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毛澤東的反腐決心:全國須要槍斃幾萬貪官才行

博客文章

毛澤東的反腐決心:全國須要槍斃幾萬貪官才行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毛澤東的反腐決心:全國須要槍斃幾萬貪官才行

2020年02月28日 18:20

青島市店員舉行「五反」示威大遊行圖片來源/新華社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及時地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也就兩年多的時間,毛澤東的警告言猶在耳,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就開始在黨內滋生和蔓延。毛澤東斷然決定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在黨、政、軍機關內部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開展的第一場針對自身的反腐倡廉的運動。

批轉東北局的報告

東北是中共最先奪取政權的地區,剛剛走上領導崗位的黨的一些幹部,在物質和金錢的誘惑下,便開始紛紛敗下陣來。1949年,在瀋陽市就有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的贓款竟達5億人民幣(指舊幣。1955年3月1日發行新幣,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同時,新政權中依然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官僚衙門的習氣也十分盛行。自1949至1951年,黨員中因貪污而受處分者的人數,竟一直上升,沒有下降的跡象。

東北局書記高崗最先看出東北存在著的嚴重的腐敗現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東北局的黨員幹部會議上極有針對性地作了《反對貪污、反對官僚主義》的講話。不久,東北局又正式作出《關於開展反對貪污蛻化傾向,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規定》。高崗還在東北局黨員幹部會議上做報告,第一次提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概念。

報時指示:

「茲將高崗同志於本年11月1日所作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緊接著,《人民日報》依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表《向貪污行為作堅決鬥爭》的社論,公開提出:「全國各地都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展開一個堅決反對貪污的鬥爭,來徹底消滅一切貪污現象。」

這時,各地反映黨員幹部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報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澤東在閱讀這些報告後,更加確定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決心。這種決心在他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報告的批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說:「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污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

毛澤東已堅定地認為這場鬥爭,決不是局部的區域性的鬥爭,而是「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而在閱讀了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的報告後,他的心情更是難以平靜,報告中列舉的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前任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污犯罪的事實,觸目驚心。劉青山、張子善利用職權先後動用全專區地方糧折款25億元,從修潮白河民工供應站苛剝獲利22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餘款和群眾房地補價款45億元,向銀行騙取貸款40億元。總計貪污挪用公款200億元以上(均為舊幣)。他們還勾結私商,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極大的經濟損失。

。他還及時將薄一波、劉瀾濤的報告批轉全國,並在批語中說:「華北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在決定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後,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的錯誤。現在必須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各級領導機關必須仿照實行懲治反革命條例那樣,大張旗鼓地發動一切工作人員和有關群眾進行學習,號召坦白和檢舉,並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督促和檢查。”

中共中央決定下發後,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就分別向中央提交了黨政工作人員中貪污現象及開展反貪污鬥爭的報告,毛澤東閱讀了這兩份報告,當即批轉各地,並以十分嚴厲的語氣作出批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的報告樣式,在一個月內向中央報告當地反對貪污鬥爭的情況,批語中再次強調:「發動黨內外最廣大群眾(包括各民主黨派及社會民主人士),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檢查和懲治貪污人員。」“迅速訂出自己的反貪污計劃,並開始著手發動這一鬥爭。”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由此正式開始。

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

中央各部委被發動起來,財政部、貿易部、水利部、輕工業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單位反映,初步估計貪污人數將佔機關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們貪污的方式五花八門,如:出賣財經情報;盜賣國家資財;貴買賤賣,從中謀利;侵吞公物,監守自盜;造假賬假單據;大斗秤入、小斗秤出,開稅票大頭小尾;以權謀私,敲詐勒索;受賄賂,吃回扣;報假賬吃空額等等,更有一些單位造假預算,搞兩套賬、虛報開支、損大公肥小公、以及借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

這些現象的出現,使毛澤東無比擔心和焦慮,所以,在答覆福建省委辦公廳的詢問時,他極為嚴肅地表示,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甚至說:“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根據土改、鎮反的經驗,毛澤東原以為通過疾風驟雨的群眾運動,再結合整黨整風,三反鬥爭「就一般情形來說,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隨著貪污案件的增多,他顛覆了自己的計劃,三反運動一個月的時間不能完成的,因為他注意到,這些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已遠遠地超過了他原先的估計。他氣憤地說:“有些共產黨員比國民黨還壞。”對於已經暴露出來的腐敗醜惡現象,他深惡痛絕,多次在會上指出:“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從二中全會算起,如十年內不進行三反,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說黨不會變質,只有進行三反這一條下才有可能。如不進行三反,一樣可以腐化……過去看聯共黨史,看見開除大批黨員,當時了解不深刻,現在才體會到這一點。只有這樣黨才能健康。”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是「三反」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震驚全國。劉、張都是久經血與火的生死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可是,進城掌了權後,便居功自傲起來,貪圖享樂,追求金錢和物質,切切實實地被糖衣炮彈打中了。劉、張一案極具典型的警示和教育意義,毛澤東尤為重視。1951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研究處理意見。經過慎重考慮,並徵求黨外人士意見,中共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當時,曾有人向毛澤東反映了這樣的意見,考慮到劉青山、張子善的歷史經歷,可否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毛澤東聽後深沉地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後,消息傳開,人心大快。共產黨廉潔清正、大公無私的形象,真實而具體地展現在人民的面前。當年在毛澤東領導下處理此案的薄一波,在事隔40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是那麼的意味深長,他說:

「我黨得‘三反’鬥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出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後來,我們黨也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象的鬥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驗。」

毛澤東親自抓「三反」鬥爭,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必須向中央提供「三反」報告,以便讓中央作出比較,“看出各級領導同志對這一場嚴重鬥爭哪些是積極努力的,哪些是消極怠工的(消極怠工的原因,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面不幹凈),以便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

1951年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動員,要求中央所屬各部門,在規定的時間內務必把群眾發動起來,開展揭發檢舉和坦白交代,1952年1月10日前必須向中央交出合格報告,如若不然,「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並指出,不管什麼人,“手上不幹凈的,一律撤職,撤職後不給飯吃”。薄一波還當場宣佈對三名領導幹部“撤職查辦”的決定。當日會散後,各單位連夜開會,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長、副部長,參加完團拜會就立即回去佈置運動,謝絕了所有的娛樂活動。

話聯繫,「每三天至五天通話一次,檢查各區三反進度」。

毛澤東不主張在三反的發動階段,給群眾設置過多的條條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告者不究,壓制民主者必辦。他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那些管錢管物的單位,「無論黨政軍在哪一系統,哪一機關,只要是大批地管錢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很多機關壓迫民主,群眾怨憤極深,有些機關官僚主義極為嚴重,領導都脫離群眾,鬧得不像樣子。凡此一切,均須徹底揭發,才能解決問題」。

時至一月中旬,三反鬥爭的進展,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群眾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子還沒有完全揭露出來,毛澤東著急了,立即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後止。」運動之所以發展不平衡,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黨內有人擔心,揭露出那麼多的貪污分子,會不會使基層組織癱瘓,對此,毛澤東卻毫不擔心,他說:“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資產階級堡壘不垮,我們共產黨就要垮。犧牲貪污分子和犧牲黨與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

從1952年1月中旬開始,「三反」運動進入「打虎」階段。所謂“老虎”是當時對貪污犯的通稱。當時給“大老虎”定了六條標準:個人貪污1億元以上者;貪污不滿1億元,但對國家經濟造成很大損失者;滿1億元以上的集體貪污的組織者,主謀者;貪污5000萬元以上且性質嚴重,如剋扣救濟糧,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與私商勾結盜竊經濟情報或利用職務自肥使國家損失在1億元以上者;全國解放時隱瞞各級國家財產或官僚資本未報,價值在1億元以上者等。

報中,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個省、每個城市及大軍區單位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2月4日,他又在《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做預算定指標,多少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而這正反映出毛澤東的焦慮的心情,這種心情正來源於他對新生的國家政權的擔憂。正如他在一份批語中所說:「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乾淨,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他親自審閱、修改、批轉各地報來的「打虎」計劃。如此嚴厲督責,全國的「打虎」鬥爭,這才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

志願軍十九兵團黨委在送呈的報告上說:「一般財經管理幹部中,有些單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貪污,有的單位甚至達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縣裏無好人”了,這樣不切實際的估計,當然是誇大其辭的。可是,毛澤東出於發動群眾,全面展開「打虎」鬥爭的需要,非但不批評,反而明確批示:“這種認識是合乎事實的。”本著除惡務盡的決心,依循其一貫的“矯狂必須過正”的思路,他認為:“凡對清出一批中小貪污分子就認為已經滿足已經勝利的人,必須加以批判。已收場者必須重來,一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兩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

影《梁山泊與祝英台》,以讓他的緊張勞累的身體,得以鬆弛和恢復。

「打虎」鬥爭已如毛澤東所期待的,被各級組織提到議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單位負責人會議,讓到會的主要負責人自報公議,訂出「打虎」指標,並由單位主要負責人親自動手打虎,限期具報。如果哪位負責人說本單位沒有“老虎”,那麼,他就得簽字具結,作出保證,然後,上級機關再專門派人複查,以此提醒各級領導勿要麻痹鬆懈,更不可存僥倖心理,使「三反」運動走過場。

華北軍區在運動中組織「打虎基幹隊」,專案專人,包查包打,把打「虎」專業化,在5天的時間內就查出大小老虎288隻,其中大老虎12隻,中老虎18隻(五千萬元以上)。他們的貪污款額總計為65億。華北軍區在送呈的報告中稱,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計“將來擠乾淨時,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並且斷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組織力量,突擊追查。毛澤東對華北軍區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國學習其經驗:“華北軍區過去成績甚微,經過嚴詞督責,最近五天突飛猛進,捉虎甚多,令人振奮。打虎要有一套戰術,凡已普遍展開的,就要迅速總結經驗,組織專門打虎部隊,向大小老虎突擊。”於是,全國的大小單位都成立了“打虎隊”,由那些積極性極高的隊員們專門負責搜尋、清查、批判“老虎”。

毛澤東認為,凡屬管理錢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即大老虎,鬥爭的注意力當然要引向這些部門。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那些用錢不多的機關,如宣傳、教育機關和民眾團體,就沒有大老虎,持有這種認識的人,是糊塗的。他的意見已是十分明確,打虎鬥爭包括所有領域和單位,沒有任何單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縣9個村的初步調查顯示,有貪污行為的村幹部佔33%,9個支書中7個貪污,9個村長8個貪污,其中1個村幹部貪污公糧一萬斤以上,已夠上小老虎。毛澤東抓住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鬥爭引向高潮,他說:“凡說鄉村幹部中沒有或很少貪污的,凡說鄉村中雖有貪污但是沒有老虎(當然不是說每鄉都一定有老虎),應即以香河縣的證據駁倒他。”這時,毛澤東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國黨政軍黨委發出《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嚴禁逼供信

在全國性的「打虎」鬥爭中,由於定預算“指標”,過分強調「打虎」實績,自然使各單位爭當先進,惟恐落後而受批評。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趕,也就免不了逼供,於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許多假“老虎”,無形中傷害了好人,運動明顯地出現了偏差。這裏僅舉兩則比較典型的實例。

著名漫畫家沈同衡時在上海市文聯工作,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清水衙門」的文聯,也免不了大會接著小會,白天連著黑夜,人人檢討過關。這樣的疲勞戰術使一些人終於熬不過去,只得主動“坦白”,以求“過關”,而這其中沈同衡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所交代的金額,使他成為上海市文聯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隊頭疼的是這麼大的貪污金額,竟超過了上海市美協的年度經費總額。揪出“老虎”時是格外高興,如今定案處理又缺乏證據,真正的成了「騎虎難下」。

打虎隊正一籌莫展時,意外地發現沈同衡的一幅《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漫畫,此畫發表於抗戰勝利前的重慶某報,當時中共七大已經召開。畫的內容是一座七層寶塔,一人正一層一層地向上攀登。此畫明明是歌頌中共七大後,中國的未來將一步一層樓,有著光明的前景。可是,「騎虎難下」的人,硬是說這幅畫是反動的,是歌頌國民黨的。沈同衡已被剝奪了話語權,方的被說成圓的,黑的被說成白的,於是,他又從經濟“老虎”過渡到政治“老虎”,停職反省、隔離審查,繼而被調離上海市文聯。

另一典型則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青。他的大姐毛澤建自小就過繼給毛順生,成為毛澤東的妹妹。1937年10月,毛澤青去延安找毛澤東,自此參加革命,並化名毛萬才,而隱去真實的姓名,無人知曉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參加革命後,他一直做經濟工作。1951年5月,調任東北軍區某陸軍醫院會計股長,後又改任供應股長。

毛澤青一家數口,全憑他的微薄工資維持生活,家境比較艱難。「三反」運動的那年,同事們發現他突然“闊”起來了,身上披著毛皮大衣,腕上也戴上手錶,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顯眼,自然成為運動的懷疑對象。打虎隊的人找他談話: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沒有工作,哪裏來這麼多的錢顯擺?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從中……他很快便被懷疑有貪污行為,立即被隔離審查。此時再也不能隱瞞了,他只得拿出毛澤東的親筆信,並如實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澤青,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見自己收入低、家境差,才從自己的稿費中匯來300萬元(舊幣),讓添置日用品。毛澤青的怨屈這才得以澄清。

報里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

他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還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當時,鑒於中小貪污分子佔全體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們貪污的金額在舊幣1000萬元以下,考慮到擴大教育面,中央研究決定對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處分。在對小貪污分子的行政處分上,毛澤東也主張更寬大一些,在已規定的撤職、降級、調職、記過的處分外,他還特意加一項最輕的處分———警告,因為,這樣可以“使大多數小貪污分子減輕對抗情緒,利於團結改造”。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3月11日,政務院正式頒發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這個規定本著「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明確提出要區別對待不同類型的貪污分子:

凡貪污未滿100萬元者,只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保證永不再犯,不作貪污分子對待,也可以免於處分和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超過100萬元而未滿1000萬元者,只要情節不惡劣,徹底承認錯誤,可免於刑事處分;凡貪污超過1000萬元而未滿1億元的貪污分子,可依其情節輕重,坦白認罪態度,退贓及檢舉主動情況,分別予以適當的處分,或免刑予以適當行政處分,應儘可能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1億元以上,一般視其情節而給於不同的刑事處分,追繳貪污款物;他們之中如有主動坦白退出贓款贓物,有檢舉立功表現,也可免刑,改為行政處分。

「三反」運動已進入後期定案階段,毛澤東尤為重視落實政策,糾正運動中的錯案,指示:

「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是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關於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經審理,最後共有9942人判處有期徒刑,67人判處無期徒刑,9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42人判處死刑。「三反」已經過去60年了,回首新中國初建時期的那段鬥爭經歷,它對於樹立正氣,抵制歪風邪氣,在共產黨內部防腐拒變,樹立共產黨的威望,奠定新中國的基石等方面,無論給以什麼樣的積極肯定,都是不過分的。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核心提示: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

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衝決了……他們的殘渣餘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築起這兩道堤壩嗎?--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奧斯陸大學講學,當時有數十位挪威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聽課,無法回國向胡伯伯的遺體告別。這是我終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國講學,不能恭趨墓前祭拜。現在,謹將綿綿的追思寫成此文,向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與治學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遙獻一瓣心香。

胡伯伯說:「我要給你們潑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剛進學校時,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給我精神上極大的震動。上高中時,我已經開始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感到困惑、迷惘。對照雷鋒的事迹,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選集》教導我: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我認定,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現在回想起來,36年前的想法實在幼稚可笑,帶有極「左」的成分,但那時的思想確實是真誠的,嚮往著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

在北大,我與胡德平是同班同學,平時很談得來。1963年5月,我對德平說,想給他的父親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德平非常高興,告訴我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讓我快寫,我們一起下鄉去。於是,我給胡耀邦伯伯寫了一封長信。德平告訴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興,但對我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他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後再給我回答。

這時,我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要和我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彙報到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彙報,一面在同學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我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陸平校長專門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態度對胡伯伯產生了影響。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我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他說:“我要給你們潑瓢涼水!”他要我們安心在學校學習。我們和他辯論,認為他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並引經據典,證明我們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九大以後,當時的中央要他揭發鄧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當時「九大」剛開過不久,胡伯伯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參加了「九大」,但沒有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我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九大」之前和會議中間,有很負責的人找他談,讓他寫一個“深刻的 ”檢查,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仍然可以當中央委員。可是,他沒有寫這樣的檢查。他對我說:“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麼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裏會想到能有後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自己能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們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當時的中央對他很不滿意。「九大」之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檢查,他一直頂著,沒有寫。原因不是他對自己挨整有抵觸,而是因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檢舉、揭發鄧小平同志。從1950年開始,無論是在四川,還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人家認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鄧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劃清界線。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團中央的同志們一起到河南潢川縣的黃湖農場「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療。1971年初,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常去胡伯伯那裏聊天。他極其生動地給我講述幹校生活,充滿了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的自豪和快樂,沒有絲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長的幹校勞動心得體會的稿子給我看,其中寫到與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車往返二百餘里運輸物資的情景,以及他的興奮、不服老、與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熱心情,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這篇稿子現在還能找到,希望能有機會發表,因為它是展現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貴資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訴我,他在「九大」前後拒不檢查的事還沒有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仍在逼他寫出檢查,態度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寫。他已經下定決心,靠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度過晚年(這時他的肝炎已經治好)。但是,看得出來,政治壓力讓他很苦悶,這與他談起幹校艱苦勞動生活時的開朗歡快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很為他擔憂,因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內情的北大同學告訴我:1966年6月,陳伯達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想爭取他與劉少奇保持距離,沒想到鄧小平把這封信交給劉少奇了,劉少奇在中央會議上嚴厲斥責了陳伯達,搞得陳伯達很狼狽,「劉鄧路線」就這樣開始引出來了。當時我從多種情況判斷,這位同學講的情況是真實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為鄧小平同志受過,認為這樣頂著對鄧小平同志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保護意義。

經過反覆考慮,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胡伯伯聽後,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須在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之間做出抉擇。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這樣的抉擇,因為他根本不相信鄧小平同志會反對毛主席。這時陳伯達已經垮台了,但我們都明白,對於鄧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動,毛主席是不會原諒的。胡伯伯對祿位已經視若浮雲了,但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對忠於毛主席的政治立場卻看得相當重。無論從個人的經歷,還是從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上講,他都不能對毛主席懷有二心。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檢查稿讓我看,寫的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認識。在這份檢查中什麼具體材料也沒有,只是講以前對鄧小平很敬佩,認為他沉穩、冷靜,抓大事準確,現在看來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檢查,空空洞洞,只是寫給毛主席看的一個政治表態而已。胡伯伯對我說:「不知道能不能過關,我只能寫這些了,具體的事我確實一件也不知道,總不能捏造吧!」

檢查交上去了,當然是不能讓上邊滿意,軍代表仍然堅持要把他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終因缺乏證據而未能得逞,不過在以後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暫日子,胡伯伯一直被當作異己分子而“靠邊站”,沒有任何工作的機會。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飛躍和政治選擇

胡伯伯政治態度的變化,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他一向嫌惡整人的人,在黨內鬥爭中總是迴避退讓。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他曾告訴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憑據便把新疆一位書記往死里整。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內這樣黑暗的事件,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沒有想到,6年以後,比西安的鬥爭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

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對我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驕傲了,驕傲了,自以為了不得了。驕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胡伯伯沒有說這兩句話是誰講的,在什麼時間、地點講的,但我明白他講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話在胡伯伯的心裏已經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講出這些話之後,長久地沉默不語。我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沒有問。27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6年之後的1978年,胡伯伯親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我知道,這場討論的思想基礎,他在林彪事件之後便開始逐步地奠定了。他從把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把忠於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政治靈魂和道德標準,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中堅持「愚忠」,轉到用實踐來檢驗毛主席晚年的思想與活動。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轉變是極其痛苦、艱難的。毛主席與他之間,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領袖與下級的關係,毛主席曾經許多次親手指點他如何工作,當面給了他無數的教誨。可以說,毛主席對他既有師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於特別矜重道德節操的胡伯伯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感情上,他與毛主席都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特別聯繫。

但是,面對林彪事件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悲劇,他無法不去深入思索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他無法不去考慮毛主席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還是僅僅對毛主席「愚忠」?敬愛的胡伯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選擇了尊重實踐、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與探索是極其真誠、極其堅定的,他用行動證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麼熱烈地向我講述的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和嚮往,確確實實是他的人生寫照!

胡伯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入思考,不僅導致他勇敢地發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無畏地平反冤假錯案,更表現在他堅定地、以身作則地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原則立場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這樣說,更是這樣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徹底地決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龍江的山溝里開始研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並由此逐漸涉入佛學領域,1976年11月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這時我已經調回家鄉安徽省金寨縣)。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對我粗淺的第一稿給予熱情的鼓勵。此時寫出正式的論文,我首先寄給他請求批評。

12月8日,胡伯伯給我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讚揚鼓勵我,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當時由於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顧慮,論文確實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我認為,這是此信最有價值之處,因為這是他在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僅三個月、“兩個凡是”已經初步形成的時候寫下的,從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發展的脈絡。

1989年以後,我的注意力漸漸地回到現實問題上來,特別是1992年以後,開始認識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問題。隨著認識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啟蒙老師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來也存在著封建傳統的影響,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堅決地一步一步擺脫,直到徹底決裂!

1987年春節,我去給胡伯伯拜年,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他一揮手,說:「共產黨人不讀那些!我要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當時我在心裏抱怨他: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覺悟!五六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不是胡伯伯不覺悟,而是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思想更落後,更陳舊。胡伯伯此時不讀《資治通鑒》,不是他輕視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視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資治通鑒》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讀過不止一遍。我想,識者能夠明白他當時語境中蘊含的確切意義。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國需要這樣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拋開個人因素的顧忌,敬謹發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寫給我的信。我想,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