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地遭受新冠肺炎衝擊，舉國上下正齊心協力對抗疫情，部分香港的醫護人在這特殊時期以罷工要脅特區政府實施對中國內地的封關，內地精英網紅兔主席連發兩篇長文評論，形容香港醫護的此一舉動再次刷新了內地人對今日香港的認知底限。
他認為封關是技術問題，如果香港主流有共識，考慮了各種因素，決定自己要採取的出入境政策，並享受自己決策帶來的收益（阻止疫情輸入香港），並承擔相關的代價（經濟進一步下行）。他相信如果特區政府客觀分析，提出要短暫對內封關的訴求，中央政府也會理解並給予支持。
不過，他強調封關和醫護罷工是兩件事，醫護人員作為社會的一部分，作為公民，是可以參與政治的，是可以發表意見，參與到公共決策中的，構成呼籲封關的社會力量。但醫護把自己的特殊職業身份與政治訴求聯繫到一起，利用自己的身份去綁架、要脅社會，就是性質上的根本不同了，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
全文分為兩篇刊登，以下是上篇：
如何看待香港醫護罷工要求封關（一）兩個問題分開考慮
兔主席20200203
國內一些討論和關注為疫情主導，但這兩天，香港問題又引發關注，源自醫護人員罷工要求封關。考慮到關注度升高，筆者打算略作分析，提供一些視角。
醫護罷工的事情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筆者就此也寫過文章《疫情之下的“反中護港”大戲》。他們的訴求是要求全面暫停旅客經內地經中國大陸入境，從源頭上防止新冠肺炎輸入香港。就減少入關人流，特區政府已經做了諸多舉措，例如1月30日起暫停跨境鐵路服務，關閉了部分關口，暫停對內地派發赴香港簽注等，使得人流已經大幅下降，但反對派及醫管局員工陣線認為仍然不足夠，還需要全面落實封關。
由於特區政府一直嘗試通過其他方式減少進入香港的人流，未正面回應封關問題，使得事情在這兩天又有了發展，醫管局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下午開始舉行投票，討論推行罷工計畫。結果，共3,164名會員投票，當中3,123票贊成，10票反對，23票棄權，8票廢票，壓倒性地支持罷工計畫。作為最後通牒，他們要求特首林鄭月娥親自參加2月2日與醫管局的最終談判，滿足工會的封關訴求。
結果，林鄭沒有出息2月2日的談判，醫管局員工陣線遂宣佈談判破裂，由2月3日至5日開始連續五日的分階段罷工。
第一階段是2月3日（週一），參與人數約3,000，主要涉及非緊急服務，將影響香港七家龍頭醫院的服務，包括伊莉莎伯醫院和屯門醫院等大醫院，參與兩家醫院的醫護人員占到罷工人數的9%。但預計首階段對公眾影響不大。
如果醫管局在2月3日（週一）傍晚六點之前不回應，則罷工將進入第二階段，即由2月4日至7日開始，動員所有員工陣線的所有會員罷工。目前，簽署表達罷工意向的醫護會員為9,000人，因此罷工人數預計會比首階段再增加6,000人。其中，大約九成為護士，一成為醫生。在第二階段罷工裡，緊急服務的醫護人員也會參與，使得急診室等服務受到影響，同時，市民多項一般服務也會受到影響。例如一個病房平時有六至七名護士服務50~60名病人，罷工將使得可能只有兩至三名護士值班，僅能維持基本的運作。
醫管局也對罷工的影響做了估計。首先肯定會暫停部分服務，旨在保住最必要的服務，例如急診、創傷服務、癌症手術等。醫管局估計，專職醫療和職業治療門診大約有一半服務需要改期；有五成的預約手術將受影響，約四分之一的普通科門診服務將被削減，科室將側重接待新症病人，一些長期複診及病情穩定的病人則僅會安排補藥。
在中華大地遭受新冠肺炎衝擊，齊心協力對抗疫情之下，香港的醫護人員卻在利用非常時期的特殊地位，以罷工要脅特區政府實施對中國內地的封關，此舉再次刷新了許多人對今日香港的認知底限。
大致介紹完了背景，筆者分享一下觀點。
首先很多人對香港醞釀封關本身是不滿的，認為SARS最嚴重的時候，內地對香港也沒有封關，而這個時候，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非但不齊心協力援助內地抗疫，卻一門心思醞釀對內地封關，是一種危難時期的嚴重背叛，傷害內地人的感情。而醫護人員在這種時候罷工相當於臨陣脫逃，更是刷新人的底限。這兩個事情完全被攪合到一起。
筆者認為封關和罷工兩個事可以分開考慮。
觀點一、封關是個技術問題，可以探討
先解釋一下醫管局員工陣線和一般反對派目前提出的“封關”。“封關”就是一刀切，限制所有內地居民及過去一定期限（例如14天）訪問過內地的非香港居民進入香港。針對香港居民，則要求採取一定的隔離措施（例如到指定地點隔離14天）。
不能說這個措施是針對內地居民的，它對香港居民影響也很大。沒有香港居民會願意因為返回香港而被迫隔離14天，而是選擇暫時不返港。所以從效果上看，就是完全切斷由內地進入香港的人流，不分國籍、種族和身份。反對派也希望籍此說明他們的行動不是反中、不構成歧視內地。
這種針對中國大陸的封關在多地發生，從美國、紐西蘭、新加坡、澳大利亞、俄羅斯、越南到菲律賓。2月1日起，對中國抗疫一直表示友好的日本也開始限制湖北居民入境。（其中，一些國家也將港澳臺視為中國一體，一刀切採取封關）。香港相關組織、群體及人士所醞釀的“封關”與這些國家的政策是類似的。
那麼為什麼這些國家要對中國大陸施行封關呢？筆者以為兩大因素。
第一是對疫病本身缺乏清晰的判斷，更多的只能根據世衛組織的建議、疫情在中國發展的情況（依賴中國的對外披露）以及中國政府的抗疫舉措來判斷。其中非常重要的參考因素是中國自身採取的行動，例如湖北採取多地封城，各大城市一級回應等，舉國上下抗疫，配以快速上升的確診人數，使得外界形成觀感：且不論新冠肺炎本身危害多大，但中國舉國抗疫，疫情應當非常嚴重。
第二是各國都不具備中國舉國抗疫的體制。他們制止疫病蔓延的防線只有國門，一旦疫病進入國內，在本地開始傳播，就難以防控了。全國聯防聯控，封城，統一調整假期，系統性減少人群聚集，軍事化的抗疫行動，這些舉措在其他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疫病一旦流入並發展起來就不可控制。
因此，這些國家只掌握兩個事實：一是承認自己對疫病的嚴重性不清楚；二是承認自己沒有強大的防控能力。那麼只能先拒病毒於國門之外，採取暫時的封關。
這個推理很容易理解。
與這些國家相比，香港有什麼差異呢？筆者以為：
1、社會：香港除了與中國大陸的人口互動非常大，封關會造成巨大的不便——不光是不利於內地人造訪香港，而且會給來往內地的香港居民造成巨大不便。大量的香港居民在內地居住，工作、學習、經商（光湖北一省目前就有1,300港人），他們頻繁往來關口，是目前從內地進入香港的最主要人群。2019年運動以來，赴港的內地人群大量減少，封關影響的不一定是內地人，而是與內地有聯繫的香港人
2、 經濟：香港經濟高度依賴內地。香港的基層經濟包括零售、旅遊、酒店、餐飲、貨運等都會因封關受到重創，是2019年香港反中運動之後的額外一擊，許多企業可能因此徹底歇業。此外，封關還可能影響到香港的上層經濟——中國內地的離岸金融，使得相關專業人士不得往來內地。因此，香港對內地封關的經濟代價遠遠大於其他經濟體。
3、 政治：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雖然《基本法》規定了香港有對出入境的獨立管轄權，但疫病之下，對內地“封關”是一種離心離德，觀感不好。特區政府說不考慮政治因素，但完全不考慮也是不可能的。在可能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會想辦法遏制從內地入境的人流，但止於採用“封關”這樣隱含政治信號的強力做法。
所以，對“封關”是要做一攬子考量的，要統籌計算經濟、社會與政治代價，不能單從疫情防控一個角度出發。疫情之下，勢必要考慮抗疫與社會經濟正常運行之間的平衡關係。這就是公共政策的難處所在。特區政府施政之難，很易理解。
中央政府決定動用舉國之力對抗疫情，何嘗不知道抗疫和影響GDP，何嘗沒有經過以上一攬子的考慮。
筆者認為，由於《基本法》賦予了香港獨立管理出入境的權利，我們應當尊重一國兩制，尊重《基本法》，由香港市民和香港政府結合各種因素進行考量，決定自己要採取的出入境政策，並享受自己決策帶來的收益（阻止疫情輸入香港），並承擔相關的代價（經濟進一步下行）。按說，一個如此成熟的城市應當可以做出符合自己最大公共利益的合理選擇。
筆者以為這也會是中央政府的姿態。如果特區政府客觀分析，提出要短暫對內封關的訴求，筆者相信中央政府也會理解並給予支持。
因此，筆者以為“封關”問題是可以探討的——它是一個在特殊時期知悉，需由香港人自行處理的政策問題、技術問題。封關勢必會帶來代價，而這個代價也主要由香港人承擔。
香港需要的是廣泛的公眾討論，納入各方面的意見，但由於“封關”問題不僅涉及公共衛生，也涉及民生及其他議題，要吸納各個領域專家的意見（疫病/醫學/公共衛生專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並避免簡單的民粹決策，畢竟普羅大眾對疫病的瞭解是非專業的，可能限於恐慌；對經濟、社會一攬子賬是看不清楚的。如凡事要交由“公投”決定，是公共決策者最大的不負責任。
而目前看來，短暫“封關”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學者專家都支持進一步封關和限制人流。例如今天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彼自協助對抗非典是頗有貢獻）也建議要考慮最大限度地減少關口入境人流，“無論種族、國籍和身份，如果不是有必要的原因，不要進出關口。”實際上就是建議封關。港大公衛學院、中大等專家都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泛藍營從中間派的自由黨到民建聯也都支持減少從內地輸入人流。“護港”是大政治。與內地的一體化與同胞情感根本不是考慮因素。如果以支持內地的情感為基礎去批評封關舉措，則將被香港萬人唾棄。藍營政黨當然需要統一口徑，不支援“封關”就是背離香港社會的主流，遭到本地人唾棄。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
另外，在他們看來，封關是暫時的，就是幾周個把月的事。為什麼要逆潮流而動去反對呢。封關只是為了防疫，不是政治化的呀。
在這個問題上，黃藍是不分的。藍營最多可能抱有些許政治權益和投機心理。
綜上。筆者小結：
1、 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封關問題至少是可以探討的，這是香港人的權利和選擇。自行選擇，自己付出代價
2、 目前，針對短暫的封關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共識、主流意志。各方各面可能都為短暫封關及其附帶的經濟代價做好了準備。
所以筆者不會和“封關”這個問題過不去。
觀點二、醫護人員罷工絕對不能接受
醫護人員罷工要求封關就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要另做分析。
1、 發起罷工的組織在香港醫護界裡的地位
首先還是客觀還原“醫管局員工陣線”這個組織的地位。
這個組織是最近才成立的，其初心議程就是圍繞抗疫進行政治主張，包括醞釀罷工。成員快速發展，目前號稱1.8萬人，都系醫管局下屬雇員。2018/19年度，香港醫管局的員工為79,659人。所以他們的成員只占醫管局雇員的五分之一。“醫管局員工陣線”目前簽署參加罷工的約9,000人，是其號稱會員的一半，占醫管局總體雇員的一成。他們並不代表醫管局，也不代表香港醫護人員。
這兩天，有多個醫護職業團體發聲批評罷工行為：
1）香港護士總工會（會員1,200名）：指出罷工影響醫護形象。呼籲退休或離職護士返回醫院工作。發言人指，“對以罷工作為要脅手段，不能同意。醫護人員是被公眾視為救死扶、可以依傍的力量。這時候呼籲進行罷工是不能夠緩解公眾的恐慌的。”
2）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發佈公開信，要求“在抗議的緊要關頭，市民健康依靠醫護人員守護。不可因為其他訴求，影響醫療服務的專業，否則將對香港帶來極大傷害……呼籲前線醫護人員堅守崗位。”
3） 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呼籲旗下會員醫生到醫管局幫忙。會長郭寶賢接受訪談時稱：“現在是流感高峰期，武漢新冠病毒，加上員工進行罷工，使得醫管局瀕臨崩潰。希望聯繫醫管局，看看有能夠做些什麼，在什麼時段可以提供幫助。”當公立醫院醫護罷工時，私家醫院醫生居然主動伸出援手。
因此，醫管局員工陣線並不能代表香港醫護界。但，他們又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筆者分析過，香港人政治立場最大的決定因素不是其他，而是年紀——年輕人絕大多數為深黃，政治上歸為激進派/本土派，而從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發言人、組織者的年紀看來，平均年齡應該比較低，就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群體。從1.8萬會員、9,000人參與罷工的人數看，他們占到香港醫管局八萬醫護群體的10~20%，這與本土派/激進派在香港人口中的比例15~20%基本吻合。因此，他們就是香港社會的縮影，也因為年輕，他們代表著香港社會的未來。
大家可以理解這批人就是醫管局體系裡的最黃、最激進的黃絲。筆者相信他們也曾積極參與過2019年香港的反中運動，並且不乏參與勇武行動者。
去年香港反中運動，有一些員警受傷求醫，得不到醫護有效照顧甚至歧視的案例。筆者相信就是同一批人所為。
2、如何看待醫護人員的罷工？
開展罷工的醫護人員是利用其特殊的職業身份，在醫療資源本來就極度緊張的特殊時期（流感季加 新冠肺炎威脅），通過變相拒絕對病患提供醫療護理，脅迫政府及全市市民滿足自己的訴求。
1）違反最起碼的醫護人員道德準繩
醫護人員是有需要嚴格遵循的專業道德準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及各種現代版的醫生誓言），他們的責任是窮自身能力，救死扶傷，幫助病者，對病者負責。在面臨個人危險時，醫生也要迎難而上，為病者負責。救治病人就是他們的天職，臨陣脫逃是不被社會倫理所接受的，正如士兵要打仗，員警要執法，消防員要滅火一樣。醫生對於病者是無差別對待的：他們不問病者的身份，不問其患病的原因，對一切病者都要盡最大努力去救治和幫助。即便是在戰場上遇到受傷的敵人，或在和平社會裡遇到的罪犯和惡人，也要遵循同樣的原則。在救死扶傷時，不能涉入個人情感、道德判斷，更不能涉入政治立場。
這是凡人皆知的道理，筆者無意展開。但他們居然是香港年輕醫護人員可以隨意唾棄的。而且，昨日醫管局員工陣線做新聞發佈會時，邀請了一位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主席出來聲援罷工，這位主席居然還正兒八經地提出了這樣的一項訴求：“暫停為過去14日內來往中國的人提供服務”——醫護拒為特定人群提供醫療服務！
刷新倫理的下限。這種事情只能發生在今天的香港。香港真的好比末法時代。
2）利用特殊地位綁架和要脅全社會——反民主的軟性恐怖主義
醫護人員一般占社會人口的1%，香港740萬人，醫護人員就是八到九萬。這部分人是不可或缺的，也無法在短期內替代。與一般行業（例如稅局或教師）不同，醫護人員提供的服務是涉關社會最弱勢群體的生死的。他們一旦統一行動起來，就可以綁架並要脅整個社會。何況現在是在疫病之下。他們的“權力”非常大，大到能夠生殺予奪。
當他們拒絕提供醫護服務時，就是將病患綁架成為“人質”，對社會進行要脅。如果政府不滿足他們的訴求，他們可以威脅採取進一步的升級行動，例如發動更大規模、持續時間更長的罷工。這就相當於威脅對“人質”進行“撕票”。值得一提的是，醫管局員工服務於公立醫院。而公立醫院又是服務於社會最弱勢群體的（有錢人都選擇去私家醫院）中最為弱勢的群體（需要到醫院求診的病患），且壓倒性絕大部分都是香港本地人，也即他們的“本地同胞”。醫護罷工，就是拒絕對這部分無辜的弱勢群體提供服務，打著護港的旗號傷害無辜港人。
同時，選擇在疫情之下這個非常特殊的時期罷工，就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和談判籌碼，更好地綁架和要脅政府。這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在社會最需要醫護的時候，他們卻通過綁架香港最為弱勢的本地群體，以後者的健康和生死要脅全社會，其道德之卑劣已難用言語形容。有市民到醫管局情願，指責醫護罷工是“喪盡天良”，確實只有這四個字才能描述他們的卑劣。
而醫護與一般行業又有本質不同，他們提供的服務涉關人的基本健康乃至生死，本應受到額外的道德約束，在道德感上應當高於社會平均水準。但香港這些醫護非但不遵循醫生的道德準則，而且連一般的人倫常理都不顧及，要通過罷工來傷及無辜患者，要脅社會。筆者以為這已經構成一種軟性的恐怖主義。細想，這與一群恐怖分子威脅用炸彈炸死人質以逼迫政府就範本質上又有什麼差別呢？
小結：
筆者以為封關是可以討論的技術問題，醫護人員作為社會的一部分，作為公民，是可以參與政治的，是可以發表意見，參與到公共決策中的，構成呼籲封關的社會力量。但醫護把自己的特殊職業身份與政治訴求聯繫到一起，利用自己的身份去綁架、要脅社會，就是性質上的根本不同了，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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