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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美總統特使飛往延安見毛澤東到底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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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美總統特使飛往延安見毛澤東到底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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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美總統特使飛往延安見毛澤東到底為了啥?

2020年03月25日 18:06

赫爾利在延安(資料圖)

一架帶有美軍標誌的飛機在中國黃土溝壑的上空盤旋。

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在此之前,因為很少有飛機在延安降落,這個共產黨中央所駐紮的偏僻小城內還沒有稱得上機場的設施。現在,那個被稱為「機場」的地方只是一片較為平坦的空地。

由於手中有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事先親自起草的一封關於這塊空地的規模、走向以及各種可以利用的地面標記的電報,駕駛飛機的美軍飛行員很快就發現了那個「機場」,並且迅速地俯衝下去。美軍飛行員此刻的行動如同一次氛圍奇特的飛行表演。——但是,還是出事了。飛機的輪子剛剛接觸地面,左輪猛地撞上一個看似鬆軟實際上異常堅硬的黃土堆,機身立即向左傾斜,瞬間變成一團帶著尖厲呼嘯的巨大的黃色煙塵,煙塵在接近那片空地盡頭的時候戛然而止,機頭戳在地上使整個飛機幾乎豎立起來,機艙的左側裂開一個大窟窿。駕駛和乘坐這架飛機的數名美國軍人驚魂未定地從機艙里爬了出來。他們顯然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他們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熱耀眼的陽光和濃烈醇厚的黃土氣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發生在中國的規模巨大的戰爭——戰爭的一方稱之為「解放戰爭」,另一方稱之為“戡亂戰爭”——毫無疑問是一場典型的內戰。——敘述二十世紀中葉發生在中國的那場規模巨大的戰爭,必須從戰爭爆發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國飛機開始。因為,當那架飛機在跑道盡頭變成一團跌跌撞撞的煙塵的時候,站在空地邊的延安軍民驚駭的叫聲以及爬出飛機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迷茫的神色,無疑是中國即將進入的那段動蕩歲月和即將爆發的那場戰爭的極具意味的開端。

那個夏天,美國人急於飛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國國民黨軍隊在對日作戰中一再失利,而蔣介石需求的對華援助越來越多,引起美國朝野的一片不滿;其二,美軍已經開始轟炸敵後日軍目標,迫切需要共產黨抗日武裝提供有關情報和營救降落在敵後的美軍飛行員;其三,或許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已經發展到令人無法忽視的程度,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並了解他們,是戰後美國政府制定符合美國利益的對華政策所必需的。

延安,已從一個普通的地名,變成了一個含義複雜的政治辭彙。延安指揮的武裝力量遍佈整個中國,人數已達六十三萬之眾。——在某種程度上講,這裏就是一個「國家」,儘管蔣介石從來沒有承認過其合法性。

中外記者們發現,共產黨人在這片黃土地上所創造的一切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意外和新奇紛至沓來。共產黨軍隊總司令朱德宴請了他們,並和他們一起欣賞了藝術家們演唱的《同盟國進行曲》和《黃河大合唱》。被國民黨報刊描繪成「匪首」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性情溫和,除了不斷地吸煙之外,這個高個子長頭髮的南方人,舉止從容不迫、神態安然自得。在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國共兩黨是選擇戰爭還是和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毛澤東說,共產黨人和人民的選擇不是內戰,而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記者們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認識了毛澤東。——“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美軍觀察組雖然被延安的一個黃土堆弄得心驚肉跳,但是《解放日報》刊發的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還是讓美國人十分高興。社論不但說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而且據說社論標題中的“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毛澤東對隨行的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因為國民黨政府依靠美國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國防止內戰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美國的影響。由於擔心一旦抗戰結束,美軍撤離後,國民黨軍會立即發動內戰,毛澤東甚至向美軍觀察組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軍觀察組吃上了延安生產的麵包,而毛澤東和延安軍民則興緻勃勃地觀看了美軍觀察組帶來的電影。——汽油發電機轟轟作響,銀幕上是一個永遠走著鴨子步的落魄的美國流浪漢,在流浪漢的身後,是那個距離延安十分遙遠的國度閃閃爍爍的摩登時代。

接著,美國總統特使帕特里克·J·赫爾利到達延安。

赫爾利曾經是胡佛總統時期的陸軍部長,出任羅斯福總統特使之後不久,他便成為美國駐華大使。由於深陷中國內戰開始時複雜的政治漩渦中,這個美國人很快就被共產黨人視為一個出爾反爾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來延安的時候,受到了真誠的歡迎。毛澤東特別交代,要專門為赫爾利「開個歡迎會」,“再搞點音樂晚會”。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於重慶傳來的情報。不久前,在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已與赫爾利見過面。赫爾利對林伯渠和董必武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已經緩和,並且同意他必要時與共產黨人接觸。他代表羅斯福總統來到中國,就是要促成中國一切軍事力量的統一,以最終戰勝同盟國共同的敵人。

在此之前,包括毛澤東在內,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見過赫爾利。於是,與前些日子那架運載美軍觀察組的飛機出現意外一樣,這位美國特使也令延安的共產黨領導人感到了頗多的意外。赫爾利乘坐的飛機在延安降落時,周恩來正好在那片空地上,當他得知走下飛機的外國人是赫爾利時,立即招來一個步兵連作為臨時儀仗隊。六十一歲的赫爾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連的檢閱,“像一個得意洋洋的小夥子那樣高叫印第安人的戰爭口號”。這一情景令急忙趕來歡迎他的共產黨領導人不禁“瞠目結舌”。第一次會談,面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基本上是赫爾利一個人在滔滔不絕。他再次強調自己到延安來是得到國民政府批准的,蔣委員長不但願意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並且願意承認中國其他一切政黨的合法地位,同時正在考慮以某種形式吸收共產黨人參加軍事委員會。赫爾利拿出一份名為《為著協定的基礎》的文件,親自為共產黨領導人朗讀起來:

一、 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 中國共產黨軍隊,將遵守與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三、 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擁護為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的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與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

四、 在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共產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 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地位,並將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將獲得合法地位。 毛澤東問赫爾利,這份文件究竟是什麼人的意見?赫爾利解釋說,這是兩黨談判的基礎,不帶有任何強迫性。參加會談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對赫爾利說,毛澤東想知道的是,您剛才說的是蔣介石的意見還是您自己的意見。赫爾利猶豫了一下說,原來是我自己的意見,後來蔣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飯之後,接著會談。

毛澤東不再給赫爾利滔滔不絕的機會。在警告赫爾利「中國的事情很難辦」之後,毛澤東著重談了兩個問題,即聯合政府問題和改組軍隊問題。——這兩個問題,是解放戰爭爆發前,國共兩黨始終無法妥協的最主要的問題。毛澤東說,抗戰以來,“我們從不妨礙國民黨,而國民黨卻來妨礙我們”,一共一百九十五萬軍隊,“有七十七萬五千人來包圍我們”。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擁護國民黨,以打擊日本侵略者。我們戰鬥在敵後的六十三萬軍隊和九千萬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沒有這個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國民黨軍隊早就被打垮了。軍隊是需要改組,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改組哪個。“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赫爾利認為毛澤東的話不公平,他說蔣介石抗戰八年,是他周圍的腐敗分子利用了他。但是赫爾利依舊認為,關於他帶來的那份文件是有溝通的可能的,他請毛澤東親自修改文件上的條款。毛澤東表示,贊成第一條,把第三條放在第二條之前,建議加上聯合政府的條款:「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同時,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軍隊代表的聯合統帥部。”毛澤東強調增加的這一條款意味著: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國民黨只是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中與其他黨派平等的一員。

赫爾利以他對中國極其有限的了解,顯然無法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在第二天的會談中,赫爾利表示:「我將盡一切力量使蔣先生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蔣介石願意,他可以陪同毛澤東去見蔣介石,並以“美國的國格”擔保毛澤東在與蔣介石見面後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很願意和蔣先生見面,過去有困難,沒有機會,今天有赫爾利將軍幫助,在適當時機我願意和蔣先生見面。”可以肯定地說,毛澤東對經過修改的方案在蔣介石那裏獲得認可,持嚴重的懷疑態度。因此,他問赫爾利:“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蔣先生是否會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說,有赫爾利將軍見證,如果蔣先生拒不簽字,將軍就可以明確地告訴羅斯福總統,我們認為很公平的協議,“毛同意了,蔣不同意”。這時,赫爾利提出一個看似十分尖銳的問題:“我要再證實一下,您是否願意和蔣先生合作,由他當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回答是:“他當政府主席。”赫爾利變得十分樂觀了。他問毛澤東,與蔣先生見面的地點如果不在重慶,那麼應該選在別的什麼地方?毛澤東說:“當然在重慶。”

毋庸諱言,美國政府做出的主動接近的姿態,確實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某種希望,即希望美國可以成為中國對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之間的調解人。儘管毛澤東終生都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強國抱有極大的警惕。

赫爾利帶著美國式的天真回重慶去了。

毛澤東沒有想到,首先給共產黨人造成困難局面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一九四五年殘冬時節,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到達位於蘇聯克里米亞半島南端的雅爾塔。當時,盟軍對日作戰的大勢是:在由蔣介石指揮的中國戰區,戰局始終沒有好轉的跡象,羅斯福甚至接到過蔣介石表示中國可能不得不退出聯盟戰爭的信函。——而一旦日本從中國戰場脫身,將上百萬軍隊投入英美對日戰場,那麼,在美軍以巨大代價征戰的太平洋戰區和仍讓英軍處在噩夢中的印緬戰區,戰局將會出現難以想像的困難。羅斯福和丘吉爾來到雅爾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動員斯大林出兵,直接打擊中國本土上的日軍,以減輕盟軍在亞洲其他戰場上的壓力,推進整個戰爭的迅速結束。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決定在戰後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讓步。

果然,斯大林對蘇聯紅軍承擔對日作戰「開價」很高。除了從日本那裏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蘇聯損失的各種權益之外,大部分的條件涉及中國。包括保證蘇聯在中國大連的權益,恢復租用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蘇聯和中國共同經營中東(滿洲里至綏芬河)鐵路和南滿(哈爾濱經長春至旅順)鐵路。另外還有:維持外蒙古現狀,庫頁島南部及附近一切島嶼交還蘇聯,千島群島交與蘇聯。

為了促使蘇聯儘快對日作戰,以犧牲中國主權為前提的《雅爾塔協定》簽字了。

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如此則我民族之大,憑藉之厚,今日雖不能由余手而收復,深信將來後世之子孫亦必有完成其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與蘇聯有著親緣關係的中國共產黨人心情更為複雜。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來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層斑駁的綠色,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

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的題目是《論聯合政府》。

這個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公開發表的文件,明確表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即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戰爭的手段,建設一個新的中國。

《論聯合政府》的小冊子在重慶印發了三萬冊。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看完這本書只說了兩個字:內戰。陳佈雷的意思是,共產黨的政治攻勢有顛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國民黨根本沒有招架之功,對付共產黨只剩下戰爭這一種手段了。

毛澤東擔心的是:一旦日本戰敗,內戰全面爆發。就在共產黨人對未來提出設想的時候,一個巨大的事件突然降臨。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國人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八月九日,蘇軍的重炮打破了中國東北邊境的寂靜。由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指揮的後貝加爾方面軍的八個集團軍六十個師的機械化作戰部隊,沿著四千多公里的邊境線開始向中國境內大規模突進。同時,蘇軍轟炸機群對偽滿洲國首都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長春,開始了猛烈的轟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毛澤東和延安的軍民一樣,是在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樣,設在重慶的盟軍總部,也是在廣播中聽到這個消息的,只不過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來的勝利,給國民黨人帶來巨大的驚喜和無比的自豪。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了廣播演說:「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這也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澤東自然也十分興奮,他把勝利歸結於「我國全體軍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對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家和軍事家們充滿焦慮。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軍事爭端,都來自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這兩個從聯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別,由於政治信仰的巨大差異,多年來始終處在嚴酷的敵對之中。十年前,共產黨人和他們數量有限、裝備簡陋的武裝,在國民黨軍的大舉圍攻下幾乎面臨絕境,不得不放棄一個又一個根據地,轉戰在這個國家的急流險山之間。最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落腳於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當日本入侵中國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國共兩黨必須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清楚這種聯合與統一是暫時的,一旦共同對日這個大前提消失,兩支力量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對立就會重新顯現,那麼隨之而來的也許就是衝突或交戰的再次爆發。

此刻,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同盟國,他們對中國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的焦慮,絕不是出自於對中國社會與民生的擔憂。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衝突,本質上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衝突,這一衝突的性質決定了其結局必然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的在華利益,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在國際事務中政治聯盟的格局。

來自蔣介石政府和軍隊、國內各地軍閥和地方勢力、國際戰勝國和戰敗國的各色情報,雜亂地集中在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澤東格外關注國民黨軍隊日漸緊迫的大規模調動:新六軍被運到南京,第九十四軍被運到上海,第九十二軍被運到北平……這種規模甚至超出了抗戰時期的軍事調動,顯然是針對共產黨人的。毛澤東擔憂的是,五萬美軍準備在中國華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陸,名義上是配合中國政府對日本佔領軍受降,實際上既是等候著蔣介石的軍隊前去接收,同時也不排除打算與蘇聯爭奪控制中國的勢力範圍。而更讓共產黨人感到吃驚和困惑的消息,依舊來自蘇聯。

蘇軍對日作戰開始後,朱德命令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準備接受日軍投降,但是蔣介石宣佈日軍只能向國民黨軍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佈投降數小時之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與國民政府保持著外交關係,簽署外交文件當屬正常,不正常的是這一「條約」簽署的時機涉及中國共產黨人未來的生存環境。條約的要點,是落實蘇聯在《雅爾塔協議》中取得的在華利益。國民政府以此換取了斯大林的承諾:上百萬蘇軍已經開進中國東北,雖然此刻那裏沒有國民黨軍的一兵一卒,但是蘇軍只接受國民政府對東北的接管;並且,“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有外國記者評論說:「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內戰爆發,中共將獨立作戰。」

報:《關於日本宣佈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電報表明,日本投降後,面對國民黨軍準備向解放區「收復失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任務分為兩個階段: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有猶豫”;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

同一天,蔣介石發佈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國民黨軍前線各部隊「對敵放棄要點,應即派部隊進駐」,“距敵較遠之部隊,應察狀況可能向前推進”,“對於敵人遺留之武器彈藥材料財物,必須派兵嚴為看管”,而共產黨武裝“如有爭奪城鎮,妨害我之行動,應斷然剿辦為要”;

二、命令各淪陷區偽軍「應就現駐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保護人民。各偽軍尤應乘機贖罪,努力自新,非本蔣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移動駐地,並不得受未經本委員長許可之收編」;

三、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俘之收容、偽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為維護國家命令之尊嚴,恪守盟邦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再擅自行動為要」。

蔣介石,電文充滿了毛澤東的文風: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

我們從重慶廣播電台收到中央社兩個消息,一個是你給我們的命令,一個是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在你給我們的命令上說:「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此外還有不許向敵人收繳槍械一類的話。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據中央社重慶十三日電是這樣說的:“最高統帥部今日電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我們認為這兩個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個命令,“駐防待命”,不進攻了,不打仗了。現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實行投降,而且每時每刻都在殺中國人,都在同中國軍隊作戰,都在同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作戰,蘇美英的軍隊也在每時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戰,為什麼你叫我們不要打了呢?……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 朱德

副總司令 彭德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緊接著,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評論,毛澤東質問道:「試問要偽軍維持的那種‘治安’,不就是偽軍在日寇指揮下維持了八年的那種‘治安’嗎?試問要偽軍‘保護’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偽軍一向保護的那些奴事日寇、魚肉人民,為非作惡,發財致富的那些漢奸賣國賊嗎?」

到了,電文竟是這樣的: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這樣的邀請出乎毛澤東的預料。

應該說,延安對於赫爾利的政治調解最初充滿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產黨人準備與國民黨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達到的最終目的不存在任何雜質,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看來,共產黨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簡陋」:“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即是最大的讓步,因為我們得到了合法地位,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爾利從延安帶回重慶的那份由毛澤東修改過的協議,還是被蔣介石斷然拒絕了。國民黨方面的答覆是:只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接受改編,並且全部移交給國民政府統轄,國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

:重慶

蔣委員長勛鑒:

末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

報,向蔣介石提出的要求「請求你制止內戰。其辦法:就是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這不但為一切戰爭的通例,尤其是為了避免內戰……」

報,邀請共產黨人「共定大計」的口吻更加熱烈: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在馳電奉邀,務肯惠諾為感。

蔣中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毛澤東是否去重慶的問題。朱德同意,說要解決問題,去是有利的,對將來的選舉也是有利的,「讓蔣介石當總統,我們當副總統吧」。彭德懷也同意,但是建議暫時先不去,等和老蔣打一下,把他的氣焰打下一點來再去。

就在政治局開會的時候,蔣介石的第三封邀請電到了:

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蔣中正 哿(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毛澤東明確表示: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他隨後提出,在不損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產黨武裝可以讓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據地。

毛澤東起草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發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戰略區,電報將共產黨人力爭國內和平的態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國民黨在取得滬寧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繳敵械、收編偽軍之後,較過去加強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瘡,內部矛盾甚多,困難甚大。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 毛澤東決定去重慶與蔣介石見面。他說:「我們還要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中國有“洗心革面”的成語,意為通過改過面目一新。毛澤東接著又說:“年紀愈大愈不願意洗臉。”

那一年,毛澤東五十二歲,蔣介石五十八歲。(文/王樹增)

本文摘自《解放戰爭》,王樹增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和許世友(右二) 

李文卿的《近看許世友》記載了不少毛澤東促進許世友和張春橋團結的事,可證「文革」期間流傳的毛澤東唱「將相和」並非虛語。

歷史沉澱的愈久,就和真實的距離愈近,這種說法應該是不錯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道新聞」,本來都是口頭流傳,當時都是以野史村言對之,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逐漸地清晰起來,成為白紙黑字的歷史。毛澤東在許世友和張春橋之間唱「將相和」就是這樣的一件事。

也都是謹慎處之。同時也聽說毛澤東從中唱「將相和」,調和許、張之間的關係。毛澤東委張春橋為南京軍區政委,並要他幫助許世友。但他們是兩條道上跑的車,許世友從心裏看不起知識分子張春橋。一次,張春橋在市革會開會時發牢騷,指著脖子上的紅領章說:他們不承認我張春橋,但不能不承認這個。在毛澤東心中,上海和南京軍區的穩定與和諧,對開展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斷地在許、張之間唱「將相和」。

話找許世友到上海來見他。毛澤東特意派張春橋到合肥去接許世友,目的也是協調兩人的關係。8月18日,張春橋以毛澤東的專機去合肥接許世友。許世友從大別山到了合肥。一見面,張春橋就說,我這個政委親自到合肥接司令員來了。到了上海,許世友住在興國賓館,張春橋也住在那裏。下午張春橋陪許世友去見毛澤東,陪同接見的還有楊成武、汪東興。這天中午,許世友自酌自飲,此時還在微醺之中。權延赤寫的《楊成武見證文革》一文中講到,許世友剛見到毛澤東,便撲通跪倒在地,放聲大哭。毛澤東安慰他說:莫哭,不要哭,好好乾革命。許世友說:我是忠於你的,我是跟你幹革命的。眾人見此情景便出去了,只留下許世友一個人聽毛澤東談話,談了很長時間,沒人記錄,所以他們這次談話內容就沒留下任何版本。

1967年國慶,毛澤東要許世友去北京,住在中南海。毛澤東接見許世友,又是由張春橋陪同。毛澤東和許世友談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並再次要他和張春橋搞好團結,要張春橋保護許世友。這就是毛澤東的一廂情願了,兵權在握的許世友怎麼還在乎張春橋的保護。許世友這次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之後,張春橋上門邀請許世友到上海小住。經過中央的批准,許世友來到上海在興國賓館住了一個多月。這年的春節,許世友是在上海過的,隨員的家屬也都來到上海,酒沒有少喝,李文卿寫道:「我們幾個都喝醉了,吐得一塌糊塗。」

李文卿說,張春橋很「陰險」,對許司令“殷勤得令人可疑”。李文卿當時是許世友的秘書,在上海期間,他和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沒有少打交道,如果能讀到何秀文寫的與此有關的記載,我們對毛澤東唱的「將相和」會有更多的了解。

毛澤東第四次在許、張之間唱「將相和」這齣戲是1970年廬山會議。會議前夕曾流傳要增補張春橋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林彪講話中與毛澤東唱對台戲,提出設國家主席,還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吳法憲等發言暗示所謂“犯錯誤的人”就是戴眼鏡者,矛頭是針對張春橋的。華東組的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位老將軍寫信詢問“犯錯誤的人”是誰?信的抬頭寫的是毛澤東和林彪,但這封信沒有到毛澤東手裏。張春橋處於處處挨打的困境,甚為緊張。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對此記載頗詳:江青帶著驚恐不安的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反映情況,毛感到必須下大決心了。為了保護張春橋,也還不能馬上與林彪攤牌,所以,毛澤東只好拋棄緊跟林彪的陳伯達。會議結束之前,毛澤東又要張春橋做東請許世友吃飯。在張春橋的住處,他們二人對飲,後來華東組聚餐,許世友也對張春橋作了回請。

毛澤東的「將相和」唱得很吃力,也可謂用心良苦,他深知許、張都是忠於自己的。毛澤東讓張春橋當總政治部主任,他還想讓許世友做總參謀長,一文一武,如能團結合作,對鞏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會有作用。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認為許、張是理想的搭檔。但這只是毛澤東的一廂情願,許世友不願進京,並說“要我當總長,我寧肯跳長江”。

後來,毛澤東為什麼不再唱「將相和」?張春橋也不再“委曲求全”地演這齣戲?如果把《毛澤東傳》和《近看許世友》放在一起相比較地閱讀,可以從中發現這還是和廬山會議有關。《近看許世友》記載:清查林彪時,從林彪的住處發現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位司令寫的信。1972年12月25日,許司令奉召進京,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談話,提出三個問題,每個問題都很重要。第一,信上寫的“犯錯誤的人”指的是誰?第二,為什麼信落到林彪手裏?第三,為什麼三大軍區司令寫的內容相同?這時王洪文受毛澤東的委託找許世友談話,結果談崩了。後來經過了解和李文卿的說明,毛澤東說“過去的事算了”。據紀登奎事後回憶說:毛澤東說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許世友是個粗人,你們不要指望他像你們那樣細緻,林彪已死,不要打擊面過寬。

毛澤東雖然這樣說,但他心中的結是否就此解開了呢?毛澤東深層次的思考常常是不說出來的,人們也常常是事後從他當時所讀的書或旁敲側擊的談話進行分析,才知道一些真相。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也只能這樣。從當年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王守稼等為毛澤東注釋古文大字本可以知道一些表面的信息。1973年8月(即中共十大召開之前),寫作組接到了任務,要他們整理《史記》中的《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黥布列傳》、《灌嬰列傳》、《陸賈列傳》,不加註釋,訂成一冊上送。另外還注釋了《晉書》中的《劉元海載記》。除《黥布列傳》,其他幾篇傳記每篇都有特定的主題,四位傳主都是劉邦的功臣宿將,而且也是幫助劉邦處理身後事的關鍵人物。毛澤東讀這些傳記是否要看看劉邦臨終遭遇過哪些危機,又是如何處理問題的?這是1973年7月間的事,離毛澤東1976年去世還有三年多的時間。今天讀這些傳記,對我們了解毛澤東生命結束之前三年的心態變化歷程及當時他對一些事件的處理,或許還是很有幫助的。

在這裏,我們先把幾位傳主略作介紹,先說黥布。黥布姓英,亦稱英布,出身布衣,因犯法被黥,送酈山服役後逃到南方,結夥樹幟,自號當陽君。開始投奔項梁,項梁死,歸項籍,楚漢相爭時,他首尾兩顧,為項羽所敗,他又投奔劉邦,被封為淮南王。他收拾殘部,配合劉邦在垓下打敗項羽。漢高祖十一年,劉邦得悉黥布謀反,要太子率兵征討,張良建議:太子所率諸將,都是跟著你定天下的驍將,怎麼能聽從他的指揮呢!呂后也哭諫,太子不行,要劉邦親自出征。劉邦既老又病,只得勉為其難。於是親自挂帥,把黥布打敗了。但他在這次征討時中箭,大病一場,次年就去世了。

其他四位都是追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曾任魏王魏咎的太僕,項羽的都尉,後因受讒他去,最後投奔劉邦。周勃是吹鼓手,與劉邦是同鄉,木疆敦厚,不好文學,劉邦以為可屬大事。灌嬰是劉邦麾下一員勇將,決定漢初成敗命運的大戰,灌嬰都起著重要作用。陸賈本是楚人,口才很好,名為「有口辯士」,常常在劉邦面前說《詩》、《書》,惹得劉邦很不高興,罵他說:我的天下乃馬上得之,安用《詩》、《書》!陸賈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劉邦由不高興轉為慚愧。他要陸賈為他著述秦滅亡的原因。毛澤東在黨的「十大」前讀這些傳記,是否可以理解為他是作心理上的準備,因為他在「十大」和八大軍區調動時要會見老帥和老幹部,並要起用他們。當時流傳著這樣的話:老帥升帳,小兵回營,打掃廟堂,請回真神。是不是毛澤東的話,當時不知道,總之很有來頭,和毛澤東的當時意志相吻合。

許世友和張春橋的矛盾爆發公開化,是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據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所記,「十大」主席團名單本來是毛澤東定的,設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主席當然是毛澤東,副主席即周恩來、王洪文、康生和葉劍英。在議論人選時,許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個副主席就夠了。”他所講的“只要一個副主席”,是指周恩來。後來,他又認為只三個老同志就夠了。這表明許世友對已身居要職的王洪文不滿,這也代表了參加會議的老幹部的看法。周恩來在做思想工作,統一認識,傳達毛澤東“不要輕視兒童團”的講話。儘管這樣,許世友還不斷插話,堅持自己的意見。當時任主席團秘書長的張春橋指責許世友,說:“你反對主席意見。”許世友當眾大聲訓斥張春橋:“你有什麼了不起!”毛澤東的「將相和」無法再唱下去了。

在八大軍區調動會議上,毛澤東讀史傳的心情略有顯露,在張樹德著《紅牆大事》(中央文獻出版社)一書中記載頗詳。1973年12月12日,中央軍委開會,毛澤東向老帥問好,並介紹了剛出山的鄧小平。為了給王洪文一個機會,委託他點名,讓他在將帥面前樹立威信。王洪文不知深淺,大大咧咧地點起名來。當他點到許世友時,只聽一聲巨響,許世友把茶杯磕在茶几上。毛澤東臉色鐵青,一聲不響。周恩來接下去點名。12月20日,毛澤東接見會議代表,講到《紅樓夢》時,說:你們要不讀一讀《紅樓夢》,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你們要搞點文,文武結合嘛。這時毛澤東點了一下許世友:有人講《紅樓夢》是「弔膀子」書,這個觀點不對。用的是假語村言,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鬥爭,「弔膀子」就是掩蓋它的。許世友在南京軍幹部會上批評過讀《紅樓夢》的人,說《紅樓夢》是「弔膀子」的書。毛澤東和許世友談了一陣《紅樓夢》,話題一轉,說:“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周勃厚重少文,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吧,你去讀《紅樓夢》吧。毛澤東要許世友做周勃事,在「文革」期間也廣為流傳,畫家程十法還畫了周勃像,頗受人們喜愛。(作者註:劉元海,匈奴人,冒頓之後,劉邦以宗室之女為公主嫁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姓劉。元海好讀書,嘗對同學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毛澤東引這個典故時,說成“常恨隨、陸無武”。在此之前,孫中山悼徐錫麟輓聯時已用“常恨隨陸無武”。)

毛澤東的這番話意味深長。這裏有四個人物,即隨何、陸賈、周勃、灌嬰。周勃被封為絳侯,故稱之為絳。有不少文章在評論這個史實時,都認為毛澤東教許世友做周勃是對許寄予厚望。如果是這樣,只是毛澤東的一個願望。這話的涵義是很豐富的。如果全面地了解一下周勃,對理解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會更深入些。劉邦病重時,呂后問他身後事的安排,劉邦說:「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劉邦病逝之後,呂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周勃,周勃說:“無所不可。”諸呂既立,周勃雖為太尉,但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陸賈深知陳平的心事,建議陳平交歡周勃。於是陳平以厚禮為周勃壽,兩人相謀誅了諸呂。孝文帝立,周勃一度為相,後被免去相職,下放到絳縣,畏恐被誅,常令家人披甲自衛。後來有人告周勃謀反,被捕入獄,受獄吏侮辱。經薄太后說情方出獄。他深有感慨地說:“吾嘗將軍百萬,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周勃的兒子周亞夫亦是將軍,被封為條侯,居功自傲,漢景帝嘗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那時正在讀《絳侯周勃世家》的毛澤東,看到王洪文點名時許世友磕茶杯,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寫到這裏,我又想起「文革」期間,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主辦的《學習與批判》發表過《張勳傳》,到處都在抓所謂“復辟”的辮子兵。由於張勳從南京起兵北上,因之又傳說此文是針對許世友的。筆者曾和朱永嘉談及此事,他回憶說,那時肖木在北京王洪文身邊工作,有機會了解一些內情。有一次肖回上海探親,與朱私下談話時,提到有一次毛澤東講起張勳復辟的問題,王洪文問張勳辮子兵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要王洪文自己去查資料,因為毛澤與幾個人都談到這個問題。對軍隊問題,毛澤東說過,如果指揮不動就打,無非是張勳復辟,辮子兵嘛。乘我還可以,還能打一仗。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對軍隊說的,當然也是對否定「文革」派講的。朱認為毛澤東在開中央軍委擴大會之前是作了最壞準備的。針對毛澤東的講話,朱找了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趙青老師寫一篇張勳的故事,趙因為教學任務重,動手很慢,到1974年2月才在《學習與批判》發表一篇由趙青署名的《張勳傳》。

毛澤東還準備帶兵打一仗,是有心理依據的。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多次問許世友: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許世友說:我帶兵進京把他幹掉。這話表現了許對毛澤東的一片忠心,但毛澤東會怎樣想呢?在不同的歷史環境裏,毛澤東會不會有不同的想法?在歷史上,大將軍有帶兵進京的想法都是犯忌的。同樣一句話,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聽話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

把毛澤東的讀書活動和歷史背景相結合來考察,可以看出他不讀無用之書,也不為無用而讀書,可謂集古為今用影射史學之大成者,為古今第一人。(文/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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