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張國燾在延安窯洞前
曾經在中共歷史上叱吒風雲的王明(原名陳紹禹)與張國燾有不少共同點。
首先，他倆都出身於富戶。張國燾1897年出生於江西萍鄉縣上栗，父親是一個鄉紳;王明1904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父親是一個商販。
其次，他倆都曾是我黨早期的最高層領導幹部。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他負責組織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再次，他倆在叛黨叛國的路上「殊途同歸」。1938年張國燾棄自己為之奮鬥十幾載的信仰而去，成為反黨急先鋒。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蘇聯定居的王明步其後塵，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歷史，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槍手。
然而，這兩位在我黨早期頗具分量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卻相當糟糕，彼此間曾有過兩次較量，但都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
第一次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為紀念這位與其有著偉大友誼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年11月28日，第一批學生在紛飛大雪中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歷屆學生中，有許多是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如鄧小平、博古、傅鍾、張聞天、俞秀松、王稼祥、陳昌浩、伍修權、孫冶方、沈澤民、張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還有後來將莫斯科中山大學鬧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陳紹禹)。
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並開始在黨內領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極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托派問題被免職後，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書記塞特尼可夫與代理校長阿古爾在學校工作上意見不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嚴重分歧。他們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黨務派」和“教務派”。不久，副校長米夫利用兩派之間的矛盾，經過與王明共同策劃，搞垮了阿古爾，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長一職。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的宗派立場，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在好幾次風潮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張國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而後去了鄂豫皖蘇區。
第二次較量是在延安。這一次張國燾敗得更慘。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毛澤東、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卻拒絕北上企圖另立中央。經歷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三過草地，也北上到達延安。
都有其署名。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後，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負責人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分別找毛澤東、張國燾詳談了數次。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繫到張國燾在過草地期間「逼宮奪權」的表現，左路軍三過草地，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麼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麼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面有文章，我能有什麼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麼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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