點鐘通牒的期限已到，他找到「反帝反修聯絡站」的負責人，問下一步該怎麼辦，得到的答覆是:“雖然周總理說了不讓沖英國駐華代辦處，但是群眾要採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晚10點40分，在一位手持喇叭的人指揮與鼓動下，代辦處正門開始躁動起來。先是向院內投擲墨水瓶等雜物，後來人群開始衝擊有8排赤手空拳的解放軍組成的人牆。有人試圖從解放軍人牆上爬過去，有的人爬上鐵柵欄試圖翻進去。幾經反覆衝撞，解放軍組成的人牆給衝破了，人群涌人院內。在衝擊正門時，北京外語學院的紅衛兵從代辦處西牆翻人院內，10分鐘後又有人突破北牆。衝進辦公樓的人將桌椅及一些用品從窗戶扔出。晚11點左右在游泳池旁的車庫開始點燃大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裏的門窗、地板、汽車房及7輛汽車被大火吞噬。在西院樓內，3個卧室、檔案室及兩輛汽車也被火燒著。不一會兒，呼嘯的救火車趕來，在解放軍戰士的奮力協助下，大火被撲滅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十幾位外交官躲在辦公樓地下室的一間密室中，外面的煙沿著風口灌了進來，在解放軍戰士的搶救、護送下，他們來到院子裏，在這裏他們挨了打。
英國駐華代辦處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當我們從地下室來到院子裏時，院子裏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頭髮拖，揪住領帶勒，用手中拿著的東西朝我們打來。不一會兒，我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辦處的人不僅受到唾罵、挨踢，還被強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後來警察進行了干預，將我們撤離了代辦處大院。在向外走時，還有人不斷撕扯我們的衣服。」“有幾名女士曾經想到對面的阿爾巴尼亞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他們關上了使館大門。兩位姑娘進入了荷蘭使館，受到保護。”
廣播中傳出周總理與「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聯名指示，命令所有進入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人立即撤出，停止一切破壞行動。這樣，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才逐漸平息下來。清華的高衡慶說:“實際上，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舉動不大好，為什麼我們國家要採取這種暴力？接到周總理指示後，我們都撤離了，都感到做錯了事。大樓是怎麼燒起來的，是個謎。”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火燒起來後，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外事口造反派組織代表，強烈譴責了這次違法行為，並斷然否定了造反派奪取外交部大權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月25日凌晨，周恩來總理單獨召見了剛從上海毛主席那裏回北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最近北京發生的大事和對形勢發展的擔憂。並將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讓他立刻回上海交給毛主席看。8月26日，毛主席對楊成武發出指示:“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並在王力「八七」講話稿上寫上了:“大大大毒草。”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對戚本禹也做了同樣處理。
北京發生「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之後幾天，中國駐英代辦處也受到英方的報復，幾名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眾所周知，駐外大使館象徵著所屬國的領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權，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這種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踐踏國際公約、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卻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件讓中國蒙受恥辱的悲劇。為此，中國政府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對毀壞的物品作了賠償。周恩來總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見新任英國代辦譚森時就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當鬧劇成為歷史，人們會關切地問那些放火歹徒是否受到了懲處？那操縱事件的黑手的內幕是否揭開？不得而知。在我探尋事件發生的經過時，感到「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始作俑者是在製造大的國際糾紛，妄圖從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手中奪取外交大權的一個陰謀，但最後因毛主席的決策使那幕後黑手未能得逞。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猜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