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開國大將陳賡因腿傷擬前往蘇聯醫治。途徑哈爾濱，一道對他的密殺令先他而來……近日，當年接令者李實（魏維凡）道出了這個塵封已久的、連陳賡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違抗命令？還是做千秋罪人？
魏維凡，常用名李實，湖北襄陽市東津鎮人。1932年7月，李實被中央派到東北擔任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行前，康生代表中央對李實談話，並直接下達給李實對陳賡的密殺令，理由是陳賡救過蔣介石的命。
李實震驚了，同時限入猶豫之中：不執行命令吧？康生是自己的頂頭上司，又代表中央，違抗中央的命令是一種怎樣的罪責，他心中明白；執行命令吧？那時的陳賡已是戰功卓著，大名鼎鼎。因為自己的不慎，錯殺一個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戰將，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巨大損失，自己也將成為千秋罪人。
幾經思考，李實冒著被康生嚴令追責的風險，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他悄悄壓下了康生的指令，一代開國大將在不知不覺中，走出了生命的絕境。
1943年延安整風時，康生不滿地對陳賡說：「如果你不救蔣介石的命，不就可以少打這麼多仗了嗎？」陳賡坦然答道：「當時，如果蔣介石死了，不就成了烈士了嗎？」
康生
雖經迫害，我心昭然
李實違抗命令放過陳賡，素以奸詐、陰險之稱的康生當時不好拿李實興師問罪，他的報復之心卻沒有消逝。
1949年10月，李實出任湖北省教育廳長，他在工作中的務實風格受到上級好評。1952年11月，李實調至教育部，任高等師範教育司副司長，後任司長。
陳賡
事業在穩步發展，厄運也悄然降臨。
1956年至1957年8月，教育部開始審查李實所謂的歷史問題。結論出來後，時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康生大為不滿，認定李實曾經叛變。在康生的重壓下，1958年12月15日，教育部黨組給李實定下「叛徒」的結論。為黨的事業奮鬥一生的李實被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工資由9級降為15級。
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李實回到武漢，偏癱、哮喘、坐骨神經痛等疾病纏身。1962年5月，經中央組織部介紹，湖北省政府任命李實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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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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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說，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事情過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只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他說：
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歷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後不管開什麼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一下吧。我和胡喬木也只是簡要地記一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麼，就把我們手裏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麼，以後不要記了。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後來根據幾位同志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後很不滿意。
毛澤東和楊尚昆
為了吸取這次教訓，以後開大會，毛澤東準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一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於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錶，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錶」戴在翻譯就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裏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裏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同志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志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准，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同志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後，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1952年2月23日，毛澤東、陳毅、楊尚昆（左四）游南京
1960年4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6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十年總結》講話的那次會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黨的領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然是經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話，說毛澤東追查錄音問題，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後，才知道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時發現要錄音，生了氣。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說明情況的同時，一方面向毛澤東作書面檢討，承擔責任，說在錄音問題上疏於檢查，請求處分；另一方面責成機要室的同志抓緊組織力量，選擇最重要的錄音儘快轉化為文字記錄，然後把所有的錄音帶清點登記銷毀。
楊尚昆（左一）和許世友羅瑞卿陪同毛澤東視察山東
中央書記處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錄音問題，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會議，經書記處批准，可以進行記錄。此外，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等中央會議；中央領導同志和黨內同志的談話；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外賓的談話一律不准錄音。並要求中央一級政府、軍隊、人民團體、各部門和各地方各級黨、政、軍、群組織，均仿照這一規定辦理。為了嚴格執行這一決定，又不能重複《論十大關係》無記錄的錯誤，就決定選調一批青年，培養成速記員，恢復會場速記的辦法。徐瑞新、田鶴年、師金城他們幾個青年人就是這個時候調來學速記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前，大型會議的記錄都是用速記的辦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我搞“竊聽”，是“大特務”。你整我一個人倒也罷了，可是因為是“竊聽”，就把徐子榮、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牽連進去了，把毛澤東外出巡視時所有到過的省、市公安廳、局長都牽連進去了。這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
楊尚昆和李先念
我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我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嘛！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於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本文摘自《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蘇維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