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張國燾在延安窯洞前
曾經在中共歷史上叱吒風雲的王明(原名陳紹禹)與張國燾有不少共同點。
首先，他倆都出身於富戶。張國燾1897年出生於江西萍鄉縣上栗，父親是一個鄉紳;王明1904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父親是一個商販。
其次，他倆都曾是我黨早期的最高層領導幹部。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他負責組織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再次，他倆在叛黨叛國的路上「殊途同歸」。1938年張國燾棄自己為之奮鬥十幾載的信仰而去，成為反黨急先鋒。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蘇聯定居的王明步其後塵，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歷史，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槍手。
然而，這兩位在我黨早期頗具分量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卻相當糟糕，彼此間曾有過兩次較量，但都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
第一次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為紀念這位與其有著偉大友誼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年11月28日，第一批學生在紛飛大雪中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歷屆學生中，有許多是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如鄧小平、博古、傅鍾、張聞天、俞秀松、王稼祥、陳昌浩、伍修權、孫冶方、沈澤民、張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還有後來將莫斯科中山大學鬧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陳紹禹)。
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並開始在黨內領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極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托派問題被免職後，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書記塞特尼可夫與代理校長阿古爾在學校工作上意見不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嚴重分歧。他們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黨務派」和“教務派”。不久，副校長米夫利用兩派之間的矛盾，經過與王明共同策劃，搞垮了阿古爾，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長一職。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的宗派立場，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在好幾次風潮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張國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而後去了鄂豫皖蘇區。
第二次較量是在延安。這一次張國燾敗得更慘。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毛澤東、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卻拒絕北上企圖另立中央。經歷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三過草地，也北上到達延安。
都有其署名。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後，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負責人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分別找毛澤東、張國燾詳談了數次。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繫到張國燾在過草地期間「逼宮奪權」的表現，左路軍三過草地，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麼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麼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面有文章，我能有什麼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麼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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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一個半月損失最大，湘江之戰減員三萬多，中央紅軍到達陝北6000餘人，三萬還是八萬？長征之後還有多少紅軍——
紅一方面軍經過一年的長征轉戰，自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出發時8.6萬人，到1935年10月進入陝北時部隊只剩6000人。當時，由師長改任由原三軍團第十三團編成的第十三大隊大隊長的陳賡回憶說:「我當大隊長，騎著馬在前面走，不敢回頭看，因為一看就把整個大隊看完了。」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周恩來面對部隊嚴重的減員，心情沉重地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留下樹身和樹根。”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都會師陝甘寧，經歷了長征的紅軍還剩多少人呢？
長征出發一個半月，人員損失大半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長征隊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蔣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頭號目標，加上長征初期的錯誤指揮，部隊減員最為嚴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護下，中央紅軍從贛南的于都縣突破敵軍包圍圈開始長征。出發前夕的10月8日，中革軍委做了一個《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裏面分別統計了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和軍委縱隊、中央縱隊共計86789人。上述人員中除了紅軍部隊外，還有中央縱隊中的少量政府機關人員和幾千名臨時召集來搬運物資的民夫。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的武器彈藥十分缺乏，全軍共有槍4萬支、子彈80萬發，平均每支步槍只有十幾發子彈，輕機槍才有百餘發子彈。中央機關的許多人手裏只有刀矛，長征隊伍中年紀最大的徐特立（出發時58歲）為自衛，手裏拿著一支紅纓槍，有時還當拐棍用。
突圍西進之初，由於領導人過分強調保密，事先沒有做好動員，廣大幹部戰士都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對於久經戰鬥考驗的老戰士來說，堅決服從命令已成習慣。剛動員參軍的一些新戰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遠，卻出現思想波動，加上行軍疲憊，陸續出現一些掉隊落伍。
在贛南、粵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時戰鬥並不激烈，卻減員1.3萬人。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即湘粵交界的郴縣至宜章一線時，發生了激烈戰鬥，減員8600餘人。由於紅軍在經過粵漢鐵路時動員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隊略有補充，接近湘江前還有近7萬人。
11月下旬中央紅軍進至位於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鎖線，經九天血戰才殺出一條通道，減員高達3萬多人。特別是多由新兵組成的八軍團下屬兩個師基本被打散，全軍團僅剩1000餘人。許多領導人後來感慨，長征前匆忙組建這種新部隊，雖名義上增加了番號卻缺乏戰鬥力，還不如把這些新成分用來充實久經戰鬥鍛煉的老部隊。（摘自:徐焰 馬祥林《重解長征之謎》人民出版社）
6000中央紅軍到陝北，迅速恢複發展
與張國燾南下錯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紅一方面軍在北方卻獲得了新的發展。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會合了在當地的紅軍7000餘人，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番號。當時陝北人少地貧，發展紅軍困難，於是1936年春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擴大了紅軍8000人。
據彭德懷回憶，新參軍的大都是由河南、山東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隊經過長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個團不過幾百人，打仗繳獲了槍還要請老百姓幫助扛。這時部隊充實起來，紅一軍團就有1萬餘人，加上紅十五軍團，野戰部隊發展到1.7萬人。此外，毛澤東還將中央紅軍的許多幹部派到陝甘地區發展地方武裝，地方紅軍也發展到近萬人。至同年秋，在陝甘寧地區的中央軍委直屬隊、紅一方面軍和地方紅軍相加，總數發展到3萬餘人。有了根據地依託之後，紅軍又走上了發展壯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得知紅一方面軍在北方的發展後，紛紛議論說:「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對的！」由於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要求北上，紅二方面軍領導也堅決主張北上同中央會合，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會師。
過草地，紅一方面軍5000人編入紅四方面軍
突破湘江後，中央紅軍只剩3萬多人，不過大都是意志堅強的骨幹力量。通過慘痛損失的教訓，全軍認識到錯誤指揮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隨後，中央紅軍在雲貴川三省轉戰途中雖陸續動員了近萬人蔘軍，然而這些新成分沒有經過遠途行軍鍛煉，在急行軍中大都很快掉隊。
1935年4月,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時減至2.4萬人左右，6月間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減至約1.8萬人，重新改稱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剛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因剛剛離開根據地，又在川北開闢新區得到補充，部隊有8萬多人，顯得兵強馬壯。8月下旬，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通過水草地。當時紅一方面軍因遠征疲憊，指戰員多體質衰弱，加上草地環境惡劣，減員很大。通過草地後，中央縱隊和紅一方面軍的主力一、三軍團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軍團（此時改稱三十二軍）約5000人。
9月因張國燾分裂紅軍，中央縱隊和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到達陝北只剩6000人，而左路軍約5000人的原紅一方面軍部隊編入紅四方面軍系列，隨同再過草地南下。
紅四方面軍南下的8萬部隊在川西遭到國民黨中央軍、川軍的聯合進攻，經血戰後仍站不住腳，被迫於1936年初翻越雪山進入西康藏區。紅四方面軍在川康邊補充糧食極為困難，因戰鬥、病餓和逃亡減員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萬人。
長征後人數「3萬」和“8萬”兩說是由不同統計方法造成的
「鐵流兩萬五千里，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苦鬥十年，終鍛煉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抗戰初期創作的《八路軍軍歌》前四句，概括了紅軍長征體現的堅定性和無敵無畏精神。紅軍經歷過萬里長征，雖然有嚴重減員，保存下來的人卻是黨和紅軍最寶貴的財富。毛澤東認為長征後紅軍人數雖然減少，力量卻比過去更強，這既是指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已由錯誤轉為正確，也是指紅軍的質量大為提高。
對於長徵結束後紅軍還有多少人，過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如果從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的全體人數統計看，西北紅軍超過8萬人。軍委對下屬各部人員的統計是:
紅一方面軍和軍委直屬隊共2.2萬人（包括紅軍大學800人）；
陝甘寧地方紅軍8000人（另外在陝南有2000人）；
紅二方面軍1.1萬人；
紅四方面軍及總司令部直屬隊3.8萬人。
三大主力會師結束長征後，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渡過黃河組成西路軍，結果於1937年春基本失敗，只剩千餘人到達新疆或潛回陝甘根據地。這一時期，紅軍在陝甘地區又擴大了一些兵員。至1937年夏，軍委統計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後方機關總計為7.4萬人，其中總部為4000人，野戰部隊為4.2萬人。同年8月紅軍改編時，野戰部隊編為八路軍三個師，編製4.5萬人。
經歷過長征的一些領導人講話，又常說長征後紅軍只剩下3萬人。這一數字也有其依據，講的只是經過萬里長徵到達陝甘寧的人員，而不計算陝北紅軍及長征後擴大的人員，以及長徵結束後西路軍損失的人數。經歷過長征而剩餘的3萬多紅軍指戰員包括: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6000人；
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3000人；
紅二方面軍到達陝甘寧1.1萬人；
紅四方面軍在陝甘寧剩餘人員1.4萬人。
對長征後剩下的人數從不同角度統計，才出現這兩種不同說法。事實證明，經過長征考驗的指戰員不僅在實際鬥爭中表現出堅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豐富的戰爭經驗，多數戰士都可以帶兵當幹部。紅軍人數雖減少，革命力量卻增強，並終將發展成一支贏得全國勝利的大軍。
點評:軍隊有「根」 損失才少
紅軍長征中出現數量減員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發展壯大，離不開革命根據地。
紅軍離開根據地遠征陷入無後方依託作戰，除犧牲外，會經受缺糧和病餓的折磨，傷病員難以隨軍和妥善安置，這都會造成較大損失，而且難以有效補充。
紅二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在長征中減員較少，主要是採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並在途中建立根據地進行補充的方式。中央紅軍長征在毛澤東領導下到達陝北後獲得大發展，更是顯示出正確路線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