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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開國領導人是怎樣選舉出來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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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開國領導人是怎樣選舉出來的?(圖)

2020年03月05日 17:16

1949年首屆政協會議選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等在大會主席台上

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們選舉毛澤東等開國領導人時用的選票(合訂本)和候選人名單、票箱。看著那一張張選票上的符號、字跡,眼前彷彿展現出60年前在中南海懷仁堂進行的那次史無前例的民主選舉。

一、莊嚴的選舉

1949年9月30日下午,是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最後的一次大會,全體政協代表在中南海懷仁堂內進行了兩項莊嚴的選舉,他們要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選舉共和國的開國領導人。

此前的27日,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法》。29日據此通過了關於選舉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⑴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額由本屆全體會議主席團經協商規定,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不設候補委員;候選名單通過參加本屆全體會議各單位的協商,由主席團提交全體會議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來選舉。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的候選名單,經參加本屆會議各單位協商,由主席團提交全體會議以無記名聯記的方法來選舉。⑶任何代表對候選名單有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權利。

在我館收藏的這張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的候選名單是主席團和參加本屆會議的各單位經過連日慎重協商後提出來的,委員名單按姓氏筆劃為序。作為全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最高組織的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候選名單,是事先由大會主席團與各單位協商,議定了各單位名額和候選名單草案之後,各單位又分別召開分組會討論研究,最終確定了180人的候選名單,名單是按照參加政協會議的54個單位排序的(特邀人士按9個單位排序)。

30日下午,在莊嚴而熱烈的氣氛中,大會首先進行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的選舉。周恩來在解釋「協議選舉」時說,如果大家對整個候選名單沒有疑義,則用整個名單付表決,而不用投票選舉。大會執行主席劉少奇反覆徵詢大家對候選名單的意見,大家鼓掌表示沒有異議。然後,大會將整個候選名單付表決,全場一致舉手通過。這時,執行主席再次申明,有反對者可舉手,有棄權者也可舉手,結果均無人舉手。於是宣佈全體通過,會場內頓時掌聲響起。10月9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席,李維漢為秘書長,以及28名常務委員。

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總數為198人,還有18人的保留名額,是留給待解放區的。1951年增補了達 賴 喇 嘛·丹增嘉措、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熊克武、劉文輝等18人。

大會接著進行第二項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選舉。此次會議代表總額為662名,有選舉權的正式代表共585人。當日出席大會的代表638人,缺席24人,其中正式代表563人,缺席22人(其中2人空額,14人列名缺席,6人請假)。按規定,各單位正式代表缺席時,由本單位候補代表遞補。但缺席正式代表中有特邀人士6人,因特邀人士均為正式代表,無候補代表,無法遞補;某單位正式代表1人缺席,僅有候補代表1人也缺席,無法遞補;國外華僑正式代表3人缺席,候補代表2人中1人缺席,有2人無法遞補。加起來有9個名額無法遞補,因此實際參加投票的代表人數為576人,符合選舉規定。

午夜時分,共和國的領導人仍然興緻勃勃,他們留下來開預備會,推舉政府人選,決定在明天的會上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這個歷史性的公告將由毛澤東起草。

10月1日清晨,毛澤東拿著公告草稿來到西花廳,與同樣徹夜未眠的周恩來共同商討公告的內容和措詞,之後立即送印刷廠。

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員宣佈就職,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會議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施政方針。會議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署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政府機關,執行各項政府工作。

接著,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政府公告,但張治中卻提出了意見:「委員56人一語太簡單了吧,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體委員名字都寫上呢?」真是語驚四座,須知當時公告已經印好,馬上要在開國大典上宣讀了。但毛澤東卻欣然表示同意說:“好,把56個委員的名字都寫上去,可以表示我們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大家聽了都鼓掌表示同意。

看看這個委員名單吧:

——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吳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聶榮臻、周恩來、董必武、賽福鼎、饒漱石、陳嘉庚、羅榮桓、鄧子恢、烏蘭夫、徐特立、蔡暢、劉格平、馬寅初、陳雲、康生、林楓、馬敘倫、郭沫若、張雲逸、鄧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習仲勛、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張冬蓀、龍雲。

這56人幾乎包括了當時中國所有贊同新民主主義、為自由民主奮鬥的知名人士和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各方面實力人物,它在國內外的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下午3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由於來不及重印,稿子上臨時貼了一張字條。毛澤東一再叮囑負責新聞發佈的新華社記者李普:「你小心這張字條,千萬不要弄丟了。照此發表,不要漏掉了。」 字條上抄的就是56個委員的名字。

三、500人的堂堂陣容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任命了政務院的副總理、政務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及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的負責人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委員、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和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的副檢察長和委員,以及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的主任、副主任。同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宣告成立。政務院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領導下的國家政務最高執行機關,軍事方面則屬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及其下設機構中,大批黨外民主人士擔任了領導職務。當時政府各機構負責人的任命,事先都經過了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充分協商。

在6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人是黨外民主人士;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有27名黨外民主人士,佔總數的48.2%;政務院副總理4名,郭沫若、黃炎培是黨外民主人士,佔2人;政務委員15人,黨外民主人士佔9人;政務院所屬的34個委、部、會、院、署、行的正職中,黨外民主人士佔14席;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中,程潛任副主席,3名黨外民主人士任委員。

在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著名民主人士幾乎都安排了相當的職位;一批在科技、教育、經濟、文化等方面素有聲望、有能力的名人,也被安排擔任了政府機構的要職。中央人民政府一心要廣納更多的雖沒有參加打江山卻能幫助坐江山的有用之才,著名教育家、民建領導人黃炎培曾立志要一生務實,不做官,在北洋時期他兩次拒絕了教育總長的任命,為勸說他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兩次登門與他長談。周恩來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於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有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黃炎培終於同意出任是職。曾拒絕執掌國民黨政府農林部的著名林學家梁希也在周恩來的盛情邀請下出任了林墾部部長。

這些標誌著民主黨派和黨外民主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根本變化,他們不再是在野黨,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的參政黨和參加者。由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由各革命階級各民主黨派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構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這個政府的主要政治基礎,這個政府是真正的經由民主協商民主選舉產生的革命人民大團結的人民政府。

截止到10月底,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各機構的負責人員基本任命公佈,總數達到533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空前強大的陣容。

文章摘自《共和國的記憶》作者:中國國家博物館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陶鑄(左)和曾志(右)、陶斯亮(中)合影

陶鑄是怎樣成為「第四號人物」的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會議的最後一天(即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佈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卻是一個需要加以說明的問題。到現在為止,關於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版本。

第一種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據他說:“在選舉常委時,鄧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來將鄧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常委名單的排列次序卻是她定的。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為什麼還升了,過去第七位,現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陳伯達的後面。她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陶鑄厲害,調上去。本來陶鑄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調到了第四位。”

對王力的這種說法,許多人(包括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認為,是瞎說,開玩笑,不足信,江青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況且江青對陶鑄也不會那樣有好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江青曾鼓動陶鑄揭發和批判鄧小平、劉少奇,遭拒絕,她正耿耿於懷,怎麼會為提高陶鑄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種版本是陳伯達兩位秘書的回憶。他們說,在醞釀常委名單時,陳伯達位次「第四」。陳自覺自己不行,他特別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澤東表示:“我書生氣十足,這個位置對我不合適。”毛澤東對他說:“你去掉書生氣不就行了嗎?”陳仍忐忑不安,他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信,要他們向毛澤東說明自己不適合這個位置。秘書感到很為難,這種事他們怎麼能做和敢做呢?他們又說,對這個問題,周恩來也表示了意見。周恩來跟毛澤東說,我如外出,誰來代替我?鄧小平已犯錯誤,不能代替,恐怕還是陶鑄好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於是就把陶鑄從後面提到了陳伯達前面。

陳伯達的這兩位秘書的說法,尚未見諸文字。當筆者跟比較知情的人議論陳伯達推讓「第四位」的問題時,他們認為不一定可信。

第三種版本是《周恩來年譜》和《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書中的說法。《周恩來年譜》載: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把原列於第七位的陶鑄勾到列於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苦撐危局》中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這種說法於實、於情、於理都比較可信和可靠。

第四種版本即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她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原來陶鑄排在較後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的「第四號人物」的來歷。對此,陶鑄說過:“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後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陳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是否還有其他版本,筆者目前還沒有看到。從這幾種版本看和進行比較:(一)王力的說法,即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根據江青的意見定的,不可信,不可傳;(二)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可能還徵求了林彪的意見)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商定的,這恐怕是事實,也符合情理。(《黨史博覽》2003年第6期)

陶鑄與轟動一時的「換頭術」事件

「文革」時期,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有一些照片被“換頭”或“切頭”的事例。“造偽者”的動機很複雜:他們有的是出於無奈的好意,有的則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書寫歷史的不二法則。“出於無奈的好意”的,如陶鑄被毛澤東提升為「第四號人物」之後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鑄是位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一幅1966年天安門城樓上的領袖照片中,周恩來在講話,陶鑄則立於毛澤東的右側,毛的左側則是林彪,由此可見其地位。此前,陶鑄由鄧小平推薦,從廣東調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塊。如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他居然會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也沒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發和批判劉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來保護了一批老幹部,特別是對介紹和提議讓他來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陶鑄更是用心良苦:當時他分管宣傳口,在審查國慶17周年的新聞照片時,他指示必須要有鄧小平的頭像,結果,新華社進行了技術處理,即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之中,隱去了一位領導人的頭像,換上了鄧小平的頭像。

對於此事,後來《陶鑄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中說:當時,「陶鑄依然真誠地按黨的原則辦事,他認為:劉、鄧即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黨的總書記。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例如,這一年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照例要有一張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新華社一定要有鄧小平的照片。新華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鑄的指示,以技術處理做了補救,他們將一幀照片的一位同志隱去,將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補過來,這就是後來被‘四人幫’列為陶鑄的一大‘罪狀’,大肆渲染轟動一時的所謂‘換頭術’事件。」陶鑄夫人曾志也在《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的文章中回憶說:此事之後,“主席與少奇的那張(照片),江青也子虛烏有地指責是陶鑄拼接成的。”

顯然,這對已經與陶鑄鬧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則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顆“倒陶”的“炸彈”。不久,江青等開始向陶鑄發難,認為他執行了“劉、鄧路線”,並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有意安排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劉、鄧的照片;毛澤東也用非常嚴厲的語言批評陶鑄“很不老實”,再加上這時又獲得了陶鑄是“叛徒”的誣陷材料,這也就讓一貫痛恨“叛徒”的毛澤東痛下決心。於是,繼劉、鄧之後,又搞掉了第三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也即“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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