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杜月笙
6。
杜月笙
台播音勸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擔任新組建的浦東棉花運輸會常委，負責支前。八一三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1萬多元買了1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八一三抗戰後期杜月笙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光餅20萬隻。謝晉元為此致函杜月笙轉告廣大市民：「最好購買救國公債，或捐助現金，作全國抗戰犧牲官兵之撫恤，以免浪費而切實際。」杜月笙在抗敵後援會期間經手籌募的錢款是大量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事後蔣介石認為杜在抗敵後援會中曾有“賠墊”，特撥了現款10萬元作為“補償”。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時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的杜月笙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對共產黨表示了合作的態度。
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
八一三抗戰期間如何收容、安置越來越多的難民也是必須予以及時解決的重大問題。杜月笙對此極為重視，認真予以辦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協會負責人的身份參加了上海市救濟會。嗣後因難民越來越多，設於仁濟堂的市救濟會辦公處的工作人員猛增至100餘人，難以照常開展工作。杜月笙獲悉後即同意將救濟會辦公處遷至浦東同鄉會二樓，使該會「一切均上軌道」。
杜月笙還直接參与了部分軍事行動。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久，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合謀，利用幫會組織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9月間杜月笙通過恆社發出通告，號召願意參加實際抗日工作的恆社社員踴躍報名加入該會。一些恆社骨幹在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後與軍統組織接上了關係，其中於松喬當上了軍統上海行動股股長。在蘇浙行動委員別動隊的5個支隊中第一、二、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支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幫會關係而被拉去參加的。11月10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後猛攻南市，次日夜間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別動隊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後改組為忠義救國軍。上海淪陷後，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鎖長江的計劃。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杜月笙和孟小冬
全國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執行機關。杜月笙等27人被推選為絕交委員會執行委員。10月19日上海銀行業根據絕交委員會的決議通知各行庄停止對日匯兌證券交易時，杜月笙主持的中匯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單位一體照辦。
杜月笙認為，「戰爭的最後勝利，不在軍隊一時之進退，不在一時軍事佔領之廣狹，死傷之多寡」，只要“我國力戰不已，則無論戰在沿海、戰在沿江，或戰在內地，我國皆在勝利之中途也”；“任何事業、任何鬥爭，誰能持久，誰能得到最後勝利”。為了爭取最後勝利，杜月笙在上海淪陷後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巨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拋下了所有的家屬，與宋子文、俞鴻鈞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工作。
台與上海保持聯繫，對上海的情況了如指掌。杜月笙利用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合法身份在港設立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和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藉以暗中幫助軍統開展工作。1939年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薛耕莘赴港，兩次到杜月笙處介紹上海的複雜情況。杜月笙介紹薛與軍統特務王新衡會面，薛根據杜月笙的意見在會面時向王表示：「決不與日偽方面發生任何關係，並儘可能與重慶政府人員保持聯絡，遇有重大問題隨時商量處理」。薛耕莘從杜月笙、王新衡處領了貼補旅費回滬後，曾掩護過軍統、中統在上海設立的秘密電台。
當時國民黨上海市地下黨部的大部分委員在汪精衛的引誘拉攏下投逆，參加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對此極為震怒，下令重建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1939年8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奉命潛入上海，收拾殘局。杜月笙事先為吳開先安排去上海的路線，指定在滬管家萬墨林就地接應，並為吳提供住處和自備汽車。無奈吳開先在上海住了半年，遲遲打不開局面。1940年夏吳開先返渝述職途經香港，對杜月笙談及國民黨在滬派系眾多協調不易，杜月笙當即提議中央設一總的機構，全盤負責上海的地下工作。蔣介石很快採納了這一建議，決定成立以杜月笙為主任、吳開先為書記長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統一指導在滬的國民黨、三青團、軍統、中統以及幫會組織。蔣介石還通過吳開先傳達他的口信，“上海的陣地是不能失的，以後請月笙先生多偏勞了”。蔣介石讓杜月笙當此重任是因為杜在上海有潛伏勢力可資利用，更與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精衛集團有關。
1939年11月杜月笙從留滬門徒徐采丞處獲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後，急飛重慶向蔣介石彙報。返港後杜與高、陶代表黃群接觸面談後再次飛抵重慶向蔣彙報，請示機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離滬赴港。不久陶希聖滯留在上海的3個孩子亦經杜月笙、萬墨林的籌劃抵達香港。1月21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約」由中央社公開曝光，此舉沉重打擊了汪精衛賣國集團，全國各地紛紛掀起討汪運動。蔣介石為此特撥款20萬元給杜月笙，以資酬勞。
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建立後採取各種辦法迫使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虞洽卿等人離滬赴渝，制止了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對上海巨大的人力資源免為敵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吳開先後來在回憶中稱「終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銀錢業較知名之士，無一敢冒不韙而參加敵偽之金融組織者。此事第一由於孔庸之部長之運用得力；第二應歸功於杜月笙先生之鼓勵成功」。
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暫時罷手。1940年10月杜黨策動傅筱庵的廚師朱升源殺死傅筱庵，在此之前，「新亞和平促進會」負責人張嘯林賣國資敵，“不聽從好友杜月笙之勸，反而與梁鴻志、陳群等逆勾結，向敵獻媚……破壞抗戰及派人赴港刺杜月笙”，結果被軍統聯絡的私人保鏢林懷布擊斃。杜月笙對於這個老把兄之死一直諱莫如深，但還是對人透露過，“這一定是陳默他們交給林懷布的，由我的徒弟殺了我的老把兄，論江湖義氣，我實在站不住道理！”
1940年12月上海統一委員會總交通萬墨林被76號汪偽特務機關誘捕以及1942年3月上海統一委員會書記長吳開先被日軍逮捕後，杜月笙均盡全力打通關節進行營救。吳開先承認，杜月笙為了營救他「個人耗費三百萬元以上」。深知杜月笙與蔣介石有著特殊關係的日本侵略者為了利用杜月笙，試圖通過杜引誘蔣介石集團和談，故意對杜月笙網開一面。萬墨林和吳開先兩人最後都是日本軍方同意釋放的。同樣，1943年杜月笙籌設通濟公司，計劃從上海等淪陷區運去棉紗，再從國統區運進日軍所需要的戰略物資，派駐滬代表徐采丞就此與日本交涉時也沒有遇到大多的麻煩。杜月笙此舉是經與戴笠商議，得到蔣介石認可的。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遭受日偽經濟封鎖的大後方物資奇缺，物價昂貴，民不聊生，餉用匱乏，蔣介石鋌而走險，“乃有向淪陷區搶購搶運物資、挹注後方的經濟決策”，並指定由戴笠設法“切實辦理”。毋庸諱言，杜月笙受命組建通濟公司在緩解大後方物資匱乏的同時也給日本侵略者解決了一些經濟問題，故人們斥責杜月笙藉機大發國難財並非無中生有。
杜月笙在抗戰時期與蔣、日、偽、幫之間的特殊關係還表現在1941年調解蔣、汪對雙方銀行職員的暗殺上。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及客觀效果來講，處在地下狀態的蔣方特工長期在上海與汪偽特工死打硬拼，進行消耗戰是得不償失無以為繼的。因而此次由蔣方主動提議經過杜月笙斡旋達成罷戰默契，對蔣方是最有利的。自然，這種妥協對汪偽特務來講也是一種解脫，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們譴責杜月笙勾結日偽也不無道理。
告了蔣介石。對於國民黨重返上海，杜月笙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綜上所述，在中華民族存亡繼絕的嚴重關頭，杜月笙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難能可貴的。從總體上看，杜月笙在這一時期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抗戰是功大於過，有所貢獻的。對杜月笙與蔣、日、偽、幫之間的特殊關係要具體分析，要從是否有利於增強中國抗戰的總體實力、是否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毫無疑問，當蔣介石和幫會勢力在力主抗戰時與之合作是無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著某些陰暗面和消極面而對這一時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盤否定。
（摘自2000年7月19日《中華讀書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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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等同志，於次日下午在他家開軍委會議，研究重要軍事問題，並且說，黨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參加。24日下午，會議按時進行。周恩來因為臨時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就臨時請假未能到會。彭湃等人萬萬沒有想到，會議還在進行中，大批國民黨特務已經偷偷包圍了會場，不久便衝進屋內，按他們手中拿的名單抓人。「伍豪(周恩來化名)?誰是伍豪?」特務們咆哮著。彭湃他們站在一旁，對特務們怒目而視。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飛路附近一處宅院的門前，隨著「砰！砰！砰！」幾聲槍響，—個穿黑色西裝的人當場命歸西天。當大批法國巡捕和偵探趕到時，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裝者在內的幾具屍體躺在腥紅的血泊中。
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甚至稱之為「東方第一謀殺案」。
英雄就義，周恩來親令「鋤奸」
那個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裝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錄取為黃埔四期學生，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
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等同志，於次日下午在他家開軍委會議，研究重要軍事問題，並且說，黨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參加。24日下午，會議按時進行。周恩來因為臨時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就臨時請假未能到會。
彭湃等人萬萬沒有想到，會議還在進行中，大批國民黨特務已經偷偷包圍了會場，不久便衝進屋內，按他們手中拿的名單抓人。
「伍豪(周恩來化名)？誰是伍豪？」特務們咆哮著。彭湃他們站在一旁，對特務們怒目而視。
「彭湃?誰是彭湃……他就是……」特務們衝過去，一把拉過彭湃，用手拷扣住了他的雙手。奇怪，特務們為什麼拿著名單?又為什麼那麼準確地認出了彭湃?這裏肯定有問題。
然後，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楊殷，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中央軍委委員負責兵運工作的邢士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樣都被拷上手拷，推推搡搡押進了囚車。
事情發生後，周恩來和負責中央特科的陳賡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到，黨內出了叛徒。這叛徒不是別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敗後的上海，每天都處於腥風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敵人的白色恐怖嚇破膽，他通過在南京被服廠當廠長的哥哥，聯繫上了國民黨上海黨部情報處長范爭波。為了邀功請賞，他提出能幫助國民黨抓到伍豪、彭湃等共產黨要人。范爭波喜出望外，便與白鑫暗中定計，借中共中央軍委開會的時候，來個一網打盡。所幸周恩來因為臨時有事沒有參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損失可能會更為巨大。
周恩來指示陳賡，設法通過在國民黨內部的同志，打聽到彭湃、楊殷等同志關押的地點、審訊情況，以便營救。陳賡通過敵人內部的我黨秘密特工楊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關押的地點，並且得知，蔣介石已下令槍決彭湃等同志，執行的時間在8月28日清晨。經過周密計劃，周恩來他們制定了一個營救方案。
8月28日清晨，從外白渡橋到龍華，一路上戒備森嚴，如臨大敵。裝載彭湃、楊殷等同志的囚車，被夾在10餘輛全副武裝軍營的卡車中間。市民們默默地注視著一切，他們知道，又將要有革命者倒在龍華殺人場上!
陳賡指揮的紅色隊員，已經在事先計劃好的地段埋伏起來。為了攔劫囚車，他們還專門備好一輛大卡車，裏面裝滿了大米。卡車後面，幾十名紅色隊員裝扮成拍外景的電影工作者，只要暗號一響，他們就投入戰鬥。因為怕路上有特務搜查，他們手中暫時還沒有槍支。陳賡另專門安排一輛車裝槍支，將在約定時間開到指定地點。
囚車駛過來了。但是敵人早已經做好了防劫法場的準備，這天不僅出動了大批軍警，而且還在沿途實行了戒嚴。相比之下，敵我懸殊很大，加上專門運送槍支的車輛因為敵人的層層盤查，未能及時趕到埋伏現場，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他們只好忍痛放棄原定的計劃。
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海陸豐農民運動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被毛澤東稱之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在黨內有著很高的威望和影響力，他的犧牲無疑是黨的一大損失。彭湃就義後，周恩來悲憤萬分，親筆撰寫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上發表。8月31日下午，周恩來含淚起草了《為反抗國民黨屠殺革命領袖告全國勞苦大眾書》，憤怒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殘殺彭湃等同志的罪行。與此同時，他指示陳賡，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蹤，定殺不赦，以絕後患！
被毛澤東譽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
「烏龜」露頭，柯醫生“長線釣魚”
陳賡接到周恩來的指示後，便安排上海地下黨組織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當然明白自己現在的處境，就當起了「縮頭烏龜」，國民黨方面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黨部情報處長范爭波親自給他當“烏龜殼”。因此，地下黨組織儘管四處打探，也一直沒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訊息。陳賡給同志們打氣說：“白鑫難道會上天入地?他只要還在上海，這隻‘烏龜’就會有露頭的一天。”
話，不料白鑫這時早已經成驚弓之鳥，等他回來時，白鑫已經悄然離去。
陳賡指示柯達文說：「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總會找醫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兒，先設法穩住他，我們的人隨時就到!」
柯達文是中共地下黨員柯麟的化名。那時，他在上海威海衛路一條里弄開了一所達生醫院做掩護，樓下是診所，樓上是地下黨組織的會議室。上海地下黨組織每月在這裏開一次會，周恩來有時也在這裏接見外地來彙報的人。
而白鑫在黨內的職位較低，再加上剛到上海不久，他並不曉得柯達文的真實情況，只知道柯達文醫術好，又是廣東人，一副書獃子相貌，不像是共產黨人。果然，過了幾天，白鑫又打來電話，說要再請柯達文看病，不過，狡猾的他不到達生醫院來了，而是要柯達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飯店給他看病，柯達文問是哪家飯店，白鑫說到了法租界自會有人告訴他。
周恩來
柯達文將這一新情況及時向陳賡作了彙報，陳賡指示他按約定時間前往，並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療的分寸，既要讓白鑫感到治療後病情明顯減輕，也不能讓他感到已經痊癒，這叫「放長線釣大魚」。柯達文自然心領神會。
柯達文按約趕到白鑫所在飯店，這時和自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還有范爭波。一見面，白鑫用懷疑的口氣問：「那天，你說下樓取葯，怎麼出去了?」“哦，是這樣。”柯達文鎮定地回答，“我到樓下一找，缺一種葯，我想出門一拐就是藥房，心想快去快回，誰知我趕回來，你怎麼走了?連葯也沒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錶時間快到了，等不及拿葯，只好走了。”白鑫也編了一通假話。
柯達文給他看過病後，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實際上他是對柯達文還不大放心，想多留他—會，讓范爭波觀察一番。
白鑫說：「你那醫院太小了，應該買一棟大樓，設部分高級病床。」柯達文搖搖頭，說：“我是外鄉人，在上海無親朋好友，誰肯幫忙?”白鑫立即從皮箱裏掏出500元錢，遞了過去：“柯大夫，不敢言贈，表示一點小支持!”范爭波也在一旁幫腔說：“收下吧!以後合作的日子還長著哩!”
柯達文本來不想接受叛徒的錢，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爭波眼睛後面的東西，稍微推讓了一下後，趕緊把錢放進衣兜中，千恩萬謝一番後起身離去。望著他遠去的背影，白鑫和范爭波相視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裏。
柯達文出了飯店，坐電車兜了幾個圈子，看看身後沒有特務盯梢，便趕到陳賡那裏彙報，把500元錢也如數交給了黨組織。陳賡十分高興，說：「好!繼續偵察，一定盯緊他!」
又過了幾天，白鑫自感吃了柯達文給開的葯後病情減輕許多，再次請柯達文看病。這次，小車載著柯達文停在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號門口，不幾日後他們又將柯達文請到這裏。柯達文估計，這兒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於是，柯達文將這一重要情報向陳賡做了彙報。
陳賡
深入「虎穴」，楊登瀛“義結”叛徒
柯達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陳賡不由大喜過望，但柯達文限於身份，再往後只能做些外圍工作，但要真正打進敵人內部去，盯准白鑫，還必須另找一個同志。
於是，陳賡再次想到了楊登瀛。楊登瀛原名鮑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與求學，是一名名符其實的日本通，進入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後，國民黨特務頭子陳立夫把他視為知己，任命他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上海特派員!到上海不久，楊登瀛因為同情共產黨人，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不是黨員的特工人員。楊登瀛利用這個關係，經常在上海出入國民黨上層和特務之中，獲得許多重要情報，在最緊急的關頭，救過中共上海地下黨許多同志。
這一次，陳賡請楊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四十三號是個什麼地方，他很快回復說：「那是大特務范爭波的公館，白天黑夜都有國民黨特務看家護院!」
「唔!怪不得白鑫會藏在他那裏，原來是個‘老虎穴’!」陳賡似有所悟。接著，陳賡將周恩來的「鋤奸」指示告訴了楊登瀛。楊登瀛心領神會：“你放心，我馬上去這個‘虎穴’摸清白鑫的情況，並把他定在那裏，以便咱們下手。”
次日一大早，楊登瀛就找了個事由，登門到范公館拜訪。楊登瀛這位陳立夫跟前的大紅人親自登門，范爭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位「大員」竟然會“通共”，也就沒有安排白鑫刻意迴避。范爭波和楊登瀛正在客廳里閑談時，白鑫下樓到院內散步，楊登瀛假裝不認識，問他是誰，范爭波便把白鑫介紹給他。
能夠結識楊登瀛，白鑫受寵若驚：「楊特派員，乞望今後多多指教!」楊登瀛笑了笑，說：“共匪要犯彭湃能夠落網，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說：“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會，否則他也跑不了。”楊登瀛一語雙關地說：“我一定向中央組織部報告。中央對你一定會論‘功’行‘賞’的!”“多謝楊特派員!”白鑫一副媚態。
楊登瀛
此後，楊登瀛多次到范公館找白鑫談話。一次，他故作關心地對白鑫說：「彭湃案轟動全國，估計共產黨不會輕饒你，你哪裏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館裏，否則會招致禍端。」白鑫聽了，立即出了一頭冷汗，哀求道：“特派員，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請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楊登瀛說：“現在不能走!得過一陣，風聲小了再動不遲。”白鑫萬般無奈：“是、是……可是我這心裏……”楊登瀛說：“不要怕!有我在，這件事最為保險，你放心好了!”
有一次，他正在和白鑫談話時，正巧柯達文前來診病，楊登瀛假裝不認識，等柯達文走後，他用關切的口氣問：「這個人可靠嗎?不要把共產黨引進來。」白鑫肯定地說：“他不可能是共產黨。”楊登瀛笑著說：“那就好!這地方可千萬不能叫共產黨偵察到。”他又回頭告訴范爭波：“爭波，不可大意!”范爭波說：“放心好了，登瀛兄，能進我這門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產黨絕對找不到這裏!”
就這樣，楊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楊登瀛時常前來和白鑫閑談，打麻將，實際目的就是為了把白鑫穩住。
裏應外合，「鋤奸隊」深夜懲奸
白鑫儘管住在國民黨大特務家裏，又有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的「保護」，仍吃不下，睡不好，一閉上眼睛就夢見彭湃、楊殷等人渾身是血地站在他床頭，雖然不斷找柯達文診治，但頭疼的毛病總是反反覆復，不見痊癒。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請求范爭波向南京方面報告，希望能允許他出國去躲躲風頭，最好是去義大利。他認為在國內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廣州，也不安全，共產黨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找到他，替彭湃報仇。
最後，國民黨方面終於同意白鑫逃往義大利。當然，對這麼「核心」的機密，范爭波和白鑫是不相瞞“好朋友”楊登瀛的。
陳賡接獲這一重要情況後，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準確時間、船次、從何處出發、坐什麼車去碼頭，並指示陳賡組織精悍的「鋤奸」隊員，堅決除掉叛徒，絕不能讓他逃往國外。
白鑫和范爭波、楊登瀛商定，出走時間定於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時，並且船票已經定好。范爭波還特意安排，小汽車就停在公館後門口，讓白鑫夫婦出門就上車。
楊登瀛心想，范爭波這樣的安排，我們的紅色隊員將無法爭取時間展開戰鬥，剷除叛徒的計劃十有八九會付之東流。他急中生智，對范爭波說：「你的方案也許不錯。可是，深更半夜，門口停輛汽車，會惹人注意。萬一走漏點什麼消息……」
「不會的!」范爭波說，“這件事，連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楊登瀛擺擺手，“自剿滅彭匪以來，共黨恐怕一直在暗中偵察白鑫的蹤影。他們的人向來無孔不入，萬一他們疑心到此處，而門口又停輛小車。豈不是要出問題嗎?”
范爭波也許是認為楊登瀛說的有理，或許是不想因為這點小事駁楊登瀛的面子，終於定下來，小汽車不停在四十三號門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楊登瀛隨後將一切都向陳賡作了彙報，陳賡對他的機智沉著表示了稱讚。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楊登瀛以辭行為名，又特地到范公館偵察一次，並送給白鑫一盒點心，「聊表一點心意」。可笑的是，死到臨頭的白鑫此時還對楊登瀛的“關懷”萬分感動，分別時竟然還流了幾滴眼淚。楊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計劃逃跑，才放心離去。
入夜，負責伏擊叛徒的「鋤奸」隊員按計劃分別潛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號的後門佈置得十分周密。夜靜更深，周圍人家紛紛熄燈安寢。只有四十三號院裏仍然燈光閃亮。11時許，四十三號院後門悄悄啟開一道縫，一個人閃出來站在門口，聽了一會兒動靜後，他見周圍十分安靜，認為沒有任何危險，才向裏面招手。大門裏很快閃出7個人：白鑫夫婦、范爭波兄弟和3個“護駕”特務。
他們剛走幾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聲：「白鑫，哪裏走!」接著就是“砰、砰”兩槍，一個特務應聲倒地，范爭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話未說完，一顆子彈打死了他。白鑫為了活命，拚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車跑，一個「鋤奸」隊員立即追過去。白鑫跑到汽車處剛要鑽進去，後面的槍聲響了……
戰鬥很快結束。白鑫、范爭波弟弟和兩個特務被打死，范爭波和白鑫的老婆則受了重傷。事件發生後，中外報紙著力渲染，有的報紙甚至冠以「東方第一謀殺案」，藉以駭人聽聞。國民黨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實真相，他們費了老大勁也沒有查出個子丑寅卯，最後只好不了了之。
本文摘自《黨史縱橫》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