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配圖：江青和毛澤東在一起。
江青關在秦城監獄。一位曾在此服過刑的犯人說：「那裏沒有人，只有閻王和幽靈」。
在這裏，犯人被單獨關押，不給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殺。
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絕望的江青企圖以另外一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腦袋往牆上撞。但是，在她房間裏安裝的橡皮牆，再加上門外窺視口的不斷監視，粉碎了江青的自殺企圖。
江青愛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還是肉餡的，她都喜歡。一天晚飯時，江青偷偷地把兩個肉包子塞進袖子，準備留作夜宵吃，被看守發現，看守她的警衛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現在吃的。」江青羞愧萬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處。
江青醒悟到，她將面臨一場「三堂會審」，是一種京劇式的審判，其目的是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復仇。她向檢察官指出：“我現在不是政治局委員了，我只是毛澤東的夫人，我還有另一個角色是被告，僅此而已。”檢查官們走後，江青瀏覽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幫」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張春橋第二，她第三。她對警衛喊道：“為什麼我不是第一？”
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陳雲接管了江青的案子，四十一年前，江青在延安設法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時，陳雲與她談過話，接下來是彭真在一九八零年夏負責對江青作審判前的訊問，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對手，江青現在呆的地方就是他當時的牢房。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陰謀阻止鄧小平當副總理」。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別法庭終於開庭。三十五位法官及六百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點是坐落在北京正義路的中國公安部禮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裝，依然鎮定自若，從籠子似的被告席圍欄里可以看見她的手，指頭在從容地活動著，一張一合，幫助她放鬆下來。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嚴和理智”；這第一條指控是容易推脫的——中國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鬥爭與刑事犯罪之間的區別。
原文配圖：江青和毛澤東在一起。
一個證人出來作證。「誰指使你去長沙向毛主席彙報鄧小平和周恩來的活動的？」這個人哭喪著臉答道：“江青下的指示。”這個證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歲，他要想著未來，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認了一切指控。江青靜心聽了一會兒年輕同夥的訴說，翻起白眼瞪著王洪文。王洪文作證時，她大喊要去廁所，審判中斷一會兒後，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這時，江青那種當王當主子的態度忽然又閃現出來，她吼道：“他在哪兒？王洪文在哪兒？”
作為江青反鄧小平和周恩來活動的證據，張玉鳳寫的證詞在法庭上讀了，當檢查官宣讀張玉鳳寫的「四人幫」極力要挾毛的證詞時，江青坐得筆直，盯著前面、方正、白凈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張玉鳳沒有到庭。
毛澤東晚年的兩位年輕翻譯唐聞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證。這時，江青開始對她表現必須良好的許諾猶豫不決了，唐聞生說：「我們馬上就看透了‘四人幫’的陰謀詭計。」江青擠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著脖子，盯著天花板。王海容也發言說：“毛主席對江青很生氣。”江青喊道：「我要發言！」可是庭長沒有讓她說話。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江青大步走進法庭。她撫平衣服，理理頭髮，彎腰坐椅子上。每位公訴人和證人面前都放著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咪高峰。公訴人一再聲明，江青要對劉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負主要責任，每個證人都帶來一大批對江青不利的證據。
證人中包括劉少奇的廚師郝苗，他曾在獄中呆了六年。「我要發言！」江青刺耳的聲音響徹整個大廳……“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異口同聲地喊道。公訴人拿出有利的證據。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尋找他們“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鏡放在右手中一揮，打斷了江華庭長的話，她向法庭反問：“抄他們家值得大驚小怪嗎？告訴我，你們現在難道沒有抄過我的家？”她不顧一切地接著又說：“破四舊(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下達的一項指示)必然導致抄家，這是革命行動。”
檢察長黃火青說，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人大代表未經全國人大或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不受逮捕或審訊。那麼，你江青有什麼理由剝奪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頭靠在椅子上，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當公訴人提到她三十年代的活動是「反革命活動」時，江青像只熊一樣蜷縮著，盯著椅子。過後她又跳起來，“這些反革命活動是什麼？”她對著法庭咆哮著。法官沒有說話。當然，空氣中的火花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她作為“藍蘋”的私生活點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靜”和“尊嚴”的打算落空了。五次開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時，江青決心把毛當作她的辯護的靠山。
「江華，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江青透過她的金屬眼鏡框盯著這位法庭庭長。
江華似乎吃了一驚，但一會兒之後又冷靜下來。「可以，你問吧。」
「法庭是不是刑場？」江青說話就像律師開始盤問證人一樣。“上次法警扭傷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內傷，現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來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緩緩地放在右臂上，法官們在椅子上坐立不安。
「還有一件事，我們有約在先，江華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們不讓我說話，你們想妨礙我時就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為對付我的武器。這就是你們對待我的方式，」江青說：“黨內有許多事只是你們這些人不知道罷了，你們清楚，在那個年代，共產黨做了哪些讓你們抱怨的事。你們把什麼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個創造奇蹟、三頭六臂的巨人。我只是黨的一個領導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詆毀毛澤東主席！”
當她講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進來阻止她。江青冷笑著說：「既然你們不讓我講話，為什麼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薩來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顆炸彈。“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佈：“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
結果，法庭上又是大亂。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個信條：「我無法無天。」
陣陣鈴聲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禮堂，這時聽眾們鼓起掌來。
本文摘自《江青全傳》，[美]R.特里爾 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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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和彭德懷在軍事演習現場（資料圖）
廬山會議後，撤銷了彭德懷在軍隊內的職務，但仍保留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黨內文件照發，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照常通知他參加，不過彭德懷照例請假就是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彭德懷有什麼事都是通過楊尚昆這個辦公廳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國慶節前夕，彭德懷搬出中南海，移居吳家花園。10月21日，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澤東肯定了彭德懷9月9日寫信要求學習和參加生產勞動的意見。說讀幾年書好，要學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談話時氣氛很好，談話以後又共進午餐。彭德懷離去以後，毛澤東囑我以後要經常去看望彭德懷。每月至少兩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動態，幫助他聯繫和解決學習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懷處，在彭那裏召集高級黨校黨委常委會，楊獻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當場安排了彭德懷到黨校學習的問題，併當面交代，彭德懷是毛主席批准到黨校學習的，要派專人輔導他的學習，有什麼問題由楊獻珍同彭德懷直接聯繫。
後來，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彭德懷出來做點事。有一次，他對我說，可以讓彭德懷當農墾部部長，要我去徵求彭德懷的意見。當然，如果彭德懷同意，下一步還要做王震的工作，讓王震把農墾部部長的位置讓出來。我考慮，那時彭德懷的情緒很不好，不可能出來工作，因而一直沒有同彭德懷談。還有一次，毛澤東指定我和陳毅、聶榮臻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主要是說服彭德懷承認錯誤，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懷心裏不服，一直頂著不表態，我們三個人都認為不好開口。以後我見到毛澤東，就說你要我們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你講個方針才好。毛澤東看到我們有難處，笑了笑說，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請求中央允許他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了解農村情況，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許他外出調查，行前希望見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懷的信送給毛澤東，過了些日子，毛澤東批回來：「彭德懷到哪裏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懷處，把毛澤東同意他下去調查的情況告訴他。25日晚，彭德懷到我的辦公室，交來一份去湖南的調查提綱，並要求中央辦公廳給他派一個臨時秘書，隨他去湖南，幫助整理調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來，對他說：「彭德懷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鄉看看，作些農村調查。因為廬山會議後彭原來的秘書都回軍委去了，這次他下去要求中辦給他派一位同志幫他整理材料，我們考慮你去比較合適。」金石有些緊張，我對他說：「彭德懷現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員，你還是要尊重他。你幫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麼寫，你就怎麼寫，有錯誤由他負責，與你無關。」
10月30日，彭德懷離京去湖南。他到長沙後，湖南省委書記胡繼宗向他介紹了有關情況；在湘潭，由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接待。11月3日，彭德懷就到了他的家鄉湘潭縣烏石大隊為民生產隊（彭家圍子）。
一個多月以後，彭德懷從華國鋒那裏得知中央準備召開一次由中央局、省、地、縣委和大的廠礦企業一級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他認為這個會議主要是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十分重要，決定立即結束湖南調查返回北京。
彭德懷這次去湖南，歷時50多天，最後整理了5份調查報告，他要金石交給我，並附信說：「這些材料都已經和省、地、縣委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如有錯誤，完全由我負責。」我把彭德懷的幾份調查材料連同金石寫的隨彭德懷去湖南情況的報告一併報送毛澤東。這件事，事前經過毛澤東批准，事後又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從工作程序和組織原則上講都是無可指責的。
話給我說：「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後，彭德懷還向人表示，看了劉少奇的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彭德懷本來打算春節以後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區去看看，搞些調查研究，現在這個樣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辦。
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彭德懷立即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書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審查。這就是後來所謂彭德懷翻案的《八萬言書》。6月16日，彭德懷到中南海把這份材料親手交給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發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為了鄭重，《八萬言書》印出清樣後，派人先送給彭德懷，請他校閱後再正式印發。他卻說：「相信中央辦公廳，不看了，印發吧。」當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彭德懷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9月，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和隨後的國慶13周年活動，就不再通知彭德懷參加了。在全會上，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以平反。全會還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他進行全面審查。
後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派人去湖南，對1961年彭德懷回鄉作農村調查情況作「追蹤調查」。原來，彭德懷在湖南調查結束後，湖南省委曾正式書面報告中央，反映彭德懷在湖南期間表現是好的；但這時卻又出爾反爾，向中央報告說彭德懷當時有「反黨言行」。這次專案調查人員也專門搜集一些反面材料，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編造了一個《關於彭德懷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況的調查報告》，說彭德懷那次回鄉調查是「別有用心」、「滿腹牢騷」，散佈了一系列「反黨言論」。這個《報告》送我印發時，我發現《報告》上把那些隨彭德懷去湖南的工作人員名字也寫上了。我當即打電話給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負責人，說那幾個隨行人員都是組織上派去做具體工作的，不要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這樣，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新的株連。
1965年9月11日，毛澤東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懷談話，說中央決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總指揮。彭德懷錶示，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分配，但我犯了錯誤，說話沒有人聽，對工業也是外行，還是希望去農村作調查。23日，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澤東說：「彭德懷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毛澤東還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10月19日，彭德懷來找我，要我幫助他解決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體問題，我當即應允。次日，我派中辦警衛局副局長田疇、中辦機要室副主任賴奎到彭德懷那裏，問他有什麼要辦的事，要一一幫他辦好。11月28日，彭德懷乘火車離京去成都，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關係送他，實屬憾事。又豈知，更為遺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別！
楊尚昆和彭德懷友誼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寫紀念周恩來、劉少奇兩篇文章的同時，他不顧疲勞，又開始撰寫紀念彭德懷百年誕辰的文章。他強調一定要把彭德懷最突出的特點寫出來，主要寫他時刻以黨的利益為重，無私無畏，為黨為人民奮鬥終生，立下豐功偉績，最後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彌堅，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楊尚昆去上海，我隨行去上海檔案館查檔。這期間，他還召集我們隨行人員反覆討論這篇文稿。不料，楊尚昆這次歸來後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將軍》一文是他最後的日子裡在病榻上定稿的。
本文摘自《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蘇維民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