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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澤東親自迎接新政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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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澤東親自迎接新政協代表

2020年01月22日 20:37

1949年,毛澤東親自迎接新政協代表

穎涵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部分民主人士游天壇。

1949年6月19日,毛澤東給宋慶齡的信。

前門車站舊影。圖片由作者提供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時,一列列車徐徐駛入前門火車站。

這一天,一向喜歡夜裏工作、白天休息的毛主席特意早早起來,穿上工作人員為他準備好的淺色中山裝,和那雙平時不大穿的膠底皮鞋,提早來到車站準備迎客,陪同他一起前往車站的還有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人。如此陣仗,是為迎接一位特別的客人。

車剛剛停穩,毛澤東便快步走進車廂,迎上前去熱情地和宋慶齡握手問候。宋慶齡此次前來北平,是作為特邀代表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

幾天之後的9月7日晚10時,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人再次來到火車站,這次迎接的是國民黨元老、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

1 新政協代表的產生

史良說,舊政協我沒有參加,基本上沒有婦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協能夠注意到婦女代表的名額。

1949年3月,居住在香山的毛澤東開始廣泛接觸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但是確定新政協代表人選實在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根據政協籌備會的規定,新政協代表的提名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一種是本人申請。

以民主建國會為例,應該產生正式代表12人,候補代表2人。7月3日,黃炎培到上海民主建國會總部,與民主建國會同仁溝通出席新政協代表問題。7月9日,民主建國會召開理監事會,提出新政協候選人14名。7月12日,民主建國會舉行新政協會議代表選舉工作。7月16日,華東局統戰部與民主建國會協商出席代表人選,最終確定黃炎培、章乃器等12人及候補代表2人。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後,又經過籌備會反覆協商,徵求各方意見。8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就新政協代表名單分別訪問各單位負責人李濟深、蔡廷鍇、譚平山、陳琪瑗、沈鈞儒、陳叔通、章伯鈞、彭澤民、黃炎培、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等12人,徵求他們的意見。次日,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首席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談,討論參加新政協代表名單問題。

民主人士對名單充分發表意見,中國共產黨和政協籌備會高度重視這些意見。一次,周恩來就新政協名單等問題徵求民盟中央負責人史良的意見。史良說,舊政協我沒有參加,基本上沒有婦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協能夠注意到婦女代表的名額。周恩來回答,這個意見很好,黨中央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到歧視。經過協商,最終產生的代表名單中婦女代表共68人,超過全部662名代表的10%以上。

為了保證新政協的代表性和廣泛性,籌備會照顧各個方面,幾度擴大參加單位和代表名額,但正如周恩來所說:「儘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代表。」

周恩來在9月7日向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做《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時就特邀代表問題做了說明: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國整個民主革命階段中,始終站在正義事業方面的,如孫夫人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也有從事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資源委員會錢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個時期和我們有某種聯繫和朋友來往,同情人民事業,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這方面的,如福建薩鎮冰先生、張難先先生。也有從事民主運動在解放區服務很久的朋友,如陳瑾昆先生。也有是參加這次和平運動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潛先生也是響應和平號召投到人民方面來的。起義的將軍有的作為解放軍代表參加會議,如吳奇偉將軍、曾澤生將軍、張軫將軍,也有的參加到特邀單位中。海軍、空軍的代表也在特邀單位中。還有願意為建設新的人民的藝術而服務的人物,我們也邀請了,如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幾位先生。邀請的代表還有勞動界護廠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和在各解放區單位安排不下的,如晉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2 誠邀宋慶齡北上

儘管宋慶齡未直接答應,但廖夢醒卻從她的情緒中看到了希望,於是向鄧穎超彙報說「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也是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她一直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內戰政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貢獻,她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她若能北上,必然聚攏大批民主人士的心。為了能邀請到宋慶齡參加新政協,中共中央很是費了一番心力。

報,誠請她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電文中說:「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和漢年、仲華熟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迴音。」

因為身體原因,加之國民黨的嚴密監視,宋慶齡接到電報後,經過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先後給中共中央回了兩個函件,表示歉意,稱「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

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上海。6月中旬,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中央由衷希望宋慶齡能參加。但是北平是她的傷心地,因為孫中山先生在這裏不幸病逝,而且衣冠冢就建在香山附近的碧雲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自然也都能理解宋慶齡的感受,所以在邀請她北上這件事上做到了真誠而周到。

考慮到宋慶齡的顧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派人專程去上海邀其北上。鄧穎超的黨內地位和社會聲望很高,又與宋慶齡有過多次交往,周恩來建議派她去。毛澤東想了想,補充說,廖仲愷之女廖夢醒曾長期在宋慶齡身邊擔任英文秘書,深受其信任,一同去迎接會更好。

6月19日,毛澤東再次提筆寫信給宋慶齡,真摯而恭敬:「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

鄧穎超即將出發時,周恩來也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誠摯地邀請她:「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現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6月25日,鄧穎超、廖夢醒帶著兩封信抵達上海。廖夢醒先行一步,見到了宋慶齡。告訴她:「北平將成為紅色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恩來同志,特來迎你。你打算什麼時候見大姐?」宋慶齡回答說,北平是她最傷心之地,怕到那裏去。等想好了再通知廖夢醒。儘管宋慶齡未直接答應,但廖夢醒卻從她的情緒中看到了希望,向鄧穎超彙報說「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不久,宋慶齡邀請鄧穎超去做客。鄧穎超到宋慶齡寓所,送上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並向她介紹了新政協籌備情況,鄭重地說:「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在北平召開,中央人民政府也將正式建立。黨中央、毛主席懇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國大計。」

宋慶齡接過信,深知其中的分量。仔細看完信,認真思索一會兒後說:「這事容我再仔細想一想。」鄧穎超忙說:“這事不忙馬上定下來,先生可以從容考慮再作定奪。”

為了說服宋慶齡北上,鄧穎超留在上海耐心等待著。這期間,又幾次去看望宋慶齡。通過各種途徑了解、解決她的困難,向她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多次受邀參加宋慶齡主持的有關孤兒的公益活動。考慮到宋慶齡的病痛,鄧穎超在給中央的電報中說:「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周恩來迅速給出解決方案:“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卧車。”並對其來京後的住所、飲食、參會身份等一一作了細緻安排。

經各方面共同努力,8月26日,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陪同下,坐上火車,離滬北上。

3 「這是一件大事」

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一定的抵觸情緒,思想上一時難以接受。

中國共產黨邀請眾多民主人士、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些黨員對此頗有微詞,說「共產黨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一定的抵觸情緒,思想上一時難以接受,說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這樣的話。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針對這種錯誤思想反覆進行政策教育,多次向黨外人士解釋,取得良好效果。毛澤東說:這些必須合作,必須住北京飯店,必須敲鑼打鼓歡迎,因為這樣對中國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們不能代表。人民政協會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必須學會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經過長期工作,是可能進步的。

周恩來也多次對這種現象進行批評教育,說:「我們不應該這樣看問題,不能這樣比。如果這樣比,我們開黨員代表大會好了,那就不叫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我們的同志有許多可以當代表的而沒有當,這是不是說他們沒有資格呢?不是的。這是因為各人的工作崗位不同。有些過去是反革命分子的,現在也當了代表,就是因為他過去是反革命而今天站到革命這一邊來了,既然站到革命一邊來了,就不能再叫他反革命分子了。他們起的影響我們不能起,只有傅作義才能開城門歡迎我們進北平。」

周恩來從建設新中國的角度反覆向黨內幹部闡明:「同黨外人士的合作,這是一件大事。我們以前習慣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合作,這是經過了20多年來學會了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大城市,需要和資產階級合作,和舊知識分子合作,要同反動陣營劃分出來的人合作。同這樣一些人合作,我們還沒有很好的經驗。這是一個困難。」

4 「老上司」程潛

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難道你們的朋友來了,你們還叫別人去接嗎?!

程潛,國民黨元老、原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此番也是作為特邀代表來到北平,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

程潛,邀請其出席會議。9月4日,將程潛一行行程函告周恩來、聶榮臻,要求沿途對其悉心保護照料,事前安排住處並組織迎接。有人不明白毛澤東為何給程潛如此高規格的禮遇。毛澤東說:程潛是個元老,我們特邀他參加新政協。另外,我們又是老鄉,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難道你們的朋友來了,你們還叫別人去接嗎?!

程潛一走下火車,毛澤東就快步迎上去,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先開口風趣地說:多年未見,您歷盡艱辛,還很健康,洪福不小啊!這次接您這位老上司來,請您參加政協,共商國家大事,您有什麼意見和想法可要說出來!接著,毛澤東把程潛扶進車裏,兩人同乘一輛車,前往中南海。

毛澤東說程潛是他的老上司,指的是辛亥革命後毛澤東剪去頭上的辮子,成為湖南新軍一名列兵。而當時的程潛是湖南督軍府參謀長、軍事廳廳長,所以毛澤東後來一直尊稱他為自己的「老上司」。只是這位「老上司」當時絕對沒有想到,這名屬下日後成了改變中國歷史的偉人。

程潛參加過辛亥革命,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歷史上有過同共產黨合作的關係,同蔣介石等有矛盾,1948年被任命為沒有實權的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他已在考慮同共產黨合作,實行「應變」。考慮到程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影響,為推動和爭取湖南和平解放,毛澤東做了大量工作。

全國”。收到密信後,毛澤東指示時任華北軍政大學總隊長的前國民黨高級將領李明灝,速赴武漢配合林彪爭取實現湖南和平解放的談判。7月11日,程潛收到毛澤東親筆複信,其中寫道:

所提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保存貴部予以整編教育等項意見均屬可行。此間已派李明灝兄至漢林彪將軍處,請先生派員至漢與林將軍面洽,商定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軍事處置諸項問題。為著迅赴事功打擊桂系,貴處派員以速為宜。如遇桂系難迫,先生可權宜處置一切。只要先生決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蔣,先生權宜處置,敝方均能諒解。諸事待理,借重之處尚多,此間已囑林彪將軍與貴處妥為聯絡矣。

程潛反覆看過幾遍後,高興之情溢於言表。他告訴前來送信的地下工

當時,準備追隨程潛起義的國民黨軍第1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因1947年6月堅守四平,給攻城的解放軍造成重大傷亡,受到蔣介石的嘉獎,擔心共產黨不會寬容他,心裏有所顧慮。毛澤東估計到這一情況,對章士釗說:「當日,陳明仁是坐在他們的船上,各劃各的船,都想贏,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會諒解,只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陳明仁看了章士釗給程潛的親筆信,裏面講到毛澤東這一段話,顧慮盡除,加快了準備起義的步伐。

呼籲和平。8月4日,由國民黨湖南軍政首腦陳明仁與程潛領銜、37位國民黨軍政要員聯署的起義通電,鄭重宣佈:「正式脫離廣州政府。加入中共領導之人民民主政權,共同為建立新民主主義之中國而奮鬥。」8月5日,湖南各界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麟、仇鰲等100餘人通電響應起義。當晚,人民解放軍進駐長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這件事在國民黨統治集團震動很大,對加速中國大陸解放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程潛、陳明仁及全體起義將士。電報指出:

諸公率三湘健兒,脫離反動陣營,義聲昭著,全國歡迎,南望湘雲,謹至祝賀。尚望團結部屬,與人民解放軍親密合作,並準備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隊,改變作風,力求進步,為消滅殘匪,解放全中國人民而奮鬥。

8月25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時評《湖南起義的意義》。文中指出:程潛、陳明仁兩位將軍在湖南起義,嚴重地震撼了華南、東南、西南、西北的國民黨殘部。湖南的起義告訴他們,對於人民解放軍的抵抗是沒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脫離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無論什麼人,只要真正做到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諒解的希望。

9月19日,毛澤東再次起個大早,來到北京飯店看望住在這裏,準備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代表。共進午餐後,毛澤東邀請程潛、陳明仁等同游天壇,一行人信步漫遊,談笑風生。祈年殿前,毛澤東邀請大家聚在一起,拍下珍貴照片。

9月21日,新政協會議召開。662名代表來自不同的地區,處在各種不同的環境,操著各自不同的方言,他們都抱著拋棄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心情,自由地、民主地、和諧地、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汪東興(1916~),江西省弋陽縣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顧委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汪東興,1932年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排長、

汪東興與毛澤東在一起 來源:資料圖

9月26日或27日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華國鋒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已經不可避免。我表示支持華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解決的辦法,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方法來解決。

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的情況,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裏是沒有力量的。我們還討論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問題。我和李先念都同意華國鋒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決「四人幫」的提議。華國鋒和李先念都對我說過,通過這次討論後,華國鋒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

按:這次華、李、吳三人會議,十分重要,做出了兩項決定:一,對「四人幫」採取抓起來隔離審查的“上策”。二,行動的時間,“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為這次行動的總指揮,華國鋒下了最後決心。為什麼說華的決心更重要呢?想想看吧,如果華這次稍有遲疑,瞻前顧後,延誤了時機,讓「四人幫」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搶先奪權,那後果還堪設想嗎?

影。看過電影后,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具體研究了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五十多人,組成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10月2日華國鋒到我的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我進一步商議。華國鋒要我深思:把「四人幫」抓起來後,全國黨政軍民會有什麼反應,應採取什麼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四人幫」在北京市有什麼爪牙。我說有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該隔離。華國鋒同意。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志福、丁國鈺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

按:抓捕「四人幫」計劃,在華國鋒主持下,此時進入具體階段。以華國鋒為首,中央決策層已形成加上葉劍英、李先念、吳德共四人的領導核心。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內,四人間頻繁接觸,商議安排多項具體問題。吳德之所以成為核心之一,是由於他所處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衛戍區第一政委。華國鋒對他說:“首都不能亂,首都一亂,全國就有可能發生大問題。穩定首都的問題,由你負全責。”

此時部隊的調動問題,提上議程。上引一條紀事,說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談的自然就是中央警衛團(即有名的8341部隊)的調動問題,這是聽汪東興指揮的。抓捕行動就是由中央警衛團執行的。吳德在書中說:「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汪東興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曾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王洪文則經營上海十萬民兵,作為禁衛軍。但他們調動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這是導致他們最終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華國鋒處商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我和華國鋒談完話,就去找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吳忠向我保證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我立即向華國鋒作了彙報。華國鋒又親自與吳忠談了一次話。

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在一起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馬上就找到陳錫聯。陳錫聯說情況他已知道,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並要吳忠立即到我的住處具體商量。

按:繼中央警衛團部隊調動問題的落實,華國鋒、葉劍英、吳德又落實了北京衛戍區和北京軍區部隊司令員的工作。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是被毛澤東稱作「吳(諧音無)忠有忠」而聞名的軍人。那一次毛在火車上接見吳德、吳忠,聽了二人名字說:“吳德有德,吳忠有忠。”成為毛澤東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話,也說明對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話機旁隨時與他保持聯繫。

按:據上所記,10月4日下午至晚間,是抓捕行動開始前的最後一次準備工作,周密細緻,一切就緒,只待令下。策劃這次行動的核心,這時集中到華國鋒、吳德、汪東興三人身上,他們肩負起了這次歷史轉折的使命。第二天(10月5日),吳德的書沒有紀事,想是在表面平靜內部緊張的等待氣氛中度過。

話機旁。

不到九點鐘的時候,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第一個到懷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個是張春橋,均已被隔離起來。江青是由張耀祠帶人去解決的。姚文元最後到,進入懷仁堂後,也被實施隔離。

按:據吳德所記,粉碎「四人幫」所採用的方式,得到了鄧小平的讚賞。這是鄧復出前,吳德、陳錫聯在李先念的提議下,一同去看望住在西山的鄧小平。鄧見到他們非常高興,對他們說:“很好呵!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幫」事),乾淨利索!”旨哉斯言,這是一位偉人對這次兼具智慧與勇氣的果斷行動發出的嘉獎令,獎到了點子上。

通過以上的摘錄,1976年9月11日至10月6日這段二十六天時間內的歷史過程,大致可以比較清晰地顯露出來了。《決議》中的那個「等」字,包含的什麼人,應該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吳德回憶錄不諱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經歷:1976年“四五”天安門廣場時間,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批鄧,許久未能轉過彎來;他主持首都百萬人慶功大會,講過“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這樣的話;他又是第一個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過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煙閣了。作者後人於後記說,本書是“一個有德之人所說的老實話”,老實話若指真話,不易呵!(錢伯城/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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