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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文革慘狀:死時全身沒有一根好的血管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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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文革慘狀:死時全身沒有一根好的血管

2020年03月02日 18:21

劉少奇含冤逝世

1949年3月下旬,劉少奇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行累累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戰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极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在這期間,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被譽為中國的斯維爾德洛夫。每當毛澤東外出時,劉少奇便被委託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勛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他與外賓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上,劉少奇本來是贊成三面紅旗的,但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接觸到農村的真實情況。他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得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彙報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劉少奇講: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批評黨的一些工作沒做好,“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更進一步指出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開」,不能說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診斷,認為錯誤原因是經驗不足,但也有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精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並堅持讓劉少奇作檢查,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總之,毛澤東認定,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中央也會出現修正主義,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風雲動蕩。劉、鄧決定派出工作組引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應該“統統驅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部署和他在會前的安排進行的。劉少奇主持會議,5月16日,會議下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劉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強的。

話給毛澤東,請示彙報,均未收到明確的回復。迫於無奈,他和鄧小平乘飛機親去杭州,與毛澤東面談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討論工作。毛澤東委託他們相機處理。

劉、鄧回京後,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控制和引導「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不這樣看,他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點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撤銷工作組。還是那種決定過無數重大事件的手勢,還是那典型的湖南鄉音:撤掉,統統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決定林彪為接班人。劉當即表示: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劉少奇處於被批判的境地。

對於革命者來說,政治上的打擊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為他們是革命者,卻又總有不屈的堅韌和寬廣心胸,對劉少奇來說,工作還要做,飯還是要吃,但本來就少言的他說話更明顯變少了。

他有個習慣:總是在開飯前幾分鐘才入桌,隨便說幾句話後就開始吃飯,一邊吃,一邊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飯桌上講話,吃完飯再去辦公室。現在,他犯了「錯誤」,晚飯更顯得心不在焉,他要認識錯誤,他要準備書面檢查,以讓毛澤東滿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節,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一項議程是劉少奇在全體會上作檢討。

對這個檢討,劉少奇早就準備了。1964年的一句插話都讓毛澤東大發脾氣,最後作了檢討,現在這麼大的「錯誤」哪有不檢討的道理。劉少奇很精心,很認真地作了準備,並很快把檢查稿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1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檢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檢查上寫的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當一些,請酌定。

毛澤東

9月14日

劉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我的檢討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講50多天來的錯誤。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性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說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也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年在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有錯誤,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有右傾錯誤,1962年犯有右傾錯誤,1964年又犯形‘左’實右傾的錯誤等。第三部分,講我犯錯誤的原因,一是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不理解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錯誤估計形勢,世界觀沒改造過來;第三,最根本的是沒學好毛澤東思想……」

影(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著口號衝進劉少奇辦公室,向他宣佈如下勒令:必須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過去劉少奇習慣夜間工作,上午休息),並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謂「八大罪狀」提出質問。

劉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個機會讓他公開答辯,雖然現在是個非常場合,但畢竟有了把話說出來的機會,他逐條駁斥戚文對他的污衊,有理有據,義正辭嚴,當造反派質問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時,劉少奇一下子怒火衝天,白髮上豎:“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啊!這事,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嘛!”

第二天,劉少奇交出一篇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成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不料,幾個小時之後,竟被撕得粉碎。

一連串的莫名打擊,使劉少奇精神上極為痛苦,加上突然改變作息習慣,限制安眠藥用量,他幾天都沒能睡著,身體變得很弱,偏偏在這時候,清華大學造反派們要組織30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

劉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要作檢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見群眾,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眾?」蘊結在心中的積怨終於如火山一樣爆發了。

「我沒有搞過陰謀詭計,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得自己去改!」“別人就是一貫正確的嗎?要一分為二,為什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說到這裏,他把手中的湯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個身體都顫抖起來。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把在家的幾個孩子叫攏過來,緩緩地說:「將來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多年鬥爭磨鍊出的感覺告訴他,下一步,將會變得真正殘酷起來。

1967年7月18日晚,依據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幾十萬群眾聯合批判劉少奇。中南海外,幾十萬人聚集四周,他們攜帶的一百多個高音喇叭奏出高調的喧鬧聲;中南海內,造反派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兩個食堂內批鬥,同時抄了他們的家。劉少奇被強按著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不許他說一句話,否則就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批判持續近兩個小時,年近七旬的劉少奇已難以忍受,汗珠不斷地從他臉上滲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邊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絹打落,他的汗水也隨著震動流在地上……

對劉少奇的批鬥逐步升級,劉少奇寫信給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為了與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會相呼應,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鬥劉、鄧、陶大會,分別在各自家院內舉行。幾個彪形大漢把劉少奇、王光美架進會場,他們一會兒強按下劉少奇的頭,把他的手扭到背後,強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樣子,還讓他做噴氣式;一會兒又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髮,強迫他抬頭拍照;最後,他們把劉、王押到會場一角,硬把他們按下去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鞠躬。此時的劉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腫,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著襪子,在神聖的祖國大地上,在莊重的中南海院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竟遭到這種侮辱性對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顧一切,掙脫造反派的手,撲向劉少奇,劉少奇也不顧拳打腳踢,與王光美的手緊緊握住,也許,這是最後的告別!執手相看淚眼,怎不凝語哽咽?他們傳遞友情、溫暖和鼓勵的手終於被暴力分開。

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雖疲憊已極,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鈴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扞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儘管秘書當夜就寫了彙報,但劉少奇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劉少奇給毛主席寫信,抗議給他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書面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告訴毛澤東「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劉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傷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們與他在同一個院子裏,卻不能相見,更不能相互照顧。十幾天後,這種在同一個院子裏的待遇也沒有了,9月13日,劉少奇的孩子們被趕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獄,劉少奇則被強迫抽去腰帶,被「嚴加看守」起來。

當劉少奇得知妻子兒女已經離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時,精神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也急劇惡化。

強迫改變生活習慣,加上不給足量的安眠藥,劉少奇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加上批鬥會上的扭打,舊傷複發,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兩個小時。

他的右腿被打傷,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要走50分鐘,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後來實在走不動,就讓工作人員去把飯打回來,但去打飯的人也被稱為「保皇兵」,人們也不願去打飯了,只好打一次飯分吃幾頓。

他滿口只剩下七顆牙,根本嚼不動窩頭、粗飯。

他長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餿飯,身體更為虛弱,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裏,弄得滿臉滿身都是……

劉少奇病得越來越重,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開一陣批鬥會,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還把他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葯也給停了,知道說什麼也沒用,劉少奇只能默默忍受著……

1968年7月,劉少奇突然發起高燒,醫生過來用常用藥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轉成肺炎,引起多種併發症,隨時有死亡的危險。上面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防止劉少奇死掉,當時的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對醫護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為維持劉少奇的生命,醫生提出實行監護,住院治療,被看守人員拒絕;醫生請求撕掉卧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絕。劉少奇雖然沒癱瘓,也只能躺在床上無力起身,沒人給他換洗衣服,沒有扶他起床大小便,由於不活動,他的雙腿肌肉逐漸萎縮;他的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被扎爛了,護土記錄日記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殘忍的折磨,使劉少奇植物神經紊亂,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飼維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難忍,常使他緊緊攥著拳頭,或伸開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醫護人員實在不忍目睹他難受的情景,就把兩個硬塑料瓶讓他捏在手裏,不久,這兩個塑料瓶被攥成了兩個「小胡蘆」……

劉少奇在得不到及時治療的情況下,心臟停止了跳動。他懷著一腔怨恨,永遠離開了人民和親人

對劉少奇來說,活著已是一種折磨的懲罰,但他還是要堅持活下去,他要活著看到事實證明他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萬萬沒想到,他等來的卻是晴天霹靂,卻是轟然雷擊。這就是本文開頭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會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而且是在他70歲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日期是10月31日)。

劉少奇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氣憤得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嘔吐起來,長期積鬱在心頭的氣憤和非人折磨留給他的疾病,一起爆發出來,他的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但他一聲不吭,攥緊雙拳,那雙乾澀的、快要裂開的眼睛,噴射著怒火……寒風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從此,劉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話也不說,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語也一句不說,他用無言表示堅決的抗議。

周恩來動員北京醫院的兩個護士專護劉少奇,仍沒改變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堅持不住了,活著看到改變命運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馬克思那裏去說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據林彪的「一號手令」,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劉少奇被專機送往河南開封。

晚7點多鐘,光著身子的劉少奇--他原來的衣服爛了,沒有人補,髒了沒有人換,乾脆給扔了--被人用粉紅色的緞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條白床單,放在擔架上,送上了飛機。他鼻子裏插著飼管,喉嚨里塞著吸痰器,胳膊上扎著輸液管,奄奄一息……

晚9時許,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接受「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馬上爬上舷梯,走到後艙,看見擔架上躺著一個白髮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嗎?醫護人員怔住了……劉少奇的擔架被抬下飛機,放到救護車上,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駛向市區,但不是去醫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裏的一個由重兵把守著的獨特小院。

從這夜開始,小院內外,如臨大敵,戒備極嚴,事先被告知執行緊急任務的醫護人員從此失去「自由」,不許外出,不許寫信,不許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來往,形同軟禁。

由於劉少奇在擔架上沒穿衣服,到開封的當天夜裏,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燒39℃,嘔吐厲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夥卻彙報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11月5日,劉少奇再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後才降到℃。當時在他身邊的人都說:「他雖然不說話,但特別配合治療。他還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著的那一天……」

11月8日,專案組下令:凡北京陪同來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個人也不准留。北京帶來的葯也不准用,臨走之前,專案組的人還特意去火化場看了看,然後,向當地負責人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11月10日晚,劉少奇再度發高燒;試體溫表,5個小時後才取出,體溫為℃,雖不能確診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療,不准送醫院搶救。到11日深夜,劉少奇嘴唇發紫,兩眼瞳光反應消失,體溫℃。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40分才發出病危通知,五分鐘後,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時45分,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6時47分,值班醫生和護士趕到現場。

8時47分,「搶救」小組人員到達現場……此時劉少奇已被轉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鐵門上了鎖。

劉少奇的老衛士長李太和聞訊後火速從北京趕往開封,直奔老首長身旁,只見劉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頜一片淤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眼淚,蹲下身去,給劉少奇剪去一尺長的白髮,颳去長而稀疏的鬍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給他穿上,然後就被人支開了。15日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頭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劉少奇拖到一輛吉普車上,開向開封市東郊的火化場。車廂裝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軀,兩隻腳露在車廂外……

火化場已得到通知,將要火化一個烈性傳染病患者,工作人員忙著噴洒消毒劑。20多個軍人在火化場外實行戒嚴。吉普車到達後,劉少奇的遺體被匆忙地送進了火化爐。與此同時,他生前在開封的遺物也付之一炬,灰飛煙滅,留下的,只有一張骨灰寄存證:

骨灰編號:一二三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源

現住址:××××部隊

與亡人關係:父子

死亡人姓名:劉衛黃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職業:無業

死因:病死

這就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沒有親人哭聲,沒有白花黑紗,沒有鮮花哀樂,沒有黨旗覆蓋……

慘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之死!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歷史的腳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過了一個又一個年頭……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審查和解決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5月1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旗低垂,氣氛肅穆。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萬多人,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劉少奇追悼大會。

劉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後遺體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和他的親屬尊重他的遺願。中共中央書記處將散撒骨灰的任務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執行。

5月19日上午,劉少奇的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少奇家屬子女的護送下,由北京乘專機運抵青島軍港。

眾多的人民群眾和解放軍官兵聚集在青島碼頭,為這位一代偉人作最後的送行。中午,執行散撒儀式的5艘海軍軍艦在綿綿細雨中編隊駛向黃海海域。午後1時許,在哀樂和21響禮炮聲中,劉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無邊、滔滔不息的大海。

本文摘自《中共高層人物命運沉浮:中南海人物春秋》,顧保孜著,杜修賢攝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青島市店員舉行「五反」示威大遊行圖片來源/新華社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及時地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也就兩年多的時間,毛澤東的警告言猶在耳,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就開始在黨內滋生和蔓延。毛澤東斷然決定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在黨、政、軍機關內部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開展的第一場針對自身的反腐倡廉的運動。

批轉東北局的報告

東北是中共最先奪取政權的地區,剛剛走上領導崗位的黨的一些幹部,在物質和金錢的誘惑下,便開始紛紛敗下陣來。1949年,在瀋陽市就有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的贓款竟達5億人民幣(指舊幣。1955年3月1日發行新幣,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同時,新政權中依然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官僚衙門的習氣也十分盛行。自1949至1951年,黨員中因貪污而受處分者的人數,竟一直上升,沒有下降的跡象。

東北局書記高崗最先看出東北存在著的嚴重的腐敗現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東北局的黨員幹部會議上極有針對性地作了《反對貪污、反對官僚主義》的講話。不久,東北局又正式作出《關於開展反對貪污蛻化傾向,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規定》。高崗還在東北局黨員幹部會議上做報告,第一次提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概念。

報時指示:

「茲將高崗同志於本年11月1日所作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緊接著,《人民日報》依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表《向貪污行為作堅決鬥爭》的社論,公開提出:「全國各地都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展開一個堅決反對貪污的鬥爭,來徹底消滅一切貪污現象。」

這時,各地反映黨員幹部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報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澤東在閱讀這些報告後,更加確定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決心。這種決心在他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報告的批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說:「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污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

毛澤東已堅定地認為這場鬥爭,決不是局部的區域性的鬥爭,而是「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而在閱讀了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的報告後,他的心情更是難以平靜,報告中列舉的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前任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污犯罪的事實,觸目驚心。劉青山、張子善利用職權先後動用全專區地方糧折款25億元,從修潮白河民工供應站苛剝獲利22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餘款和群眾房地補價款45億元,向銀行騙取貸款40億元。總計貪污挪用公款200億元以上(均為舊幣)。他們還勾結私商,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極大的經濟損失。

。他還及時將薄一波、劉瀾濤的報告批轉全國,並在批語中說:「華北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在決定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後,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的錯誤。現在必須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各級領導機關必須仿照實行懲治反革命條例那樣,大張旗鼓地發動一切工作人員和有關群眾進行學習,號召坦白和檢舉,並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督促和檢查。”

中共中央決定下發後,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就分別向中央提交了黨政工作人員中貪污現象及開展反貪污鬥爭的報告,毛澤東閱讀了這兩份報告,當即批轉各地,並以十分嚴厲的語氣作出批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的報告樣式,在一個月內向中央報告當地反對貪污鬥爭的情況,批語中再次強調:「發動黨內外最廣大群眾(包括各民主黨派及社會民主人士),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檢查和懲治貪污人員。」“迅速訂出自己的反貪污計劃,並開始著手發動這一鬥爭。”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由此正式開始。

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

中央各部委被發動起來,財政部、貿易部、水利部、輕工業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單位反映,初步估計貪污人數將佔機關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們貪污的方式五花八門,如:出賣財經情報;盜賣國家資財;貴買賤賣,從中謀利;侵吞公物,監守自盜;造假賬假單據;大斗秤入、小斗秤出,開稅票大頭小尾;以權謀私,敲詐勒索;受賄賂,吃回扣;報假賬吃空額等等,更有一些單位造假預算,搞兩套賬、虛報開支、損大公肥小公、以及借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

這些現象的出現,使毛澤東無比擔心和焦慮,所以,在答覆福建省委辦公廳的詢問時,他極為嚴肅地表示,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甚至說:“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根據土改、鎮反的經驗,毛澤東原以為通過疾風驟雨的群眾運動,再結合整黨整風,三反鬥爭「就一般情形來說,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隨著貪污案件的增多,他顛覆了自己的計劃,三反運動一個月的時間不能完成的,因為他注意到,這些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已遠遠地超過了他原先的估計。他氣憤地說:“有些共產黨員比國民黨還壞。”對於已經暴露出來的腐敗醜惡現象,他深惡痛絕,多次在會上指出:“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從二中全會算起,如十年內不進行三反,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說黨不會變質,只有進行三反這一條下才有可能。如不進行三反,一樣可以腐化……過去看聯共黨史,看見開除大批黨員,當時了解不深刻,現在才體會到這一點。只有這樣黨才能健康。”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是「三反」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震驚全國。劉、張都是久經血與火的生死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可是,進城掌了權後,便居功自傲起來,貪圖享樂,追求金錢和物質,切切實實地被糖衣炮彈打中了。劉、張一案極具典型的警示和教育意義,毛澤東尤為重視。1951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研究處理意見。經過慎重考慮,並徵求黨外人士意見,中共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當時,曾有人向毛澤東反映了這樣的意見,考慮到劉青山、張子善的歷史經歷,可否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毛澤東聽後深沉地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後,消息傳開,人心大快。共產黨廉潔清正、大公無私的形象,真實而具體地展現在人民的面前。當年在毛澤東領導下處理此案的薄一波,在事隔40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是那麼的意味深長,他說:

「我黨得‘三反’鬥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出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後來,我們黨也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象的鬥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驗。」

毛澤東親自抓「三反」鬥爭,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必須向中央提供「三反」報告,以便讓中央作出比較,“看出各級領導同志對這一場嚴重鬥爭哪些是積極努力的,哪些是消極怠工的(消極怠工的原因,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面不幹凈),以便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

1951年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動員,要求中央所屬各部門,在規定的時間內務必把群眾發動起來,開展揭發檢舉和坦白交代,1952年1月10日前必須向中央交出合格報告,如若不然,「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並指出,不管什麼人,“手上不幹凈的,一律撤職,撤職後不給飯吃”。薄一波還當場宣佈對三名領導幹部“撤職查辦”的決定。當日會散後,各單位連夜開會,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長、副部長,參加完團拜會就立即回去佈置運動,謝絕了所有的娛樂活動。

話聯繫,「每三天至五天通話一次,檢查各區三反進度」。

毛澤東不主張在三反的發動階段,給群眾設置過多的條條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告者不究,壓制民主者必辦。他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那些管錢管物的單位,「無論黨政軍在哪一系統,哪一機關,只要是大批地管錢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很多機關壓迫民主,群眾怨憤極深,有些機關官僚主義極為嚴重,領導都脫離群眾,鬧得不像樣子。凡此一切,均須徹底揭發,才能解決問題」。

時至一月中旬,三反鬥爭的進展,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群眾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子還沒有完全揭露出來,毛澤東著急了,立即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後止。」運動之所以發展不平衡,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黨內有人擔心,揭露出那麼多的貪污分子,會不會使基層組織癱瘓,對此,毛澤東卻毫不擔心,他說:“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資產階級堡壘不垮,我們共產黨就要垮。犧牲貪污分子和犧牲黨與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

從1952年1月中旬開始,「三反」運動進入「打虎」階段。所謂“老虎”是當時對貪污犯的通稱。當時給“大老虎”定了六條標準:個人貪污1億元以上者;貪污不滿1億元,但對國家經濟造成很大損失者;滿1億元以上的集體貪污的組織者,主謀者;貪污5000萬元以上且性質嚴重,如剋扣救濟糧,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與私商勾結盜竊經濟情報或利用職務自肥使國家損失在1億元以上者;全國解放時隱瞞各級國家財產或官僚資本未報,價值在1億元以上者等。

報中,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個省、每個城市及大軍區單位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2月4日,他又在《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做預算定指標,多少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而這正反映出毛澤東的焦慮的心情,這種心情正來源於他對新生的國家政權的擔憂。正如他在一份批語中所說:「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乾淨,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他親自審閱、修改、批轉各地報來的「打虎」計劃。如此嚴厲督責,全國的「打虎」鬥爭,這才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

志願軍十九兵團黨委在送呈的報告上說:「一般財經管理幹部中,有些單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貪污,有的單位甚至達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縣裏無好人”了,這樣不切實際的估計,當然是誇大其辭的。可是,毛澤東出於發動群眾,全面展開「打虎」鬥爭的需要,非但不批評,反而明確批示:“這種認識是合乎事實的。”本著除惡務盡的決心,依循其一貫的“矯狂必須過正”的思路,他認為:“凡對清出一批中小貪污分子就認為已經滿足已經勝利的人,必須加以批判。已收場者必須重來,一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兩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

影《梁山泊與祝英台》,以讓他的緊張勞累的身體,得以鬆弛和恢復。

「打虎」鬥爭已如毛澤東所期待的,被各級組織提到議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單位負責人會議,讓到會的主要負責人自報公議,訂出「打虎」指標,並由單位主要負責人親自動手打虎,限期具報。如果哪位負責人說本單位沒有“老虎”,那麼,他就得簽字具結,作出保證,然後,上級機關再專門派人複查,以此提醒各級領導勿要麻痹鬆懈,更不可存僥倖心理,使「三反」運動走過場。

華北軍區在運動中組織「打虎基幹隊」,專案專人,包查包打,把打「虎」專業化,在5天的時間內就查出大小老虎288隻,其中大老虎12隻,中老虎18隻(五千萬元以上)。他們的貪污款額總計為65億。華北軍區在送呈的報告中稱,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計“將來擠乾淨時,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並且斷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組織力量,突擊追查。毛澤東對華北軍區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國學習其經驗:“華北軍區過去成績甚微,經過嚴詞督責,最近五天突飛猛進,捉虎甚多,令人振奮。打虎要有一套戰術,凡已普遍展開的,就要迅速總結經驗,組織專門打虎部隊,向大小老虎突擊。”於是,全國的大小單位都成立了“打虎隊”,由那些積極性極高的隊員們專門負責搜尋、清查、批判“老虎”。

毛澤東認為,凡屬管理錢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即大老虎,鬥爭的注意力當然要引向這些部門。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那些用錢不多的機關,如宣傳、教育機關和民眾團體,就沒有大老虎,持有這種認識的人,是糊塗的。他的意見已是十分明確,打虎鬥爭包括所有領域和單位,沒有任何單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縣9個村的初步調查顯示,有貪污行為的村幹部佔33%,9個支書中7個貪污,9個村長8個貪污,其中1個村幹部貪污公糧一萬斤以上,已夠上小老虎。毛澤東抓住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鬥爭引向高潮,他說:“凡說鄉村幹部中沒有或很少貪污的,凡說鄉村中雖有貪污但是沒有老虎(當然不是說每鄉都一定有老虎),應即以香河縣的證據駁倒他。”這時,毛澤東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國黨政軍黨委發出《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嚴禁逼供信

在全國性的「打虎」鬥爭中,由於定預算“指標”,過分強調「打虎」實績,自然使各單位爭當先進,惟恐落後而受批評。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趕,也就免不了逼供,於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許多假“老虎”,無形中傷害了好人,運動明顯地出現了偏差。這裏僅舉兩則比較典型的實例。

著名漫畫家沈同衡時在上海市文聯工作,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清水衙門」的文聯,也免不了大會接著小會,白天連著黑夜,人人檢討過關。這樣的疲勞戰術使一些人終於熬不過去,只得主動“坦白”,以求“過關”,而這其中沈同衡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所交代的金額,使他成為上海市文聯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隊頭疼的是這麼大的貪污金額,竟超過了上海市美協的年度經費總額。揪出“老虎”時是格外高興,如今定案處理又缺乏證據,真正的成了「騎虎難下」。

打虎隊正一籌莫展時,意外地發現沈同衡的一幅《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漫畫,此畫發表於抗戰勝利前的重慶某報,當時中共七大已經召開。畫的內容是一座七層寶塔,一人正一層一層地向上攀登。此畫明明是歌頌中共七大後,中國的未來將一步一層樓,有著光明的前景。可是,「騎虎難下」的人,硬是說這幅畫是反動的,是歌頌國民黨的。沈同衡已被剝奪了話語權,方的被說成圓的,黑的被說成白的,於是,他又從經濟“老虎”過渡到政治“老虎”,停職反省、隔離審查,繼而被調離上海市文聯。

另一典型則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青。他的大姐毛澤建自小就過繼給毛順生,成為毛澤東的妹妹。1937年10月,毛澤青去延安找毛澤東,自此參加革命,並化名毛萬才,而隱去真實的姓名,無人知曉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參加革命後,他一直做經濟工作。1951年5月,調任東北軍區某陸軍醫院會計股長,後又改任供應股長。

毛澤青一家數口,全憑他的微薄工資維持生活,家境比較艱難。「三反」運動的那年,同事們發現他突然“闊”起來了,身上披著毛皮大衣,腕上也戴上手錶,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顯眼,自然成為運動的懷疑對象。打虎隊的人找他談話: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沒有工作,哪裏來這麼多的錢顯擺?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從中……他很快便被懷疑有貪污行為,立即被隔離審查。此時再也不能隱瞞了,他只得拿出毛澤東的親筆信,並如實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澤青,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見自己收入低、家境差,才從自己的稿費中匯來300萬元(舊幣),讓添置日用品。毛澤青的怨屈這才得以澄清。

報里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

他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還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當時,鑒於中小貪污分子佔全體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們貪污的金額在舊幣1000萬元以下,考慮到擴大教育面,中央研究決定對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處分。在對小貪污分子的行政處分上,毛澤東也主張更寬大一些,在已規定的撤職、降級、調職、記過的處分外,他還特意加一項最輕的處分———警告,因為,這樣可以“使大多數小貪污分子減輕對抗情緒,利於團結改造”。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3月11日,政務院正式頒發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這個規定本著「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明確提出要區別對待不同類型的貪污分子:

凡貪污未滿100萬元者,只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保證永不再犯,不作貪污分子對待,也可以免於處分和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超過100萬元而未滿1000萬元者,只要情節不惡劣,徹底承認錯誤,可免於刑事處分;凡貪污超過1000萬元而未滿1億元的貪污分子,可依其情節輕重,坦白認罪態度,退贓及檢舉主動情況,分別予以適當的處分,或免刑予以適當行政處分,應儘可能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1億元以上,一般視其情節而給於不同的刑事處分,追繳貪污款物;他們之中如有主動坦白退出贓款贓物,有檢舉立功表現,也可免刑,改為行政處分。

「三反」運動已進入後期定案階段,毛澤東尤為重視落實政策,糾正運動中的錯案,指示:

「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是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關於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經審理,最後共有9942人判處有期徒刑,67人判處無期徒刑,9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42人判處死刑。「三反」已經過去60年了,回首新中國初建時期的那段鬥爭經歷,它對於樹立正氣,抵制歪風邪氣,在共產黨內部防腐拒變,樹立共產黨的威望,奠定新中國的基石等方面,無論給以什麼樣的積極肯定,都是不過分的。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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