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澤東接著痛斥此事，譴責肇事的極「左」派。他直言，「這在政治上毫無辯護的餘地。」他又繼續批評「極‘左’思想」，說自己是「中間派的激進分子」。
毛澤東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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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對我說：「你是八點鐘的太陽。」我那時只有32歲，不明白這番美言。郭沫若解釋道：「中國人把一輩子分成三部分，35歲前是青年，35到55歲是中年，56歲以上稱老年。我對周恩來說，應該還有另一類，75歲以上尊為‘超級壽星！’」但郭沫若接著說，這聽起來很像「超級大國」。
郭沫若向我問起費正清，及埃德溫·賴肖爾。費正清是哈佛的終身教授，與我共事。郭沫若說費正清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的老朋友，後來又到了上海」，「費正清的日語很好，因為他出生在日本，父親曾在日本傳教。」當我提起郭沫若早年翻譯過包括歌德和尼採在內的作家作品時，他說：「如今我們不讀這些人的書了。」當我談到中國的小說，他只提了古典著作《紅樓夢》和《三國演義》等，暗指現代作家尚未做出巨大成就。
郭沫若的創作風格激情洒脫、氣勢恢宏，令無數中國人折服。他陪我到會場時，談到了他最感興趣的語言改革。他說：「拉丁化是理想的解決方案，但很難推廣實施。50年代的孩子把拉丁文字寫在漢字旁邊，但當他們開始寫漢字時，就把拉丁文字忘了！」【漢字拉丁化方案指漢語拼音方案，1955—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註，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譯者注】
當然比起解放時期，現在讓中國人識字是當務之急。郭沫若說：「繼續簡化漢字也許是更好的辦法，在普通話完全普及之前，我們不再考慮拉丁化了。不然，中國會分裂成不同的國家，各自說不同的語言。」
我曾讀過梁漱溟著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於是我向郭沫若問起這位作者。郭沫若的評價是：「他是一位受佛教影響的哲學理想主義者。」新中國成立前，郭沫若與梁漱溟就是否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發生過衝突。郭沫若說，「人們說梁漱溟是一個心平氣和、溫文爾雅的人，但40年代無黨派人士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梁漱溟上來要打我。他在為美國辯護。我覺得馬歇爾想束縛住我們的手腳，幫助國民黨。如果誰想去見馬歇爾，他們應該清楚馬歇爾的真正意圖。梁漱溟不想那樣說，因為他不相信是那樣。他用胳膊肘撞我的肋骨，大聲叫道，‘你自己去和他說！’」
1964年我曾來過中國，在這之後中國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動蕩後，視覺上看到的變化卻很少。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佈局幾乎沒有變化。毛澤東曾使全國上下充滿了高昂的政治熱情，現在他們又重新陷入混亂；體制變革沒能持續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運動，但幾乎沒有制定增強國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計劃。
紅衛兵偏離毛澤東的指示進行造反，造成社會混亂不堪。在工廠和學校值勤的士兵建議建立新的軍隊領導，解散紅衛兵。於是形勢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轉，社會恢復了秩序。但我發現60年代末的政治運動影響了經濟發展，大批知識分子受到迫害。郭沫若告訴我，他後悔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我也知道，中國失去了亞洲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支持。
一個重大的外交政策轉變可以從王府井的變化中反映出來。一座雙層磚砌的防空洞從王府井書店一樓開始修建，向地下和兩旁延伸。施工期間書店部分關閉。這一措施當然是為防備來自蘇聯的威脅。防空洞竣工時，整個書店恢復營業，防空洞的入口是隱蔽的。外交部一位官員告訴我說：「我們建造的防空洞要把全體北京人都保護起來。」
本文摘自：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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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澤東和彭德懷
1955年，周恩來、彭德懷在中南海同工作人員交談
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幹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裏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葯就用什麼葯，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裏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彭德懷被批鬥
百團大戰，彭德懷在前線指揮戰鬥，距離敵人只有500米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後，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獃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裏，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裏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裏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裏，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裏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些話他反反覆復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
夢中大喊：「沖啊！同志們……」
有時，他會突然變得很沮喪，獃獃地望著窗口投射進來的一束光線發愣；有時，他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或許是沉浸在回憶里；有時，他會獨自流下眼淚，嘴裏不停地念叨著舊事。
「主席，你什麼時候變得聽不得不同意見了呢？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啊！你過去的寬宏大量到哪兒去了呢？你被左傾路線排擠的滋味難道不記得了？你批評王明搞‘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譏諷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難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變了！」
我們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裏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啊！」
我負責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裏，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葯，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消滅敵人！沖啊！同志們……」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總感覺他有一肚子的話要跟毛澤東訴說，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見毛澤東！」我們醫生、護士愛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說什麼，只好這般安慰他：“情緒不要過於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
他反倒把聲音提得很高，兩眼直盯著專案人員及看守戰士手裏的筆記本，「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
腳趾從鞋的破洞裏露出來
他陷入了極度的激憤和悲傷之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個人默默地凝視著昊昊蒼穹，默默地承受著痛楚和厄運……
彭德懷依然十分關注政治舞台上的風雨陰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後，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之間，他隱隱約約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義憤填膺地說：“林彪居心叵測，他的許多話是別有用心的，他提出什麼‘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不是什麼創造，是製造混亂。”“他還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政治，這簡直是糟蹋毛澤東思想！不知毛主席聽了有何感想？”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咽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他面色鐵青，獃獃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渾身瑟瑟顫抖，目光獃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戰士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裏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戰士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戰士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脊背，彷彿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獃獃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鍾，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主席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著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葯！」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彷彿是從他胸腔里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里傳出。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著，張著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撲過來，他不願意、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人間！或者，他心裏有無窮無盡的遺憾，他有滿肚子話要對決定他命運的人訴說，他還想多看一眼他為之奮鬥終生的共和國的大地和天空！
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著，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著這個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一位指揮千軍萬馬鏖戰大江南北，為民族解放事業縱橫捭闔，為人民利益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共和國元帥，就這樣默默地走了，共和國毫無動靜。
他的名字將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