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父親以他的親身經歷，結合當時「文革」的感受和他對毛主席的了解，就丕顯叔叔的問題不斷對小津講：“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
「紅小鬼」在「文革」時期先由江青叫響。1966年8月她在群眾大會上先說胡耀邦從“‘紅小鬼’變成‘膽小鬼’”。1967年4月她在“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又氣急敗壞地把陳丕顯「紅小鬼」罵作“黑小鬼”。另一個「紅小鬼」譚啟龍在黨的九大之前還未解放。不管怎麼罵「紅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紅小鬼」仍是一種親昵溫暖的愛稱。陳丕顯的同輩人和上級都不叫他名字，總叫他阿丕。難怪《長征組歌》的作者肖華上將在「文革」中被迫檢討時，總要說一句“我是一個‘紅小鬼’”！
1929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15歲、胡14歲、陳13歲。他們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三個人在肅反過程中都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丕顯叔叔又多了一項罪名——“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他們三個人最後均僥倖存活下來。
譚啟龍伯伯的回憶錄中，說到1932年年底，省委政治保衛局把他和父親列入「AB團」反革命分子名單，在生死危亡之際，馮文彬同志敢作敢當把他們兩人帶到中央蘇區，脫離了險境。譚伯伯以後沒有再受審查，我父親仍然在被審查之中，這使他很苦惱。一次少共中央書記顧作霖到我父親所在單位指導工作。一天晚上我父親鼓足勇氣，敲開他的房門，向顧作霖同志訴說了他的家庭、經歷，如何參加共青團，如何離家來到蓮花縣蘇區。激動之處，竟已是邊訴邊哭起來。顧作霖聽了大半個晚上，也是動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個14歲的兒童出來參加革命，有什麼根據去當特務加入反共的AB團，他看出了父親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斷然作了不再繼續審查他的決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1933年，我父親和陳丕顯同在瑞金的中央蘇區團中央兒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處。他們在兒童團共事的時候，丕顯叔叔是我父親的上級。他是團中央兒童局書記，賴大超同志負責組織工作，李秀英同志負責福利工作，我父親負責宣傳併兼《時刻準備著》雜誌的主編。他們一日只能吃兩餐飯，吃的菜既無油又缺鹽，但革命熱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當時的兒童團就是現在的少先隊，兒童局就是現在的團中央少工委。凱豐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劉英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張愛萍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1933年8月，他們結識了毛澤覃同志。毛澤覃是作為「鄧毛謝古」幫派被批判的重點對象。因有被共同打擊的經歷，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很多很多。此時毛主席也因“右傾”離開反圍剿的戰場而賦閑，經常來看他這個倔強的胞弟。以後，丕顯叔叔調往閩贛負責團省委工作，賴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兒童局書記，我父親升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抗日戰爭初期，共青團隨之改名為青年救國會，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又在延安會面。丕顯叔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青年書記、青年部長，我父親任西北青年救國會常務委員，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政委。革命陣營擴大了，抗日局面打開了，我父親經過長征，丕顯叔叔經過三年游擊戰爭，兩人的友誼更加深厚了。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在團中央工作十年，後到湖南、陝西。丕顯叔叔則在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上海工作達23年之久，其見識、經歷很豐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過我父親。父親關心上海方方面面的發展，丕顯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導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文革」一來，一時天旋地轉，人倫顛倒，批判、奪權、鬥爭席捲全國，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反動路線”要斗，“走資派學術權威”要斗，“黑五類”要斗，「紅小鬼」要斗，“劉、鄧”要斗，還有帶槍的“劉、鄧”最後也跑不了。我父親1966年8月就被停職打倒。1966年10月，丕顯叔叔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當時他的心情複雜、彷徨、心中無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緊張而憂鬱。“什麼是黨內走資派？”他的心理活動正像他的回憶錄描寫的那樣：“這種提法實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麼樣的人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我們在心裏暗暗為自己劃線。”
話給陳丕顯，指示他擔負起領導責任，維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產」。中央「文革」這一條線卻策划著一場奪權陰謀。1月4日《文匯報》奪權，1月5日《解放日報》奪權，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衝進市委大樓，搶走了市委大印，宣佈奪權成功。同時在人民廣場召開幾十萬人大會，扣押了陳丕顯、曹荻秋等領導人。1月3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張春橋為此作註：“蘇聯十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我們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深刻的大搏鬥。”至此，丕顯叔叔帶著鼻咽腫瘤，開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父親1971年告別了河南潢川五七幹校回京家居賦閑。隨著父親的到來，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來，熱鬧起來。先是我們兄妹的同學來，同學又帶著他們的朋友來，接著受到衝擊的幹部來，以後沒有受到衝擊的幹部也來……我父親接觸的人越來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況，開始了新的思考，也開始他和客人、來訪者的談話。他戲稱自己是沒有分配工作，沒有職務，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傢伙。一次丕顯叔叔的長子陳小津來到我家，他向我父親述說了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他父親的經歷和仍被關押的現況。以後他往來更加頻繁，粗略統計，約有三四十次之多。
我父親以他的親身經歷，結合當時「文革」的感受和他對毛主席的了解，就丕顯叔叔的問題不斷對小津講：“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他還具體告訴小津給主席的信應該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過去主席經常耳提面命，經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麼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願意繼續跟戰爭年代一樣，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跟毛主席一起幹革命。”
父親給獄中戰友的寄語，對「紅小鬼」時的朋友產生著極大的影響力。1974年9月9日，丕顯叔叔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我時常想念著您，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後於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著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此信真靈，毛主席八天以後做了批示，丕顯叔叔才擺脫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親這樣勸導丕顯叔叔完全是真誠的，他們傾心相交幾十年，當時他所處的環境太殘酷了。
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小津匆匆跑來看我父親是否安全。父親送他出門時臉色凝重，聲音堅決地對他說：“今後要丟掉一切幻想，告訴阿丕不要再想出來工作了。”
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逐漸明確了所要從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我父親先是大膽為解放老幹部而效力，後又為識別、選拔年輕幹部和四化幹部而努力。因為他知道改革開放的事業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國共產黨要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走自己的路，真正將中國建設成一個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寄希望於從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優秀年輕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事業是一個未竟的長期事業。
同時，他的兩位「紅小鬼」出身的戰友也處處幫助他、提醒他、規勸他、配合他。譚啟龍同志「文革」後先任青海省委書記，後任四川省委書記，1982年在他68歲時，率先向中央提出辭去領導職位，退居二線的請求。丕顯叔叔則在1980年就向鄧小平同志推薦38歲的年輕幹部王兆國同志。這有《鄧小平文選》二卷為證，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陳丕顯同志到第二汽車製造廠，有個副廠長陪同我們參觀，我發現這人不錯。我說他不錯指什麼？一個那麼大的汽車廠，他是技術骨幹，工作勝任，這是講能力。他的年齡那個時候是三十八歲，現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點，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的，他是反對打砸搶的，以後一直是表現好的，包括對待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問題在內。這樣的人才特別可喜。這樣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鑒別。這件事要放在我們經常的日程中間。我們講了幾年了。大家一致認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來很不容易。不解決選擇人才的問題，我們交不了班，歷史會給我們寫下一筆。」這位副廠長就是王兆國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顯叔叔的推薦下，我父親不敢怠慢，並代表組織親自做了考察。
1983年，黨的十二大以後，黨中央以幹部四化為標準提拔了一大批年輕幹部，又於1985年召開了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給年輕幹部的篩選、任用再鋪設一級台階，再進行一次全黨性的選拔。
父親於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對開闊的鄱陽湖，墓碑後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頭像，撰有他的生平。他雙眼凝視的前方鐫雕著黨徽、團徽、隊徽。三枚徽章代表著一個組織整體。胡耀邦、陳丕顯、譚啟龍、賴大超只是這一整體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於整體的存在，他們將永遠不會幹枯。
本文摘自：《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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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習仲勛、葉劍英、許世友、楊尚昆於廣州珠島賓館
核心提示：1967年周恩來批判葉劍英：在高幹座談會大會上，他們怪「中央文革」，葉劍英拍桌子，把骨頭都拍斷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滿。兩個元帥帶頭大鬧懷仁堂，葉劍英在一個小時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聶借口保護幹部子女，說我們是：「不教而誅」。實際上是關心“聯動”。
周恩來的「嚴厲批判」
由於形格勢禁，差點被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打成「二月逆流黑後台」的周恩來在小組會上，也不得不對幾位老帥進行了「嚴厲批判」。他發言很長，總共講了30個問題，以批判葉帥為主，還批了聶榮臻、徐向前兩位老帥。現摘抄幾段如次：
1967年1月的高幹座談會（軍以上幹部參加的）林副主席不知道，他們不報告。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怪「中央文革」，葉劍英拍桌子，把骨頭都拍斷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滿。
討論「八條」時，他們和「中央文革」有爭論，爭論完散會後葉劍英說：“今天是舌戰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說：“不愧為元帥葉參座。”
兩個元帥帶頭大鬧懷仁堂，葉劍英在一個小時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聶借口保護幹部子女，說我們是：「不教而誅」。實際上是關心“聯動”。
葉劍英對羅瑞卿的跳樓作了一首詩：「將軍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訣」。完全站到羅瑞卿一邊。對這個陰謀篡黨篡軍、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視，但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一點階級感情。（《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1968年10月）
周恩來的講話，採取的是高高舞棒，輕輕打下的手法，沒有說他們是「反黨集團」，沒有給他們戴上“反對黨中央”的帽子。
羅瑞卿跳樓自殺及葉劍英的詩
在此，著重說說葉劍英對羅瑞卿跳樓作詩一事的經過原委：
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夫人葉群從蘇州到杭州向毛澤東遞交親筆信，大肆誣陷羅瑞卿。1966年，從3月4日到4月8日，為徹底弄清羅瑞卿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決定，召開會議討論羅瑞卿問題。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主持會議。
會議分兩個階段進行，對羅瑞卿進行批判鬥爭。發言者或是自願或是被迫，都同羅瑞卿劃清界線。他們對羅瑞卿所犯的「錯誤」，作了揭發和批判，給他扣上“陰謀家”、“野心家”等許多大帽子。3月18日晨，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傷住進了醫院。(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作為會議的主持者之一，葉劍英也必須在會上發言，劃清界限。在論及羅瑞卿跳樓自殺的舉動時，葉劍英說：「‘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為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我認為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死亡了。如果要重新做人，必須真正地在政治上脫胎換骨。」
「將軍百戰身名裂」為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下闕的首句，指西漢李陵別蘇武事。對葉劍英套改辛詞“將軍一跳身名裂”，目前有幾種看法：
其一，就是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發言，批評葉帥「完全站到羅瑞卿一邊」。周在會上明確指出的是“葉劍英對羅瑞卿的跳樓作了一首詩”，而周恩來在發言中只引用了兩句，葉的全詩究竟怎麼樣？有待進一步公開檔案。周是知道批羅來龍去脈的，他在嚴肅的全會上發言，是一種政治表態。因此，他批評葉帥作詩是「完全站到羅瑞卿一邊」，應該是有一定依據的。
其二，就是羅瑞卿女兒羅點點說葉是「愉悅」的。她在“文革”結束後寫道：“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余怒未消，他們說爸爸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說爸爸，說：”羅長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詩里寫：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頭]萬里，故人長跑[絕]……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慾後的滿足，又是什麼？“
其三，就是原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說葉是表示「惋惜」的。他在多年後對陳虹說：“由於發生了‘跳樓事件’，這就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那時人們一般認為這種舉動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行為，因而激起到會一些人的發言升溫。葉劍英副主席當時為此還填了一闕詞，表示婉[惋]惜。”（陳虹：《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
有學者認為羅點點說葉「愉悅」是言重了。也有學者認為，「愉悅」、「惋惜」兩說皆錯，前者未能體會“文革”前夕嚴峻、肅殺的政治氛圍，後者則完全歪曲了葉發言的批判原意。而張聞天的原秘書何方在其筆記中則認為，主要還是為了劃清界線和表白自己而“詩意大發”地說假話。詩無達詁，周恩來、羅點點、楊成武、何方等人種種說法，究竟孰是孰非？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批判「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全會閉幕會上講話，也講到了批「二月逆流」的問題，但他的講法與林彪有明顯的不同。
其大意是：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我不大了解。經過差不多半個月，就比較了解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不同意見，要說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沒有什麼秘密。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細節無須乎多過問，比如誰跟誰來往了多少次，還是大綱節目要緊。如果黨內生活把人們引導到注意很小的細枝末節，那就不好啰。
毛澤東還說，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對於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532-1533頁。）
毛澤東這番講話，對參加「二月逆流」的元老們而言，既是敲警鐘，同時也是一種保護。因為他肯定三老四帥等老同志的行動是“陽謀”而不是“陰謀”，屬內部矛盾，並非要打倒一切老幹部，而是要“一批、二保、三看”。
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在向下傳達的時候，林彪、「四人幫」一夥編造了一套謊言，硬把三老四帥說成是所謂的「反黨集團」。以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整理了《「二月逆流」反黨集團在軍內活動大事記》送康生。這個材料，列舉了「二月逆流」軍隊成員的主要“反革命罪行”50條（後擴展為80條）。胡謅八扯，拼湊了各元帥的種種“罪行”。說葉劍英等從“大鬧京西”到西山聚會，帶頭並煽動軍隊“四反”（即反毛、林、「中央文革」、“文化大革命”），氣焰十分囂張。“他們天天罵人，拍桌子、摔茶杯，葉劍英還把手拍骨折了。”
從此，在全國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新高潮。葉劍英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之一。葉帥“後院”軍事科學院自然也不例外。從11月1日起，召開大會慶祝全會的召開，並派出18個宣傳小組百餘人到附近農村宣傳會議精神。從20日起，以6天時間批判葉劍英等「二月逆流」。此後，葉劍英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力，各種文件基本停發，生活上也受到種種限制。
黃永勝在總參謀部親自佈置批判幾位老帥，並發動老帥們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組織揭發批判，要求和老帥劃清界線。1968年底，發生了徐向前辦公室的黨支部寫報告，要求面對面批判徐向前元帥及其夫人黃傑的事件，驚動了中央，驚動了毛澤東。周恩來看到軍委辦事組送來的這份報告後批示：「不要搞得過於緊張」，併當即轉呈毛澤東。
1969年1月3日，毛澤東親筆作了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林彪在毛澤東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製造新的障礙。”
徐向前元帥府的風波剛過，1月5日晚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三位掌握軍隊重權的人物突然來到葉劍英住地，傳達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批示，併當著葉劍英的面對葉的秘書說：「主席批示了，你們批判老帥到此為止，外面的批判不要管，你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又對葉劍英說：“你要正確對待。”林彪提出的“不要製造新的障礙”，這明顯是一種警告。不等葉劍英答話，他們就匆匆轉身走了。由於毛澤東及時出面說話，才制止了這種惡性事件在其他元帥身上重演。
毛澤東：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1969年春，在中共九大即將召開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向毛澤東書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記錄，寫成一個文件，發給九大代表。他的用心很明確，就是要將批判「二月逆流」的問題列入九大議程。當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意這一建議，周恩來等不同意。毛澤東最後表示，“不要再批了。”
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說，“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報告上不要講二月逆流了，這次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
3月22日，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九大準備工作時，特別把正在下放工廠“蹲點”的葉劍英、陳毅等找去參加。他說，“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鑽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蔔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小蘿蔔頭有用，但他們沒有經驗。”“二月逆流，報告中不講。”（《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543頁。）
周恩來也為「二月逆流」的平反問題做了很多工作，他竭盡所能保護這些老同志不被打倒。
「林彪集團」被粉碎以後，1971年11月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等陪同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等6人。當葉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指著他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也搞不清楚。……問題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個‘五一六’，打倒一切。”
毛澤東接著說：「那些人整葉劍英的黑材料，我都看過。他們步步升級，先是炮轟，後是打倒。後來他們看形勢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紅造’並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條國民黨報上的消息，說紅軍長征了，葉在江西投降敵人。他是跟著長征了嘛，你們這些老同志都是長征的，哪有那個事呢？」毛澤東講話闡明了「二月逆流」的性質和關於葉“叛變投敵”的謠言，使葉劍英放下了包袱，不再背黑鍋，葉感到十分欣慰。同時，「四人幫」也難以再利用這兩個問題大做文章了。
1972年1月6日，葉劍英和周恩來前往毛澤東處商談工作，談完工作以後，毛澤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
這樣才使這一問題告一段落，葉劍英等老帥們精神壓力最大的日子總算過去了。（盧荻，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巡視員、研究員。）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報》2012-05-24第RB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