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再任軍委秘書長：忙著給別人平反卻忘了自己

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羅瑞卿繼「八大」之後又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秘書長。這是羅瑞卿幾經浮沉之後，再挑重擔。

（一）

1975年「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後，羅瑞卿和譚政、陳再道、陳士榘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

離開工作崗位近10年了，為了儘快適應工作，在福州時，羅瑞卿就向福州軍區政治部主任馮征提出，希望把近10年來的文件送給他翻一翻。

這時離「四人幫」覆滅只有幾個月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羅瑞卿決定第二天返回北京。1月周恩來逝世後，羅瑞卿就返回北京參加了追悼活動。然而，就在他準備走的7月7日中午，因為意外飛行事故，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皮定均殉職。羅瑞卿撫摸著覆蓋著黨旗的皮定均的骨灰盒，久久不肯離去。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羅瑞卿不顧一切地返回了北京。他堅持不讓兒子攙扶，靠雙拐把剛剛能站立的雙腿挪到毛澤東的遺體旁，久久地端詳著，泣不成聲。從「文化大革命」前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已經10餘年過去了，那一次相見竟成永訣。

羅瑞卿為毛澤東展示槍械

9月18日，百萬人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為毛澤東舉行的追悼大會，但沒有通知作為中央軍委顧問的羅瑞卿參加。羅瑞卿堅決要求參加天安門廣場的追悼大會。最後，上邊同意是同意了，但只給羅瑞卿、譚政和陳再道三個軍委顧問派了一輛車。陳再道氣憤地說：羅瑞卿一人就得一輛車——他，輪椅，還有推輪椅的，我們三個人怎麼去？譚政為難地說：沒有車，我就不去了。羅瑞卿立即說：不去怎麼行？沒有車，我爬也爬到天安門去！

終於又爭取到一輛車。那天到天安門，是兒子羅宇陪著羅瑞卿去的。

羅瑞卿把輪椅停在天安門西北角。毛澤東追悼大會開始後，他站起來，拄著雙拐，和所有的人一樣肅立了一個多小時。整個追悼會中，羅瑞卿不停地流淚，像孩子一樣失聲痛哭，最終導致冠心病複發，住進301醫院。

（二）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決議。8月12日，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羅瑞卿繼「八大」之後又一次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並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秘書長。

從軍委秘書長的任命一宣佈，繁忙又重新回到羅瑞卿的生命中。妻子郝治平從報紙上看到十一屆一中全會已經結束，而羅瑞卿還沒有回家，很不放心，他畢竟是個殘疾人啊。郝治平把電話打到京西賓館，羅瑞卿說：中央已經給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崗位，回去後再詳細告訴你。現在，我這裏有許多各地來開會的同志在談事情。你不要著急，事情辦完我就會回去。

羅瑞卿被任命為軍委秘書長的事情很突然，秘書班子一時還沒有配齊，而工作已經鋪天蓋地而來。羅瑞卿讓人把以前的衛士長趙文岐找來。趙文岐已經40多歲，再做警衛不太合適，羅瑞卿就叫他改任秘書。趙文岐望著羅瑞卿的殘腿和已經駝了的背，直流眼淚。羅瑞卿說：文岐，你回來了，怎麼樣？趙文岐說：我還好，首長您受苦了。羅瑞卿說：現在好了，我們往前看吧。

那時，軍委秘書處有8位副秘書長。撥亂反正，需要做的工作千頭萬緒，大量的文件、大量要辦的事情潮水一樣湧來。那時還沒有軍委辦事組，規章制度也還沒有完全恢復，什麼事一請示就到了羅瑞卿這裏。有些事羅瑞卿答覆不了，還要再往上請示。趙文岐每天光收發文件都來不及，郝治平也只好倉促上陣。電話鈴不斷，秘書記了一下，有一天不算文件，光電話就143個。好多電話秘書來不及接，羅瑞卿就自己接了。羅瑞卿也願意自己接電話。

羅瑞卿復出後視察部隊

羅瑞卿又開始「革命加拚命」。與10年前相比，他的工作熱情不僅沒有減退，反而顯得更急切。年齡不饒人啊，拋開那條殘腿不說，他已經71歲了，早已經不再年富力強。羅瑞卿72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我要把我當成27歲一樣工作。

不這樣怎麼行呢？為了那失去的寶貴歲月，為了當好軍委副主席鄧小平的助手，他怎麼能不拚命干？面對案頭堆積如山的文件，羅瑞卿每天工作長達十幾個小時，常常是五六個小時不挪地方，一副老花鏡把鼻子兩側壓出深深的紫斑。殘腿也在搗亂，痛得夜裏難以入眠，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鎮靜劑。

但是，他的工作量依然有增無減。為了不讓殘腿影響工作，中午休息時他不摘假腿，以此節約一點穿衣服脫衣服的時間。上廁所也很費時間，為減少上廁所的次數，他一上午不喝一口水。就連吃飯時也是他思考問題的時間。十有八九，你問他每天吃的是什麼，他都回答不上來。以前，飯桌上七嘴八舌，現在大家誰也不敢說話，就怕打斷他的思路。

這樣怎麼能行呢？畢竟「人生七十古來稀」。孩子們商量好一起勸他。羅瑞卿說你們總勸我吃飯、睡覺，你們為什麼不勸爸爸多做些工作呢？郝治平插了一句，天哪，誰還敢勸你工作，再勸，你的命恐怕也要沒有了。羅瑞卿說：你們知道《水滸》中有個拚命三郎石秀嗎？我就是這個“拚命主義”。

後來，秘書多了，除了趙文岐，還有金耀銘和陶駟駒。

主要秘書是金耀銘，他是從總參作戰部選調到羅瑞卿辦公室的。先調了作戰部的一位副處長來當秘書，幹了28天，心臟受不了，加班時昏倒了。又重新選，還是從作戰部挑。

羅瑞卿復出後沒有再像以前一樣設立辦公室，沒有辦公室，也就沒法設主任。而金耀銘已經當了16年的團級幹部，其中當過8年的副處長。那時還沒有給參謀、秘書定職級，這麼老的「高參」再當秘書是有些委屈了。羅瑞卿問：你當了27年的參謀，到我這兒來願意嗎？金耀銘說：組織上決定，我當然願意。我是1960年到作戰部的，命令還是您下的，您怎麼批評怎麼要求都行。羅瑞卿說：我這裏太忙，你身體行嗎？金耀銘說：我聽說了，我身體不要緊，到總參這麼長時間，我在301醫院還沒有一個病歷號，我從來沒有看過病。羅瑞卿說：好，這裏工作多，你熟悉一下。沒關係，該問就問，要細一點，盡量把事情弄清，認真辦好。

關於羅瑞卿的認真，金耀銘是體會到家了。文件上幾個錯字，羅瑞卿都要自己動筆改。郝治平說：首長這麼忙，幾個錯字你就替他改了得了。金耀銘說：他要自己改，這是原件，是歷史檔案，他一定要是他自己的字。

金耀銘到任時，趙文岐已經忙得連腳都恨不得也要用上了。趙文岐文化低一點，又是第一次當秘書，每天的文件分類都來不及。滿屋子都是文件，白花花攤開了一地。

那時真是辦不完的事，信也不斷，好多受迫害的人都來找，像以後擔任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的王曉棠、像電影演員陶玉玲都直接來找，不熟悉的也來找。後來冤假錯案都一律交給總政處理，羅瑞卿的擔子才減輕了些。

羅瑞卿也沒有看到自己的平反。他那時批轉信件，幫助那麼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卻忘了自己也應該平反。

郝治平問起他，他說：不要急，現在黨也有難處，我們不要給黨增加困難。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撤銷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有關因羅瑞卿同志問題受株連的同志，也應予以平反，恢複名譽。而這時，羅瑞卿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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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他們（即‘左聯五烈士’）並不是在‘左聯’的活動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殺的。他們其實是中共一場黨內鬥爭的犧牲者。」朱正在《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一書中這樣寫道。這無疑向人們透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魯迅為紀念左聯五烈士而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舉行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開會的情況，據當時在場的六屆中委羅章龍回憶說：

在四中全會開始時，米夫宣佈開會，會議按預先所擬定的議事日程進行。首先由國際代表作政治報告，著重批判右傾思想，要求執行國際路線，強調改造黨的領導機構，成立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央機構……最後由米夫起立宣佈進行選舉，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說明國際全力支持他們的決心。座中諸同志不耐，以腳擦地板，會場上一片噓聲四起，登時秩序紊亂。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聲明選舉不合手續，會議應即停開，宣告會議決裂。於是代表群起集體退席，走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王明甚至還成了政治局委員。會上六屆中委史文彬提出：這樣的增補不符合黨章的規定，共產國際也不能隨意任命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外之個人擔任中央領導成員。會後，羅章龍、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聯名寫信給米夫，再次表示會議為非法，應宣佈會議一切決議及選舉結果為無效。請他轉達國際，採納多數中委意見，重新召開緊急會議或七次代表大會，以解決黨內的分歧。

米夫感到事情有點不好辦，就邀請反對四中全會的人來開個會，以消除分歧。這會是在上海靜安寺路地區一所花園洋房內開的，後來就被稱為「花園會議」。1月10日黃昏時候，羅章龍、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人分批來到這裏住下來。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兩個外國人為一方，二十六個反對者為另一方，開會了。雙方都還是堅持各自原來的意見，說不到一塊兒去。最後，隨同米夫前來的一個外國人說：“我們對於今日會議完全感到失望，這證明你們是有組織、有綱領地來反對四中全會，已經走向反國際反黨的道路。你們反對四中全會領導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務，一律開除中央委員和黨籍！”說罷，米夫等三個外國人就怒氣沖沖地下樓而去。

三個國際代表離去之後，顧順章在會場上出現了。他要求大家在這裏再住一夜。說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難保安全，並且將門上鎖，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覺到他不懷好意，就衝破他的阻攔，分批離去了。事後才聽到說，顧順章奉命留難，果然是想消滅這些反對者。

這些不承認四中全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簡稱「非委」。據羅章龍的回憶錄說，馮鏗被選為「非委」的候補委員。

革命文藝界也發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藝組織中國革命文藝聯盟（簡稱“革文聯”）是李求實組織起來的。其成員有柔石、胡也頻、殷夫等人。

話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種說法是一個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的學生與龍華慘案有關。此人叫唐虞，他與王明很要好。”

柔石是在東方飯店被捕的，他後來在獄中曾寫信給同鄉王育和（號清溪）：請將此信挂號轉寄至閘北橫浜路景雲里23號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獄已半月，身上滿生起虱來了。這裏困苦不堪，饑寒交迫。馮妹臉膛青腫，使我每見心酸！望你們極力為我倆設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須贖款，可與家兄商量。總之，望設法使我倆早日脫離苦海。下星期三再來看我們一次。借錢給我們。丹麥小說請徐先生賣給商務。

祝你們好！

雄五日

信中的「大先生」是一些親近的人對魯迅的稱呼。柔石曾化名“少雄”，這裏簡略為“雄”。信是2月5日星期四寫的，然而，兩天之後即被殺，他已經沒有“下星期三”了。柔石完全不知道這已經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十個小時，還希望大先生能設法（例如通過蔡元培）去營救他。

營救的事，在他們這批人被捕之後就立即開始了。「非委」中央責成史文彬等人籌措營救的款項，找關係營救，並且通過關係給被捕者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衣服。老閘捕房有一包探頭目同林育南的岳父有交情，表示願意儘力營救育南，其他諸人則不能為力。被捕者的親屬也都各自設法。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文中記下了她進行營救的情形：

……我只有一顆要救也頻的心，沒有什麼辦法，我決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麼人介紹了一個可以出錢買的辦法，我也去做，託了人去買。我又找了老閘捕房的律師，律師打聽了向我說，人已轉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師，回信又說人已轉在龍華司令部……邵力子說他是無能為力的，他寫了一封信給張群，要我去找這位上海市長，可是他又悄悄告訴旁人，說找張群也不會有什麼用，他說要找陳立夫。那位說可以設法買人的也回絕了，說這事很難。龍華司令部的律師謝絕了，他告訴我這案子很重……

熱心營救胡也頻的還有沈從文。胡適1931年1月20日的日記說：

沈從文來談甚久。星期六與星期日，上海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捕房破獲共黨住所幾處，拿了二十七人，昨日開訊，只有兩女子保釋了，餘二十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為文學家胡也頻。從文很著急，為他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

胡適雖然說了「我無法援助」，但還是拗不過沈從文，按沈的要求為他寫了封請蔡元培幫忙的信。沈拿了這信跑到南京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還真給張群寫了信。2月20日蔡給胡適回信說：

適之先生大鑒：

自京回滬，大駕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從文君到京，攜有尊函，囑營救胡也頻君。弟曾為作兩函，托張岳軍設法，然至今尚未開釋也……

蔡元培這信是2月20日寫的，已在胡也頻被殺十多天之後了，信中還在說「至今尚未開釋」的夢話，可見這時人們還不知道屠殺已經發生：

1月17日在東方飯店被捕的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於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處死了。他們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領導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還有非委革文聯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頻，還有非委候補中委、非委婦女部的馮鏗。

左聯五烈士

這裏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頻、馮鏗和李求實（又名李偉森）原是「左聯」的成員，他們就被稱為“左聯五烈士”。事實上，他們並不是在「左聯」的活動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殺的。他們其實是中共一場黨內鬥爭的犧牲者。據羅章龍的回憶錄中說，“後來臨中（臨時中央，指六屆四中全會所產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認何（孟雄）等二十三人為反黨，為叛徒，公然宣稱他們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才作了這樣的結論：

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選自朱正《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