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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家三代女性的百年傳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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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家三代女性的百年傳奇(圖)

2020年02月08日 18:10

百年前的中秋佳節,賀子珍誕生在江西永新。她和毛澤東有6個孩子,唯一活下來的,只有女兒李敏。待到唯一的外孫女出世時,毛澤東用自己最鍾愛的梅花,為她取名「孔東梅」。從一生痴情的女戰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衛時尚的儒商。她們譜寫了毛澤東家三代女性的百年傳奇。

賀子珍 孤獨一世情

1927年深秋十月,34歲的毛澤東率秋收起義余部輾轉千里上井岡,第一次見到被稱為「永新一枝花」的18歲的賀子珍。他愣住了,沒想到井岡山上竟有如此年輕貌美的姑娘。

孔東梅在《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中寫道:「在井岡山,外公經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遠行的時候,就會敲敲外婆的窗戶說,‘我要走了’。外婆很奇怪,‘你走就走吧,為什麼要對我說?’當時外婆有個心上人,叫歐陽洛,也是一個革命者,後來犧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賀子珍漸漸對毛澤東有了依賴,遇到什麼事,總喜歡找他傾訴。有一天,賀子珍走進毛澤東的房間,見毛澤東正伏案工作,便一聲不響倚在門框上,深情地注視著。不知過了多久,毛澤東停筆沉思,一抬頭,正遇上那雙熾熱的眼睛。賀子珍趕緊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腳尖上,不自然地揉搓著衣角。毛澤東搬過一把竹椅,讓賀子珍坐下。沉默了一會兒,他溫存地說:「你是個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歡你。」1928年5月,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井岡山結婚。

長征途中,賀子珍遭遇了敵機掃射,身中十幾彈。在雲南貴州交界處的行軍路上,追兵就在幾十里外,賀子珍突然臨盆,生下一個女兒。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塊大洋,寫了一個字條,便被扛走了。

在陝北,賀子珍生下了孔東梅的母親李敏。1998年,孔東梅在曾志的回憶錄中,看到這樣一段:有一天,毛澤東竟主動地說起了賀子珍。毛澤東感嘆道:「我同賀子珍還是有感情的,畢竟是10年夫妻嘛!」“那為什麼要離開呢?”“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我寫了封信,派警衛員送到西安並接她回來。但賀子珍不回,卻捎回一方白手絹,上面寫了訣別信,不久她就去了蘇聯。”

孔東梅認為:「外婆到延安後,發現當時延安有很多進步女性,這讓她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經講,‘我也是17歲就參加革命的,思想上還是很進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後來連吵都不吵,隔閡越來越大。’」

賀子珍到達莫斯科不久,生下了兒子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個月大時染上流感而病死。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道:「賀子珍傷心至極,天天到(柳瓦)墳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寫信給她。收到過一封信,只有三言兩語,她精神上非常苦惱。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動寫信給毛主席。」

1939年9月,剛滿30歲的賀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澤東委託周恩來轉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終止婚姻關係。

此時,毛澤東和楊開慧所生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蘇聯東方大學學習。1941年底,毛澤東把女兒李敏送到蘇聯。「外婆說,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苦。為了養活我媽媽、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徹夜織毛襪子,洗衣服,周末還要去伐木。家裏有時還沒有吃的,沒有劈柴,冬天屋子裡都結了冰……」蘇德戰爭爆發後,賀子珍的苦悶情緒更加難以控制。“外婆也作出過一些過激的行為,包括打罵她唯一的女兒。別人以為外婆精神出了問題,便將她送往精神病院。”

1947年,賀子珍回到中國東北。

1950年,賀子珍接受組織的安排,定居上海。

1959年7月9日,賀子珍被領到「美廬」別墅的一間屋子裡,抬頭一看,不覺一驚,裏面坐著的是毛澤東。毛澤東站起身,微笑著同她打招呼,請她坐下,然後倒了兩杯茶,一杯放在賀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賀子珍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毛澤東溫和地說:“我們見面了,你不說話,老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毛澤東問起在蘇聯的情況,輕輕嘆氣:“你當初為什麼一定要走呢?”賀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時太不懂事了。”毛澤東談起他這些年的情況,他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事。他們誰都沒有提到江青。賀子珍只是提醒毛澤東:“當心有人害你,當心王明這樣的人害你。”毛澤東點頭說:“我會注意的,你放心。”這是毛澤東與賀子珍分別22年後,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1979年9月8日,賀子珍來到毛主席紀念堂。「有一張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紀念堂門外的回眸,它恰到好處地捕捉到外婆當時的內心狀態。外婆沒有號啕大哭,也沒有非常激烈的狀態。她和外公是那種人生永遠不能有交點的結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發出來。」賀子珍獻給毛澤東的花圈落款上寫著——“戰友賀子珍”。

1984年4月19日,賀子珍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

李敏 最普通的「第一女兒」

「媽媽李敏很樸素,我從來沒看她戴過一件首飾。但她的婚姻很成功,她和父親自由戀愛,我經常開玩笑說他們是早戀。他們一輩子非常相愛,這同時也是我和哥哥的幸運。」

1936年冬,李敏出生在陝北的保安縣,取名嬌嬌,4歲時被送到蘇聯。回到中國後,毛澤東派人接嬌嬌回北京,她半信半疑,用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訊:「毛主席:大家都說您是我的親生爸爸,我是您的親生女兒。但是,我在蘇聯沒有見過您,也不清楚這回事……請趕快來信告訴我,這樣,我才好回到您的身邊。」

毛澤東請人翻譯成中文後,哈哈大笑。當即回信:「嬌嬌:看到了你的來信很高興。你是我的親生女兒,我是你的親生父親。你去蘇聯十多年一直未見過面,你一定長大了長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歡迎你回來。」

1949年初夏,嬌嬌回到了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十分高興,逢人就說:「我家有個會說外國話的洋寶貝。」

李敏曾告訴一直跟蹤採訪她的記者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樂時光,太短暫了。」1949年9月,江青帶著李訥從蘇聯考察歸來,她對嬌嬌的評價,從開始的“文靜”、“聽話”,逐漸變成了“倔脾氣”、“嬌氣”。而賀子珍又不願意讓嬌嬌叫江青媽媽,嬌嬌夾在中間,生活中所受到的壓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李敏和北京航空學院的高材生孔令華結了婚。孔令華是炮兵副司令孔從洲的兒子,也是李敏中學時的同學。一年後,李敏生了個男孩,也就是孔東梅的哥哥孔繼寧。毛澤東經常抱抱小外孫,江青卻容不得這些,常常尋釁滋事。李敏考慮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的打算。毛澤東沒有阻攔,只是說:「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毛澤東晚年,李敏要見毛澤東一面很難。在父親逝世前幾天,李敏去看他。他拉著李敏的手說:「嬌嬌你來看我了?你為什麼不常來看我呢?」李敏無言以對,只能默默流淚。

離開毛澤東後,李敏的日子一直過得很簡樸,有時甚至很清苦。李敏和丈夫都在國防科委上班,工資不高,不僅要撫養兩個孩子,每個月還要寄些零用錢給母親賀子珍。走在大街上,幾乎沒有人能夠認出李敏。

孔東梅 時尚的「紅色後代」

在北京798藝術區,靜立著一座古樸的藝術空間——「菊香書屋」:德國包豪斯建築風格,巴洛克樂曲回蕩其間;書架上,記載著中國歷史的紅色經典作品;大廳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貼滿了毛澤東畫像……它的主人,就是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孔東梅一身簡潔的黑裙,一條長長的鮮紅色圍巾,經典的搭配顯出獨有的高雅氣質和藝術品位。雖然之前從未謀面,但記者早有耳聞:“毛澤東有個漂亮的外孫女,長得和他很像,下巴還有一顆和他一樣的痣。”

1972年,孔東梅出生在上海,媽媽李敏把她的照片帶給外公毛澤東,又把毛澤東的照片帶回給她看。「我們只在照片上見過面,外公為我取了‘東梅’這個名字,‘東’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歡的植物。」

孔東梅自小與外婆賀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在我的童年記憶中,那個院子非常大,還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園裏種了四棵橘子樹,每年都可以收穫橘子;還有桃樹、枸杞子樹等等。」每當孔東梅想起外婆,都會想起那個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著煙,望著遠方沉思。

1992年,孔東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英美文學專業。「那時候,我還曾幻想過開個小書店,過著讀海明威的小說、喝咖啡、養一隻貓的小資生活。」

大學畢業後,孔東梅進入剛剛創辦的泰康人壽保險公司,從端茶倒水打雜干起,幾乎在各個部門都干過。1999年,「碰巧遇到一個出國學習的機會。下了飛機,拎著皮箱,誰都不認識你,你就是孔東梅,滄海一粟,淹沒在人海中。這個時候你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血脈和家族。我開始安靜下來,逐步為自己的角色定位。」

孔東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國外,才開始真正從不同的文化觀念和角度來看待、認識外公。回國後的孔東梅開始一邊走訪,一邊寫書,對自己的外公、外婆、母親以及整個家族的歷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王行娟老人談到孔東梅時,一下舒緩開原本沉重的情緒:「東梅啊,一個很外向,很陽光的孩子。他們毛家第三代的兩個外孫,都外向,而且都漂亮。東梅有學識,視野開闊,希望她能夠生活幸福。」

(摘自《環球人物》2009年第16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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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張國燾在延安窯洞前

曾經在中共歷史上叱吒風雲的王明(原名陳紹禹)與張國燾有不少共同點。

首先,他倆都出身於富戶。張國燾1897年出生於江西萍鄉縣上栗,父親是一個鄉紳;王明1904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父親是一個商販。

其次,他倆都曾是我黨早期的最高層領導幹部。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他負責組織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再次,他倆在叛黨叛國的路上「殊途同歸」。1938年張國燾棄自己為之奮鬥十幾載的信仰而去,成為反黨急先鋒。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蘇聯定居的王明步其後塵,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歷史,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槍手。

然而,這兩位在我黨早期頗具分量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卻相當糟糕,彼此間曾有過兩次較量,但都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

第一次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為紀念這位與其有著偉大友誼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年11月28日,第一批學生在紛飛大雪中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歷屆學生中,有許多是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如鄧小平、博古、傅鍾、張聞天、俞秀松、王稼祥、陳昌浩、伍修權、孫冶方、沈澤民、張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還有後來將莫斯科中山大學鬧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陳紹禹)。

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並開始在黨內領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極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托派問題被免職後,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書記塞特尼可夫與代理校長阿古爾在學校工作上意見不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嚴重分歧。他們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黨務派」和“教務派”。不久,副校長米夫利用兩派之間的矛盾,經過與王明共同策劃,搞垮了阿古爾,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長一職。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的宗派立場,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在好幾次風潮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張國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而後去了鄂豫皖蘇區。

第二次較量是在延安。這一次張國燾敗得更慘。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毛澤東、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卻拒絕北上企圖另立中央。經歷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三過草地,也北上到達延安。

都有其署名。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後,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負責人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分別找毛澤東、張國燾詳談了數次。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繫到張國燾在過草地期間「逼宮奪權」的表現,左路軍三過草地,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麼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麼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面有文章,我能有什麼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麼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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