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胡耀邦對毛澤東「愚忠」

核心提示：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

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衝決了……他們的殘渣餘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築起這兩道堤壩嗎？－－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奧斯陸大學講學，當時有數十位挪威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聽課，無法回國向胡伯伯的遺體告別。這是我終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國講學，不能恭趨墓前祭拜。現在，謹將綿綿的追思寫成此文，向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與治學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遙獻一瓣心香。

胡伯伯說：「我要給你們潑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剛進學校時，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給我精神上極大的震動。上高中時，我已經開始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感到困惑、迷惘。對照雷鋒的事迹，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選集》教導我：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我認定，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現在回想起來，36年前的想法實在幼稚可笑，帶有極「左」的成分，但那時的思想確實是真誠的，嚮往著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

在北大，我與胡德平是同班同學，平時很談得來。1963年5月，我對德平說，想給他的父親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德平非常高興，告訴我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讓我快寫，我們一起下鄉去。於是，我給胡耀邦伯伯寫了一封長信。德平告訴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興，但對我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他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後再給我回答。

這時，我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要和我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彙報到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彙報，一面在同學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我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陸平校長專門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態度對胡伯伯產生了影響。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我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他說：“我要給你們潑瓢涼水！”他要我們安心在學校學習。我們和他辯論，認為他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並引經據典，證明我們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九大以後，當時的中央要他揭發鄧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當時「九大」剛開過不久，胡伯伯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參加了「九大」，但沒有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我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九大」之前和會議中間，有很負責的人找他談，讓他寫一個“深刻的 ”檢查，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仍然可以當中央委員。可是，他沒有寫這樣的檢查。他對我說：“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麼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裏會想到能有後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自己能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們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當時的中央對他很不滿意。「九大」之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檢查，他一直頂著，沒有寫。原因不是他對自己挨整有抵觸，而是因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檢舉、揭發鄧小平同志。從1950年開始，無論是在四川，還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人家認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鄧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劃清界線。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團中央的同志們一起到河南潢川縣的黃湖農場「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療。1971年初，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常去胡伯伯那裏聊天。他極其生動地給我講述幹校生活，充滿了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的自豪和快樂，沒有絲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長的幹校勞動心得體會的稿子給我看，其中寫到與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車往返二百餘里運輸物資的情景，以及他的興奮、不服老、與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熱心情，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這篇稿子現在還能找到，希望能有機會發表，因為它是展現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貴資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訴我，他在「九大」前後拒不檢查的事還沒有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仍在逼他寫出檢查，態度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寫。他已經下定決心，靠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度過晚年（這時他的肝炎已經治好）。但是，看得出來，政治壓力讓他很苦悶，這與他談起幹校艱苦勞動生活時的開朗歡快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很為他擔憂，因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內情的北大同學告訴我：1966年6月，陳伯達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想爭取他與劉少奇保持距離，沒想到鄧小平把這封信交給劉少奇了，劉少奇在中央會議上嚴厲斥責了陳伯達，搞得陳伯達很狼狽，「劉鄧路線」就這樣開始引出來了。當時我從多種情況判斷，這位同學講的情況是真實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為鄧小平同志受過，認為這樣頂著對鄧小平同志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保護意義。

經過反覆考慮，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胡伯伯聽後，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須在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之間做出抉擇。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這樣的抉擇，因為他根本不相信鄧小平同志會反對毛主席。這時陳伯達已經垮台了，但我們都明白，對於鄧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動，毛主席是不會原諒的。胡伯伯對祿位已經視若浮雲了，但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對忠於毛主席的政治立場卻看得相當重。無論從個人的經歷，還是從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上講，他都不能對毛主席懷有二心。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檢查稿讓我看，寫的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認識。在這份檢查中什麼具體材料也沒有，只是講以前對鄧小平很敬佩，認為他沉穩、冷靜，抓大事準確，現在看來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檢查，空空洞洞，只是寫給毛主席看的一個政治表態而已。胡伯伯對我說：「不知道能不能過關，我只能寫這些了，具體的事我確實一件也不知道，總不能捏造吧！」

檢查交上去了，當然是不能讓上邊滿意，軍代表仍然堅持要把他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終因缺乏證據而未能得逞，不過在以後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暫日子，胡伯伯一直被當作異己分子而“靠邊站”，沒有任何工作的機會。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飛躍和政治選擇

胡伯伯政治態度的變化，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他一向嫌惡整人的人，在黨內鬥爭中總是迴避退讓。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他曾告訴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憑據便把新疆一位書記往死里整。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內這樣黑暗的事件，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沒有想到，6年以後，比西安的鬥爭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

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對我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驕傲了，驕傲了，自以為了不得了。驕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胡伯伯沒有說這兩句話是誰講的，在什麼時間、地點講的，但我明白他講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話在胡伯伯的心裏已經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講出這些話之後，長久地沉默不語。我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沒有問。27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6年之後的1978年，胡伯伯親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我知道，這場討論的思想基礎，他在林彪事件之後便開始逐步地奠定了。他從把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把忠於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政治靈魂和道德標準，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中堅持「愚忠」，轉到用實踐來檢驗毛主席晚年的思想與活動。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轉變是極其痛苦、艱難的。毛主席與他之間，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領袖與下級的關係，毛主席曾經許多次親手指點他如何工作，當面給了他無數的教誨。可以說，毛主席對他既有師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於特別矜重道德節操的胡伯伯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感情上，他與毛主席都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特別聯繫。

但是，面對林彪事件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悲劇，他無法不去深入思索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他無法不去考慮毛主席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還是僅僅對毛主席「愚忠」？敬愛的胡伯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選擇了尊重實踐、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與探索是極其真誠、極其堅定的，他用行動證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麼熱烈地向我講述的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和嚮往，確確實實是他的人生寫照！

胡伯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入思考，不僅導致他勇敢地發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無畏地平反冤假錯案，更表現在他堅定地、以身作則地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原則立場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這樣說，更是這樣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徹底地決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龍江的山溝里開始研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並由此逐漸涉入佛學領域，1976年11月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這時我已經調回家鄉安徽省金寨縣）。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對我粗淺的第一稿給予熱情的鼓勵。此時寫出正式的論文，我首先寄給他請求批評。

12月8日，胡伯伯給我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讚揚鼓勵我，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當時由於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顧慮，論文確實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我認為，這是此信最有價值之處，因為這是他在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僅三個月、“兩個凡是”已經初步形成的時候寫下的，從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發展的脈絡。

1989年以後，我的注意力漸漸地回到現實問題上來，特別是1992年以後，開始認識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問題。隨著認識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啟蒙老師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來也存在著封建傳統的影響，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堅決地一步一步擺脫，直到徹底決裂！

1987年春節，我去給胡伯伯拜年，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他一揮手，說：「共產黨人不讀那些！我要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當時我在心裏抱怨他：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覺悟！五六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不是胡伯伯不覺悟，而是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思想更落後，更陳舊。胡伯伯此時不讀《資治通鑒》，不是他輕視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視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資治通鑒》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讀過不止一遍。我想，識者能夠明白他當時語境中蘊含的確切意義。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國需要這樣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拋開個人因素的顧忌，敬謹發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寫給我的信。我想，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摘要：許多歷史事實充分說明，朱德從一上井岡山，就把自己的命運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了，對「朱毛」一詞是十分珍惜的。所以他決不會反毛澤東的。但朱德為什麼這次「反」毛澤東呢？　

 

朱德從一上井岡山，就把自己的命運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了，對「朱毛」一詞是十分珍惜的。所以他決不會反毛的。但朱德為什麼這次「反」毛呢？

關於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的爭論及其後來的影響，雖在一些歷史書籍中有所記載，但對其爭論的由來與實質卻語焉不詳。有幸的是，2009年7月12－15日，我參加了「文化部文化管理清史辦幹部井岡山培訓班」，其間，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特聘教授余伯流先生給培訓班全體學員講了一堂生動的《井岡山鬥爭與井岡山精神》的課。他在談到1929年紅四軍「七大」前後有關井岡山革命道路的開闢者和奠基人，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爭論一事時，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他如何根據和運用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以往為黨史、歷史課本諱莫如深的這一段歷史，並說「實事求是」是他多年研究中國革命史的最主要的經驗。

余教授是這樣敘述1929年紅四軍「七大」前後有關毛澤東、朱德之爭的：

朱毛之爭原委要從1929年初朱毛率軍離開井岡山談起。朱毛下山後，一路行軍並不順利。毛澤東感到，在國民黨軍隊窮追不捨的情況下，紅四軍黨內再照過去那樣，遇事層層討論、層層彙報，直至前委最後定奪，太麻煩不說，還會貽誤戰機。於是做出了「停止軍委辦公」的決定，取消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對此，朱德無意見，陳毅表示同意。2月，中共中央去信，莫名其妙地要紅四軍分散行動，並令朱毛到上海「學習」。此信在紅四軍內引起了混亂。毛澤東不願意去，並勸朱德也不要去，紅四軍上下也不希望他們去。毛澤東為此寫信批評了中央的決定，中央後來也不再提及此事，但卻派了劉安恭到紅四軍任職。劉安恭一來，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劉安恭與朱德同為四川籍，兩人又同在德國留過學，關係不錯。他受黨中央委派，到紅四軍後，毛澤東出於紅四軍內部對劉安恭本人資歷、經歷的尊重，徵得朱德、陳毅的同意，決定恢復臨時軍委，讓劉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位在毛、朱之下，陳毅之上。由此引起了一場朱毛之爭。劉安恭一到任，即與毛澤東爭權。他召開紅四軍軍委會議，並做出決議，撇開黨中央關於軍委統轄於前委的指示，由軍委統轄紅四軍，要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並提出要反對紅四軍中存在的「家長制」。毛澤東看了這個決議後，大吃一驚，非常生氣，立即召開前委會議，取消了臨時軍委。劉安恭激烈反對，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斥毛澤東和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毛有「家長制」作風。朱德贊成劉的觀點，他提出，“黨管一切為最高原則”，但應“通過無產階級組織，起核心作用”；並批評毛澤東在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說毛“強調黨員行動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動是自由的”，“不聽中央調動”。而毛澤東則堅持己見，非要廢掉臨時軍委不可。由此朱毛之爭持續了半年之久。

說到這裏，余教授頗帶感情地說「這不影響我們對朱老總的熱愛」。隨後，他接著說，朱毛之爭在雷湖和白沙兩次會議上依然激烈地進行著：

1929年五六月，紅四軍在雷湖和白沙舉行了兩次前委擴大會，就設立軍委等問題進行討論。雙方依然爭執不下。毛澤東見會議無結果，憤然表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在白沙會議上，毛的觀點得到36票贊成，朱、劉等5票反對。但毛在會議後，還是表示要辭職。陳毅在朱毛之間始終持調和立場，希望兩人從黨和革命的立場出發團結一致。他說：「你們朱毛兩人，一個晉國，一個楚國，你們兩個大國天天在吵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不好辦。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我就是怕紅軍分裂，怕黨分裂。我是希望你們兩個團結。」陳毅的調解未能起作用。後來在紅四軍「七大」上，經全體出席者的表決，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撤，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林彪在雷湖會議後卻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毛不要辭職。他還在信中說，朱德整天“無所事事”，“有當領袖慾望”，毛看了信後“若有所思”。

我們要問：朱毛之爭的焦點和性質是什麼？

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指出：朱毛之爭”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從余教授的言談中來看，確乃如是。朱毛之爭的確緣於「軍委」的廢設，這是千真萬確的。朱德和劉安恭都認為毛澤東在廢立「軍委」問題上實施一言堂的“自上而下的”「家長制」作風。劉安恭還在給中央的信中聲稱朱、毛已“分成”兩派。

我認為，劉、朱反毛的出發點是不同的。前面已說過，劉是因為毛剝奪了他的權力而惱羞成怒，進而反毛的。而朱德則不同。許多歷史事實充分說明，朱德從一上井岡山，就把自己的命運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了，對「朱毛」一詞是十分珍惜的。所以他決不會反毛的。但朱德為什麼這次「反」毛呢？先就朱反對“黨管一切”言，朱德認為，“黨管一切為最高原則”，但應“通過無產階級組織，起核心作用”，這正如余教授所說，朱德只是“主張黨不要包辦代替”，並不是反對黨的領導作用。至於說朱德批評毛澤東“不聽中央調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朱德長期以來就是一位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一直深深地扎在他的腦海中，也是他在舊式軍隊和革命隊伍中始終遵行的原則。談起毛澤東的「家長制」，朱德批評毛澤東“強調黨員行動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動是自由的”，是在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這句話體現了朱毛之爭的主要內容。由此，我們也完全可以反過來說，如果朱毛會師一年多的實踐中，毛沒有“由上而下的家長制”作風，那麼忠厚老實的朱德決不會批評他。不是嗎？毛在設立紅四軍軍委這一問題上出爾反爾，劉安恭來紅四軍任職前，毛澤東為加強權力，取消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劉安恭到任後，毛澤東違背自己的言論，隨心所欲地又設立“臨時軍委”。等到劉安恭不聽他話時，又自作主張地提出和取消了“臨時軍委”。毛澤東在這裏不是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又是什麼？再有，毛澤東在雷湖會議上聲言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在白沙會議上得到了壓倒多數的贊成票後依然還要辭職，這顯然是非要朱德向他屈膝下跪不可。難怪紅四軍「七大」會議上的口號是“鬧個人意見的滾出黨內”(余教授提醒聽講者注意這句話)，矛頭所指也是明顯的。

1930年，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紅四軍巡查後做了一個「巡視工作情況報告」。他說，“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指毛澤東繼續任前委書記)無條件地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法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朱毛之爭“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毛澤東傳》第207－208頁)在當時戰爭的特殊情況下，這種和稀泥的態度可以理解。但說朱毛之爭“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那麼，試想如果沒有具體內容，個人之間會無緣無故地“爭論”半年之久么？

由上所述，我認為，朱毛之爭的實質，是民主集中制與家長制或稱集權制之爭。

朱毛之爭在中共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後來的黨史和我們共和國史也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即就主要當事人或出頭者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個人來說，影響也頗為巨大。「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朱德、陳毅都受到了嚴厲的衝擊和批判。當時，“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軍閥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爭中批評毛的話成了“文革”時他反毛的主要證據)、“打倒三反分子陳毅”(陳毅在紅四軍「七大」上取代毛成為前委書記，被認為是反毛的主要證據)等標語鋪天蓋地而來，陳毅多次被批鬥，朱德的批鬥大會也在緊鑼密鼓地準備進行中，後因毛澤東的干預，陳毅的批鬥大會被中止，朱德也幸免於難。林彪卻因此次朱毛之爭中看準時機寫信向毛澤東表忠誠，詆毀朱德(按禮說，林彪是跟朱、陳上井岡山的，朱德非常欣賞林彪這個年青軍官的軍事才能，遇有軍事問題也經常請林來商議，還提議林彪任紅四軍28團團長。但林卻另有打算。他利用朱毛之爭的時機，通過給毛澤東寫信，討好毛澤東和誣陷朱德，暴露了自己的醜惡嘴臉)，取得了毛澤東的好感。後來的事實證明，林彪以後又多次能抓住機會為毛解難，而被選為接班人，成為被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祝福為“身體永遠健康”的“副統帥”。然而，曾幾何時，說別人“有領袖慾望”而實則自己有強烈領袖慾望的林彪叛逃摔死；此後，毛澤東的健康每況愈下。記得上世紀50年代我在北京一中念初中時，校長徐楚波一次在全校大會上說：“蘇聯專家說毛主席能活到148歲。”但毛澤東只活到83歲，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不可否認的是，林彪叛逃是他“早逝”的一個重要原因吧。這也說明長久以來被譽為“洞察一切”的偉大領袖，對有強烈領袖慾望、見機行事的林彪確實看走了眼。不管怎麼說，朱毛之爭為林彪後來的發跡鋪下了一條道路。林彪是朱毛之爭最大的贏家。

這次朱毛之爭後，朱德在黨和軍隊的作用再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1929年11月底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後，朱德向他賠禮道歉說：「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給您在精神上帶來了創傷，請您原諒。」(毛秉華主講：《天下第一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頁)此後，朱德在黨內、軍隊內，能少說則少說，能不說則不說，一心一意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權威。這次在井岡山參觀大井朱毛故居時，聽工作人員說，上世紀60年代，朱德上井岡山，有關人員問他在大井住地的具體位置，朱德說：“有毛主席的故居就行了。”

我們說，朱毛之爭不僅「不影響我們對朱老總的熱愛」，相反，朱老總的舉動更增加了我們的崇敬心情。我認為，朱老總反對「家長制」，實際上是要從革命一開始，就在黨內樹立一種“民主集中制”的正確的黨風，使黨內政治生活能走上正軌。如果毛澤東和當時的黨中央(當時的黨中央明顯地站在毛澤東一邊，聲稱紅四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朱毛之爭是”極端民主化”要代替“民主集中制”，見《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36頁)能從這次朱毛之爭中吸取經驗教訓，採取一些力所能及的限制「家長制」的措施，並能形成文件，那麼建國後黨內許多不正之風(包括專制集權、個人崇拜)也許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輕，黨和人民也許不會遭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從這一點來說，朱毛之爭是朱老總對黨的思想建設的一個重大貢獻，也是朱老總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思想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