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彭德懷最後的日子:喃喃自語訴委屈 夢裏大喊「沖啊」

博客文章

彭德懷最後的日子:喃喃自語訴委屈 夢裏大喊「沖啊」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彭德懷最後的日子:喃喃自語訴委屈 夢裏大喊「沖啊」

2020年03月11日 17:46

1953年,毛澤東和彭德懷

1955年,周恩來、彭德懷在中南海同工作人員交談

更多相片

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幹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裏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葯就用什麼葯,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裏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彭德懷被批鬥

百團大戰,彭德懷在前線指揮戰鬥,距離敵人只有500米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後,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獃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裏,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裏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裏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裏,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裏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些話他反反覆復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

夢中大喊:「沖啊!同志們……」

有時,他會突然變得很沮喪,獃獃地望著窗口投射進來的一束光線發愣;有時,他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或許是沉浸在回憶里;有時,他會獨自流下眼淚,嘴裏不停地念叨著舊事。

「主席,你什麼時候變得聽不得不同意見了呢?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啊!你過去的寬宏大量到哪兒去了呢?你被左傾路線排擠的滋味難道不記得了?你批評王明搞‘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譏諷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難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變了!」

我們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裏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啊!」

我負責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裏,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葯,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消滅敵人!沖啊!同志們……」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總感覺他有一肚子的話要跟毛澤東訴說,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見毛澤東!」我們醫生、護士愛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說什麼,只好這般安慰他:“情緒不要過於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

他反倒把聲音提得很高,兩眼直盯著專案人員及看守戰士手裏的筆記本,「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

 腳趾從鞋的破洞裏露出來

他陷入了極度的激憤和悲傷之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個人默默地凝視著昊昊蒼穹,默默地承受著痛楚和厄運……

彭德懷依然十分關注政治舞台上的風雨陰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後,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之間,他隱隱約約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義憤填膺地說:“林彪居心叵測,他的許多話是別有用心的,他提出什麼‘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不是什麼創造,是製造混亂。”“他還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政治,這簡直是糟蹋毛澤東思想!不知毛主席聽了有何感想?”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咽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他面色鐵青,獃獃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渾身瑟瑟顫抖,目光獃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戰士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裏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戰士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戰士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脊背,彷彿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獃獃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鍾,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主席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著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葯!」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彷彿是從他胸腔里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里傳出。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著,張著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撲過來,他不願意、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人間!或者,他心裏有無窮無盡的遺憾,他有滿肚子話要對決定他命運的人訴說,他還想多看一眼他為之奮鬥終生的共和國的大地和天空!

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著,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著這個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一位指揮千軍萬馬鏖戰大江南北,為民族解放事業縱橫捭闔,為人民利益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共和國元帥,就這樣默默地走了,共和國毫無動靜。

他的名字將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主席正與阿沛·阿旺晉美親切交談。1951年5月2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參加和平談判的西藏代表團,並於當晚舉行盛大宴會。班禪額爾德尼也參加了晚宴,阿沛·阿旺晉美和班禪額爾德尼分別坐於毛主席的左右

1949年春天,隨著國民黨軍事力量在大陸的失敗和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就連遠在拉薩的西藏統治者都很清楚,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即將失去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指日可待。共產黨勝利的消息傳到拉薩,西藏統治者們產生了嚴重的悲觀,他們認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對於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威脅遠遠大於國民黨。」

據《桑頗訪問記》記載:「在拉薩,人們開始考慮逃亡印度,他們把貴重物品轉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廟中,寺廟開始購買印度的盧比。」“我記得,自己家中就裝滿了一袋盧比,並放在桌子上,一旦發生意外就可以隨時逃走……”

表達了敬意。11月23日,毛澤東和朱德回電班禪額爾德尼,表示「西藏是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的,而“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

實際上,西藏當局可不是這麼想的,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局」發了一封異想天開的信給毛澤東,表達了西藏方面的立場:

共產黨總統帥毛澤東閣下:

西藏是觀世音菩薩教化之地,已成為宗教興旺發達的美好地方,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一直享有著獨立自主的權利,從未喪權於外國。由於與中國的青海、新疆兩省接壤,請您不要讓共產黨的軍隊越過邊境,侵入西藏的領土。您若能向手下官員下達此項命令並認真執行,我們才能放心。西藏的一些領土,近年被中國佔據,希望在您結束中國的內戰後,能夠通過和平談判的途徑解決。

與此同時,西藏當局希望英美協助西藏達成抵禦共產黨「入侵」的目的,並派出“使團”。對此,1950年1月20日,外交部發言人就西藏問題發表談話,表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指責西藏當局的“外交活動”是叛國。由於雙方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完全不同,軍事衝突無可避免。

印度的裝備給西藏當局打了氣

1949年4月23日,南京政府覆滅,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此時印度的尼赫魯政府已經預測到了解放軍入藏將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於是他們決定向西藏當局提供軍事支持。6月,印度向噶廈政府交付了一大批武器裝備,包括布倫機槍144挺,斯坦機槍168挺和1260支步槍和大量子彈,藏軍隨即開始招募新的部隊,擴充軍力,藏軍從14個代本(相當於團)擴充到17個代本,希望阻擋解放軍的前進步伐。這些新式武器使得西藏當局有了和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底氣。

與此同時,西藏發生了「驅漢事件」,7月11日、17日、20日,藏軍分三批將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全體人員和其他國民政府人員及家屬還有一些漢族商人共130多人押解到印度邊境,迫使他們返回內地,並對外宣稱,這是為了防止共產黨人,這一事件表明了西藏當局企圖獨立的野心。

第一次軍事衝突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人民解放軍當年的任務之一就是解放西藏。」同時,傳到昌都的情報說,人民解放軍已經進抵漢人控制的康區與西藏控制的康區的交界處——金沙江西岸。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號召西藏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方案,並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當局既不能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也不可能指望從英國或美國那裏得到外援。在這種情況下,西藏當局被迫派出代表去北京進行和談,這樣會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台。解放軍發動突然襲擊,一舉搗毀了這座電台。據逃回昌都的話務員描述:「我在無線電收發站內向窗外觀看……他們已到了這裏,有好幾百人,他們一齊湧進電台的院子裏。我告訴了在電台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繼續發報,因而遭逮捕。他們已經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個食品櫃裏,他們始終沒有打開看過。當晚我就爬出來逃走了。」拉魯得到消息後並沒有表現出驚慌,他念經祈禱了一會兒之後,便命令駐紮在昌都東北部大約5天路程的玉樹邊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馬上帶領他的軍隊返回昌都。其部隊紀律非常嚴明,著重儀錶,是藏軍中的一支精銳部隊。

拉魯希望調集一支精銳部隊,向玉樹的解放軍發起反擊,解救報務員,奪回電台,並且對解放軍備戰給予沉重打擊。他認為解放軍初來乍到,對康區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這是發動突然襲擊最佳時機。然而,事件並沒有按照拉魯的計劃發展。鄧柯地區的康巴人欺騙了穆恰代本,沒有把解放軍的確切方位告訴他,使他的部隊中了解放軍的埋伏傷亡慘重。

在噶廈政府看來,他們在鄧柯戰役中奪取了戰術性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他們打退了解放軍的攻擊,此戰證明藏軍能夠同解放軍較量。

而解放軍方面可不這麼看。第18軍軍長張國華在1950年8月5日西南軍區研究昌都戰役的作戰會議上提出:「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可全線通車,在瀘定以西能集中300輛汽車,甘孜、德格間集中5000頭氂牛,所需冬衣、乾糧、攜帶燃料等8月底可運新津,9月和10月再由汽車、馬車運800萬斤糧食、物資到甘孜,則昌都戰役可以在10月間實施」。西南軍區於8月5日、14日連續向中央軍委作了當年實施昌都戰役的報告。

詢西南局:「今年如能進到昌都當然是很好的,問題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長道路是否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築通車;(二)昌都能否修建機場及是否適於空投;(三)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鬥力,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這方面你們有足夠估計否。我們對於以上幾點尚不清楚,請分析電告為盼。」 西南局於20日複電毛澤東稱: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築;飛機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築機場尚無確切情報;對於藏軍的戰鬥力,根據與藏軍的第一次軍事接觸做出評估:“我們曾以兩個連同敵人一個代本打了一仗,以一個排衝垮敵人一個代本”,張國華認為,藏軍在昌都地區只有5000-6000兵力,且駐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18軍4個團又2個營,加上玉樹方面、察隅方面少數部隊的配合,是夠用的”。

和平希望的破滅:格達活佛的意外死亡

白利寺的格達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視作和平的希望。當時,格達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往昌都遊說,進而準備前往拉薩說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

格達活佛早在1936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軍長征路過甘孜時,就與共產党進行過接觸,到了1949年,共產黨勝利在望時,格達活佛便派出4名使者繞道甘肅、青海前往北京去拜見朱德。朱德對格達的使者給予了熱情接待,並讓他們回去時捎信告訴格達活佛:人民解放軍很快就要到甘肅了,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50年7月24日,格達活佛到達昌都會見了總管拉魯,他勸說拉魯,「中國共產黨反正都要解放西藏,因此寧願採取和平的方式而不應訴諸武力。如果拉薩政府企圖與共產黨抗爭,那不但會造成生靈塗炭,而且還會導致佛教和寺院的毀滅。」他帶來了共產黨提出的三點和平建議:1.西藏必須承認其為中國的一部分。2.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的邊境地區必須部署人民解放軍。3.西藏必須斷絕同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切聯繫。格達對拉魯說,如果西藏接受這些和平建議,解放軍就沒有必要進軍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維持。拉魯把這些和平建議提交給了拉薩當局,拉薩方面回復說“可以考慮這些建議”。

報務員福特殺害的。無論如何,格達活佛的死阻斷了雙方的談判,也堅定了中央軍委發動昌都戰役的決心。

 阿沛· 阿旺晉美就任昌都總管

正當這個戰和難定的關鍵時刻,拉薩當局委派阿沛為昌都總管,接替拉魯。阿沛的態度在他前往昌都途中對所遇到的官員發表的言論中有所反映。據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員回憶,阿沛曾對他說,「西藏鬥不過中國共產黨,因為漢人擁有最新式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有素、身經百戰的官兵。」“他確信設法進行談判、達成和平的解決辦法要比武力對抗好得多”。

新任的昌都總管阿沛與拉魯的主張大相逕庭,拉魯傾向於進行武力抵抗,不管有沒有成功的可能都要誓死抗爭。阿沛則傾向於妥協,他認為沒有必要激怒解放軍,拆除拉魯修築在山頂上的防禦工事。不久,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

據拉魯回憶,阿沛剛到昌都不久就提出,他認為昌都這個地方太小,沒有必要由兩名噶倫共同駐守管理,他建議拉魯離開昌都到玉樹南部瓊布色達去開闢一個新的作戰根據地,而他則留駐昌都。阿沛的行事頗像那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總督”葉名琛。面對解放軍大兵壓境,阿沛判斷失誤,導致了昌都戰役完全按照解放軍的設想進行。

台被搗毀之後,在拉魯的一再請求下,阿沛從拉薩帶來了兩部手提式無線電收發報機,可是他決定不在金沙江沿岸邊境地區設置這兩部電台。於是拉魯帶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則留在昌都閑置著。在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之前,福特試圖說服阿沛將那部閑置未用的電台送到戰略要地類烏齊去,以便能夠及時迅速地收到有關拉貢昂達撤退路線的情報,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絕。隨著9月底的到來,許多人都推測冬季的臨近意味著中共軍隊可能不會發動進攻,從而使藏軍逐漸放鬆了警惕。

勢如破竹的昌都戰役

與西藏方面的舉棋不定、臨陣換將、佈置失當相比,人民解放軍則佈置十分周密。9月13日,18軍黨委發出昌都戰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隊恪守政策紀律,團結藏族人民,發揚吃大苦耐大勞精神,嚴格節約糧食,保證「戰役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全勝」,“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

1950年10月5日,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部隊渡過金沙江,向昌都地區的藏軍陣地發動大舉進攻。人民解放軍兵分四路,形成鉗形攻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藏軍進行包抄,準備切斷藏軍南部和中部兩個方向的退路。直到10月12日早晨,拉薩當局才得知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的消息。為了避免西藏境內的恐慌和動亂,拉薩當局決定封鎖消息。

在昌都,隨著解放軍相繼攻克崗拖渡口、讓松多和芒康等地,從這些地區逃跑回來的藏軍官兵接連不斷地帶回戰敗與傷亡的消息,昌都的形勢急轉直下。面對這種形勢,昌都的西藏官員們再度懇求阿沛與拉薩方面聯繫交涉,請求恩准他們逃往洛隆宗。

與此同時,解放軍 154團和青海騎兵支隊實施外線遠距離大迂迴,在高原上縱橫跨三個省區(西康、青海、西藏),14天走了約1500華里,穿過橫斷山脈,兩渡金沙江和瀾滄江,在甲藏卡和類烏齊等地擊潰藏軍,由於連續行進,許多戰馬死亡,不少騎兵變成步兵,終於在既定時間內到達昌都以西稱為「五路口」的恩達,完成了大迂迴包圍的任務,並準備好從西往東堵擊由昌都撤出的藏軍。

在正面戰場,10月7日和8日,人民解放軍分別在幾個渡口陸續渡過金沙江,迂迴部隊和跟進的北線左路主攻部隊渡江時未遇藏軍抵抗,北線左路和南線攻擊部隊在德格崗托和巴安(現巴塘)西北之宋瓦卡美兩個點渡江時遇阻強攻,雖傷亡較大,但都很快渡江成功。渡江後,北線左路主攻部隊在小烏拉等地遇到藏軍較強的抵抗,藏軍在強大攻勢下被殲滅或棄陣潰逃。為了不給藏軍喘息機會,各部隊忍受著空氣稀薄、饑寒、勞累等痛苦,日夜兼程,連續作戰,連戰皆捷。崗托方向的北線左路攻擊部隊在追擊中,於同普之足雍將大股藏軍殲滅。南線之53師157團,殲藏軍近一個甲本(相當於連)。在人民解放軍的政治攻勢和政策感召下,藏軍第九代本主官格桑旺堆於10月11日率部起義,寧靜(現芒康)和平解放。

到10月16日,解放軍的兩支部隊,一支從芒康,另一支從江達向前推進,如人無人之境。這時藏軍無力抵抗,準備棄城西撤。此時,撤退的道路還沒有被切斷。16日傍晚,從類烏齊來的一位信使帶來了解放軍正接近該鎮的消息,昌都與拉薩的交通即將被徹底切斷,於是阿沛便請求拉薩當局准許其繳械投降或率部撤退。次日,拉薩方面發來了要他率部撤退的命令。到了17日,阿沛召集手下的官員們說,如果不馬上離開昌都,就會成為解放軍的俘虜。除留下少量軍隊焚毀軍火庫,阿沛及其他官兵在天亮之前離開昌都。

台所在地時,碰上了赤門代本的兩名如本,他們對福特說:「趕快騎著馬逃跑吧……你不能返回昌都的鬧市區,假如你想這樣做,他們會殺死你!」

此時,迂迴的人民解放軍不費吹灰之力便攻克了類烏齊,隨後又進行急行軍,目的在於趕到十字路口處切斷阿沛的退路。藏軍官兵在天黑以後沿著險峻而狹窄的小道急速向拉貢山關推進,於當晚10時到達拉貢山關。從山關下到山腳他們又花費了3個小時,從山麓到拉貢昂達還需要走幾個小時,此刻,每個人心目中所考慮的問題都是解放軍是否已經到了十字路口。阿沛派了幾名隨從騎馬前去偵探此事,得到的情報是:中共軍隊早在幾個小時以前就已到達拉貢昂達。實際上,類烏齊剛被攻佔,解放軍第154團的約100名騎兵和步兵便以每天約50英里的行程全速向前推進。藏軍的退路已被切斷,阿沛決定與其進行無效的抵抗不如繳械投降。他命令全體人員退到附近的祖古寺,並委派森本堪布和卡日巴去找解放軍,表示願意投降。他們剛出發沒多久便碰上了一支解放軍偵察部隊,於是便把他們帶到了祖古寺。他們帶來了一柄表示投降的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後來他們竟拿不出象徵投降的東西了。1950年10月19日,解放軍俘虜了阿沛及其手下的全體藏軍2700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

此時,解放軍用肉食和蔬菜款待聚集在祖古寺的藏軍官兵,讓他們飽餐了一頓,並對這些西藏人說,他們的使命和職責是友好地款待他們而不是傷害他們。隨後西藏官員們都被送回昌都,被拘留關押起來,而藏軍士兵則每人領到一個大洋然後讓他們解甲歸田。殲滅了藏軍主力部隊之後,解放軍長驅直入,沒有遭到任何抵抗。10月22日,解放軍攻佔了洛隆宗;10月27日,攻佔碩般多;10月31日,解放軍攻克了邊壩宗。

昌都戰役歷經19天,先後打了20多仗,共殲滅藏軍5700餘人,計有5個代本全部,3個代本大部。1個代本起義。俘虜代本以上高級官員20餘名,俘獲在藏軍中服務的英國人福特、柏爾及2名印度人。

中央人民政府從一開始就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昌都戰役顯示了解放軍無可匹敵的戰鬥力,也消滅了西藏當局手中唯一可戰之兵。昌都戰役後,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一片混亂,攝政達扎不體面地下台,達賴喇嘛提前親政。達賴親政後,即於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權代表5人前往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談判,再次打開了和平之門。

簽訂「十七條協議」

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到北京談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協議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贊成和擁護。

5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了來自西藏的5位和談代表。阿沛代表達賴喇嘛向毛澤東獻禮,並呈遞了達賴喇嘛寫的親筆信。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啊!你們完成了一件大事。根據《協議》中央政府會幫助你們發展政治、經濟、文教各方面的事業,絕不會像清政府、北洋軍閥、國民黨那樣剝削你們。」毛澤東扳著指頭說:“你們看一年兩年不行,看十年八年總會看清楚我們共產黨是什麼樣子的吧。”晚上,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慶祝西藏和平解放。

毛澤東主席,表示「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班禪和堪布廳也發表聲明,指出協議“完全符合中國各族人民,特別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順利進駐拉薩。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