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新中國建立以後最大貪污犯原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被處以死刑。
文圖 記者黃丹彤
1932年5月9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槍決第一個腐敗分子謝步升，罪狀:貪污腐化、殺人奪財。
1933年12月 頒佈訓令: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
1983年1月17日 原海豐縣委書記王仲索賄6.9萬元被槍斃。
從今天起，歷時5個月、全國第一個全面展示中共紀檢機關歷史的《懲腐利劍、世紀風雲——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歷史沿革展覽》，將在廣州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專題展覽廳舉辦。
本次展覽由中共廣州市紀委、市監察局和市文化局主辦，廣州農講所紀念館承辦。280多件珍貴文物、圖片和模擬件，真實再現中共紀檢機關反腐倡廉歷史，許多文物和圖片都是首次披露。昨天下午，本報記者率先進館探營。
小小舉報箱是國家一級文物
展柜上顏色斑駁的「控告箱」引起了記者注意。負責籌備展覽的農講所紀念館館長卜穗文說，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政府下設各部門，工農檢查部控告局便是其中之一。「這個控告箱1931年就掛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區蘇維埃政府辦公樓的牆壁上。直至1934年紅軍長征離開蘇區，箱子才摘下來。其後在白色恐怖下，控告箱何以完好保存至今，依然是個謎。」卜穗文透露，控告箱的原件1959年由江西興國縣文教局撥至中國革命博物館，成為國家一級文物。
「對於中共的反腐敗工作而言，廣州當之無愧是個發源地。」卜穗文指著舊廣州一幢3層騎樓的相片說，這是中共廣東區委舊址，位於今天文明路196~200號。「82年前，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地方紀檢機關——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就在這裏誕生，林偉民任書記。」中共一大代表、廣東大學教授周佛海，因自由散漫，不參加組織活動，經批評教育仍不思悔改，被中共廣東區委開除黨籍。
鄧小平下令查辦蘇區首個貪官
「有一個人叫謝步升，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槍決的第一個貪污分子，時間是1932年5月9日。」在早期反腐記載中，謝步升是個典型，此人當過江西瑞金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運水牛到白區出售；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幹部和紅軍軍醫。他生活腐化墮落，誘逼姦淫婦女。事發不久，辦案遇到了阻力。謝步升的入黨介紹人在蘇區中央局任職，他認為謝步升並無大錯，是調查員故意發難。於是，蘇區中央局領導沒有調查，就通知瑞金縣裁判部釋放謝步升。
1932年5月，時任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親自指示查處。鄧小平十分氣憤，拍著桌子說:「像謝步升這樣的貪污腐化分子不處理，我這個縣委書記怎麼向人民群眾交代？」鄧小平要調查員向毛澤東主席彙報。毛澤東當場表態:「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最後，謝步升被槍斃了。
「凡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工作人員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兩年以上五年以下監禁；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展覽首次公開了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1933年12月15日頒佈的《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這使得蘇區的反腐敗鬥爭有法可依。
海豐貪官索賄從黑白電視起步
廣東1983年曾槍斃過一名縣級貪官，他是原海豐縣委書記王仲，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後槍斃的首批腐敗分子之一。
1979年下半年，王仲利用職務之便開始受賄，從收受當地一個公社廣播員一台17英寸黑白電視機開始，膽子越來越大，索取港商的電視機、收錄機、電冰箱，然後轉手賣出。1980年七八月間，海豐縣打擊走私販私鬥爭正處於高峰期，王仲將黑手伸向緝私物資，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總金額達到6.9萬元。此案的處理受到了時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同志的極大關注，他先後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組到廣東調查。1983年1月17日，王仲因貪污受賄、縣委副書記葉媽坎因參與走私，分別被依法判處死刑。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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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父親以他的親身經歷，結合當時「文革」的感受和他對毛主席的了解，就丕顯叔叔的問題不斷對小津講：“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
「紅小鬼」在「文革」時期先由江青叫響。1966年8月她在群眾大會上先說胡耀邦從“‘紅小鬼’變成‘膽小鬼’”。1967年4月她在“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又氣急敗壞地把陳丕顯「紅小鬼」罵作“黑小鬼”。另一個「紅小鬼」譚啟龍在黨的九大之前還未解放。不管怎麼罵「紅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紅小鬼」仍是一種親昵溫暖的愛稱。陳丕顯的同輩人和上級都不叫他名字，總叫他阿丕。難怪《長征組歌》的作者肖華上將在「文革」中被迫檢討時，總要說一句“我是一個‘紅小鬼’”！
1929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15歲、胡14歲、陳13歲。他們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三個人在肅反過程中都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丕顯叔叔又多了一項罪名——“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他們三個人最後均僥倖存活下來。
譚啟龍伯伯的回憶錄中，說到1932年年底，省委政治保衛局把他和父親列入「AB團」反革命分子名單，在生死危亡之際，馮文彬同志敢作敢當把他們兩人帶到中央蘇區，脫離了險境。譚伯伯以後沒有再受審查，我父親仍然在被審查之中，這使他很苦惱。一次少共中央書記顧作霖到我父親所在單位指導工作。一天晚上我父親鼓足勇氣，敲開他的房門，向顧作霖同志訴說了他的家庭、經歷，如何參加共青團，如何離家來到蓮花縣蘇區。激動之處，竟已是邊訴邊哭起來。顧作霖聽了大半個晚上，也是動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個14歲的兒童出來參加革命，有什麼根據去當特務加入反共的AB團，他看出了父親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斷然作了不再繼續審查他的決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1933年，我父親和陳丕顯同在瑞金的中央蘇區團中央兒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處。他們在兒童團共事的時候，丕顯叔叔是我父親的上級。他是團中央兒童局書記，賴大超同志負責組織工作，李秀英同志負責福利工作，我父親負責宣傳併兼《時刻準備著》雜誌的主編。他們一日只能吃兩餐飯，吃的菜既無油又缺鹽，但革命熱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當時的兒童團就是現在的少先隊，兒童局就是現在的團中央少工委。凱豐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劉英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張愛萍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1933年8月，他們結識了毛澤覃同志。毛澤覃是作為「鄧毛謝古」幫派被批判的重點對象。因有被共同打擊的經歷，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很多很多。此時毛主席也因“右傾”離開反圍剿的戰場而賦閑，經常來看他這個倔強的胞弟。以後，丕顯叔叔調往閩贛負責團省委工作，賴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兒童局書記，我父親升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抗日戰爭初期，共青團隨之改名為青年救國會，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又在延安會面。丕顯叔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青年書記、青年部長，我父親任西北青年救國會常務委員，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政委。革命陣營擴大了，抗日局面打開了，我父親經過長征，丕顯叔叔經過三年游擊戰爭，兩人的友誼更加深厚了。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在團中央工作十年，後到湖南、陝西。丕顯叔叔則在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上海工作達23年之久，其見識、經歷很豐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過我父親。父親關心上海方方面面的發展，丕顯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導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文革」一來，一時天旋地轉，人倫顛倒，批判、奪權、鬥爭席捲全國，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反動路線”要斗，“走資派學術權威”要斗，“黑五類”要斗，「紅小鬼」要斗，“劉、鄧”要斗，還有帶槍的“劉、鄧”最後也跑不了。我父親1966年8月就被停職打倒。1966年10月，丕顯叔叔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當時他的心情複雜、彷徨、心中無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緊張而憂鬱。“什麼是黨內走資派？”他的心理活動正像他的回憶錄描寫的那樣：“這種提法實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麼樣的人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我們在心裏暗暗為自己劃線。”
話給陳丕顯，指示他擔負起領導責任，維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產」。中央「文革」這一條線卻策划著一場奪權陰謀。1月4日《文匯報》奪權，1月5日《解放日報》奪權，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衝進市委大樓，搶走了市委大印，宣佈奪權成功。同時在人民廣場召開幾十萬人大會，扣押了陳丕顯、曹荻秋等領導人。1月3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張春橋為此作註：“蘇聯十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我們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深刻的大搏鬥。”至此，丕顯叔叔帶著鼻咽腫瘤，開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父親1971年告別了河南潢川五七幹校回京家居賦閑。隨著父親的到來，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來，熱鬧起來。先是我們兄妹的同學來，同學又帶著他們的朋友來，接著受到衝擊的幹部來，以後沒有受到衝擊的幹部也來……我父親接觸的人越來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況，開始了新的思考，也開始他和客人、來訪者的談話。他戲稱自己是沒有分配工作，沒有職務，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傢伙。一次丕顯叔叔的長子陳小津來到我家，他向我父親述說了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他父親的經歷和仍被關押的現況。以後他往來更加頻繁，粗略統計，約有三四十次之多。
我父親以他的親身經歷，結合當時「文革」的感受和他對毛主席的了解，就丕顯叔叔的問題不斷對小津講：“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他還具體告訴小津給主席的信應該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過去主席經常耳提面命，經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麼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願意繼續跟戰爭年代一樣，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跟毛主席一起幹革命。”
父親給獄中戰友的寄語，對「紅小鬼」時的朋友產生著極大的影響力。1974年9月9日，丕顯叔叔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我時常想念著您，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後於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著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此信真靈，毛主席八天以後做了批示，丕顯叔叔才擺脫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親這樣勸導丕顯叔叔完全是真誠的，他們傾心相交幾十年，當時他所處的環境太殘酷了。
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小津匆匆跑來看我父親是否安全。父親送他出門時臉色凝重，聲音堅決地對他說：“今後要丟掉一切幻想，告訴阿丕不要再想出來工作了。”
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逐漸明確了所要從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我父親先是大膽為解放老幹部而效力，後又為識別、選拔年輕幹部和四化幹部而努力。因為他知道改革開放的事業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國共產黨要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走自己的路，真正將中國建設成一個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寄希望於從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優秀年輕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事業是一個未竟的長期事業。
同時，他的兩位「紅小鬼」出身的戰友也處處幫助他、提醒他、規勸他、配合他。譚啟龍同志「文革」後先任青海省委書記，後任四川省委書記，1982年在他68歲時，率先向中央提出辭去領導職位，退居二線的請求。丕顯叔叔則在1980年就向鄧小平同志推薦38歲的年輕幹部王兆國同志。這有《鄧小平文選》二卷為證，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陳丕顯同志到第二汽車製造廠，有個副廠長陪同我們參觀，我發現這人不錯。我說他不錯指什麼？一個那麼大的汽車廠，他是技術骨幹，工作勝任，這是講能力。他的年齡那個時候是三十八歲，現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點，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的，他是反對打砸搶的，以後一直是表現好的，包括對待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問題在內。這樣的人才特別可喜。這樣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鑒別。這件事要放在我們經常的日程中間。我們講了幾年了。大家一致認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來很不容易。不解決選擇人才的問題，我們交不了班，歷史會給我們寫下一筆。」這位副廠長就是王兆國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顯叔叔的推薦下，我父親不敢怠慢，並代表組織親自做了考察。
1983年，黨的十二大以後，黨中央以幹部四化為標準提拔了一大批年輕幹部，又於1985年召開了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給年輕幹部的篩選、任用再鋪設一級台階，再進行一次全黨性的選拔。
父親於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對開闊的鄱陽湖，墓碑後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頭像，撰有他的生平。他雙眼凝視的前方鐫雕著黨徽、團徽、隊徽。三枚徽章代表著一個組織整體。胡耀邦、陳丕顯、譚啟龍、賴大超只是這一整體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於整體的存在，他們將永遠不會幹枯。
本文摘自：《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