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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開國領導人是怎樣選舉出來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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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開國領導人是怎樣選舉出來的?(圖)

2020年03月05日 17:16

1949年首屆政協會議選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等在大會主席台上

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們選舉毛澤東等開國領導人時用的選票(合訂本)和候選人名單、票箱。看著那一張張選票上的符號、字跡,眼前彷彿展現出60年前在中南海懷仁堂進行的那次史無前例的民主選舉。

一、莊嚴的選舉

1949年9月30日下午,是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最後的一次大會,全體政協代表在中南海懷仁堂內進行了兩項莊嚴的選舉,他們要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選舉共和國的開國領導人。

此前的27日,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法》。29日據此通過了關於選舉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⑴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額由本屆全體會議主席團經協商規定,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不設候補委員;候選名單通過參加本屆全體會議各單位的協商,由主席團提交全體會議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來選舉。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的候選名單,經參加本屆會議各單位協商,由主席團提交全體會議以無記名聯記的方法來選舉。⑶任何代表對候選名單有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權利。

在我館收藏的這張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的候選名單是主席團和參加本屆會議的各單位經過連日慎重協商後提出來的,委員名單按姓氏筆劃為序。作為全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最高組織的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候選名單,是事先由大會主席團與各單位協商,議定了各單位名額和候選名單草案之後,各單位又分別召開分組會討論研究,最終確定了180人的候選名單,名單是按照參加政協會議的54個單位排序的(特邀人士按9個單位排序)。

30日下午,在莊嚴而熱烈的氣氛中,大會首先進行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的選舉。周恩來在解釋「協議選舉」時說,如果大家對整個候選名單沒有疑義,則用整個名單付表決,而不用投票選舉。大會執行主席劉少奇反覆徵詢大家對候選名單的意見,大家鼓掌表示沒有異議。然後,大會將整個候選名單付表決,全場一致舉手通過。這時,執行主席再次申明,有反對者可舉手,有棄權者也可舉手,結果均無人舉手。於是宣佈全體通過,會場內頓時掌聲響起。10月9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席,李維漢為秘書長,以及28名常務委員。

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總數為198人,還有18人的保留名額,是留給待解放區的。1951年增補了達 賴 喇 嘛·丹增嘉措、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熊克武、劉文輝等18人。

大會接著進行第二項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選舉。此次會議代表總額為662名,有選舉權的正式代表共585人。當日出席大會的代表638人,缺席24人,其中正式代表563人,缺席22人(其中2人空額,14人列名缺席,6人請假)。按規定,各單位正式代表缺席時,由本單位候補代表遞補。但缺席正式代表中有特邀人士6人,因特邀人士均為正式代表,無候補代表,無法遞補;某單位正式代表1人缺席,僅有候補代表1人也缺席,無法遞補;國外華僑正式代表3人缺席,候補代表2人中1人缺席,有2人無法遞補。加起來有9個名額無法遞補,因此實際參加投票的代表人數為576人,符合選舉規定。

午夜時分,共和國的領導人仍然興緻勃勃,他們留下來開預備會,推舉政府人選,決定在明天的會上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這個歷史性的公告將由毛澤東起草。

10月1日清晨,毛澤東拿著公告草稿來到西花廳,與同樣徹夜未眠的周恩來共同商討公告的內容和措詞,之後立即送印刷廠。

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員宣佈就職,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會議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施政方針。會議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署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政府機關,執行各項政府工作。

接著,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政府公告,但張治中卻提出了意見:「委員56人一語太簡單了吧,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體委員名字都寫上呢?」真是語驚四座,須知當時公告已經印好,馬上要在開國大典上宣讀了。但毛澤東卻欣然表示同意說:“好,把56個委員的名字都寫上去,可以表示我們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大家聽了都鼓掌表示同意。

看看這個委員名單吧:

——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吳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聶榮臻、周恩來、董必武、賽福鼎、饒漱石、陳嘉庚、羅榮桓、鄧子恢、烏蘭夫、徐特立、蔡暢、劉格平、馬寅初、陳雲、康生、林楓、馬敘倫、郭沫若、張雲逸、鄧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習仲勛、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張冬蓀、龍雲。

這56人幾乎包括了當時中國所有贊同新民主主義、為自由民主奮鬥的知名人士和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各方面實力人物,它在國內外的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下午3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由於來不及重印,稿子上臨時貼了一張字條。毛澤東一再叮囑負責新聞發佈的新華社記者李普:「你小心這張字條,千萬不要弄丟了。照此發表,不要漏掉了。」 字條上抄的就是56個委員的名字。

三、500人的堂堂陣容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任命了政務院的副總理、政務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及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的負責人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委員、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和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的副檢察長和委員,以及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的主任、副主任。同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宣告成立。政務院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領導下的國家政務最高執行機關,軍事方面則屬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及其下設機構中,大批黨外民主人士擔任了領導職務。當時政府各機構負責人的任命,事先都經過了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充分協商。

在6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人是黨外民主人士;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有27名黨外民主人士,佔總數的48.2%;政務院副總理4名,郭沫若、黃炎培是黨外民主人士,佔2人;政務委員15人,黨外民主人士佔9人;政務院所屬的34個委、部、會、院、署、行的正職中,黨外民主人士佔14席;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中,程潛任副主席,3名黨外民主人士任委員。

在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著名民主人士幾乎都安排了相當的職位;一批在科技、教育、經濟、文化等方面素有聲望、有能力的名人,也被安排擔任了政府機構的要職。中央人民政府一心要廣納更多的雖沒有參加打江山卻能幫助坐江山的有用之才,著名教育家、民建領導人黃炎培曾立志要一生務實,不做官,在北洋時期他兩次拒絕了教育總長的任命,為勸說他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兩次登門與他長談。周恩來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於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有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黃炎培終於同意出任是職。曾拒絕執掌國民黨政府農林部的著名林學家梁希也在周恩來的盛情邀請下出任了林墾部部長。

這些標誌著民主黨派和黨外民主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根本變化,他們不再是在野黨,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的參政黨和參加者。由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由各革命階級各民主黨派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構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這個政府的主要政治基礎,這個政府是真正的經由民主協商民主選舉產生的革命人民大團結的人民政府。

截止到10月底,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各機構的負責人員基本任命公佈,總數達到533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空前強大的陣容。

文章摘自《共和國的記憶》作者:中國國家博物館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發行之前設想的是,金杯公司有5萬職工,一人買1股,就有500萬了,結果職工幾乎不買。在公司以外賣股票,則更加艱難。無奈之下只得「內部消化」,號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廠長、經理來購買

1988年9月8日,初秋的陽光籠罩著與中南海一牆之隔的22號院,這裏駐紮了十幾個國家機關單位。

下午兩點,人們陸續走過機關食堂時,卻發現一件稀罕事。 幾個工作人員在門口支起桌子,忙不迭地向路過的人熱情推銷著一種薄薄的紙片。食堂門口還貼著一張海報:瀋陽金杯公司發行股票。

股票是啥?人們好奇地在海報前停下腳,不過真正掏錢的不到十人。沒有料想,22號院裏的這樁「稀罕事」,幾天後卻演變成中國股票史上的大事件。

9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佈了一條消息,題為《中南海里購股票》。嗅覺靈敏的外國媒體紛紛跟進,金杯汽車當時的領導者趙希友還因此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

當天上午,得知此事的國務院總理向國務院辦公廳發問:「誰在中南海里賣股票了?」

失實。趙希友被叫到北京寫了一周的檢查。幾位買了金杯股票的機關幹部都退回了股票。風波並未就此平息,社會上很快掀起了一場「黨政機關幹部可否買股票」的大討論。

1988年,中國股份制正嘗試從民間探索的幽幽曲徑,走向政策許可的大道。然而,面對社會上充斥的爭議,股份制的命運有些撲朔迷離。只是,股份制的先行者們,並沒停下腳步。「股份制不是突然從天而降,是無數探索之後,自然而然走出的一步。」趙希友感言。

那些值得回憶的嘗試

21年過去,「在中南海賣股票」的風波,已成為中國股票史上的標杆。年逾古稀的趙希友卻很平靜,在他心中,這場風波只是金杯在整個80年代的最後一個大膽嘗試。

1983年,瀋陽市準備將農機汽車工業局成建制地改造為一個企業性公司。「當時國內都在探索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這是全國第一個試點。」

趙希友滿懷憧憬地投身這場改造,發現這是一個破爛不堪的攤子。「工廠四面透風,四處漏雨。工業局旗下雖然有96家與汽車相關的工廠,但整個資產少得可憐,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加到一起,只有1.9億。」

急於改變窘狀的96家工廠,按照企業化的經營模式折騰了一年。意料之外,國家經濟委員會考察後,在《人民日報》頭版刊文稱:「瀋陽農機汽車工業局用一年時間賺回了一個同等規模的公司。」試點讓人看到了希望。1984年,瀋陽成立了專門的汽車實體公司---瀋陽汽車工業公司(金杯的前身),不久,董事會成立,趙希友出任董事長。

接下來的幾年並不輕鬆。「我們常常無所適從。」趙希友說,沈車嘗試了各種方式的探索,有些領域竟走到了全國前列:在全國第一個做租賃性經營,大企業裏面第一個做資產經營責任制,也是在全國第一個採取“破產倒閉”的做法,比國內破產法出台還要提前兩年。

鉚足了勁要「自力更生」,但面對著設備落後、技術力量薄弱等現實難題,特別是汽車工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非常短缺,公司里一些解放初期就參加工作的老黨員發起牢騷:我們很拚命,為什麼效益總是這麼低?

困惑難解,趙希友決定去國外看看。日本的豐田公司震撼了他。「本來是一個規模很小的紡織企業,突然擴張,不是因為攢夠了錢,而是利用了全社會的投資。」而在美國、德國的考察中,趙希友發現各大公司都無一例外地採取了股份制。

找到「法寶」的趙希友,一回國就向上級提出“沈車要搞股份制試點”。此時,他才得知,從1980年開始,國內一些地區就悄悄用上了這個「法寶」。

「那時候搞得比較熱鬧的,有深圳的寶安、上海的飛樂、成都的蜀都、北京的天橋。」參與早期股份制設計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表示,當時中央對“股份制”並沒有任何政策暗示,但也沒有禁令。

股份制就這樣自下而上地醞釀起來,但因理論落後於實踐,一直處於民間探討的狀態。「直到1987年10月十三大召開,才有了一個初步結論,股份制可以搞。會後就開始組織一些單位試點。」時任國家體改委生產體制司司長的孫效良說。

有了高層支持股份制的明確信號,1988年3月,瀋陽市批准了趙希友提出的創辦規範化的股份公司這一建議。5月,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80年代最後一個大膽嘗試開始了。

進京惹風波

1988年7月,金杯公司向全社會發行了總價值一億元的股票,每股100元。然而,股票發行不久卻陷入僵局。

趙希友回憶,發行之前設想的是,金杯公司有5萬職工,一人買1股,就有500萬了,結果職工幾乎不買。在公司以外賣股票,則更加艱難。人們都覺得是冒險。

無奈之下只得採取「內部消化」,號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廠長、經理購買。當時第一個租賃經營金杯公司汽油泵廠的廠長林方一人買了10萬元股票,他把此舉當成了捐贈。

為完成「大廠買一二萬元,中型廠要一兩千元,小廠則幾百元」的任務,廠長、經理們絞盡腦汁。“有的廠用企業獎勵基金貼現,原本100元一股,職工買算70元,工廠貼30元。後來有的甚至貼50元。”趙希友說。即便如此,發行量還是不到總數的一半。

此時,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們紛紛齊聚瀋陽,發起了一場「股份制經濟研討會」。金杯的領導層由此生出一個想法:何不將剩餘的股票拿到思維活躍的北京去賣?

9月,瀋陽金杯派出幾個代表來到北京。當時的國家體改委一位處長熱心幫忙張羅,把賣股票的地點選在了體改委辦公地22號院。

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那個下午,發行人員像地攤小販那樣,對每位路過的人反覆解釋,最後總共只賣出2.7萬元。

海外上市的冒險之旅

無論政策如何波折,爭議如何繼續,1991年,全國股份制試點的實踐已相當普遍,而理論界對此的認識也漸趨統一。「股份制能不能搞下去,並非取決於反對它的人,而是它自身能否規範。」劉紀鵬說。

1992年2月,原國家體改委在深圳召開「股份制企業試點工作座談會」,參會的試點企業表達了迫切的願望:“不是因為外國有,而是我們改革到這個份上了,不改不行。”

一個月後,國家體改委成立了股份制三人小組,負責起草股份制試點意見。作為小組成員之一的孫效良記得,當時對具體怎麼搞不是非常清晰,只有不停地下基層試點,廣泛調研。5月,國家體改委發佈《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及「兩個規範意見」,還相繼發佈了12個配套文件。

有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股份制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實踐被擺上了檯面。

也就在這一年,金杯開始了又一次冒險之旅。10月9日,英文縮寫「CBA」的華晨—金杯股票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交易,大批投資者爭相遞交申購單。500萬股被搶購一空,股價迅速從16美元上揚至20美元。

金杯由此被人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家在國際上發股票的公司」,然而,發行不久,就有高層領導表示不滿,趙希友為此趕赴北京,做了第二次檢討,原因是沒有經過批准。“這件事情本身就做法來講確實有缺陷,因為我們是夜行軍。結果搞得很複雜。”

「夜行軍」的做法是,7月24日金杯股票在國內上市後,就秘密開始實施一個計劃:到世界金融中心上市。趙希友發現美國投資資金過剩,而金杯在國內募集的資金遠遠不夠。

這個「天方夜譚」的計劃最終得到肯定。當年10月末,江澤民接見趙希友,對他說:“金杯接通了中國與美國乃至世界金融的管子。”

當趙希友一波三折地完成了金杯的海外上市之旅,孫效良則開始為一場更大規模的海外上市之旅精心準備。

當時,香港聯交所主席赴內地考察,向朱 基提出,能否找十幾家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朱基表示贊同,認為今年就要爭取十幾個。而當時正趕上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明確指出「有人說股票是資本主義的。我們在上海、深圳先試驗一下,結果證明是成功的。」

一個被稱為「內地香港證券事務聯合工作小組」的臨時機構就此誕生。“在低調工作了9個月後,我們搞出了一套法律文件,一套會計文件,一套上市方式、方法的文件。”孫效良說。

1993年,青島啤酒率先在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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