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位列第一，不僅如此，解方還因戰功於1939年被國民黨軍政部授予少將。同時獲得國共雙方授予的少將軍銜，在開國將領中絕無僅有，據此就可以看到，解方的確是個領兵打戰的將才。這裏，就簡單地先說說解方如何在東北軍發展的風生水起，又是怎樣贏得少帥信任的事吧。
［解方少將］
解方出生於吉林省遼源市，1928年，解方憑藉優異的成績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當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規定，所有入校前的新生必須去日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當兵，以提前適應日軍部隊的生活和作息規律。此時的中國正是北伐軍大舉北伐，先頭部隊已經攻入山東濟南。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把山東省劃為他們的勢力範圍，並為了阻止北伐軍統一中國的進程，不惜槍殺北伐軍戰士，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
的消息讓少帥張學良知道後，少帥感覺解方是個難得的人才，竭力向校方保舉，這才讓校方看在少帥的面子上，原諒了解方，如此這般解方得以繼續在軍校求學。自此，要富國強兵，才不受人欺負的決心，在解方的心裏紮下了根。
1930年解方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了，考試成績名列第一，就因為他在學校就讀期間，被校方發現有過反日行為，被降為第三名。被降為第三名後的解方，並不完全把這件事記在心上，因為那時的日本整個國家正處於瘋狂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狂熱之中。解方只有一個心愿，要把在日本學到的先進的軍士理論加倍運用到打擊日本侵略者身上。當他把啟程回國的消息告知少帥，少帥非常高興，執意要為其接風洗塵。當學成歸國的解方站在少帥面前，是一個身材魁偉，儀錶堂堂，滿腹經綸的青年精英，讓少帥非常喜歡，有意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還主動做起紅娘，解方推辭說剛回國，一切還無頭緒，等有了功業在成家也不遲，才使得少帥打消了這一想法。
［抗日戰爭東北軍堅守陣地］
解方年輕，學問好，又是在日本留學，雖然自大帥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在皇姑屯，不用說和日本結下了梁子。但是，東北軍自成立的那天起，就和日本政府以及日軍有著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解方留學日本的背景，自然而然的成為少帥任用解方擔任關鍵崗位，出任重要職位的首選。當時的天津包括河北省都在改旗易幟的東北軍的影響和控制之下，回國沒多久的解方就被少帥任命為天津市保安總隊隊長，全面維持天津市的社會治安。要知道天津市不僅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院轄市，還是民國時期河北省的省會，少帥把這一重要的職位給予解方說明了少帥對解方的信任，遠遠超過了對東北軍其他老臣之上了。解方也暗下決心不負少帥的重託，在天津市保安總隊隊長這個位置上，除了管理好整個天津城的治安那時責無旁貸。更要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對付日軍在天津的駐軍這一條上，保持高度警惕，時時刻刻監視日軍的一舉一動，以防日軍想再一次發動類似於九一八事變的陰謀。
【正在燃燒的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立即讓解方警覺起來，他馬上要求治安總隊保持高度警惕，加強戰備訓練，時刻準備可能發生的各種不測。解方通過各種渠道向儘可能的完全掌握、了解老奸巨猾的土肥原為何選擇來天津的目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偵查得知，此次土肥原來天津就是要僱傭土匪、兵痞、流氓等不法之徒，已經糾集了大約2000多人的隊伍。而且，這般糾集起來的烏合之眾以日租界為巢穴，在日本特務的指使下，頻繁從日租界衝出來到中國地界進行騷擾。具體的攻擊的目標是當時地處金鋼橋附近的國民黨設立的河北省政府、公安局及警察署。日軍假裝不知，伺機而動，從旁協助，一旦這般烏合之眾取得優勢打敗了解方率領的特務總隊，即刻就對國民黨河北省政府及其他要害部門進行打擊，其用心之險惡讓解方憤怒不已。
【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
終於，1931年11月8日晚，駐天津日軍終於蠢蠢欲動，把這般烏合之眾推向了前台，一時間槍聲大作，炮聲隆隆，這股受日軍指使的地痞流氓們開始發生暴亂了。早有準備的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在解方總隊長的帶領下，早已嚴陣以待，擔負起保衛國民黨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的重任。
這群暴亂分子在日軍強大火力的援助下，叫囂著往前進攻，日軍撕下了偽裝，協同攻擊的炮彈紛紛落在特務總隊的防守陣地上，不時造成人員傷亡。此時的解方鎮定自若的指揮戰士們奮力抗擊這股匪徒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戰士們看到總隊長解方和他們一樣在陣地阻擊，更堅定了要打退這伙暴徒進攻的決心，使得日軍想借這般匪徒之首，攻入國民黨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的險惡用心始終未能得逞。發動事變的日軍頭目土肥原未想到解方帶領的特務總隊戰鬥素質如此過硬，不由自主的感嘆道「想不到學生(指解方)打老師這麼狠」。當天津事件結束後，國民政府詳細了解了「天津事件」的經過，知道了解方臨危不亂，英勇作戰，成功阻止了日軍的企圖後授予解方青天白日獎章，以對解方保家衛國的褒獎。
［抗日戰爭時期進入陣地的東北軍戰士］
當抗日的烽火在中華大地剛剛點燃之際，深受少帥信任的解方被委以重任，奔赴廣西勸說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投身到國家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起初，李宗仁、白崇禧始終對東北軍能否真心抗日一直是持懷疑態度的。不說「九一八事變」一槍不發丟了東北，還有就是發動「西安事變」。這在中國傳統道德里軍人這樣的作法，無疑是以下犯上的作為，是很讓人不齒的。就因為這個原因，國內很多的實力派都不願意和東北軍進行任何形式的聯繫和合作。少帥為了減少當時各地方派系，尤其是實力最強的桂系對東北軍不抗日和少帥發動「兵諫」的誤解。特別委派解方代表他本人到廣西來做好說服解釋工作。李宗仁、白崇禧對少帥主動派人進行聯絡抗戰當然表示歡迎，但是心中始終存有疑問，少帥派解方來的目的是不是來拉攏他們借日軍侵華之手，罔顧民族大義打倒蔣介石為代表的的合法的國民黨政府。所以並沒有流露出任何意見。解方沒有灰心，回去稟報少帥誠懇的說出李宗仁、白崇禧的顧慮，並向少帥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少帥聽後頻頻點頭，於是解方再次踏上南下的旅途。
【1936年10月10日,陳誠和李宗仁,白崇禧合影於廣西南寧】
當解方又風塵僕僕的趕到南寧再次面向李宗仁、白崇禧坦誠布公的說出了東北軍和桂系合作的理由，並詳細的說出了東北軍入關後，積極投身抗戰的具體戰例，如屬於東北軍戰鬥序列的107師在長城古北口外幾十公里的正面陣地上，頑強阻擊了日軍主力第16旅團3天多的時間，打出了東北軍的威風和志氣。解方滔滔不絕的敘說，真的打動了這兩位桂系的掌舵人，雙反約定只要戰端一開，雙方將密切配合共同打擊日寇。
解方的能言善辯，和口若懸河也給李宗仁、白崇禧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滿載而歸的解方回去告知少帥，雙方已經達成聯絡合作抗日的方案，讓少帥非常滿意，此次解方不辱使命，初露舌辯之才，人稱「解鐵嘴」的名號，在東北軍和桂系將領中不脛而走。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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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
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衝決了……他們的殘渣餘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築起這兩道堤壩嗎？－－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奧斯陸大學講學，當時有數十位挪威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聽課，無法回國向胡伯伯的遺體告別。這是我終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國講學，不能恭趨墓前祭拜。現在，謹將綿綿的追思寫成此文，向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與治學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遙獻一瓣心香。
胡伯伯說：「我要給你們潑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剛進學校時，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給我精神上極大的震動。上高中時，我已經開始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感到困惑、迷惘。對照雷鋒的事迹，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選集》教導我：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我認定，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現在回想起來，36年前的想法實在幼稚可笑，帶有極「左」的成分，但那時的思想確實是真誠的，嚮往著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
在北大，我與胡德平是同班同學，平時很談得來。1963年5月，我對德平說，想給他的父親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德平非常高興，告訴我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讓我快寫，我們一起下鄉去。於是，我給胡耀邦伯伯寫了一封長信。德平告訴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興，但對我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他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後再給我回答。
這時，我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要和我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彙報到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彙報，一面在同學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我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陸平校長專門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態度對胡伯伯產生了影響。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我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他說：“我要給你們潑瓢涼水！”他要我們安心在學校學習。我們和他辯論，認為他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並引經據典，證明我們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九大以後，當時的中央要他揭發鄧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當時「九大」剛開過不久，胡伯伯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參加了「九大」，但沒有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我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九大」之前和會議中間，有很負責的人找他談，讓他寫一個“深刻的 ”檢查，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仍然可以當中央委員。可是，他沒有寫這樣的檢查。他對我說：“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麼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裏會想到能有後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自己能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們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當時的中央對他很不滿意。「九大」之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檢查，他一直頂著，沒有寫。原因不是他對自己挨整有抵觸，而是因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檢舉、揭發鄧小平同志。從1950年開始，無論是在四川，還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人家認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鄧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劃清界線。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團中央的同志們一起到河南潢川縣的黃湖農場「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療。1971年初，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常去胡伯伯那裏聊天。他極其生動地給我講述幹校生活，充滿了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的自豪和快樂，沒有絲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長的幹校勞動心得體會的稿子給我看，其中寫到與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車往返二百餘里運輸物資的情景，以及他的興奮、不服老、與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熱心情，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這篇稿子現在還能找到，希望能有機會發表，因為它是展現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貴資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訴我，他在「九大」前後拒不檢查的事還沒有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仍在逼他寫出檢查，態度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寫。他已經下定決心，靠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度過晚年（這時他的肝炎已經治好）。但是，看得出來，政治壓力讓他很苦悶，這與他談起幹校艱苦勞動生活時的開朗歡快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很為他擔憂，因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內情的北大同學告訴我：1966年6月，陳伯達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想爭取他與劉少奇保持距離，沒想到鄧小平把這封信交給劉少奇了，劉少奇在中央會議上嚴厲斥責了陳伯達，搞得陳伯達很狼狽，「劉鄧路線」就這樣開始引出來了。當時我從多種情況判斷，這位同學講的情況是真實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為鄧小平同志受過，認為這樣頂著對鄧小平同志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保護意義。
經過反覆考慮，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胡伯伯聽後，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須在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之間做出抉擇。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這樣的抉擇，因為他根本不相信鄧小平同志會反對毛主席。這時陳伯達已經垮台了，但我們都明白，對於鄧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動，毛主席是不會原諒的。胡伯伯對祿位已經視若浮雲了，但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對忠於毛主席的政治立場卻看得相當重。無論從個人的經歷，還是從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上講，他都不能對毛主席懷有二心。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檢查稿讓我看，寫的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認識。在這份檢查中什麼具體材料也沒有，只是講以前對鄧小平很敬佩，認為他沉穩、冷靜，抓大事準確，現在看來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檢查，空空洞洞，只是寫給毛主席看的一個政治表態而已。胡伯伯對我說：「不知道能不能過關，我只能寫這些了，具體的事我確實一件也不知道，總不能捏造吧！」
檢查交上去了，當然是不能讓上邊滿意，軍代表仍然堅持要把他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終因缺乏證據而未能得逞，不過在以後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暫日子，胡伯伯一直被當作異己分子而“靠邊站”，沒有任何工作的機會。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飛躍和政治選擇
胡伯伯政治態度的變化，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他一向嫌惡整人的人，在黨內鬥爭中總是迴避退讓。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他曾告訴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憑據便把新疆一位書記往死里整。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內這樣黑暗的事件，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沒有想到，6年以後，比西安的鬥爭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
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對我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驕傲了，驕傲了，自以為了不得了。驕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胡伯伯沒有說這兩句話是誰講的，在什麼時間、地點講的，但我明白他講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話在胡伯伯的心裏已經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講出這些話之後，長久地沉默不語。我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沒有問。27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6年之後的1978年，胡伯伯親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我知道，這場討論的思想基礎，他在林彪事件之後便開始逐步地奠定了。他從把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把忠於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政治靈魂和道德標準，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中堅持「愚忠」，轉到用實踐來檢驗毛主席晚年的思想與活動。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轉變是極其痛苦、艱難的。毛主席與他之間，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領袖與下級的關係，毛主席曾經許多次親手指點他如何工作，當面給了他無數的教誨。可以說，毛主席對他既有師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於特別矜重道德節操的胡伯伯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感情上，他與毛主席都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特別聯繫。
但是，面對林彪事件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悲劇，他無法不去深入思索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他無法不去考慮毛主席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還是僅僅對毛主席「愚忠」？敬愛的胡伯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選擇了尊重實踐、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與探索是極其真誠、極其堅定的，他用行動證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麼熱烈地向我講述的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和嚮往，確確實實是他的人生寫照！
胡伯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入思考，不僅導致他勇敢地發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無畏地平反冤假錯案，更表現在他堅定地、以身作則地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原則立場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這樣說，更是這樣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徹底地決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龍江的山溝里開始研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並由此逐漸涉入佛學領域，1976年11月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這時我已經調回家鄉安徽省金寨縣）。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對我粗淺的第一稿給予熱情的鼓勵。此時寫出正式的論文，我首先寄給他請求批評。
12月8日，胡伯伯給我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讚揚鼓勵我，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當時由於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顧慮，論文確實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我認為，這是此信最有價值之處，因為這是他在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僅三個月、“兩個凡是”已經初步形成的時候寫下的，從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發展的脈絡。
1989年以後，我的注意力漸漸地回到現實問題上來，特別是1992年以後，開始認識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問題。隨著認識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啟蒙老師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來也存在著封建傳統的影響，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堅決地一步一步擺脫，直到徹底決裂！
1987年春節，我去給胡伯伯拜年，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他一揮手，說：「共產黨人不讀那些！我要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當時我在心裏抱怨他：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覺悟！五六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不是胡伯伯不覺悟，而是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思想更落後，更陳舊。胡伯伯此時不讀《資治通鑒》，不是他輕視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視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資治通鑒》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讀過不止一遍。我想，識者能夠明白他當時語境中蘊含的確切意義。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國需要這樣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拋開個人因素的顧忌，敬謹發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寫給我的信。我想，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