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系列活動第六期於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著名學者、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金沖及在這次講座中，回顧了“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歷史發展畫卷。講座的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曾有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於權力鬥爭。金沖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這個話是很說不通的，我們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的權力當時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誰能夠跟他的聲望與權力相比？不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個人的權力，那用不著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那樣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站不住了。
那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麼？他到底錯在哪裏？我們要吸取哪些教訓？下面我們摘編講座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小標題為編者加。
本期文史大講堂的現場視頻及文字實錄將在近期發佈，敬請關注。（人民網文史頻道 吳皓）
毛澤東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鄧小平跟法拉奇的談話里說了那麼幾句話，他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
為什麼毛澤東那時候提出要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在他看來，頭腦里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中央領導層中，對有的問題的看法也並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產到戶，批判很突出的一條是「單幹風」。當時有的同志提出的還不僅僅是包產到戶，提了分田到戶。大家知道包產到戶所有制不改變，是管理制度的變化。分田到戶，那就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當然提出來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為權宜的臨時措施，但這對毛澤東來講，這可了不得了。當時國民經濟比較快地恢復，毛澤東就感到原來有些人對困難估計得太嚴重了。
另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這些黑暗面要被作為一個階級來打到。他批在什麼地方呢？是當時農業機械部的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寫了一封信，他說，我這一次到洛陽拖拉機廠去蹲點，我知道了許多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有很多老幹部在我們取得了政權以後，他就處在當權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權為所欲為，這樣發展下去社會主義的企業就可能會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薄一波在信上批,這是個問題，它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就在這個上面批，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種狀況不改變，“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本主義打倒。”當時「四清」裏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報告。當時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還有一個就是彭德懷再次上書，他認為是「翻案風」。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講，毛澤東曾經跟她說了那樣一段話，「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文革」開始那一年，他73歲，他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國家改變顏色，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跟阿爾巴尼亞一個代表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和幾個人講，剛才講的幹部問題，現在幹部那麼多人，我們也不可能都認得，誰了解他，只有群眾了解他，只有發動群眾，充分來揭露，揭露來以後，在他看來，你是正確的，說一說也沒有壞處，將來再重新出來。不好的，這樣就可以發現，把它去掉。他還說，杜勒斯要把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寄託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們發動紅衛兵，讓他們年輕時候經過那麼一場鬥爭，當時稱為反修的鬥爭，他們長大了就能夠知道中國如何避免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他是這樣的一套想法，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犯了兩個非常極其的錯誤
那個時候已經進行了「四清」了，搞過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為什麼還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辦法只是枝枝節節，他說“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種方式。
但是，毛澤東犯了兩個極其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是他把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問題的性質判斷錯誤。
他把這些問題認為都是要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尤其是他認為他不在了，今後國家會不會變顏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裏面提到，“混進了黨內、政府內、軍內、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分子，有朝一日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改變顏色。”實際上，這種看法完全是混淆敵我、混淆是非，把問題估計得太嚴重了。「四清」時就講，看來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當時少奇同志還補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擋不住。當時就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嚴重。
第二個是採取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它的黑暗面，但這個黑暗面怎麼來消除，這要靠發展社會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採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東西。毛澤東當時發動群眾，一開始可以讓「群眾來一個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沒有正確的引導，中國6億人口的國家，情況複雜，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我們的經歷可以看到，往往因為在社會上，那時候是社會主義真正特權者人數很少，無非是待遇高一點兒，有的還有一點特權，一個是領導幹部，另一個是高級知識分子，你現在號召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下，以前凡是自己覺得不得志的，幾乎都起來了。從我所接觸到的事情來看，平時所謂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來一下惡性的大爆發。在中國，如果不加引導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這個裏面渾水摸魚，製造很多事件。毛澤東的那個階級鬥爭，想通過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等等，完全是錯的，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些錯誤認識，集中地形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另外那個時候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也有許多年輕人是出於對他的崇拜而起來「造反」的。由於集體領導的破壞，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發展到個人專斷，也使得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糾正錯誤，所以導致讓悲劇的發展到達到一切、全面內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非常嚴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澤東關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檔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過的文件，畫過一道線的都保存著，而且附件都還在，人家的來信、報告，附件也在。那麼多的檔案看下來，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麼多的錯誤，但有很多事情情況的發展，往往並不是他所預期的，甚至於有相反的。比如說時間搞多久。
我在檔案中看到的，一開始毛澤東並沒有想到會延長到十年之久，但頭兒一開，只能是按局勢的發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在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再多一些時間。1967年1月全面奪權開始，他說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2、3、4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還要長。全面奪權以後，各地的武鬥愈演愈烈。
對於武鬥，毛澤東很吃驚，他跟很多外賓講，「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後，時間越拉越長，到1969年要開九大了，他覺得這是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轉折了，所以討論文件時說，“文革小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屆二中全會又發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澤東又開始病得很厲害。
大家知道，高文謙寫了一本《晚年周恩來》，他在序言裏面講，周恩來死了以後，毛澤東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澤東喪盡天良，怎麼能幹這件事兒。問張玉鳳，因為放鞭炮的是張玉鳳。她說：大家看毛主席是偉大領袖，我們天天伺候著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總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後，毛報過一次病危。在那時候的1月底，當時北京沒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處響起鞭炮聲，毛看著人家都回去過年了，說就你們幾個陪我這個病人，你們也拿兩個鞭炮去放放。高文謙說的彷彿也有根據，周恩來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澤東是1月份說的讓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質都不一樣。現在很多人搞這些花樣，什麼手段都有， 「謊言說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國人可能習慣了，只要是排成鉛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講，覺得至少是無風不起浪，不會是憑空來的。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林彪集團成員
本文摘自《共和國大審判》，王文正口述 沈國凡采寫，新華出版社出版
在北京西郊軍用機場
同年9月5日和6日，林彪、葉群先後得到周宇馳、黃永勝的密報，獲悉了毛澤東主席察覺林彪在密謀奪權的談話，決定對在旅途中的毛澤東主席採取謀殺行動，發動武裝政變……經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審判，終於搞清了林彪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幕後策劃情況。除了我與你合作的那本《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上所披露的內容之外，還有一些內幕，我在這裏必須作一些補充，因為它們一直都未曾公開過。這起事件得從1971年9月11日夜晚，在北京西郊軍用機場的一次密謀開始說起。這是機場旁邊一間極不起眼的小平房。當天黑下來之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這裏組織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空軍司令部作戰部部長魯珉和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等人在此召開秘密會議。這裏，正在策划著一場震驚全國的巨大陰謀。
林立果一副十分自信的樣子，對那幾個老軍人說：「現在情況很緊張，馬上要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會議以前要開三中全會，三中全會一開，首長（林彪）就不佔優勢了。現在首長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要把'B52'搞掉」。
林立果接著又對其他幾個軍人說：「'殲七'打不成，就看魯珉部長在碩放第二次攻擊，再不成，讓陳勵耘派強擊機轟炸。碩放有的是炸藥……把炸藥往鐵路上一擺，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被稱為「B52」的正是毛澤東主席，這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在陰謀活動中所使用的代號。擔任打頭陣的江騰蛟代號為"殲七"。
為什麼林彪集團想謀害毛澤東主席呢？
因為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不斷深入，林彪意識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勢力發展有超過自己的趨勢，為此圖謀提前「接班」。為什麼林彪會有這個想法呢？
原來他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江青的野心在當時都絕難實現，但是要毛澤東主席將自己的位子馬上讓出來，讓他提前「接班」，那也是絕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反革命集團決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1971年3月，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上海制定了武裝政變計劃，取名為《"571"工程紀要》。3月21日，林立果根據《"571"工程紀要》建立"指揮班子"計劃。在上海召集江騰蛟和七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王維國、七三五○部隊政治委員陳勵耘、南京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秘密開會，指定江騰蛟為南京、上海、杭州"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的負責人。有誰能夠想到，在全國人民以狂熱的熱情投入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懷著虔誠之心保衛毛澤東主席的時候，這位被稱為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主席"，為著個人的權力，竟向黨的領袖伸出了罪惡之手。經特別法庭最後判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犯有四個方面的罪行：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三、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對這些事件只有特別法庭的審判結果才是最具有權威性的。這件令國人震驚的事件，經特別法庭認真嚴肅的審判，現在都已經真相大白。
2. 竊取毛主席南下情報
這個空軍黨辦調查小組是什麼呢？這個小組就是以林立果為首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組織的「聯合艦隊」。面對著即將覆滅的命運，林立果指揮「聯合艦隊」進行最後的掙扎。
1971年9月7日，江騰蛟家的房門被輕輕地敲響了。
他打開房門，見來找他的人是周宇馳。
周宇馳受林立果之託，送來了一份材料。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長沙會見廣州軍區負責人劉興元和丁盛時的講話。
話打到顧同舟家裏，向他了解傳達的內容。顧同舟將自己了解的情況告訴了於新野。
這些內容包括：十次路線鬥爭；三項基本原則；三條方針；強調幹部多讀一點書並且加強路線鬥爭的教育；不要老婆當秘書；不要搞吹捧，對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強軍隊的軍事訓練，軍隊要防止驕傲等。這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次情報搜集活動，他們通過這些講話，了解毛澤東主席的動向，以及有關的各種思想。於新野連夜將記錄作了整理，送給周宇馳。
話，說：「昨天晚上於新野記錄的我們都看了，林立果副部長也看了，我們非常感謝你。林立果副部長說，要你整理一份文字記錄，派人送到北京來。」既然是林立果副部長要這份材料，顧同舟不敢怠慢，立刻趕著將這份材料整理好。一場秘密竊取毛澤東主席行動和情報的活動，就這樣開始了。
這份重要的材料由誰送去比較穩妥呢？顧同舟自然得找一個十分可靠的人才行。在顧同舟對這個人還未考慮成熟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為什麼林彪集團對竊取毛澤東主席的這次談話如此感興趣？在此之前，毛澤東主席就已察覺了林彪一夥迫不及待妄圖篡黨奪權的野心，對其已有所防範。林彪眼看著接班人的位子很難保住了，便開始策劃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活動。其實，林彪、江青這兩伙反革命集團為了達到他們各自的政治目的，早就相互勾結在一起了。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形成了一個反革命聯盟」。"兩案"中，除已經死亡的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六名主犯外，這次特別法庭判處的十名主犯，林彪這一邊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江青這一邊是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陳伯達，陳伯達這個人同林彪、江青所犯的罪惡都分不開。在這十個人中，除江騰蛟之外，其他九個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都是舉世矚目的人物。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此曾說過，林彪、江青一夥"做賊是一致的，分贓有矛盾"。就連林彪集團主犯之一的邱會作都說："林彪是副統帥，江青是旗手，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事實也確實如此。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江青、葉群和吳法憲勾結，指使江騰蛟搜查上海鄭君里、趙丹等五位文藝界人士的家。後來，江青掛著一台照相機，來到林彪工作室，為這位野心家拍了一張讀毛主席書籍的相片。這張照片沖洗出來後，登在1971年7~8兩期合刊的《解放軍畫報》封面上，江青還為此取了個很響亮的標題《孜孜不倦》。光頭林彪一副裝腔作勢讀書的樣子--這就是他們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傑作。顧同舟最後決定派他的妻子張亞青親自去送這份材料。
9日下午，張亞青乘坐空軍三十四師的飛機直飛北京。
1971年9月7日下午，已經看過周宇馳送去的材料的林立果，在北戴河空軍療養院對空軍黨委辦公室調查小組的陳倫說：「我們馬上返航，回北京……現在艦隊進入一級戰備」。這個空軍黨辦調查小組是什麼呢？這個小組就是以林立果為首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組織的「聯合艦隊」。面對著即將覆滅的命運，林立果指揮「聯合艦隊」進行最後的掙扎。
右起：王秉璋、林立果、李作鵬、林彪、黃永勝
林彪的「九·八」手令
江騰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後，當即表示三條：「為了正義，為革命，堅決干」。林立果十分高興，就安排說："你到上海作第一線的指揮，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騰蛟當即表示："一定堅決按首長和你的指示辦。"上海市公安局送達王文正關於林彪死黨王維國材料的便箋。
1971年9月7日，周宇馳根據「首長」的指示，將毛澤東主席對廣州軍區領導人的談話給江騰蛟看過以後，就向他傳達了「首長」關於謀害毛澤東主席的陰謀計劃。周宇馳說："看起來他們要動手了，如果他們這些人上了台，我們就完了，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如先下手為強。他（指毛澤東主席）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要回北京過國慶，我們看在經過上海的時候，就可以在上海動手。"江騰蛟提出由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來干。
王維國當時任駐滬空軍第四軍政委，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手中握有很大的權力，也可以想辦法調動空軍，由他來干這件事情當然是可以的。可是，這卻遭到了周宇馳的反對。
周宇馳認為：「王維國不行，王維國太粗糙，這個人太粗。」江騰蛟最後決定自己親自上陣。
江騰蛟是1930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他為什麼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干出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罪行呢？江騰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駐滬空軍第四軍政委提升為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他在南空機關內部大搞宗派活動。「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安插親信，排斥異己，煽動一些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南空司令員聶鳳智打倒，而且要"揪出聶鳳智的黑後台"，矛頭直指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1967年，掀起"揪軍內一小撮"時，抄了許世友的家，使許世友無法正常工作，被迫躲進安徽大別山南京部隊的後方農場。1968年，由於江騰蛟在南京軍區反軍亂軍，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嚴厲批評。毛澤東指示："對此人不能重用。"此後，江騰蛟被免去了南空政委的職務。
就在這時，林彪卻對他加以保護，特地在家中接見了江騰蛟，並私下封官許願。江騰蛟對於林彪的這種「信任」真是感恩戴德，給林彪寫了不少的效忠信。林彪一家也看中了江騰蛟，認為這樣的人可以成為他們忠實的鷹犬，並通過吳法憲對其進行包庇重用。我在參加預審工作時抄下來一封信，是江騰蛟寫給林立果的，從這封信就可以看出江騰蛟對於林彪家族的效忠程度。信是這樣寫的：
立果同志：苦思數日，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語言可以表達我感激首長、主任和你的心情。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教導我的，指點我的，保護我的，是誰呢？是首長，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嗎？能不天天念嗎？我能不以實際行動報答嗎？！……
夠了，夠了，一個參加革命數十年，現已五十多歲的「將軍」，竟然卑躬屈膝地要接受一個二十多歲的林立果的"教導"，這正暴露了江騰蛟在權力慾火炙烤下醜惡的靈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就是這樣招降納叛的。
從此，江騰蛟對毛澤東主席懷恨在心，死心塌地賣身投靠林彪，積极參加林立果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小艦隊」的陰謀活動，並充當了急先鋒。1971年9月8日，江騰蛟根據林立果的指示來到首都西郊機場。
林立果帶著周宇馳早已在那裏等他了。
林立果從身上拿出一張紙條來給江騰蛟看。
江騰蛟接過看了一下，只見上面用紅色鉛筆寫著：「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執行」。江騰蛟看完之後將紙條還給了林立果。
這就是林彪實行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手令--「九·八」手令。
這份絕密的手令是林彪集團實行反革命政變的鐵證，後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乘直升機外逃時，隨身帶走了這份手令。當直升機迫降的時候，周宇馳為毀滅罪證，將這份手令撕碎扔掉了。
可是，這份手令最後還是在法庭上向被告作了展示，關於這份手令復原的過程，我與你在那本《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中已作了全面的介紹。江騰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後，當即表示三條：「為了正義，為革命，堅決干」。林立果十分高興，就安排說："你到上海作第一線的指揮，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騰蛟當即表示："一定堅決按首長和你的指示辦。"安排完後，林立果走到另一個房間，看見一棵靈芝草，就拿過去送給江騰蛟，並要他好好保重身體。
人民領袖神機妙算回北京
毛澤東不愧是時代的偉人，他縱觀風雲變幻，明察秋毫，對於各種政治動向了如指掌，早已識破了林彪一夥的陰謀詭計。就在林立果一夥夢想著實現他們的陰謀之時，桌上的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9月9日上午，同樣在西郊機場，同樣在那間極不起眼的平房裏，由李偉信在裏面看電話，林立果、王飛、周宇馳、江騰蛟四人在一起研究，主要是繼續昨天晚上沒有研究完的問題。在8日晚上，林立果、江騰蛟一夥就如何謀害毛澤東主席的事情進行了仔細的商量，可是未能達成一致性的意見。所以，今天上午又叫江騰蛟和王飛參加，繼續進行策劃。林立果講了三條：第一條辦法是用火焰噴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澤東主席的專用列車。
第二條辦法是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打毛澤東主席的火車。
第三條辦法是要王維國趁毛主席接見他時帶上手槍，在車上動手。
可是，8日晚上的這三條計劃都被否決，大家討論後覺得都不妥。因為這樣的行動，非同小可，必須得萬無一失，否則後果難以想像。在9日繼續研究時，周宇馳提出是不是採取炸鐵路的辦法。可是，也有人認為不妥。
王飛提出，是不是採取開會的辦法。
這時，周宇馳就問江騰蛟：「油庫能不能爆炸？」江騰蛟說："油庫能不能爆炸我不清楚，但是油庫可以燃燒，因為虹橋曾經發生過一次油庫燃燒事件。"周宇馳說："油庫燃燒起來也是很了不起的，趁那個混亂之機動手，謀害毛主席。"接著，就由江騰蛟畫了一張從油庫到將來毛澤東主席停專列位置的地圖，交給周宇馳。周宇馳看過之後，將圖轉給了林立果。
9日下午，除林立果、周宇馳、王飛、江騰蛟、於新野之外，又新增加了關光烈，這夥人繼續在老地方，研究從關光烈哪個部隊裏面調火焰噴射器到上海去，以及如何調動部隊到北京協助王飛攻打釣魚台的問題。江騰蛟看到王飛在看一封信，就走過去，一看竟是林彪寫給黃永勝的。
後來，法庭上投影和宣讀了這封信。
信的內容是：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可與王飛同志面洽。
林彪接著，這夥人就研究了這次行動的密語：「如果毛主席已到了上海的話，就說王維國因病住院了；如果毛主席離開了上海，就說王維國已經好了，出院了」。周宇馳對江騰蛟說："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話，於新野跟你去，他全都有。"於新野在一旁，對於所作的決定都認真地作了記錄。
林立果說：「如果在上海動手的話，有線電、無線電同時使用，無線電發電報的時候，就發王飛轉空軍黨委，以這樣的辦法發，有線電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線路佔住，不讓別人用。」林立果將關光烈介紹給其他幾個人之後，就直截了當地對關光烈講了兩個問題："第一，把你們那個師的火焰噴射器調到上海，交給他（指江騰蛟）指揮。第二，你們調一個營到北京來，協助王飛率領空軍警衛營攻打釣魚台"。林立果指出，林彪的決心已定，並佈置說："就在上海搞，如果'B52'住在機場，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噴射器干，住在市裡就叫幾個人用手槍干，不出車站就在車站裏干。"江騰蛟表示同意林立果的意見，但在具體方案上只同意在機場和市裡這兩個方案。9月11日晚飯後，在北京西郊機場的那間平房裏，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魯珉四個人，又在一起研究行動方案。這次主要是研究魯珉到碩放去指揮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另一套行動方案。
林立果強調：「以檢查為名，到那裏去，借口說有些壞人坐著毛澤東主席的火車到處搞陰謀活動，對碩放就這麼講。」江騰蛟認為："如果這樣講的話，李世英真可能幹。"李世英是當時駐碩放的第十五師的師長。
林立果聽後覺得有道理，一再強調：「到那個地方主要是炸鐵路橋，那裏有炸藥」。一場令中國人民震驚的謀殺即將開始。
毛澤東不愧是時代的偉人，他縱觀風雲變幻，明察秋毫，對於各種政治動向了如指掌，早已識破了林彪一夥的陰謀詭計。就在林立果一夥夢想著實現他們的陰謀之時，桌上的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林立果聽完電話之後得知，「B52」到上海後立刻改變行程，此刻他的專列已經過了上海。林立果炸碩放鐵路橋的方案還未來得及實行，毛澤東的專列就已經平安地到達了北京丰台車站。9月13日，林彪見反革命陰謀已經敗露，乘機叛國外逃，最後墜毀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一場妄圖謀害毛澤東主席，竊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陰謀宣告徹底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