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死敵，肖家璧、羅克紹是何等人物？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起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為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
「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
以上的兩段話，是毛澤東於1928年11月25日代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到的，足以說明「紅」、“白”之間的軍事對抗是多麼尖銳。
處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一踏上這塊紅色土地，就遭到了敵人猛烈進攻。這個敵人，除了國民黨湘贛兩省政府派出的正規軍隊，還包括湘贛邊界豪紳階級的反動地主武裝。江西的叫「靖衛團」或“保安隊”，湖南的叫“挨戶團”或“團防局”，名稱各異，性質是相同的，即與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作對。
對於這些反動地方武裝，紅軍當然予以打擊，不讓他們存在，這是鞏固紅色政權的必要保證。尤其在武裝割據的中心區域寧岡縣，對反動地方武裝的打擊是不遺餘力的，不讓一支能夠起到騷擾作用的反動武裝存在。但是在其他的縣份，卻做不到這一點。因為紅軍的精力顧及不到，對付正規的敵軍就已經是全力以赴了。而紅色政權的地方性武裝——赤衛隊和暴動隊，又是難以消滅對方。這樣，無論在江西的永新、遂川，還是湖南的酃縣、茶陵，都有一些處處與紅色政權為敵的反動地方武裝。各縣比較起來，其中有兩支反動武裝以其力量強悍和頭目反共堅決而有名，這就是遂川縣的肖家璧靖衛團和茶陵縣的羅克紹團防局。肖、羅指揮各自的反動武裝，公開與紅軍對抗，並且有幾次讓紅軍吃虧，對湘贛邊界的革命事業造成損失。因而，成為紅軍卧榻之側的威脅，毛澤東對他們印象很深，視為死敵，曾多次講到一定要打掉他們。可是由於鬥爭環境所致，紅軍忙於打退正規敵軍的進攻，毛澤東的願望未能實現。但是，毛澤東對這兩個死敵一直記在心裏，以至於到了解放初期仍忘記不了，給有關部門發去電報，查問這兩個死敵的下落。
毛澤東在井岡山畫作
作為紅軍的冤家對頭，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死敵，肖家璧、羅克紹是何等人物？他們是如何死心踏地與共產黨為敵的？毛澤東為何到解放初期仍然不忘要嚴懲他們？此將肖、羅二人的相關情形分述如下。
二
肖家璧，又名圭如，清光緒十三年（1887）生於江西遂川縣大坑鄉九田村，曾就讀於遂川高等學堂和南昌法政專科學校，1911年於江西省高等農業專門學校肄業。自知學業難成的肖家璧，打定的主意是依恃家庭的豐厚資產，回鄉攬政，交結官府，自擁武裝，做個稱霸山鄉的土皇帝。他回到大坑後，先是運動一班鄉紳，當上了大坑鄉保衛團團總，在此基礎上廣置槍彈，招攬團丁，發展到擁槍上百，又把遂川縣靖衛團團總一職攬到了手。至1927年，這個以鎮壓農民反抗鬥爭起家的土霸，已經成為遂川縣「清黨委員會」主席。在同年5月的「馬日事變」中，他在遂川攪起了屠殺共產黨人的血雨腥風，使得中共遂川縣黨組織在本縣立腳不住，負責人陳正人等逃到萬安藏匿避難。
仇視工農革命的肖家璧，其反革命的野心是穩佔遂川，稱威井岡，因此對秋收起義部隊轉兵井岡山大為恐慌。肖派人探明工農革命軍於茅坪安家，設立了後方留守處和醫院，便無時不在謀劃消滅這支共產黨武裝的陰謀。10月中旬，工農革命軍主力700餘人由毛澤東率領輕裝行動，沿酃縣、遂川邊境進行游擊活動，一則熟悉湘贛邊界的地形，二則在民眾中擴大政治影響。10月23日，部隊由酃縣的水口進入遂川大汾。黃昏之際，工農革命軍快入村口，在一道山腳遇到肖家璧靖衛團500餘人槍的襲擊。靖匪的戰鬥力有限，未能給部隊造成大的傷亡，但這一搗卻把隊伍沖得分成兩段。張子清的第三營從旁邊沖走，一氣急行了數里，當晚不辯方向，岔向湖南樓東方向而去，離遂川越走越遠。
工農革命軍的另一路只是第一營的第一連，因為另兩個連在酃縣水口時由宛希先帶領擾襲茶陵縣城去了。而這僅有的1個連，也被衝散不少，只剩下五六十人攏在一起。毛澤東和官兵們沒有想到，上到井岡山還打了敗仗，眾人心頭沉重，心情一片晦暗。一天來的行軍和征戰，早已使大家飢腸轆轆了。忽然，大家聽到毛委員的聲音：「休息了一會兒，應該走了。」眾人抬頭望見毛澤東已經站起身，目光炯炯，聲音中蘊含著一種熱情：“大家來站隊，我站第一名。曾連長，你喊口令！”連長曾士峨聽到這裏，頓時振作，組織剩餘的官兵們站隊集合。
毛澤東的舉動，倏然給了這些官兵一種神奇的精神鼓舞，原先籠罩心頭的悲觀氣氛一掃而光。這是毛澤東引兵井岡山以來遇到的最嚴重危機，當時，他的身邊只剩下五六十人了。然而他表現出來的臨危不亂、愈挫愈奮的堅韌精神，是在場官兵們終生難忘的。
毛澤東對這次遭襲是銘心刻骨的。第二天他了解到昨日襲擊工農革命軍的是肖家璧靖衛團，忿忿說道：「肖家璧真是可惡，這時候趁虛打劫，工農革命軍差一點毀在他手裏，看來我們要在井岡山立腳紮根，得提防這條惡狗！」
毛澤東在井岡山畫作
肖家璧的確是危害革命的國民黨惡犬。1928年2月，贛敵第八十一團佔據遂川縣城，肖匪與敵軍緊緊勾結，協助推行「經濟封鎖、軍事進攻，政治分化」三者並進的行動，指揮靖衛團對紅色區域實行殘酷的燒殺搶掠。“石頭要過刀，茅廁要過火，人要換種”的反動口號，就是肖匪最早提出來的。遂川縣赤衛大隊大隊長王次楱的母親郭永秀被肖匪抓到，肖家璧親自加以刑訊，將王母打得皮開肉綻，又用刀子在她身上割劃一道道血口，丟進石灰桶里，然後拉出來關進水牢。結果，王母全身的皮肉脫落，只剩下骨架致死。肖家璧還派出暗探四處打探，將曾任中共遂川縣委書記、後為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陳正人的母親張龍秀抓到，親自手持殺豬刀將陳母一塊塊割肉，活活剮死。肖家璧喪心病狂地摧殘王母、陳母的暴行，駭人聽聞，亦為毛澤東所知。1928年5月下旬，毛澤東與朱德計議，指派紅4軍28團第二營前往遂川，由該縣赤衛大隊配合剿擊肖家璧靖衛團。肖匪聞訊後帶隊開進山裡，躲避紅軍的打擊。待紅軍開走，肖匪又率部出山，擾亂紅色區域。
毛澤東在井岡山畫作
肖家璧無時不在窺測機會，企圖算計朱毛紅軍。1928年9月下旬，紅4軍大隊從桂東回師井岡山，肖匪派人偵探到紅軍已從湯湖、左安開來，預計3天內到達遂川縣城，便派人馳馬南康縣唐江鎮，向贛南劉士毅第七師報信。劉師派出兩個團連夜出發，趕在紅軍前頭到達遂川縣城，與肖匪靖衛團在天子地山上設下埋伏。敵軍的行動幸被遂川縣赤衛大隊偵知，派出幾撥兒人分頭尋找紅軍報信。得知敵情的紅軍決定將計就計，以1個營從城外開進城內，又從城裏開出，周而復始地走了1個半鐘頭，以迷惑敵人。敵軍以為紅軍大隊進了城，從天子地山上殺下來，卻不料在背後受到紅軍的突襲。敵人伏擊紅軍不成反被紅軍擊敗。此役雖然以紅軍獲勝告終，但肖家璧勾結敵人企圖伏擊紅軍的行徑，為毛澤東、朱德所憎恨。
朱毛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征戰贛南後，遂川為「紅」、“白”拉鋸式佔據的區域。肖家璧更是瘋狂地配合敵軍摧殘紅色區域。1930年1月底井岡山根據地失守，肖家璧率靖衛團開到茨坪，對大小五井實行大燒大殺。肖匪將五井和茨坪列為重點血洗區，逢屋便燒，見人就殺。大小五井原有村民123戶，竟有69戶被殺絕，房屋全部被燒殺。肖匪殺人手段殘忍無比，有砍頭、剖肚、火燒、割脈、剝皮、抽筋、滾水燙等十餘種。肖家璧到處慘殺共產黨員和蘇維埃幹部，連他們的親屬也不放過。據建國後統計，肖匪指揮靖衛團殺害的紅軍、蘇區幹部及無辜群眾2500餘人，僅在黃坳、下七、五斗江3地，就殺害1186人，燒毀房屋5300多棟。群眾將之稱為“肖屠夫”。
毛澤東在井岡山畫作
嘉獎。在軍事方面，肖家璧於大坑、西溪、堆前、草林、大汾等地，修築大小碉堡150餘座，在遂川縣城建有彈藥庫、監獄、水牢等。在擴充軍事勢力的同時，進行經濟掠奪，壟斷了全縣了油行和糧庫，對民眾任意派捐派款，敲詐勒索。
1949年5月，隨著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以迅猛之勢掃擊江南，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推出肖家璧在贛西對抗解放軍，任命他為「井岡綏靖區第一縱隊少將司令」，撥給一批槍彈。肖家璧雖然知道國民黨大勢已去，仍然鼓起反革命雄心，妄圖憑藉遂川山區的險要地形，與解放軍周旋，負隅頑抗。肖匪派人到處造謠，說“解放軍來了，又要實行共產共妻，小孩運到東北去，女人集中勞軍”，並在各種會議上猖狂叫囂“解放軍有千軍萬馬，我肖司令有千山萬嶺，共產黨能打游擊，我們為何不能？”
1931年，毛澤東在蘇區
就在這時候，另一個遂川人陳正人，被中央任命為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兼江西軍區政委。1949年5月中旬，陳正人奉命來到北京，在香山由毛澤東主席召見。毛澤東對江西的工作作了詳細指示後，忽然把話一轉：「正人，你回到江西後，注意給我找一個人。」“找誰呀？”“這人我要找，你也要找。他不是別人，還是你的同鄉，他是革命的死敵，也是我的死敵。”陳正人一聽馬上反應過來：“唉，我知道了，他是肖家璧。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要抓到他。”毛澤東點首又道：“該給他算總賬了，在井岡山的時候，我們沒有抓到他，讓他苟活了20多年。”陳正人聽後堅定回答：“現在不能讓他再跑了。”
6月上旬，陳正人與邵式平、陳奇涵等人率領一批南下幹部來到江西南昌，組建了省委、省軍區。7月上旬，陳正人主持了省軍區與解放軍第48軍聯席會議，研究對贛西、贛南的剿匪鬥爭，會議決定該軍142師挺進贛西。
1949年8月2日，142師解放遂川全縣，留下425團專門剿擊肖家璧土匪。該團與遂川縣人民政府研究了清剿肖匪的作戰方案，成立清剿指揮部，繪製了大坑一帶的地圖，翻拍肖家璧的照片，發給參戰的解放軍和民兵。
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肖家璧的千餘土匪武裝土崩瓦解，有的被消滅，有的向解放軍投誠。肖匪見大勢已去，帶著百餘心腹人員逃入仙人跡、石公坑一帶的深山老林。9月22日，解放軍得到群眾提供的情報：肖家璧只帶少數親信流竄到樟木坑、犁壁山，425團即派出5個戰鬥組追蹤圍捕。犁壁山一帶山高路險，樹木郁深，藏在野豬棚的肖家璧躲過圍捕，但他的貼身保鏢劉尚煥被解放軍抓住。425團根據劉的口供，從25日起增派搜索部隊，日夜進行搜剿，不放過一處草叢和一座崖洞。28日拂曉，副班長趙文珍帶人搜索到湖坑西山時，發現有人向山下草叢跑去，指揮戰士們包抄過去。因為上級嚴令活捉肖家璧，戰士們只有朝天鳴槍。趙文珍發現前頭齊腰深的草叢中有人影晃動，猛撲過去，一把抓住那人，稍一辨認此人就是肖家璧。
遂川縣人民政府宣判肖家璧死刑舊照
殺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屠夫」肖家璧，終於落到了人民的手裏。1949年11月11日，4萬餘群眾從井岡山區方圓百里的村村寨寨走出來，彙集在遂川水南中學操場，參加公審肖家璧的宣判大會。50餘名群眾代表登台講話，用血淚斑斑的事實控訴肖匪的滔天罪行。遂川縣人民政府根據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宣判肖家璧死刑，當即執行。
報：「毛主席：人民死敵肖家璧已於今日公審處決，井岡民眾人心大快。」
三
報，電文如下：
湖南省人民政府，著即查明茶陵羅克紹此人是否在？在之從速逮捕。
毛澤東的電報，轉到了另一個茶陵人、剛從北京調來擔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監察委員主席的譚余保手上，譚閱了電文，愣了一下，說道：「主席還記得這個人？」
1931年11月，毛澤東（站立者）在蘇區
數日之後，正在茶陵縣江口鄉鄉立小學擔任民辦教師的羅克紹，被突然而至的公安人員從課堂上抓走，直接押往省城長沙。這個井岡山鬥爭時期紅色政權的又一個死敵，竟由毛澤東提出抓捕歸案，足見對他有著深刻印象。
羅克紹生於1877年，茶陵縣江口鄉蕉坪村人。因為家道富庶，年輕時常常身穿長袍馬褂，手提長桿煙斗，到處嫖賭逍遙，結交狐朋狗黨。1926年農會興盛，鄉農民協會將他當做痞漢抓住游斗。翌年5月「馬日事變」期間，羅克紹乘機收繳農民的武裝，組建茶陵縣十八團（團的建制等於區）團防局，自任團總。羅克紹深知掌握槍杆子的重要性，不惜家財購買槍彈，又濫向農民派款購槍，數月內發展到200餘人槍。
羅克紹與井岡山紅軍第一次結冤為敵，是在1927年12月中旬的一天。
1933年，毛澤東在中央蘇區
這天上午，毛澤東帶領袁文才農民自衛軍兩個連，從寧岡茅坪急趕而來，赴茶陵攔截有被叛徒拖走之虞的工農革命軍。這個叛徒就是三灣改編後擔任團長的陳浩。陳浩帶著部隊打茶陵期間，自作主張，實行的是單純軍事觀點的一套，又與副團長徐恕沉湎於享樂腐化，受到前委的嚴厲批評後心生不滿，萌生了把部隊拖往安仁，投靠國民黨方鼎英十三軍的圖謀。前委委員、第三營黨代表宛希先在城外巡邏時截住一名郵差，搜獲了陳浩寫給方鼎英的信件，立時派人飛馬寧岡向毛澤東報信。毛澤東不勝焦急，帶了袁文才部兩個連連夜出發，走小路趕往茶陵。不料走到江口村口遭到羅克紹團防的攔截。槍聲一響，毛澤東對袁文才驚問：「這兒冒出什麼敵人來了？」袁文才一想回道：“是羅克紹的團防局。”毛澤東跺著腳發急地說：“羅克紹這時候冒出來真要命，時間拖不得呀！”袁文才也明白，要是陳浩拖著工農革命軍從酃縣塘田進入了安仁縣境，情況就糟糕透了！他對毛澤東說：“羅克紹要在這兒擋道，我們只有硬闖過去，我帶特務連正面接火，陳伯鈞帶第一連從河邊直插過去，不怕團防不退。”毛澤東點頭說：“只有這樣了。”
1934年毛澤東在蘇區
當下，農民自衛軍兩個連接照袁文才的佈置開始行動。陳伯鈞指揮第一連向村莊右側的小河邊插去，袁文才帶著特務連在正面發起強攻。右側河邊的槍聲一響，團防局就吃不住勁了，來了個邊打邊退。團防局的陣腳一松，特務連乘勢打過去，佔據了團防的炮樓。團防局逃去後，清點一下，農民自衛軍遭截擊的損失是4亡4傷。毛澤東憤恨地說：「羅克紹可惡得很，眼看就要耽誤我們的大事！」袁文才知道時間極為緊迫，留下一個班處置傷亡，部隊繼續隨毛澤東向湖口趕去。
只能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來形容這次行動的危急程度。當毛澤東帶領部隊趕到茶陵的浣溪圩時，陳浩帶著的工農革命軍已是過了圩外，只能看到隊伍的尾部，若是再過五六分鐘，這支隊伍就開過去了。幸虧發現得及時，停止前行的號音一響，部隊就停下來了，毛澤東馬上帶人趕上前去。陳浩萬萬沒有想到在這節骨眼上毛澤東趕來了，因此一見毛澤東就心裏發慌。被裹脅著的官兵們本來對岔向安仁方向感到疑惑不解，現在看見毛澤東帶部隊追趕來，登時明白是怎麼回事。毛澤東質問陳浩：為何把部隊帶向安仁方向？陳支吾著答不上來。袁文才令人上前摘下陳浩的手槍，將他捆起來。這時，被陳浩下令逮捕的宛希先從前面趕到，揭露了陳浩拖隊投敵的陰謀。
毛澤東這一次帶著袁文才農民自衛軍於浣溪截住被陳浩拖走的部隊，真是千鈞一髮，萬分危急，只相差10分鐘不到的時間，險些導致了一支工農革命軍被陳浩拖走的危險。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是深深知曉的。正是羅克紹團防局在江口阻擋延誤了半個多小時，才差點鑄成大錯。可以這麼說，工農革命軍的前途，差點兒斷送在羅克紹手上！故而毛澤東對這件事不能忘懷。
羅克紹還有兩項重大的反革命罪惡，使毛澤東深蓄在記憶當中。
嘉獎，並發給一筆賞金。同年8月湘贛邊界遭受失敗期間，紅4軍大隊已赴湘南，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寧岡縣軍隊空虛，贛敵佔據著新城、古城等平原地方，龍市區的睦村、上寨等4鄉工農兵政府，退到寧岡、茶陵交界的新龍庵聯合辦公，集中了蘇維埃工作人員近百人。羅克紹的義勇隊在獨栗山搜剿時抓到上寨鄉黨支部成員劉定桂，帶回江口加以刑訊。羅克紹指揮用刑，迫使劉定桂叛變，供出4鄉工農兵政府合駐新龍庵的情況。羅克紹自率200餘人槍奔襲上寨新龍庵。雖然赤衛隊的巡邏哨在庵外1里多的地方發現敵情鳴槍報警，但駐於庵內的部分人員來不及跑上山，被義勇隊圍住。這次新龍庵遭襲造成重大損失，當場打死蘇維埃幹部19人，被抓多人，成為湘贛邊界「八月失敗」中的大血案。羅克紹的義勇隊還在騰村、上寨一帶大肆燒殺，燒毀民房百餘棟，搶去耕牛幾十頭。
1938年，毛澤東與井岡山時期部分指戰員在延安合影。
對羅克紹在新龍庵製造的大血案，毛澤東是在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了解到的。當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在會議上報告這一情況後，毛澤東憤恨地插話說：「在井岡山有兩條大地頭蛇，東邊有肖家璧，西邊有羅克紹，不把他們打掉，我們是不得安寧的。」
毛澤東說得不錯。朱毛紅軍主力不在井岡山了，羅克紹成為湘贛邊界最大的反動武裝頭目。1929年3月上旬，湘贛兩省政府聯合任命羅為茶（陵）酃（縣）寧（岡）3縣團防總指揮，並撥給一批鋼材，資助羅克紹建起了一個小型兵工廠。這個小廠建在江口，擁有若干台機床，有28名機械工人，能夠製造單響步槍和步槍子彈、手榴彈。在軍事力量方面，羅克紹的茶陵縣團防局有300餘人槍。
消滅3縣團防武裝，誅除羅克紹，成為井岡山紅軍的首要目標。此時，井岡山的地方紅軍仍由贛南潛回井岡山的袁文才統領。袁與王佐訂製了一個活捉羅克紹、把兵工廠繳獲過來的計劃，從1929年10月起，不斷地派人偵察羅克紹的行蹤。1930年2月19日，袁部的特務連長周桂青在坑口偵知到羅的確切行動——預定明日起到獵狗隴村的一個姘婦家過小年。袁文才得了情報，自率1個連連夜出發，冒著大雨急行了一夜，於天亮之際趕到獵狗隴，果然把羅克紹從姘婦的熱被窩裏拉出來。落到袁文才之手的羅克紹貪生懼死，只求不要殺他，情願獻出一切家產，下令將兵工廠搬往寧岡。羅克紹被押解到寧岡新城後，袁文才並沒有殺他，而且予以款待，其目的是通過軟化手段讓羅真心倒戈。袁文才曾對規勸他的部下們說道：殺掉羅克紹有什麼用？我們又不能到長河搞到鋼材和彈硝，還得利用他才能搞到這些材料，到時候再說吧。
1965年，毛澤東重回井岡山
袁文才決然沒有想到，自己優待羅克紹的一舉，竟然使整個事態發生了質的惡變。這裏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由於袁文才、王佐此時與湘贛邊界特委產生了相當嚴重的矛盾，互不服氣，離心離德。性情高傲的袁文才根本沒有把抓獲羅克紹的計劃向特委報告，自恃為這是有利於革命的正當舉動。而特委的一班負責人都是本地人，與客籍人領袖的袁、王已於近幾年來感情惡化，對他們懷著很大的戒備心理，袁文才優待羅克紹一事，又為湘贛邊界的豪紳階級所充分利用，他們散佈謠言，說袁、羅將攜手合作。在寧岡與茶陵交壤的一些村莊，還寫出了「歡迎袁文才歸順政府」、“慶祝袁羅攜手合作”的標語。在這種情況下，特委的這些負責人，一則不辨真偽，生怕袁文才真的與羅克紹勾結反叛革命；二則平昔那種互為不和甚至敵視的心理，此間惡性地膨脹起來，故而產生了誘殺袁文才、王佐的想法。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冤案就這麼形成的。可以說，捉羅克紹已經成為了袁、王被殺事件的導火線。
1930年2月24日，湘贛邊界特委以「編隊打吉安」為名，將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誘至永新縣城，又在紅5軍部隊的協助下，殺害了袁、王，解體了紅4軍32團。袁、王被殺之後，其部下放走了關在茅坪的羅克紹，使他繼續與人民為敵。
再說解放初期已是70多歲的羅克紹，在江口鄉小學課堂上被省公安廳和茶陵縣公安局派人抓走後，直接解押到長沙。經過辦案人員的審理，查證了羅一生來的反革命罪惡。然後，由省政府副主席譚余保向毛澤東主席發了一個電報，就羅克紹被捕加以報告。不幾日，毛澤東回電湖南省人民政府。按照毛澤東的電報指示，1951年2月上旬某日，反共一生的羅克紹被處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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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30名女同志隨軍參加，她們是：王泉媛、鄧六金、鄧穎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劉英、劉彩香、劉群先、楊厚珍、李堅真、李伯釗、李建華、李桂英、吳仲廉、吳富蓮、邱一涵、陳慧清、金維映、周越華、鍾月林、賀子珍、錢希均、蕭月華、康克清、曾玉、謝飛、謝小梅、蔡暢、廖似光。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謝小梅3人，1935年3月隨紅軍到達雲貴川邊時，因奉命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或另有任務而脫離長征隊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7人，於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動或被留在紅四方面軍。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會師後，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陝北；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3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作戰。王泉媛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死裏逃生，後來輾轉流離而淪落為民；吳富蓮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治委員，在河西作戰被俘後堅貞不屈，吞針而死；吳仲廉曾在西路軍第九軍政治部敵工部當幹部，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押至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於10月初回到延安。因此，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於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後到達陝北者為24名。現將30名女紅軍按姓氏筆畫作一介紹。
王泉媛
王泉媛，原名歐陽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7歲與本鄉農民王照斗結婚，按鄉俗隨夫改姓，叫王泉媛。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擔任共青團支部婦女幹事，少共吉安縣指陽區委婦女部部長，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幹事。193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婦女部當幹事。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奉命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被敵打散後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蘭州，因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不予收留，從而輾轉流離淪落為民。1942年，經由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地，轉回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關照下，她被安排到禾市鄉敬老院擔任院長。1989年，得以落實政策：軍齡從1930年算起，黨齡從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級待遇，行政14級。
鄧六金，福建上杭人。1912年9月生。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上杭中心縣委巡視員、婦女部部長，福建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紅軍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負責管理民夫、擔架等。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共慶陽中心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婦女部巡視員。1938年12月，在西安與曾山結婚。後在中共中央華東分局工作，任分局婦女部巡視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保育院黨支部書記兼協理員、副院長、院長。建國後，繼續從事幼教工作。1953年由上海調往北京，後曾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副主任、副局長等職。1983年離休。她是中國兒童福利基金會理事。2004年夏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鄧穎超，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於廣西南寧。幼時隨母遷居天津。1925年3月，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同年8月調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並同周恩來結婚。1927年5月，從廣州到上海，同年冬任中共中央婦委主任。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蘇區，曾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1934年10月，帶病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1949年4月，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並任黨組副書記。建國後，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十一、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甘棠，曾用名闞思穎、闞士英。四川南溪人。1910年9月22日生。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夏，由重慶經武漢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擔任交通員。1930年至1932年，在中央蘇區黨的交通總站擔任秘書。1933年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結業後到蘇區中央局婦女部擔任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調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婦女科當科員。1935年3月，奉命到新組建的紅軍川南遊擊縱隊政治部工作，任宣傳隊隊長、組織部幹事、黨總支書記和秘書等職；紅軍主力北上後，被留在川滇黔邊堅持鬥爭。1936年12月，川南遊擊縱隊被敵打散，她在雲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鬥中被敵俘虜。1937年抗戰爆發後，經由潘漢年與羅世文（八路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接上組織關係。1938年冬，任中共川康特委執委、婦委書記。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受到審查。建國後，曾任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市政府委員，全國總工會西南辦事處女工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西南局婦委副書記，後任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文革」初期慘遭迫害。1971年11月28日不幸病逝，終年61歲。
危秀英，江西瑞金人。1910年9月11日生。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興國縣工農革命政府委員、婦女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幹事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幹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北省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江西省吉安中心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共贛粵邊特委常委兼婦女部長；1940年10月回到延安，入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工作數年。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吉林省敦化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共吉南地委委員兼組織部副部長，中共吉林省委婦女部書記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委書記，全國婦聯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華南農墾總局副局長，江西省政協常委等職。
危拱之，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陽人。1905年10月31日生。1926年6月畢業於開封女子中學，遂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4月轉為中共黨員。同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7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達開封，任中共河南省委婦女科科長。1929年6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2月回國到上海，同年4月進入閩西革命根據地，後到達瑞金，擔任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兼機關俱樂部主任，並參與籌建八一劇團和工農劇社，任副社長，還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和高爾基戲劇學校從事教學工作。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被編在軍委幹部團擔任總務科科長。長征前夕，她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黨籍，到達陝北後才恢復黨籍，擔任人民劇社社長兼導演。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組織部部長，信陽抗日挺進隊政治部主任等職。1943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因河南“紅旗黨”冤案而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症。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赤峰市委副書記、書記，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婦女部部長，中央分局第三土改工作團黨委書記等職。建國後，因病長期休養。1972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67歲。
劉英，原名鄭傑。湖南長沙人。1905年10月14日生。曾就讀於長沙女子師範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在湖南省總工會工作，大革命失敗後在長沙從事秘密工作。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補委員兼省委婦女部部長。1929年赴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後到達江西中央蘇區，任少共蘇區中央局組織科科長，少共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戰縱隊政治部巡視員、第三梯隊政治部主任，軍委縱隊（中央縱隊）秘書長。到達陝北後，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張聞天結婚。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合江省委委員，中共遼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黨委書記，外交部部長助理兼人事司司長等職。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200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劉彩香，後改名劉彩霞。江西贛縣人。生卒年月不詳。幼時做過童養媳。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中共會昌縣委婦女部巡視員、縣委婦女部部長，中共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進入遵義後，與紅九軍團參謀長畢占雲（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結婚。婚後，她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而畢占雲則於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西路軍失敗後，畢占雲於1937年夏化裝潛逃回到延安。劉彩香建國後在河南省軍區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病故。
劉群先，原名劉琴仙。江蘇無錫人。1907年生。幼時當過童養媳。紡織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當選為無錫總工會委員，同年6月到武漢參加全國勞工代表大會。1927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與無錫同鄉秦邦憲（博古）相識，1928年5月二人結婚。1930年5月回國，在總工會擔任宣傳幹事、婦女部部長。1933年6月，她陪同李德經由汕頭進入閩西、江西蘇區，在蘇區總工會負責女工運動。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總工會女工部任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武漢、重慶兩地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由於操勞過度，高度緊張，且常被國民黨特務跟蹤追捕而突發神經性疾病，被送到澳門治療，未見成效。1939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療休養。後在蘇德戰爭中失蹤，下落不明。
楊厚珍，江西瑞金人。1908年12月生。1927年春，與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營長羅炳輝在贛州結為夫妻。1929年11月，跟隨丈夫參加吉安起義，從此參加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護士、護士長、管理員、指導員和福建軍區機關合作社主任等職務。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因敵機轟炸負傷，為三等殘廢。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羅炳輝隨紅九軍團留在紅四方面軍，南下轉戰川康邊；楊厚珍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與羅炳輝離婚。抗日戰爭初期，楊厚珍與傷殘軍人劉正明組成新的家庭。不久，劉正明因事受到誣陷，被解除一切職務去當老百姓。1940年春，楊厚珍帶孩子到延安七里鋪，與丈夫度過六七年平民生活。1947年敵軍攻佔延安前夕，丈夫的問題得到解決，夫妻倆買了頭毛驢撤離延安。到達晉西北後，經中央行政管理局介紹到榮軍醫院工作。建國後，曾在文化部體育用品工廠當過廠長。1977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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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真，原名李見珍，廣東豐順人。1907年1月出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冬，當選為豐順縣革命委員會副委員長。1930年春，到中共閩西特委工作，歷任中共長汀縣委書記，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初，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同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第二野戰縱隊司令部民運科任科長，1935年2月調任幹部休養連政治指導員。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婦女部部長，蘇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華中分局民運部副部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粵中區委黨委書記、第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是中共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2年在廣州逝世，享年85歲。著有《李堅真回憶錄》。
李伯釗，重慶人。1911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與楊尚昆結婚。1930年冬回國。1931年到閩西革命根據地，任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彭楊軍政學校政治教員；同年秋到瑞金，任中央軍政學校政治教員，《紅色中華》編輯，高爾基戲劇學校教務主任、校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幹事。1935年9月，被派到紅四方面軍辦文藝訓練班，隨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工農劇社社長，同年7月隨紅二方面軍長征北上，到達陝北。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審委員會主任，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校長、黨總支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員等職。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文委委員，華北解放區文聯副主席，華北文工團團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書記，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任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和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黨委書記等職。是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和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84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話劇劇本《長征》、《北上》及《李伯釗文集》等。
李建華，原名塗秀根。江西高安人。1915年生。高小畢業。1930年參加紅軍，在紅三軍團當文書。1931年初，到紅軍無線電報務員訓練班受訓，畢業後調紅軍總司令部電台工作，當報務員。1934年初，調軍委二局（偵聽情報）當報務員。參加了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由二局調到三局工作。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後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7月繼續長征北上。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隨紅軍總部到達陝北。
李桂英，原名李桂紅。江西尋烏人。1911年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9年參加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31年，與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部長戴元懷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總衛生部擔架連擔任政治指導員。1935年2月，戴元懷、李桂英夫婦被調入川南遊擊縱隊。不久，戴元懷犧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雲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鬥中被敵俘虜，被關進重慶「反省院」。1937年9月經營救出獄。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到達漢口，經由新四軍政治部審查恢復了黨籍，並擔任中共皖南特委婦女部部長。1939年，她與新四軍軍需處副處長羅湘濤（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軍第一師政治部黨支部書記、後方勤務部黨總支書記和軍工部協理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隨丈夫在華東軍區軍工部、供給部工作。建國後，歷任華東軍區後勤部軍需部科長，軍區軍事工業工會組織部部長、政治部主任，山東青島療養院副院長。「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開除黨籍，蒙冤十載。1978年7月，才得以落實政策，恢復黨籍。
吳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初參加湘南起義，後隨起義部隊奔上井岡山。曾任紅軍宣傳員、紅四軍前委秘書和紅軍學校教官。1932年，中央蘇區女子義勇隊在瑞金成立後，康克清任隊長，她為政治指導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幹部休養連擔任秘書，後隨紅五軍團編入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隨軍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被俘後，由張掖押到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兩個女俘一起，被國民黨青海省黨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來營救出獄，並返回延安。建國後，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檢法系統擔任領導工作，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離審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吳富蓮，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貧苦，幼時做過童養媳。1928年參加少年先鋒隊，並任隊長。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共黨員。1931年調中共官莊區委工作，任區蘇維埃政府婦女部部長，不久調中共上杭縣委工作，為縣委委員。1932年4月調中共閩粵贛省委工作，任省委組織部巡視員，到寧化等地從事和開展群眾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初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當時被編在總衛生部工作團，後併入幹部休養連，擔任「政治戰士」。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第一團政治委員，隨軍南下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治委員。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作戰負傷不幸被俘，在獄中堅貞不屈，吞針而死。時年25歲。
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貞、李晏溫。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6月參加紅軍，同年轉為中共黨員，任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幹事。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後，任中共長沙市委秘書長。1931年5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2年春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中央軍政學校黨總支書記、政治教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後因其丈夫袁國平患病，又隨紅三軍團行動，任軍團衛生部黨支部書記。到達陝北後，任紅軍大學政治教員，中共隴東特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同丈夫調往新四軍工作，任新四軍後方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新四軍教導隊宣傳科科長，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39年，同袁國平被評為新四軍軍部「模範夫妻」。袁國平後在“皖南事變”中犧牲。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幹部科科長，華中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南京軍區機關黨委書記，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監察委員會書記。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終年49歲。
陳慧清，廣東番禺人。1909年出生於香港。14歲入紗廠做工。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秋，在香港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鄧髮結婚。1930年到中央蘇區，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後，隨丈夫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工作，任黨總支書記兼郵政檢查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0月到達陝北。
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後到上海，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工作，從事秘密女工運動。1929年6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夏，與鄧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蘇區，後來二人結為夫妻。歷任中共于都縣委書記、勝利縣委書記等職。1933年5月，與鄧小平離婚。1933年秋，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與中組部部長李維漢結為夫妻。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抗日軍政大學女生大隊政治協理員，陝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8年春赴蘇聯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區病故。
周越華，湖北廣濟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秋，在上海「達生醫院」與賀誠（1958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結婚，後在香港、上海、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長江局交通總站秘書。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任紅軍總衛生部兵站醫院政治委員，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隨四方面軍行動，南下川康邊，任四方面軍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6年10月到達陝北保安。建國後，任國家衛生部黨組成員、計劃檢查局副局長、監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專業技術，畢業後在延安電台工作。1938年8月調往八路軍一二九師，在電台當報務員。建國後，在雲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調回北京，在中央組織部從事檔案工作，後到瀋陽中共中央東北局擔任機要秘書。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賀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中共吉安縣委婦委書記。1927年夏參與組織永新農民暴動，同年冬隨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奔上井岡山。1928年同毛澤東結婚，任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毛澤東生活機要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後在貴州境內遭遇敵機轟炸身負重傷，乘擔架隨軍轉戰。1937年11月從西安經蘭州赴蘇聯治病。1947年回國到東北。1948年在哈爾濱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1949年秋任浙江省婦聯主任，10月調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後因病長期休養。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
錢希均，浙江諸暨人。190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調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工作，並與毛澤民結婚。後在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經香港進入閩粵贛革命根據地，秋後抵達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兼銀行會計。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黨支部書記兼會計科科長。1938年初，因故被滯留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到「新兵營」（即西路軍失敗後由李先念等人率領突圍到新疆的400餘人所組成的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工作，擔任文化教員。期間，因與毛澤民感情破裂而離婚。錢希均回到延安後，在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兩年。解放戰爭時期，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共滬西區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後，先後擔任過上海食品局副局長，輕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等職。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屆政協委員。
蕭月華，廣東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貧苦，幼時做過童養媳。1925年，在農運領袖彭湃的影響下參加革命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9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來到大埔山河壩、百侯鎮，蕭月華領到一支步槍，從此投入家鄉的武裝鬥爭。由於鬥爭形勢嚴峻，被迫離開大埔。1932年8月，被調到紅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擔任收發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轉為中共黨員。建國後，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廳養路處擔任副處長。1983年身患癌症，在胡耀邦的關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療。當年，因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2歲。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萬安人。1911年9月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春參加萬安農民暴動，任鄉農協會秘書，同年秋上井岡山參加紅軍。1929年春與朱德結婚。曾任中央蘇區女子義勇隊隊長，紅軍總司令部交通大隊政治委員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朱德南下轉戰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黨校黨支部書記。1936年10月長徵到達陝北。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前方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解放區戰時兒童保育委員會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國後，歷任中華全國婦聯第一屆至第五屆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屆至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詳。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隨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上，與共同參加湘南起義的紅軍營長周子昆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出發時，因懷有身孕，被留在蘇區堅持鬥爭，但她隨後又追上部隊。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曾玉隨中央紅軍先期到達陝北。1938年到新四軍工作。1940年，她在護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養時，據說在歸隊途中失蹤，下落不明。
謝飛，原名謝瓊香，人稱「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初，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工作。1932年初回國。1934年春進入中央蘇區，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工作，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隨幹部休養連行動。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劉少奇結婚，遂改名謝飛。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兩年，1939年先後到鄂豫皖區黨委、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1940年與劉少奇離婚。抗戰後期，擔任中共余（姚）上（虞）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任華東婦聯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後任華北革命大學三部副主任。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該校法律系研究生，畢業後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文革」中，被關押坐牢6年。落實政策後任中央政法幹校（後改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是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諮詢委員，中國法學會理事和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
話公司當接線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在廈門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與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結婚。1931年春到達閩西蘇區，在中共閩粵贛特委組織部當幹事，後到汀州福建省委秘書處工作。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羅明在婁山關戰鬥中負傷後，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療養。在貴州境內，二人兩次被捕兩次脫險，後經廣州、香港等地輾轉到達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獄。抗日戰爭時期，因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謝小梅隨丈夫回到廣東大埔擔任小學教員。1947年春，因處境困難，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難。1949年秋返回廣州大埔，在侯雲山區婦聯擔任秘書。建國後，被調到廣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後在省民族學校當圖書管理員，還在百貨公司廣州採購站從事過工會工作。為一般幹部，行政21級。1981年，中共廣州市委批准為其恢復黨籍，黨齡從1930年8月算起；承認她是老紅軍，由退休改為離休，工資待遇調整為行政17級。
蔡暢，原名蔡咸熙。湖南雙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就讀於長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隨其兄蔡和森赴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在巴黎與李富春結婚。同年底去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秋回到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區委婦女部部長。1927年任中共湖北區委婦女部部長。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蘇區工作，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部長、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軍委第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工作。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甘省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中共陝甘寧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陝甘寧邊區黨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常委、書記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後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書記，1948年被選為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建國後，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是中共第七屆至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廖似光，原名廖嬌。廣東省惠陽人。1911年4月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不久，與何克全（凱豐）結為伴侶。1933年冬到達中央蘇區。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到達陝北後，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被派往武漢、重慶等地從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婦運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調回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8月，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併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後隨第四野戰軍南下，參加接管武漢、廣州的工作。建國後，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主席，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工交部副部長、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第四、五屆副主席等職。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7月2日在廣州逝世，享年93歲。
本文原載於《黨史博覽》2005年第10期，作者盧振國、魯書平，原題《隨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