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一個半月損失最大，湘江之戰減員三萬多，中央紅軍到達陝北6000餘人，三萬還是八萬？長征之後還有多少紅軍——
紅一方面軍經過一年的長征轉戰，自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出發時8.6萬人，到1935年10月進入陝北時部隊只剩6000人。當時，由師長改任由原三軍團第十三團編成的第十三大隊大隊長的陳賡回憶說:「我當大隊長，騎著馬在前面走，不敢回頭看，因為一看就把整個大隊看完了。」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周恩來面對部隊嚴重的減員，心情沉重地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留下樹身和樹根。”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都會師陝甘寧，經歷了長征的紅軍還剩多少人呢？
長征出發一個半月，人員損失大半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長征隊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蔣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頭號目標，加上長征初期的錯誤指揮，部隊減員最為嚴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護下，中央紅軍從贛南的于都縣突破敵軍包圍圈開始長征。出發前夕的10月8日，中革軍委做了一個《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裏面分別統計了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和軍委縱隊、中央縱隊共計86789人。上述人員中除了紅軍部隊外，還有中央縱隊中的少量政府機關人員和幾千名臨時召集來搬運物資的民夫。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的武器彈藥十分缺乏，全軍共有槍4萬支、子彈80萬發，平均每支步槍只有十幾發子彈，輕機槍才有百餘發子彈。中央機關的許多人手裏只有刀矛，長征隊伍中年紀最大的徐特立（出發時58歲）為自衛，手裏拿著一支紅纓槍，有時還當拐棍用。
突圍西進之初，由於領導人過分強調保密，事先沒有做好動員，廣大幹部戰士都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對於久經戰鬥考驗的老戰士來說，堅決服從命令已成習慣。剛動員參軍的一些新戰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遠，卻出現思想波動，加上行軍疲憊，陸續出現一些掉隊落伍。
在贛南、粵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時戰鬥並不激烈，卻減員1.3萬人。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即湘粵交界的郴縣至宜章一線時，發生了激烈戰鬥，減員8600餘人。由於紅軍在經過粵漢鐵路時動員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隊略有補充，接近湘江前還有近7萬人。
11月下旬中央紅軍進至位於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鎖線，經九天血戰才殺出一條通道，減員高達3萬多人。特別是多由新兵組成的八軍團下屬兩個師基本被打散，全軍團僅剩1000餘人。許多領導人後來感慨，長征前匆忙組建這種新部隊，雖名義上增加了番號卻缺乏戰鬥力，還不如把這些新成分用來充實久經戰鬥鍛煉的老部隊。（摘自:徐焰 馬祥林《重解長征之謎》人民出版社）
6000中央紅軍到陝北，迅速恢複發展
與張國燾南下錯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紅一方面軍在北方卻獲得了新的發展。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會合了在當地的紅軍7000餘人，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番號。當時陝北人少地貧，發展紅軍困難，於是1936年春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擴大了紅軍8000人。
據彭德懷回憶，新參軍的大都是由河南、山東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隊經過長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個團不過幾百人，打仗繳獲了槍還要請老百姓幫助扛。這時部隊充實起來，紅一軍團就有1萬餘人，加上紅十五軍團，野戰部隊發展到1.7萬人。此外，毛澤東還將中央紅軍的許多幹部派到陝甘地區發展地方武裝，地方紅軍也發展到近萬人。至同年秋，在陝甘寧地區的中央軍委直屬隊、紅一方面軍和地方紅軍相加，總數發展到3萬餘人。有了根據地依託之後，紅軍又走上了發展壯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得知紅一方面軍在北方的發展後，紛紛議論說:「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對的！」由於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要求北上，紅二方面軍領導也堅決主張北上同中央會合，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會師。
過草地，紅一方面軍5000人編入紅四方面軍
突破湘江後，中央紅軍只剩3萬多人，不過大都是意志堅強的骨幹力量。通過慘痛損失的教訓，全軍認識到錯誤指揮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隨後，中央紅軍在雲貴川三省轉戰途中雖陸續動員了近萬人蔘軍，然而這些新成分沒有經過遠途行軍鍛煉，在急行軍中大都很快掉隊。
1935年4月,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時減至2.4萬人左右，6月間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減至約1.8萬人，重新改稱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剛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因剛剛離開根據地，又在川北開闢新區得到補充，部隊有8萬多人，顯得兵強馬壯。8月下旬，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通過水草地。當時紅一方面軍因遠征疲憊，指戰員多體質衰弱，加上草地環境惡劣，減員很大。通過草地後，中央縱隊和紅一方面軍的主力一、三軍團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軍團（此時改稱三十二軍）約5000人。
9月因張國燾分裂紅軍，中央縱隊和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到達陝北只剩6000人，而左路軍約5000人的原紅一方面軍部隊編入紅四方面軍系列，隨同再過草地南下。
紅四方面軍南下的8萬部隊在川西遭到國民黨中央軍、川軍的聯合進攻，經血戰後仍站不住腳，被迫於1936年初翻越雪山進入西康藏區。紅四方面軍在川康邊補充糧食極為困難，因戰鬥、病餓和逃亡減員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萬人。
長征後人數「3萬」和“8萬”兩說是由不同統計方法造成的
「鐵流兩萬五千里，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苦鬥十年，終鍛煉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抗戰初期創作的《八路軍軍歌》前四句，概括了紅軍長征體現的堅定性和無敵無畏精神。紅軍經歷過萬里長征，雖然有嚴重減員，保存下來的人卻是黨和紅軍最寶貴的財富。毛澤東認為長征後紅軍人數雖然減少，力量卻比過去更強，這既是指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已由錯誤轉為正確，也是指紅軍的質量大為提高。
對於長徵結束後紅軍還有多少人，過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如果從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的全體人數統計看，西北紅軍超過8萬人。軍委對下屬各部人員的統計是:
紅一方面軍和軍委直屬隊共2.2萬人（包括紅軍大學800人）；
陝甘寧地方紅軍8000人（另外在陝南有2000人）；
紅二方面軍1.1萬人；
紅四方面軍及總司令部直屬隊3.8萬人。
三大主力會師結束長征後，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渡過黃河組成西路軍，結果於1937年春基本失敗，只剩千餘人到達新疆或潛回陝甘根據地。這一時期，紅軍在陝甘地區又擴大了一些兵員。至1937年夏，軍委統計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後方機關總計為7.4萬人，其中總部為4000人，野戰部隊為4.2萬人。同年8月紅軍改編時，野戰部隊編為八路軍三個師，編製4.5萬人。
經歷過長征的一些領導人講話，又常說長征後紅軍只剩下3萬人。這一數字也有其依據，講的只是經過萬里長徵到達陝甘寧的人員，而不計算陝北紅軍及長征後擴大的人員，以及長徵結束後西路軍損失的人數。經歷過長征而剩餘的3萬多紅軍指戰員包括: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6000人；
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3000人；
紅二方面軍到達陝甘寧1.1萬人；
紅四方面軍在陝甘寧剩餘人員1.4萬人。
對長征後剩下的人數從不同角度統計，才出現這兩種不同說法。事實證明，經過長征考驗的指戰員不僅在實際鬥爭中表現出堅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豐富的戰爭經驗，多數戰士都可以帶兵當幹部。紅軍人數雖減少，革命力量卻增強，並終將發展成一支贏得全國勝利的大軍。
點評:軍隊有「根」 損失才少
紅軍長征中出現數量減員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發展壯大，離不開革命根據地。
紅軍離開根據地遠征陷入無後方依託作戰，除犧牲外，會經受缺糧和病餓的折磨，傷病員難以隨軍和妥善安置，這都會造成較大損失，而且難以有效補充。
紅二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在長征中減員較少，主要是採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並在途中建立根據地進行補充的方式。中央紅軍長征在毛澤東領導下到達陝北後獲得大發展，更是顯示出正確路線的威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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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光華照相館拍攝的國民黨高層最後的「全家福」，其原件在2008年以12.32萬元拍出
-光華照相館因何成為蔣介石的「御用」照相館 -蔣介石為何鍾愛大元帥戎裝標準像 -國民黨高層最後的「全家福」現今價值幾何
「御用」老相館 曝光民國風雲
上世紀40年代，南京大大小小的相館不下20家，其中以「光華」照相館最為有名。光華的服務對象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軍政要人，總統生日、政府會議，國共談判、就職典禮……光華的攝影師端著相機忙前跟後，在不經意間把歷史的風雲劇變悉數納入方寸之間。
近日，記者在走訪中得知，當年光華照相館的小夥計周培良如今就住在成賢街。雖年事已高，但老人的老本行並沒有丟掉。就在兩個月前，他還親自出馬，為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成立50周年大會拍攝大幅合影留念照。在採訪之前，記者一直在揣摩:當年，在這個小夥計的眼裏，那些國民黨的軍政大員面貌如何呢？而他所在的光華照相館又記錄了怎樣的風雲歲月？
本文圖片資料由周培良提供
小學徒發現了師傅拍的蔣介石照片
1947年9月的一天，16歲的無錫小夥子周培良來到南京，進入一家名叫光華的照相館當學徒。
光華照相館位於碑亭巷，是一家擁有上下兩層店面的大相館，還帶個大院子。周培良的師傅名叫王貴遜，他是光華照相館的老闆之一，同時也是南京首屈一指的照相師傅。跟了這樣的師傅，周培良暗暗高興，「聽說師傅拍照片和修底片的技術都是一流的，跟著他肯定能學到一手好技術。」
正式學徒開始了，先跟著師傅看，做做雜事，大概一年後，周培良正式進入暗房，開始洗照片。
店裏接下的活兒很多，周培良一天忙到晚。漸漸地，他摸出點門道。一般情況下，暗房的工作由師娘錢競秀負責，但遇到重要的照片，師傅都會親力親為，從拍照到整修底片、沖洗照片，一條龍負責到底。需要師傅親自出馬沖洗的都是些什麼照片呢？仔細觀察了一陣子，周培良發現，那些照片上大都是一些達官貴人，甚至有一次，周培良發現，師傅經手的照片居然有蔣介石的。
光華照相館到底有什麼樣的背景，居然能充當蔣介石的「御用」照相館？
從上海跳槽來南京自辦相館
「當時我們店有兩個老闆，錢樹滋和我師傅王貴遜，我師娘錢競秀正是錢樹滋的侄女。‘光華’能夠成為蔣介石的‘御用’照相館，主要是因為蔣介石曾經和我們店老闆打過交道，知道他們的技術好。」周培良向記者回憶起了那段往事。
錢樹滋是無錫人，王貴遜是上海浦東人，早年都曾在上海的中華照相館工作。中華照相館是上海最早的照相館之一，老闆是宋子文的同學，因此當時上海的政要、名人都熱衷於在中華照相館照相。而中華照相館最得意的攝影作品之一，就是為蔣介石和宋美齡拍攝的結婚照。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舉行婚禮。婚禮分兩次進行:先在宋宅會客廳中舉行西式婚禮，後在戈登路大華飯店出席中式婚禮。大華飯店的婚禮在樂曲聲中宣告完成後，蔣介石和宋美齡來到花園攝影。在一系列由中華照相館的師傅拍攝的結婚照片上，蔣介石穿尖領襯衫、打淺色領帶，配著深色西服，胸口還別著花，宋美齡則身穿淺色旗袍，斜披白紗，頭戴一個用花蕾編成的小花冠，手捧一束玫瑰。
很顯然，蔣介石和宋美齡對中華照相館的技術非常滿意，因為自此之後，他們常常照顧相館的生意，也就認識了在店裏工作的錢樹滋和王貴遜。
錢樹滋和王貴遜都是勤奮好學之人，在中華照相館時間久了，技術越來越精湛，名氣也出來了，於是，他們開始考慮「單飛」。可是，二人的技術雖然好，手頭卻沒有什麼積蓄。而錢樹滋的哥哥當時在郵政局工作，是個小頭頭，手裏有一筆錢，大家商議之後，決定他出資，錢樹滋和王貴遜出技術，就這樣，光華照相館在南京的石板橋開業了。因為很多人知道，光華照相館的老闆是從大上海來的，而且還認識蔣介石和宋美齡，照相館的生意自然是好上加好。
周培良來的時候，正趕上光華照相館最風光的年代。此時，相館已遷到了碑亭巷181號，擴大經營了。還是小學徒的他，有沒有機會跟著師傅「出外景」，親眼目睹一番當時那些政界要員們的風采呢？
師傅王貴遜在汪精衛遇刺現場拍照
「我來得晚，又是學徒，24小時都不能離開店，所以不能跟師傅到外面拍照。但我師傅，豈止是能看到要員，他還是一些突發事件的目擊者呢。當然，這也是我從師娘口裏了解到的。」周培良對於光華早年歷史的了解都來自師娘錢競秀的講述。
「那是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地點在湖南路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張學良等軍政要員都來了。會議很重要，合影當然少不了。於是我師傅被叫去拍照了。」
王貴遜帶著徒弟趕了過去。相機在第一會議廳的門前架好後，委員們都過來站好，左等右等卻不見蔣介石。原來，在二樓的蔣介石俯瞰樓下，見委員、警衛、記者一堆人，秩序很亂，就借口身體不舒服，不參加合影了。於是，「二號人物」汪精衛站在了正中的位置。
王貴遜打開照相機，鎂光燈剛剛閃動，突然衝出一個青年，拔出手槍，向汪精衛連連射擊，汪精衛應聲倒地。一時間，場面大亂。蔣介石迅速命令手下展開調查，在場的王貴遜當然也未能避免。
一番折騰後，這天夜裏，驚魂未定的王貴遜才回到家裏。
事情很快查清了，原來，這次刺殺是由上海暗殺大王王亞樵精心策劃的。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已經完全暴露，但是蔣介石卻消極抗日，引起了愛國人士的不滿，他們委託王亞樵行刺蔣介石。刺客叫孫鳳鳴，他偽裝成記者，混入會場，見蔣介石未到，於是他就改刺汪精衛。
光華照相館為何拒絕去台灣
在外人眼裏，光華照相館是「官辦」照相館，吃香的、喝辣的、賺大錢，但其中的苦衷只有老闆自己心裏清楚。
周培良告訴記者，「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的一個軍官來我們店裏，問我師傅去不去台灣。當時，我就站在師傅旁邊，耳朵豎得高高的。師傅沒有吱聲。」後來，光華照相館的人都留在了南京。
「官辦」的光華沒去台灣，同行都很驚訝了一陣子，周培良不驚訝，他明白，光華原本就與政府要員無關，它是靠過硬的技術生存的。
十幾年前，師傅去世，去年，年過90的師娘錢競秀也去世了。不過，值得安慰的是，隨著大陸和台灣的交往日益頻繁，他們當初製作的那些照片越來越多地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蔣介石為何鍾愛大元帥戎裝標準像
周培良翻出一本畫冊，名字叫做《圖說總統府》，他指著其中一張照片說，「這是我師傅拍的，1946年10月31日，蔣介石慶祝60大壽，在為他祝壽的畫冊上就刊登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合影，蔣介石身著大元帥戎裝，右手握拳，左手握佩劍，面容平和卻不掩威嚴；宋美齡身披綬帶，表情與蔣介石神似。
記者就這張照片的來龍去脈請教了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的副館長劉曉寧，他告訴記者，這張照片並非1946年10月拍的，「1943年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突然去世，蔣介石在重慶接任主席，照片就是這時拍的。當時，抗日戰爭勝利在望，從照片上看得出來，蔣介石心情不錯。」
既然照片不是在南京拍的，周培良為什麼說這是王貴遜的作品呢？原來，抗日戰爭期間，因為和蔣宋的特殊關係，光華照相館也跟隨國民黨政府遷到了重慶，照相館就開在上清寺，離孔祥熙等人的公館很近。師娘告訴過周培良，1945年8月底，毛澤東主席來重慶進行國共談判，技術過硬的王貴遜也被喊去，用相機記錄下重要的歷史場景。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光華照相館也跟著回來了。1946年10月份，在蔣介石舉辦60大壽之前，光華照相館接到一筆大業務。蔣介石公開了他先前拍過的一張大元帥戎裝照，而且要求上色加洗。王貴遜曾經向女兒王明回憶起這一段事情，「照片本來是黑白的，洗的時候重新上了色，而且洗了很多張，都是拿卡車來運的。」
蔣介石要這麼多照片幹什麼呢？原來，這些照片運回去以後，都發到國民黨的部隊了。劉曉寧告訴記者:「抗戰勝利後的幾年內，蔣介石衰老得非常快，你看他在總統就職時拍攝的照片，明顯蒼老，因此，1943年拍攝的這張照片就成了他最中意的照片，他曾多次將這張照片贈送他人。」
劉曉寧還告訴記者，不僅蔣介石就職主席的照片是由光華照相館拍攝，1948年，他當選總統後，就職典禮的照片也是由光華照相館拍攝的。
國民黨高層最後的「全家福」是如何出爐的
「一點不錯，1948年，蔣介石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就職典禮上的照片就是我師傅拍的。」周培良確認了劉曉寧的說法。
1948年5月20日，在分別當選總統、副總統後，蔣介石和李宗仁舉行了就職大典。就職典禮的前半段在國民大會堂舉行。之後，蔣介石和李宗仁夫婦，又乘「別克」專車，來到近在咫尺的總統府，繼續進行典禮的其他程序。
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李宗仁郭德潔夫婦在官員、來賓的簇擁下，魚貫步入了「子超樓」，進入總統、副總統辦公室稍事休息，又在三樓會客室與賓客們寒暄。
蔣介石當時心情極佳，與黨政軍要員們談笑風生，然後，才走下了「子超樓」。子超樓前，王貴遜和徒弟們早就架好相機在等了。咔嚓幾聲，影像定格。只是，照片中的人大概不會想到，這張照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竟成了“絕照”。
幾天後，照片印了出來，左下角清晰地寫著「光華照相館攝」，上面則由吳稚暉題寫了一行字:“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任攝影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儘管此時正值國內戰爭的高峰，但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全部趕往南京出席盛會，由於隨後爆發“三大戰役”，1949年初蔣介石即宣佈下野，因此這一張照片實際上是國民黨在大陸黨政軍要員最後一次合影，也是國民黨高層在南京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這張「全家福」上都有哪些人呢？
「全家福」原件價值驚人
周培良對這張照片非常熟悉。他把上面的人一一指給記者看:「第一排中間這四個人，從左往右，依次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潔、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蔣介石、李宗仁；再往右，你看這個大鬍子，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他還給我們照相館題過字，是‘要留真相，要到光華’；這個戴著眼鏡的，是何應欽；郭德潔左邊的這個人，是孫科；這個是白崇禧、這個是邵力子……」
當時，照片拍好沖洗，照片中人每人一張，底片則按照當時的規矩留在光華照相館。同時留在光華的底片還有很多張，可惜的是，「文革」中，這些寶貴的資料都被毀掉了。而光華照相館上世紀90年代初拆遷後，也不復存在。
照片的原件到現在是否還有，周培良認為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記者在隨後的採訪中獲知，這張「總統副總統就任照」居然還有留存，而且2008年11月，在北京的一家拍賣行，它曾經以12.32萬元的價格被神秘買家買走。
照理說，這張照片的原件，應在照片中人手裏，而他們，現在差不多都該過世了。這張被拍賣的照片，它原來的主人是誰？又為何會流進拍賣行呢？
「全家福」是如何流進拍賣行的
記者聯繫上了北京的這家拍賣行，影像部的徐家寧告訴記者，這張照片是台灣收藏家秦風先生委託他們拍賣的。而這張照片原先的主人正是照片中人之一的黃傑。
黃傑是湖南長沙縣人，1924年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出任第八軍軍長，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抗日戰爭勝利後，黃傑曾出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教育長兼軍官訓練團教育長等職。1996年，黃傑病逝於台灣，終年93歲。
2001年，秦風輾轉得到黃傑原有的這張「總統副總統就任照」，直到2006年8月，他才第一次公開這張照片。業內人士稱，秦風收藏的這張照片的質量代表了當時中國攝影沖印最高的工藝水平。
至於照片中的哪個人是黃傑，徐家寧表示自己並不知道。周培良也不清楚，但他推測:「要是師傅還在，他肯定認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