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一個半月損失最大，湘江之戰減員三萬多，中央紅軍到達陝北6000餘人，三萬還是八萬？長征之後還有多少紅軍——
紅一方面軍經過一年的長征轉戰，自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出發時8.6萬人，到1935年10月進入陝北時部隊只剩6000人。當時，由師長改任由原三軍團第十三團編成的第十三大隊大隊長的陳賡回憶說:「我當大隊長，騎著馬在前面走，不敢回頭看，因為一看就把整個大隊看完了。」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周恩來面對部隊嚴重的減員，心情沉重地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留下樹身和樹根。”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都會師陝甘寧，經歷了長征的紅軍還剩多少人呢？
長征出發一個半月，人員損失大半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長征隊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蔣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頭號目標，加上長征初期的錯誤指揮，部隊減員最為嚴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護下，中央紅軍從贛南的于都縣突破敵軍包圍圈開始長征。出發前夕的10月8日，中革軍委做了一個《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裏面分別統計了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和軍委縱隊、中央縱隊共計86789人。上述人員中除了紅軍部隊外，還有中央縱隊中的少量政府機關人員和幾千名臨時召集來搬運物資的民夫。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的武器彈藥十分缺乏，全軍共有槍4萬支、子彈80萬發，平均每支步槍只有十幾發子彈，輕機槍才有百餘發子彈。中央機關的許多人手裏只有刀矛，長征隊伍中年紀最大的徐特立（出發時58歲）為自衛，手裏拿著一支紅纓槍，有時還當拐棍用。
突圍西進之初，由於領導人過分強調保密，事先沒有做好動員，廣大幹部戰士都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對於久經戰鬥考驗的老戰士來說，堅決服從命令已成習慣。剛動員參軍的一些新戰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遠，卻出現思想波動，加上行軍疲憊，陸續出現一些掉隊落伍。
在贛南、粵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時戰鬥並不激烈，卻減員1.3萬人。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即湘粵交界的郴縣至宜章一線時，發生了激烈戰鬥，減員8600餘人。由於紅軍在經過粵漢鐵路時動員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隊略有補充，接近湘江前還有近7萬人。
11月下旬中央紅軍進至位於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鎖線，經九天血戰才殺出一條通道，減員高達3萬多人。特別是多由新兵組成的八軍團下屬兩個師基本被打散，全軍團僅剩1000餘人。許多領導人後來感慨，長征前匆忙組建這種新部隊，雖名義上增加了番號卻缺乏戰鬥力，還不如把這些新成分用來充實久經戰鬥鍛煉的老部隊。（摘自:徐焰 馬祥林《重解長征之謎》人民出版社）
6000中央紅軍到陝北，迅速恢複發展
與張國燾南下錯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紅一方面軍在北方卻獲得了新的發展。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會合了在當地的紅軍7000餘人，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番號。當時陝北人少地貧，發展紅軍困難，於是1936年春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擴大了紅軍8000人。
據彭德懷回憶，新參軍的大都是由河南、山東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隊經過長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個團不過幾百人，打仗繳獲了槍還要請老百姓幫助扛。這時部隊充實起來，紅一軍團就有1萬餘人，加上紅十五軍團，野戰部隊發展到1.7萬人。此外，毛澤東還將中央紅軍的許多幹部派到陝甘地區發展地方武裝，地方紅軍也發展到近萬人。至同年秋，在陝甘寧地區的中央軍委直屬隊、紅一方面軍和地方紅軍相加，總數發展到3萬餘人。有了根據地依託之後，紅軍又走上了發展壯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得知紅一方面軍在北方的發展後，紛紛議論說:「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對的！」由於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要求北上，紅二方面軍領導也堅決主張北上同中央會合，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會師。
過草地，紅一方面軍5000人編入紅四方面軍
突破湘江後，中央紅軍只剩3萬多人，不過大都是意志堅強的骨幹力量。通過慘痛損失的教訓，全軍認識到錯誤指揮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隨後，中央紅軍在雲貴川三省轉戰途中雖陸續動員了近萬人蔘軍，然而這些新成分沒有經過遠途行軍鍛煉，在急行軍中大都很快掉隊。
1935年4月,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時減至2.4萬人左右，6月間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減至約1.8萬人，重新改稱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剛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因剛剛離開根據地，又在川北開闢新區得到補充，部隊有8萬多人，顯得兵強馬壯。8月下旬，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通過水草地。當時紅一方面軍因遠征疲憊，指戰員多體質衰弱，加上草地環境惡劣，減員很大。通過草地後，中央縱隊和紅一方面軍的主力一、三軍團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軍團（此時改稱三十二軍）約5000人。
9月因張國燾分裂紅軍，中央縱隊和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到達陝北只剩6000人，而左路軍約5000人的原紅一方面軍部隊編入紅四方面軍系列，隨同再過草地南下。
紅四方面軍南下的8萬部隊在川西遭到國民黨中央軍、川軍的聯合進攻，經血戰後仍站不住腳，被迫於1936年初翻越雪山進入西康藏區。紅四方面軍在川康邊補充糧食極為困難，因戰鬥、病餓和逃亡減員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萬人。
長征後人數「3萬」和“8萬”兩說是由不同統計方法造成的
「鐵流兩萬五千里，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苦鬥十年，終鍛煉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抗戰初期創作的《八路軍軍歌》前四句，概括了紅軍長征體現的堅定性和無敵無畏精神。紅軍經歷過萬里長征，雖然有嚴重減員，保存下來的人卻是黨和紅軍最寶貴的財富。毛澤東認為長征後紅軍人數雖然減少，力量卻比過去更強，這既是指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已由錯誤轉為正確，也是指紅軍的質量大為提高。
對於長徵結束後紅軍還有多少人，過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如果從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的全體人數統計看，西北紅軍超過8萬人。軍委對下屬各部人員的統計是:
紅一方面軍和軍委直屬隊共2.2萬人（包括紅軍大學800人）；
陝甘寧地方紅軍8000人（另外在陝南有2000人）；
紅二方面軍1.1萬人；
紅四方面軍及總司令部直屬隊3.8萬人。
三大主力會師結束長征後，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渡過黃河組成西路軍，結果於1937年春基本失敗，只剩千餘人到達新疆或潛回陝甘根據地。這一時期，紅軍在陝甘地區又擴大了一些兵員。至1937年夏，軍委統計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後方機關總計為7.4萬人，其中總部為4000人，野戰部隊為4.2萬人。同年8月紅軍改編時，野戰部隊編為八路軍三個師，編製4.5萬人。
經歷過長征的一些領導人講話，又常說長征後紅軍只剩下3萬人。這一數字也有其依據，講的只是經過萬里長徵到達陝甘寧的人員，而不計算陝北紅軍及長征後擴大的人員，以及長徵結束後西路軍損失的人數。經歷過長征而剩餘的3萬多紅軍指戰員包括: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6000人；
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3000人；
紅二方面軍到達陝甘寧1.1萬人；
紅四方面軍在陝甘寧剩餘人員1.4萬人。
對長征後剩下的人數從不同角度統計，才出現這兩種不同說法。事實證明，經過長征考驗的指戰員不僅在實際鬥爭中表現出堅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豐富的戰爭經驗，多數戰士都可以帶兵當幹部。紅軍人數雖減少，革命力量卻增強，並終將發展成一支贏得全國勝利的大軍。
點評:軍隊有「根」 損失才少
紅軍長征中出現數量減員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發展壯大，離不開革命根據地。
紅軍離開根據地遠征陷入無後方依託作戰，除犧牲外，會經受缺糧和病餓的折磨，傷病員難以隨軍和妥善安置，這都會造成較大損失，而且難以有效補充。
紅二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在長征中減員較少，主要是採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並在途中建立根據地進行補充的方式。中央紅軍長征在毛澤東領導下到達陝北後獲得大發展，更是顯示出正確路線的威力。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劉伯勤所在班級1968年12月拍攝的畢業照。圖中最後一排右三為劉伯勤、右六是張念泉；前二排左二為鮑德昌、左四為班主任許俊源；前四排右五為曹廣濱，左二為李剛。劉伯勤供圖。
這是劉伯勤刊發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
上午10點多，劉伯勤如約來到濟南市解放路附近的賓館接受採訪。他的頭髮開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歲的劉伯勤，退休前任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日前，這位當年的紅衛兵登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引起輿論沸騰，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廣告中，劉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他在廣告中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道歉廣告受到輿論的廣泛讚譽和肯定。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評價，「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
在張羅道歉事宜時，劉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壓力。家人告訴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認為你是惡棍了。」道歉廣告刊登後，他兒子發E -m ail對他說，“廣告費很值啊，你現在是名人了。”這句話後面加了括弧，裏面是一個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學也打電話、發電郵來詢問。有的同學說，“你搗鼓這個幹嗎？”
時光流逝改變著人們對歷史的評價。對劉伯勤而言，數十年的「文革」反思纏繞成了折磨他的心結。“這是壓在我心裏多年的一塊石頭。”劉伯勤說。
一切源於那個混亂的年代。
「文革」到來時，劉伯勤14歲，在濟南一中初一(3)班就讀。
1966年6月7日，濟南全市各中等學校陸續向學生作「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開始停課開展運動。一天，學校還沒有放假。劉伯勤所屬的班級那周是勞動時間。劉伯勤正勞動時，班主任許俊源走到他面前對他講，“明天不用勞動，要搞文化革命了。”當時頑皮的他聽了非常激動，也很高興，還問，“以後永遠不上課了嗎？”許俊源頓了一頓，很沉重地說“不上了”。劉伯勤後來想起這事非常傷感。
上初中後，劉伯勤比較調皮，有點叛逆，經常和老師作對。一次，教代數的許俊源在課堂上提問，劉伯勤一反常規地舉手了。許俊源很驚訝。沒想到劉伯勤問，「你昨天為什麼跑到我家告狀去？」同學們聽了都有點驚愕。期中考試時，許俊源給了劉伯勤代數科目59分。他就認為班主任和他過不去。“他給我59分，對我觸動很大。”劉伯勤回憶。
批鬥
「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濟南晚報》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此後，大中學校學生要求揪斗本單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幫”。「牛鬼蛇神」即教師，“黑幫”即黨政幹部。
劉伯勤就讀的濟南一中黨支部最先拋出6個「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導主任李昌義、教高年級的老師畢德質等人。
「我曾經打過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頓了約10秒鐘後，劉伯勤繼續他的講述。他在「文革」初屬於有資格批鬥別人的“紅五類”。
一天，在批鬥中，李昌義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從辦公室排著隊出來，沿著前面的台階彎腰低頭走下。台階兩邊站著參加批鬥的學生，在他們走下去時輪流用手打，並用言語侮辱。劉伯勤當時個子矮，站在一個較高的地方。李昌義頭謝頂，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鬥時不讓戴了。當李昌義經過他時，劉伯勤在他頭上打了一巴掌，之後還朝李昌義啐口水。“當時打人是想「嘗嘗滋味」。現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沒有接觸，也談不上什麼階級仇恨。對我個人來講，這是人性惡的一種流露，那個瘋狂的年代，把人性惡的一面全激發出來了。”劉伯勤說。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人民該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在提起老師畢德質時，劉伯勤在房間裏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時，他們搞惡作劇時唱這首歌玩。當年，他曾逼迫畢德質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鬥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畢德質，任何「革命師生」讓他幹嘛就得幹嘛。當時學校流傳《牛鬼蛇神之歌》是畢德質作詞。“他作詞，就衝著他來。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劉伯勤說。
對另一位老師胡熹和的批鬥則極盡荒誕。胡熹和給他們初一教圖畫課，當時已經約60歲了。大約在1966年9月，學校「革命師生」說胡熹和的畫是“大毒草”，是“黑畫”。“胡老師畫的畫大多屬於漫畫。漫畫線條比較簡單，形象比較誇張，大多用橫、豎、斜的線條畫出來的，一筆一畫，這些筆畫容易被看成字。”劉伯勤說。
學校讓全校學生在胡熹和的畫裏找反動標語。學生說線條像什麼字，就是什麼字。在一幅畫裏，劉伯勤最多「找出」36條反動標語。
當鬥爭對象擴展到當權派時，時任濟南一中副校長朱琳也被作為「牛鬼蛇神」拋出來了。“把她拋出來是領導為了保自己。”劉伯勤說。劉伯勤的同學鮑德昌回憶，批鬥朱琳時，讓她胸前掛著兩隻鞋，污衊為“破鞋”。還讓她戴著一個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朱琳”，在名字上還畫著一個大紅叉。
1967年春天。有次濟南一中組織師生在城南千佛山腳下的果園拔草，朱琳也參加勞動了。在勞動現場，劉伯勤和另一個同學上前找朱琳的茬，說她反動，雙方發生了衝突。當時朱琳說，「你們是學生，還年輕，懂了再說吧。」劉伯勤回憶，“我們理屈詞窮，就說她不老實。現在想來，這不是批鬥的場合，而且批鬥朱琳副校長已經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無謂找茬，傷害老師。”
抄家
那個同學把毛主席像拿出來時，在後面發現32張蔣介石的相片。隨後一切都改變了
1966年8月18日後，山東省大中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至10月底，在101處各類中等學校中已建立紅衛兵組織475個，有紅衛兵26286人，占師生總數的39.1%。
8月23日，惡魔釋放了。
濟南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還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動罪證，還有家裏「不該有的」(東西)。」劉伯勤說。《山東省志》記載，至1966年10月13日，濟南被抄家20075戶，佔全市總戶數的13.11%，其中有7400戶、22197人被趕往農村。
同學鮑德昌評價「文革」中的劉伯勤，“他在學生浪潮當中隨波逐流，但是他不壞，也不玩陰的。”
劉伯勤的兩個同班同學張念泉和韓桂英家被抄。兩次抄家他都參加了。
一天，他隨著一二十個人去了張念泉家。張念泉「文革」前和劉伯勤關係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類」，當天在家。“去抄家的時候，我當時心裏很尷尬。”劉伯勤回憶。同學過來抄家，張念泉不敢反抗，還得配合、表態。抄家的紅衛兵詢問：桌子底下藏沒藏槍？有沒有電台？張念泉說沒有。他得幫著打開看。“當時報紙上說，階級敵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們就拿棍子敲地(聽聲音)，硬說地下有洞。”劉伯勤回憶。張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張八仙桌，兩邊各擺一張椅子。紅衛兵懷疑地下埋了槍、電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們當時小，沒有勁了，但不確定底下有沒有東西，就不了了之。
同學鮑德昌當年是「黑五類」。談及瘋狂的年代，他說，“電影裏反映的，絕對不如現實的。那時我整天在家裏，以淚洗面，也不讓串連。一說上學就頭皮發麻，怕被同學斗。”同學曹廣濱當年也被看作「黑五類」。曹廣濱評價當年學校的氛圍是“氣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學韓桂英。解放前，她父親是濟南明湖照相館經理，當時照相館頂多僱傭幾個職工。「文革」中她家被說成是資本家家庭。
抄家時韓桂英不在。當天紅衛兵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就要結束時，有一個同學手裏拿著東西，不小心碰到了掛在堂屋中間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個同學當時還有點惶恐。戶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劉伯勤描述。在那個時代，毛像、毛選形同聖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個同學把毛主席像的相紙拿出來的時候，在後面發現了32張蔣介石的相片。隨後一切都改變了。
32張蔣介石的相片，有穿軍裝的，有穿便服的。由於反動的東西不能擴散，領頭的紅衛兵很快將這批照片收起來了。「無意當中坐實了，韓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發現蔣介石照片後，劉伯勤就順著這個思路看別的鏡框後面有沒有東西。看到牆上掛的一個韓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將之撥拉下來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後面，一共發現200元現金，最大面額的是1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被沒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現行」行為後，韓桂英家不能辯護。當時韓桂英母親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韓桂英家門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紅衛兵臨走時還詢問：這裏面有沒有槍？有沒有電台？韓桂英家說沒有。紅衛兵不相信，就撈，拿東西往井裏扒拉了一陣，什麼也沒有發現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錢，成了劉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塊是什麼概念？那時候一個月工資三四十元，大多數家庭都是現在說的「月光族」，沒到發工資的時候就沒錢了。200塊相當於五個月的純工資。那時候一輛自行車一百五六十塊，一個月存3塊、5塊，要存幾年才能買得起。200塊可能是韓桂英家一輩子的積蓄，就這樣被沒收了。畢生的積蓄被全部剝奪，這算什麼？現在來看，就算藏蔣介石照片，按《刑法》來看，這算什麼罪？」
被抄家後，韓桂英再也沒有去過學校，因為去學校她抬不起頭。她也沒有出現在班級的畢業照當中。劉伯勤再也沒有見過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聽她，想給她當面道歉，卻聽說她去世了。」
惡作劇
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巨大驚嚇
「文革」時劉伯勤家住山東省政協大院。大院內有幾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這3人都出現在了劉伯勤的道歉廣告中。談到當年對3人做的錯事，劉伯勤充滿懺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後，玻璃破了，窗戶上糊了報紙。有幾次，劉伯勤他們半夜起來，用冰棍的竹棍劈開一點，夾著小鞭炮。之後將周志俊家窗戶的紙弄開一個孔，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了巨大的驚嚇。
惡作劇同樣發生在宋文田家。劉伯勤與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臉貼到玻璃上，然後敲玻璃。裏面的人一開燈，順著聲音一看會嚇一跳。
1967年，劉伯勤與人還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裏，他們將杜大中家廚房的鹽、油、醋等調料全倒在一起，讓他們沒法用。
反思
「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
劉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現。
1966年9月，濟南大中專和中學學生到全國各地串連，串連熱潮持續了7個月之久。1966年11月，身為紅衛兵的劉伯勤也上北京串聯去了。但當他回到老家山東省政協大院的時候，讓他震驚的事發生了：全院子貼滿了打倒他父親的大字報、標語等。他父親被說成「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對待。後於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態是"我們是黨內，你們是敵對勢力"，潛意識中優越的心態在作祟。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心態變化很大，內心受衝擊很大。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開始反思了。”
「文革」中劉伯勤曾下鄉，回來後在鐵路上幹了裝卸工、調車組、食堂採購3個工種，一待8年。
1972年，開始興考試了。劉伯勤當時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於是重新學習，在鐵路系統自學。那時他開始請教老師並得到了幫助。「文革」當中對老師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裏道歉了。”這是劉伯勤道歉的開始。
後來他發憤讀書，於1978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上世紀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劉伯勤母親那裏，他當時很隱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結
「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
在同班同學李剛看來，劉伯勤「有拗勁，愛較真，辯論時非要分出個一二三」。劉伯勤將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稱為“屬於小惡”。
劉伯勤產生登廣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幾年前他就想，當年傷害過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廣告可以給人家後人有個交代，通過這種辦法把該做的做了。但當時他有顧慮，因為和他一塊做那些事的還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沒有道歉，他怎麼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觀上不能給別人形成壓力」。“現在和我一起干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劉伯勤的班級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同學聚會，但劉伯勤一共只去了兩次。同學曹廣濱說，「他不好意思去，當年的事情到現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壓力。」同樣不願意參加聚會的還有被抄家的張念泉。同學鮑德昌曾勸張念泉，“別計較過去的事情了。都什麼年代了，還記得這些事情呢？”張念泉當時回答，“不想見面，也不願傷和氣。”
5年前，劉伯勤找到了張念泉，把他請出來一塊吃了個飯，坐了兩三個小時。但這次見面，兩個人談「文革」的時間並不多。劉伯勤當面給張念泉道歉。張念泉說：“我們那時候年齡小，是孩子。那時候大環境不都這樣嗎？”“包括老師、其他人，所有我道過歉的人都這麼講。但這是人家的寬宏大量。”劉伯勤說。
今年農曆正月初三，在濟南東二環的一個酒店，有十幾個老同學參加了同學聚會。劉伯勤少有地參加了。
一見當年的「黑五類」同學鮑德昌，劉伯勤就說，“我見了你不好意思。”
鮑德昌說，「這麼多年了第一次見，有什麼不好意思！你這麼些年不來，咱們的人見一次少一次了。」
劉伯勤隨後的話讓鮑德昌震驚。他說，「說句良心話，我覺得咱們班的張念泉、韓桂英等，我對不起他們。我真想見見他們，給他們道歉。」
聽到劉伯勤的話，鮑德昌覺得自己眼眶濕潤了。他說，「伯勤，你怎麼這麼說呢？咱們能活著見了就很好了。當時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就是惡作劇，正好趕上這麼個風潮。」在場的人也都勸劉伯勤，“伯勤你別這樣，這麼多年的事了，誰把它當回事呢？”
「但這不等於每個人心裏覺得「文革」這個事就可以一筆勾銷。」劉伯勤後來說。
「這個同學有這種思維和意識，他還記得這個事，想給人道歉，我覺得很感動，心裏很熱火，是一種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鮑德昌告訴南都記者。
隨著這次聚會道歉而來的就是劉伯勤的道歉廣告。劉伯勤評價這次廣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道歉廣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張念泉還在世，但劉伯勤目前無法聯繫到他。其他人則沒有機會當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劉伯勤偶然登錄一家媒體網站，看到有「讀者留言」欄目，就詢問做不做道歉廣告業務。後來幾經溝通，最後在這家媒體登載了那則道歉廣告。在這家媒體網站「讀者留言」欄目，劉伯勤留言稱，“本人「文革」時年幼無知，受人蠱惑，傷害了一些人，這些年來已當面向其中部分當事人道了歉，也獲得他們諒解。但還有一些先生因年久無法聯繫(有些甚至已經過世)，願意在貴刊登廣告向他們及其家屬道歉，以贖前愆，不知貴刊能否成全？”
他用的網名叫「心病」。
參考資料：
《濟南市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
《山東省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山東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山東省省情資料庫
「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劉伯勤
南都記者高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