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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澤東親自迎接新政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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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澤東親自迎接新政協代表

2020年01月22日 20:37

1949年,毛澤東親自迎接新政協代表

穎涵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部分民主人士游天壇。

1949年6月19日,毛澤東給宋慶齡的信。

前門車站舊影。圖片由作者提供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時,一列列車徐徐駛入前門火車站。

這一天,一向喜歡夜裏工作、白天休息的毛主席特意早早起來,穿上工作人員為他準備好的淺色中山裝,和那雙平時不大穿的膠底皮鞋,提早來到車站準備迎客,陪同他一起前往車站的還有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人。如此陣仗,是為迎接一位特別的客人。

車剛剛停穩,毛澤東便快步走進車廂,迎上前去熱情地和宋慶齡握手問候。宋慶齡此次前來北平,是作為特邀代表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

幾天之後的9月7日晚10時,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人再次來到火車站,這次迎接的是國民黨元老、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

1 新政協代表的產生

史良說,舊政協我沒有參加,基本上沒有婦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協能夠注意到婦女代表的名額。

1949年3月,居住在香山的毛澤東開始廣泛接觸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但是確定新政協代表人選實在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根據政協籌備會的規定,新政協代表的提名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一種是本人申請。

以民主建國會為例,應該產生正式代表12人,候補代表2人。7月3日,黃炎培到上海民主建國會總部,與民主建國會同仁溝通出席新政協代表問題。7月9日,民主建國會召開理監事會,提出新政協候選人14名。7月12日,民主建國會舉行新政協會議代表選舉工作。7月16日,華東局統戰部與民主建國會協商出席代表人選,最終確定黃炎培、章乃器等12人及候補代表2人。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後,又經過籌備會反覆協商,徵求各方意見。8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就新政協代表名單分別訪問各單位負責人李濟深、蔡廷鍇、譚平山、陳琪瑗、沈鈞儒、陳叔通、章伯鈞、彭澤民、黃炎培、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等12人,徵求他們的意見。次日,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首席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談,討論參加新政協代表名單問題。

民主人士對名單充分發表意見,中國共產黨和政協籌備會高度重視這些意見。一次,周恩來就新政協名單等問題徵求民盟中央負責人史良的意見。史良說,舊政協我沒有參加,基本上沒有婦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協能夠注意到婦女代表的名額。周恩來回答,這個意見很好,黨中央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到歧視。經過協商,最終產生的代表名單中婦女代表共68人,超過全部662名代表的10%以上。

為了保證新政協的代表性和廣泛性,籌備會照顧各個方面,幾度擴大參加單位和代表名額,但正如周恩來所說:「儘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代表。」

周恩來在9月7日向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做《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時就特邀代表問題做了說明: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國整個民主革命階段中,始終站在正義事業方面的,如孫夫人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也有從事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資源委員會錢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個時期和我們有某種聯繫和朋友來往,同情人民事業,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這方面的,如福建薩鎮冰先生、張難先先生。也有從事民主運動在解放區服務很久的朋友,如陳瑾昆先生。也有是參加這次和平運動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潛先生也是響應和平號召投到人民方面來的。起義的將軍有的作為解放軍代表參加會議,如吳奇偉將軍、曾澤生將軍、張軫將軍,也有的參加到特邀單位中。海軍、空軍的代表也在特邀單位中。還有願意為建設新的人民的藝術而服務的人物,我們也邀請了,如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幾位先生。邀請的代表還有勞動界護廠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和在各解放區單位安排不下的,如晉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2 誠邀宋慶齡北上

儘管宋慶齡未直接答應,但廖夢醒卻從她的情緒中看到了希望,於是向鄧穎超彙報說「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也是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她一直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內戰政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貢獻,她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她若能北上,必然聚攏大批民主人士的心。為了能邀請到宋慶齡參加新政協,中共中央很是費了一番心力。

報,誠請她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電文中說:「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和漢年、仲華熟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迴音。」

因為身體原因,加之國民黨的嚴密監視,宋慶齡接到電報後,經過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先後給中共中央回了兩個函件,表示歉意,稱「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

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上海。6月中旬,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中央由衷希望宋慶齡能參加。但是北平是她的傷心地,因為孫中山先生在這裏不幸病逝,而且衣冠冢就建在香山附近的碧雲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自然也都能理解宋慶齡的感受,所以在邀請她北上這件事上做到了真誠而周到。

考慮到宋慶齡的顧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派人專程去上海邀其北上。鄧穎超的黨內地位和社會聲望很高,又與宋慶齡有過多次交往,周恩來建議派她去。毛澤東想了想,補充說,廖仲愷之女廖夢醒曾長期在宋慶齡身邊擔任英文秘書,深受其信任,一同去迎接會更好。

6月19日,毛澤東再次提筆寫信給宋慶齡,真摯而恭敬:「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

鄧穎超即將出發時,周恩來也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誠摯地邀請她:「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現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6月25日,鄧穎超、廖夢醒帶著兩封信抵達上海。廖夢醒先行一步,見到了宋慶齡。告訴她:「北平將成為紅色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恩來同志,特來迎你。你打算什麼時候見大姐?」宋慶齡回答說,北平是她最傷心之地,怕到那裏去。等想好了再通知廖夢醒。儘管宋慶齡未直接答應,但廖夢醒卻從她的情緒中看到了希望,向鄧穎超彙報說「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不久,宋慶齡邀請鄧穎超去做客。鄧穎超到宋慶齡寓所,送上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並向她介紹了新政協籌備情況,鄭重地說:「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在北平召開,中央人民政府也將正式建立。黨中央、毛主席懇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國大計。」

宋慶齡接過信,深知其中的分量。仔細看完信,認真思索一會兒後說:「這事容我再仔細想一想。」鄧穎超忙說:“這事不忙馬上定下來,先生可以從容考慮再作定奪。”

為了說服宋慶齡北上,鄧穎超留在上海耐心等待著。這期間,又幾次去看望宋慶齡。通過各種途徑了解、解決她的困難,向她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多次受邀參加宋慶齡主持的有關孤兒的公益活動。考慮到宋慶齡的病痛,鄧穎超在給中央的電報中說:「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周恩來迅速給出解決方案:“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卧車。”並對其來京後的住所、飲食、參會身份等一一作了細緻安排。

經各方面共同努力,8月26日,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陪同下,坐上火車,離滬北上。

3 「這是一件大事」

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一定的抵觸情緒,思想上一時難以接受。

中國共產黨邀請眾多民主人士、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些黨員對此頗有微詞,說「共產黨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一定的抵觸情緒,思想上一時難以接受,說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這樣的話。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針對這種錯誤思想反覆進行政策教育,多次向黨外人士解釋,取得良好效果。毛澤東說:這些必須合作,必須住北京飯店,必須敲鑼打鼓歡迎,因為這樣對中國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們不能代表。人民政協會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必須學會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經過長期工作,是可能進步的。

周恩來也多次對這種現象進行批評教育,說:「我們不應該這樣看問題,不能這樣比。如果這樣比,我們開黨員代表大會好了,那就不叫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我們的同志有許多可以當代表的而沒有當,這是不是說他們沒有資格呢?不是的。這是因為各人的工作崗位不同。有些過去是反革命分子的,現在也當了代表,就是因為他過去是反革命而今天站到革命這一邊來了,既然站到革命一邊來了,就不能再叫他反革命分子了。他們起的影響我們不能起,只有傅作義才能開城門歡迎我們進北平。」

周恩來從建設新中國的角度反覆向黨內幹部闡明:「同黨外人士的合作,這是一件大事。我們以前習慣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合作,這是經過了20多年來學會了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大城市,需要和資產階級合作,和舊知識分子合作,要同反動陣營劃分出來的人合作。同這樣一些人合作,我們還沒有很好的經驗。這是一個困難。」

4 「老上司」程潛

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難道你們的朋友來了,你們還叫別人去接嗎?!

程潛,國民黨元老、原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此番也是作為特邀代表來到北平,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

程潛,邀請其出席會議。9月4日,將程潛一行行程函告周恩來、聶榮臻,要求沿途對其悉心保護照料,事前安排住處並組織迎接。有人不明白毛澤東為何給程潛如此高規格的禮遇。毛澤東說:程潛是個元老,我們特邀他參加新政協。另外,我們又是老鄉,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難道你們的朋友來了,你們還叫別人去接嗎?!

程潛一走下火車,毛澤東就快步迎上去,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先開口風趣地說:多年未見,您歷盡艱辛,還很健康,洪福不小啊!這次接您這位老上司來,請您參加政協,共商國家大事,您有什麼意見和想法可要說出來!接著,毛澤東把程潛扶進車裏,兩人同乘一輛車,前往中南海。

毛澤東說程潛是他的老上司,指的是辛亥革命後毛澤東剪去頭上的辮子,成為湖南新軍一名列兵。而當時的程潛是湖南督軍府參謀長、軍事廳廳長,所以毛澤東後來一直尊稱他為自己的「老上司」。只是這位「老上司」當時絕對沒有想到,這名屬下日後成了改變中國歷史的偉人。

程潛參加過辛亥革命,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歷史上有過同共產黨合作的關係,同蔣介石等有矛盾,1948年被任命為沒有實權的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他已在考慮同共產黨合作,實行「應變」。考慮到程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影響,為推動和爭取湖南和平解放,毛澤東做了大量工作。

全國”。收到密信後,毛澤東指示時任華北軍政大學總隊長的前國民黨高級將領李明灝,速赴武漢配合林彪爭取實現湖南和平解放的談判。7月11日,程潛收到毛澤東親筆複信,其中寫道:

所提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保存貴部予以整編教育等項意見均屬可行。此間已派李明灝兄至漢林彪將軍處,請先生派員至漢與林將軍面洽,商定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軍事處置諸項問題。為著迅赴事功打擊桂系,貴處派員以速為宜。如遇桂系難迫,先生可權宜處置一切。只要先生決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蔣,先生權宜處置,敝方均能諒解。諸事待理,借重之處尚多,此間已囑林彪將軍與貴處妥為聯絡矣。

程潛反覆看過幾遍後,高興之情溢於言表。他告訴前來送信的地下工

當時,準備追隨程潛起義的國民黨軍第1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因1947年6月堅守四平,給攻城的解放軍造成重大傷亡,受到蔣介石的嘉獎,擔心共產黨不會寬容他,心裏有所顧慮。毛澤東估計到這一情況,對章士釗說:「當日,陳明仁是坐在他們的船上,各劃各的船,都想贏,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會諒解,只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陳明仁看了章士釗給程潛的親筆信,裏面講到毛澤東這一段話,顧慮盡除,加快了準備起義的步伐。

呼籲和平。8月4日,由國民黨湖南軍政首腦陳明仁與程潛領銜、37位國民黨軍政要員聯署的起義通電,鄭重宣佈:「正式脫離廣州政府。加入中共領導之人民民主政權,共同為建立新民主主義之中國而奮鬥。」8月5日,湖南各界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麟、仇鰲等100餘人通電響應起義。當晚,人民解放軍進駐長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這件事在國民黨統治集團震動很大,對加速中國大陸解放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程潛、陳明仁及全體起義將士。電報指出:

諸公率三湘健兒,脫離反動陣營,義聲昭著,全國歡迎,南望湘雲,謹至祝賀。尚望團結部屬,與人民解放軍親密合作,並準備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隊,改變作風,力求進步,為消滅殘匪,解放全中國人民而奮鬥。

8月25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時評《湖南起義的意義》。文中指出:程潛、陳明仁兩位將軍在湖南起義,嚴重地震撼了華南、東南、西南、西北的國民黨殘部。湖南的起義告訴他們,對於人民解放軍的抵抗是沒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脫離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無論什麼人,只要真正做到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諒解的希望。

9月19日,毛澤東再次起個大早,來到北京飯店看望住在這裏,準備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代表。共進午餐後,毛澤東邀請程潛、陳明仁等同游天壇,一行人信步漫遊,談笑風生。祈年殿前,毛澤東邀請大家聚在一起,拍下珍貴照片。

9月21日,新政協會議召開。662名代表來自不同的地區,處在各種不同的環境,操著各自不同的方言,他們都抱著拋棄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心情,自由地、民主地、和諧地、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參加悼念活動的群眾與「四人幫」針鋒相對(資料圖)

本文摘自《聚焦人民大會堂》,金聖基 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1

1974年6月,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必須住院治療。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選擇一個人來接替周恩來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再度復出,負責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頂住「四人幫」的阻撓和壓力,開始了對全國各條戰線的整頓,短短一年,就使國民經濟、文化教育、部隊建設等各方面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1、毛澤東說:王洪文不如鄧小平

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推薦,1974年10月4日,他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四屆人大。

江青預感鄧小平有可能在四屆人大上接替周恩來,正式主持國務院工作,就導演了一連串妄圖由她「組閣」的鬧劇,特別是“風慶輪”事件。住院治療的周恩來很快得知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向即將赴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周恩來很清楚,爭論的焦點是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幫」的目的是阻止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囑告王海容、唐聞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王洪文也到了。毛澤東再次明確表態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留在這裏談,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邊木然。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又說:“他沒有鄧小平強。”一邊說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這次王洪文似乎聽懂了,十分尷尬。當周恩來彙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周恩來看懂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又關照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鄭重地點了點頭。

由此,在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終於最後下定了決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周恩來在京主持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間毛澤東還指定鄧小平起草《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不超過5000字。鄧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務。在1月13日至18日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大會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各部部長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發表講話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環顧會場,加重語氣,又說:「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在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2、鄧小賓士鐵路拉開整頓序幕

鄧小平受命於黨和國家危難之際。當時國內的政治、經濟局勢十分嚴峻,「四人幫」的破壞活動還很猖獗,鬧派性、搞分裂,社會秩序也很混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軍隊也存在嚴重問題。經過第二次“起落”的鄧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時深入思考的治國之策付諸實施。

1月1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消除派性的問題。優良傳統要恢復,三個總部本身首先要整頓。以此為開端,整頓工作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條戰線逐步展開。

回想起從江西南昌乘火車返回北京時,特快列車竟晚點3個多小時的情景,鄧小平決定以鐵路運輸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戰線進行整頓。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5日,鄧小平以獨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會議。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鄧小平快步走進會場,他冷靜地環顧四周,幾位省、市領導走上前來,笑容滿面地想與他握手,鄧小平卻敏捷地舉起右手說:「今天不拉手了,因為工業形勢不好!」他看著大家,緩緩地說:一個國家,沒有物質基礎,形勢不好啊!

鄧小平掃視著在場的人,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從農業談到工業,談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再談到鐵路運輸,聲色俱厲地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他談到,對那些派性嚴重的人,要進行教育;對那些鬧派性的頭頭,利用派性混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在混亂中搞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人,必須嚴肅處理。

就在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第9號文件。在這份文件上有鄧小平親筆寫上的一段話:對於少數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

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結束時,主管交通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成效。四屆人大組閣時,由鄧小平點將的新任鐵道部部長萬里表示:要把黨中央關於鐵路整頓的第9號文件作為鐵路工作的綱,“不換節目,不改鏡頭”,一抓到底。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貫通東西南北的鐵路系統率先開始了整頓。萬里要求全國鐵路做到「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 萬里親自率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跑遍了幾個問題嚴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鬧派性的造反派頭頭,重新調整了領導班子。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好轉。到4月份,嚴重堵塞的幾個鐵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的19個超額完成了計劃。鐵路整頓初見成效。

  3、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

整頓工作初見成效。但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卻對整頓工作進行頑固的阻撓和抗拒。他們把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整頓工作的各項措施誣衊為「經驗主義」,藉以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具有豐富領導經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鼓噪甚囂塵上,什麼“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修正主義的貨色”等聳人聽聞的言論,充斥著輿論宣傳領域。

鄧小平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在領導幹部中突出地強調要有敢於鬥爭、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馬蜂窩」。他曾幽默地說自己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不怕人家“抓辮子”,以此鼓勵幹部打消顧慮,敢於鬥爭。

在「四人幫」挑起的所謂“反經驗主義”的鬥爭面前,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作一次專門的“請教”。毛澤東很重視,4月23日,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於4月27日開會批評了江青等人反對「經驗主義」的錯誤。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批評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搞宗派活動的問題。

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在政治局內成了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經驗主義」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斂。

但「四人幫」並沒有認錯。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發。可在會下,他們卻攻擊政治局的批評是“突然襲擊”,是“圍攻”。

針對「四人幫」的攻擊,5月27日和6月3日,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這些專以“革”別人的“命”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鄧小平緊緊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幫」編造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這三件事,反問道: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對於這些事情,不講明白,沒有好處。沒有什麼過頭的。他不容置辯地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總括了歷史經驗。搞小圈子歷來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

在鄧小平單刀直入、切中要害的發言之後,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先後發言。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語地坐著。張春橋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終於,王洪文堅持不住,做了點自我批評。江青也開口了,她檢討自己對上次的會“自我批評不夠”,“還要加深認識”。

自「文革」發動的九年來,像這樣政治局連續開會嚴肅地批評江青一夥,還是第一次。不到一個月,江青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上交了難得的書面檢查: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問題,是我個人講錯了話,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了打擊面,造成了不安定團結;關於個人自作主張到處送材料的問題,是無組織無紀律,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關於目前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這一提法是主觀片面的,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擴大打擊面,嚴重地造成不安定團結。」她承認:“‘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

  4、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

在工交戰線的整頓深入發展時,鄧小平提出國務院要開務虛會。他認為,前些日子一個一個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看來這樣不行。要研究長遠規劃,通盤考慮一下。在鄧小平的部署下,從6月份起,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面鋪開。

在以軍隊整頓為主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嚴厲指出: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他親自主持了對全軍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有力地穩定了軍隊,對於抵制「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戰線,張愛萍、胡耀邦分別率領工作組對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部長周榮鑫說:“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從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文章,集中論述這樣一個觀點: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文藝界這時也出現了新氣象。被江青一夥誣衊為毒草而禁演的電影《創業》和《海霞》,經政治局批准公開放映了。《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有影響的好節目重新公演。

在農業戰線,為了調整黨的經濟政策,中央下發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1975年夏季,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成效十分顯著。

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等,均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全年社會總產值增長11.5%,國民收入增長8.3%。在這一時期內還建成了中國當時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完成了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線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鐵路建成通車。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自1972年起陸續談判進口的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建設安裝工作,也有了較大的進展。軍工生產經過整頓,面貌也有改變。中央還決定壓縮和調整中國對外援助的支出。對外 經濟援助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只佔全國財政支出的1%多一點,以後逐漸上升。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升到占財政總支出的6.3%。1973年竟達到財政總支出的7.2%,主要是對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以及某些非洲國家的援助,已超過了國力所能擔負的程度。因此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財政總支出的5%以下。全國財政當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全面整頓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黨內外廣大群眾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為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提供的又一次良機。

如果當時能夠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路走下去,中國歷史將會更早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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