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蔣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攫奪中國銀行，開始金融壟斷

武漢中國銀行舊址

【導讀】辛亥革命前夕，外國銀行主宰了中國金融，中國自辦銀行日迭興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成立，1908年該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至1911年，大清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銀行。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錦濤擔任臨時政府財政總長，走馬上任需要首辦的事情，就是建立一個中央銀行。1911年11月，陳錦濤實施了其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的計劃……

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銀行非中國銀行莫屬。

1912年2月，南京臨時政府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此時的中國銀行是個官商合辦的銀行，經常充當政府的賬房，中行為擺脫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力謀自主經營，幾經努力得以實現。隨著北洋政府統治的結束，中行總部隨政治中心南移由北京遷至上海，1928年國民政府另立中央銀行，遂將中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改組後的中行實權仍掌握在商股手中，獨立自主經營得以延續，中行仍保持了在銀行界的霸主地位。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金融壟斷政策，通過增資官股，逐步控制了中行，1937年抗戰爆發，中行總部西遷，積極支持抗戰，1942年四聯成立，實行四行專業化分工，中行再度增資改組，成為專業的國際貿易匯兌銀行，中行業務範圍急劇驟減，開始落後於中央銀行。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行總部迂迴上海，在此階段，中行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接管敵偽財產，重新增減機構；加強信貸，支持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加強外匯管理，辦理海外僑匯業務等。以上工作，對抗戰勝利後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1949年國民黨退居台灣，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曾通過各種途徑，企圖竊取中行海外分支機構的資產，遭到中行職員的強烈反對，中行回到祖國的懷抱，重新獲得了新生。

綜觀中行37年的艱辛創業歷程，中行共發生了三次職能轉變：從1912年到1928年以前，中行是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銀行；1928年國民政府另組中央銀行，中行被改組為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1942年後國民政府通過建立四聯總處，重新劃分中、中、交、農四行的業務，中行成為發展國際貿易的專業銀行。

陳錦濤與中國銀行的創立

辛亥革命前夕，外國銀行主宰了中國金融，中國自辦銀行日迭興起，1905年清政府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成立，1908年該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至1911年，大清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銀行。

辛亥革命爆發後，該行的正副監督葉景揆、陳錦濤棄職南下，陳錦濤經伍廷芳提名擔任臨時政府財政總長，剛剛上任的陳錦濤需要首辦的事情，就是建立一個中央銀行。1911年11月，大清銀行的浙江籍股東及部分高級負責人為了保全商本組建了股東聯合會，陳錦濤利用商股聯合會，實施了其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的計劃。

經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醞釀，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於1912年1月正式向孫中山呈送報告，表示在不損害股東利益前提下，願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孫中山鑒於政府財政窘困隨即同意，並立即面諭陳錦濤，讓其立即向股東聯合會轉達他的意圖，陳氏立即以財政部的名義於1912年1月書面批複股東聯合會。

天津的中法工商銀行

詢孫中山，希望孫中山能助其一臂之力。孫中山複電：「清帝退位，……中國銀行之創辦，及一切財政之已經施行者，當然繼續有效，絕無疑問，可由財政部宣佈。」在短暫的兩個月中，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的報告便得到了兩位總統的批准和追認，陳錦濤聯合大清銀行股東擊敗了競爭對手，於1912年2月5日將大清銀行正式改組為具有中央銀行的權力和地位的中國銀行。陳錦濤在致臨時參議院咨文中說：“這是借已有之基礎，應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長民國之實力，又可因其資金為通融，實為民國國家與銀行股東兩得兼利之道。”陳錦濤創建中國銀行的真正意圖可略見一斑。

禍不單行的總裁徐恩元

徐恩元1885年生於浙江吳興，早年留學英國，民國成立後任財政部制幣局局長，1914年為迎合袁世凱稱帝心理，接受楊士琦的建議，未經中行同意便向美商訂印200萬元印有袁世凱像且加「昭武」字樣鈔票，曾引起國人的責難和唾罵。

請政府收回任徐恩元為總裁的成命，同時致電徐恩元，揭發徐恩元過去的問題，徐恩元見電報後火冒三丈，揚言報復，便以股東會照章尚未成立為由，否認商股聯合會。徐的報復引起了股東們極度反感，他們藉助公共輿論，指責刁難徐恩元，徐恩元也不甘示弱加以辯解，雙方各執一詞，明爭暗鬥，矛盾越來越深，為以後的一連串爭鬥埋下了伏筆。

1917年7月，徐恩元聘用北京英商麥加利銀行經理盧克斯為北京中行副經理，合同聘期為五年，年薪金3000鎊，津貼1000鎊，此時徐恩元已為印鈔問題所困擾，誰料餘波未息，一波又起。

1913年，孫多森時任中行總裁時就曾高薪聘用洋人，招致行員不滿，而今徐恩元以更高薪水聘用英人盧克斯，商股聯合會和總管理處高級職員都極為憤慨，表示反對。卞壽孫、謝霖、范磊三人於7月18日向徐恩元寫了質問信，徐恩元原希望他們能為印鈔問題幫自己一把，出乎徐恩元意料的是，此三人非但不幫忙，反而刁難，使得徐恩元對三人憤恨至極，欲將總司長謝霖調離總處。為引起行外注意，卞、謝、范三人商議，於7月26日一同辭職。此外早已與徐恩元不和的副總裁陳威此時也落井下石，宣告引退，經政府撮合，以合同已簽無法變更為由，聘請盧克斯一事至此不了了之。

徐恩元為擺脫內外受敵的困境，亟思將北京、天津兩行鈔券恢復兌現，藉以挽回個人聲譽，鞏固他的總裁地位。這個建議起初為股東們所歡迎，1916年10月23日中行京鈔率先恢復兌現，最初兩日兌換極為順利，曾得到輿論頗多讚許，徐恩元也十分得意。因事先準備和估計不足，京鈔兌脫旋即轉為限兌，最後轉為停兌，京鈔信用驟跌，招致社會輿論批評不斷，批評他過於輕率，眾議院也對其提出質問，表示懷疑和不滿。此時徐恩元的處境如同雪上加霜，更加困難，首次京鈔兌現便以失敗而告終。

厄運頻頻降臨身上的徐恩元，任職半載，卻招致反對呼聲一浪勝過一浪，1916年12月，調離張嘉璈事件將反徐浪潮推向了高潮。

政府，要求制止調張。

此前徐恩元和商股聯合會已鬥爭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商股聯合會此時也乘機以撤出中行所有商股要挾政府，在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和調停下，徐恩元收回成命，商股聯合會撤消了對北京中行存款實行假扣押申請，調離張嘉璈事件至此草草收場。

徐恩元雖擔任總裁僅僅一年，但在諸多重大問題上與商股股東們存在嚴重分歧，爭鬥此伏彼起，相互猜疑，使得行務陷於停滯狀態，社會批評和責難紛沓而至，徐恩元的總裁職位難以久留自在情理之中，1917年6月，已處四面楚歌地步的徐恩元被迫離職。

金融業巨子張嘉璈

張嘉璈1889年11月生於江蘇寶山，自幼聰穎好學，1906年負笈東渡，前往日本慶應大學攻讀貨幣銀行和政治經濟學專業，由於張氏刻苦努力，堅實的財政金融知識為他日後從事金融業活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1909年張氏歸國，民國初年，張嘉璈初步顯露出他非凡的才華和膽識，受到了政壇諸多風雲人物的重視和青睞，民國初年政治黑暗使其逐漸放棄從政的念頭。

恰逢此時，東瀛留學期間與他交往頗多的梁啟超，正任財政部幣制局總裁，在梁啟超的大力推薦下，張嘉璈決定轉入中國銀行工作。上海中國銀行正缺副經理一職，經湯睿介紹，張嘉璈平步青雲當上了副經理，從此開始了其長達22年的中行經營生涯。

1916年袁世凱稱帝，為準備內戰，於5月12日下令中、交兩行所發鈔票停止兌現，為維護銀行信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張嘉璈說服行長宋漢章，決定拒絕亂命，堅持兌現。為抵抗政府停兌令，二人四處奔走，精心謀劃對策，組織了以張謇為首的股東聯合會，繼續兌換中國銀行鈔票，張嘉璈和宋漢章的行為，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平息了此次上海金融風潮，為民族金融業樹立了楷范。中國銀行的信譽大增，宋、張二人也因此在金融界名聲大振，張嘉璈於1917年擢升為中行副總裁。

中國銀行本票

張嘉璈升任中行副總裁後，1917年7月針對多年困擾中行的京鈔問題，向財政總長梁啟超提出了三項整理辦法：一是修改《中國銀行則例》，擴大商股，成立股東會；二是整理中行所發京鈔；三是設法限制對政府墊款，並收回以前墊款。梁啟超對張氏的提議表示同意，嗣後張氏同王克敏商定具體整理措施，並予以實施。為達到擴大商股股權，實現股本商股化的目的，張氏通過各種關係和個人聲望，四處勸募商股，當年所募商股就超過了官股，至1923年，中行在張氏的領導下，基本上成為商辦銀行，擺脫了北京政府的控制。

作為北洋時代的金融奇才，張嘉璈通過創辦銀行刊物——民國時期最早發行的金融專業刊物——《銀行周報》，使得他的名字在金融界童叟皆知，自1917年到1928年他三蟬副總，為他擔任中行總經理奠定了基礎。

民國初年公債信用大跌，資金極難籌措，外國銀行團欲借中國財政困難之際，撈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利益。鑒於此種情形，張嘉璈毅然向政府提出了從速整理公債的主張。

張嘉璈將西方經濟學原理和中國具體情況靈活有機的結合起來，對整理公債的原則、方法和基金來源均作了詳細規定。

中行根據承諾，每當總稅務司撥轉的公債基金戶不敷周轉時，中行總行墊款接濟，使公債信用得到了維持。從1921年到北洋政府垮台，除1922年、1927年曾暫緩還本外，一般都能如期償付，因此說中國公債信用的建立應歸功於張嘉璈。

1928年中國銀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張嘉璈擔任中行總經理，中行1936年7月設立紐約分行，是與張嘉璈的設想分不開的。張嘉璈聘請羅德瓦爾德，約其協助內部改組，成立國外部和指導國際匯兌等。1930年7月3日國外部正式成立，從此建立了國外直接匯兌和特約代理關係，設立了海外總部，國外部的成立，在國內銀行界尚屬首創，且規章制度健全，為後來經營外匯業務的同業視為楷模，多所效仿。

根據中行各年的營業報告資料，1930年底已有國外通匯行62家，特約代理行96家，代理行遍及43個國家。國際匯兌業務的開設為以後中行發展外匯業務鋪平了道路。

中行成了蔣介石覬覦目標

在張嘉璈的精心經營下，中行的各項經營績效均居國內銀行界首位，遠遠領先於中央、交通及其他銀行。

1928年中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後，能與海關、郵政局並駕齊驅，成為全國組織最健全的三大機關。

20世紀30年代，內憂外患接踵而至，財政金融日趨窘迫，中央銀行和農民銀行的實力難以控制全局。而此時的中行在各項營運績效均居銀行界首位，一向貪婪的蔣介石認識到要實行金融壟斷，必須完全控制中行，因此中行早就成為其覬覦的目標。

張嘉璈與蔣介石的矛盾日久，張嘉璈反對內戰和赤字財政政策；追求金融夢想而不願聽命蔣的擺佈，使得蔣介石對其大為不滿，遂將張嘉璈視為其控制中行的主要障礙，認為要想完全控制中行，必須把張嘉璈排擠出去。

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三人經過精心策劃，1934年以全國金融緊縮為借口，開始實施他們的金融壟斷政策，從控制中行入手，使用只許增加官股，不許增加商股的辦法，使得官股所佔比例與商股相等，牢牢地控制了中行的人事、財政大權，這種卑鄙的手段曾引起股東們的強烈反對，但最終迫於壓力，被迫同意。其實張嘉璈早就知道他們已經將中行視為囊中之物了，欲將自己調離中行，張嘉璈曾通過黃郛從中周旋，設法將自己留在中行，最後當宋子文告知張嘉璈此決定是蔣介石的意圖，張嘉璈也只好無奈接受了，聽命政府安排到鐵道部擔任部長一職。1976年5月張嘉璈在接受採訪時，友人問及當年離開中行的真正原因何在，張嘉璈說：「財政當局要拿銀行當國庫，我卻以為銀行就是銀行，國庫是國庫，這點意見不合，是造成我離開中行的最大原因。」從此結束了這位曾在中行任職二十餘年、被稱為銀行界四大名旦之一的銀行家的職業生涯。

宋子文的特殊作為

宋子文在銀行界的崛起，與20世紀20年代南方地區的國民革命有密切關係。與宋家有特殊關係的孫中山，提名宋子文就任大革命時期的中央銀行行長，隨著革命形勢的轉變，起初對革命政權持冷淡態度的中國銀行開始發生轉變，由仇視到同情，開始秘密與革命政府發生聯繫，恰逢1925年廣州發生了中央銀行擠兌風潮，宋子文為維持中央銀行信用，多方籌措現金，派員赴香港與貝祖詒商談借款200萬元，作為中央銀行的發券準備。中國銀行改弦易轍，經中行副總裁張嘉璈允許，貝祖詒親赴廣州與宋子文洽談，同意借予宋子文現金50萬元，此次借款對宋子文來說可謂雪中送炭，宋氏成功平息了廣州擠兌風潮，宋子文頗為感激，應中行請求，致電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對各地中國銀行分行要嚴加保護。

1933年宋子文相繼被迫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部長等職，為了實現在金融界的再度崛起，他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籌劃成立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另一件事是從1934年末起，宋子文參與了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的攫奪、控制。

張嘉璈被排擠出中行，宋氏接任後，加強對分支行的嚴格管理。為實現資金的統一管理調度使用，提高資金周轉率，宋子文親自參與制定《關於儲蓄部內部款項調撥及管理辦法案》，該文件規定各地分支行儲蓄部櫃的存款留用額度凡超過規定的餘款必須及時將款匯往上海總行，總行對此每月進行稽查考核。

中國銀行紙幣

擬定推進業務方案，制定考成標準。總行擬訂了存款、發行、放款、準備等四項，並強調「欲謀業務策進，必先厲行業務考成；而欲收考成之效，則須信賞必罰，始能有所獎勵」。在推進業務方面提出在存款上要“招攬存戶，以開新戶為主”，“注重一年以上定期存款，利息的稍予通融”；在發行上，“則設法覓大宗用戶，如大公司、廠家或政府機關發工資薪給等”。

重申檢查制度。宋子文上任後，發現張嘉璈離職前已發放到各分行的檢查制度文件，絕大多數分行並未真正認真貫徹執行，宋子文立即重申：總行、分行檢查範圍包括賬戶、業務、人事三項；總、分行檢查的方式、時間實行隨機抽查制度；總行對各支行處庄得隨時執行，分行對所管轄內支行每年至少執行一次。從而使中行的檢查制度由一張空紙得到落實，加強了行內製度管理，減少了行內的舞弊行為，資金使用率明顯加快。

注重發展國內外業務。宋子文認識到，欲實現中行的穩定發展，必須實現國內外業務的同時發展。國內業務方面，宋子文認識到必須擴大貨幣發行，建立更多的營業網點。

此外，宋子文還極為注重拓展海外業務。張嘉璈任經理時就曾有大力發展海外業務的設想，由於種種原因，收效並不理想，如他曾想在紐約、新加坡等地設立分行，開展海外業務，均未付諸實踐。宋子文久居海外和要職，對以上兩地設立分行其實也早有考慮，他目睹英屬海峽殖民地及南洋群島數以萬計的僑胞及錫與橡膠業的繁榮景象，僑匯數額極為龐大，所以選擇了新加坡。紐約作為美國最大的金融中心，中行若在此設立分行，將有助於「增進中美間之貿易及匯兌便利，兼得儘力於政府新幣值之施行」。經宋子文的四處遊說，中行於1936年6月和1936年7月分別設立了新加坡分行和紐約分行。

由於宋子文的特殊身份和其嚴格的經營管理，在他主持中行期間，中行的業務仍有顯著提高，但其實際增長遠遠落後於通貨膨脹的速度，中行自1942年便開始落後於中央銀行。1944年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任中行董事長，宋子文升任中央銀行總裁。

宋漢章因禍得福

辛亥革命後，滬軍都督陳其美與臨時政府財政總長陳錦濤宿怨已久，陳其美在籌建臨時政府時，發起成立了中華華業儲蓄銀行，想讓該行享有中央銀行權力。陳錦濤卻將大清銀行改組為具有中央銀行權力的中國銀行，並在委任領導時，大清銀行舊人又捷足先登，根本未考慮陳其美。接連受到沉重打擊的陳其美極為惱火，為報復陳錦濤，遂將陳錦濤委任的中行經理作為報復對象。

為破壞中行名聲，陳其美指使親信王興漢、陳聚等人，於1912年1月舉報宋漢章曾在辛亥革命前夕，在大清銀行分行任經理期間，有罔利營私行為，陳其美以此為由，欲逮捕宋漢章，但宋漢章居住在租界內，始終無法下手。

機會終於來了，1912年3月24日上午，宋漢章應梁建臣之邀，赴廉惠卿家出席宴會，陳其美得知宋漢章出了租界，立即下令逮捕了宋漢章。面對飛來橫禍，宋漢章毫無戒備，滬軍都督陳其美逮捕中行經理宋漢章的消息不脛而走，立刻引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響。

事件發生後，吳鼎昌、陳錦濤等人四處奔走，設法營救宋漢章。袁世凱、伍廷芳二人對陳其美越俎代庖逮捕宋漢章也深感不滿，遂令政府成立查賬小組，深入中行進行查賬，以塞陳氏的口舌，經調查沒有發現任何宋漢章侵吞公款的證據，陳其美在各界社會壓力下，再也無話可說，表示願意釋放宋漢章。

4月15日，釋放宋漢章的那天，與宋漢章有多年交情的財政總長熊希齡，親自前往迎接宋漢章，陳其美當著熊希齡的面，給在獄中飽受折磨的宋漢章賠禮道歉，又是鞠躬，又是稱兄道弟。受盡折磨的宋漢章十分委屈，向熊希齡提出辭職，熊希齡再三勸阻，宋漢章勉強答應繼續留任。至此，震驚全國的宋漢章一案草草收場，此次事件對宋漢章來講，可謂是因禍得福，雖被關押20餘天，但他的名字早已傳揚國內，贏得了社會的讚許。

1916年袁世凱稱帝，為了鎮壓反對派，解決財政困難，於5月12日發佈了震驚全國的中、交兩行兌換券停止兌現和存款停止付現的命令，停兌令的公佈，立即引起了全國範圍的金融恐慌，其中以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受其影響最甚。宋漢章、張嘉璈兩人在5月12日清晨接到停兌令後立即磋商，為了維護中國銀行信用，兩人決定照常兌現付存，經周密謀劃，他們感到必須有金融財團做後盾，於是宋漢章於當日下午訪問了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揆，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等人，以江浙財團為核心的金融資產階級表示願意全力支持。「南三行」領導人基於自身切身利益，分別代表中行的股東、持票人、存戶，以各種方式支持宋、張的反停兌之舉。他們甚至對時任中行上海分行正副經理提出“假訴訟”，因為訴訟案一經成立，在訴訟期間北京的中行總行便不能撤掉宋、張的職務。宋漢章星夜拜訪實業家張謇，請求張謇出面組織股東聯合會，抵制政府破壞行為，親眼目睹擠兌情形的宋漢章，心裏明白僅兩天就消耗了準備現金十分之八，為防不測，一向穩健的宋漢章連夜拜訪了滙豐、德華兩行經理，將分行行產和蘇州河岸堆棧，以及收押的地產、道契作抵押，商借透支現金200萬元，滙豐、德華等銀行的經理表示願意借與中行，以作接濟。

宋漢章、張嘉璈四處奔走，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萬事俱備的上海中行照常營業兌現，成功地平息了此次金融上海風潮，社會輿論對宋、張二人備加讚許。如《字林西報》的「社論」對宋氏頗為稱頌：“滬埠賴有此舉，而不堪設想之驚慌，或暴動得以轉為無事，此等舉動，乃足以當膽略非常，熱心愛國之稱譽——於此又足見該行行長宋漢章之膽識俱優。”直系軍閥馮國璋也發電認為“滬行辦法極是，甚為佩慰”。經受擠兌風潮考驗的中行自此信譽倍增，存、貸款業務驟增，宋張兩人在銀行界聲名大振。

張嘉璈出國考察歸國後，深感保險業的重要，便建議董事會建立中國保險公司，1931年11月由中國銀行獨家投資500萬元的中國保險公司正式成立，中行委派宋漢章兼任該公司董事長，全權辦理，宋氏憑藉自己超人的膽識和智慧，經精心籌劃，順利開展中國保險公司的各項工作。

剛剛上任的宋漢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籠絡人心。由於保險業盈虧難卜，公司職員待遇較低，職工士氣低落，為了鼓舞士氣，宋漢章起早貪黑，兢兢業業，經常利用休息時間與職工談話，了解情況；工作時間，凡是該公司的職員不論職位高低均予親自接見，並將自己薪水分發給困難職工，從未往家拿過一文錢。全體職工為宋漢章的行為所感動，感恩圖報，渙散的人心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穩定，為公司進一步發展夯實了基礎。

十三年的總經理

在籠絡好人心後，宋漢章立即著手他的第二步計劃。此時的中國保險公司既無資產又無經費，可謂百廢待興，宋漢章便利用他久居中行的有利條件，以中行的分支機構為依託，在各地中行內附設外埠經理處，並派熟悉業務者擔任保險業務主任，常駐分、支銀行。精明的宋漢章不花費分文，擁有了全國範圍的營業網點。至1934年底，中國保險公司在全國範圍的外埠經理處，計為：浙江15處，江蘇12處，山東8處，遼寧、安徽各6處，吉林、湖北各3處，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廣東、河北、河南各2處，黑龍江1處，另設歐洲代理處1處(英國倫敦威立斯公司)。

中國保險公司最初以經營火險為主，但因其他公司的激烈競爭，公司基本上無利可圖，宋漢章接受職員的建議，深入實地調查，發現諸多險種尚未開辦，潛力巨大，便先他人一步，率先開辦了玻璃險、水險、紗險等諸多險種。另外宋漢章還仿效西方保險業，開辦了再保險業務，1934年，該公司與英商太陽保險公司簽訂了再保險業務合同。事有湊巧，漢口申新四廠發生特大火災，損失慘重，該廠的全部財產事先已由中國保險公司漢口經理處承保，此次賠付是當時國內保險業中的空前大案，社會輿論紛紛，一向恪守信用的宋漢章果斷決定，立即對漢口申新四廠進行理賠，此舉可謂驚人，因為此次理賠的金額約佔中國保險公司全部資產的80%。漢口申新四廠為表示感謝之情，特在上海《申報》、《新聞報》上刊登了通篇的鳴謝啟事，用事實為中國保險公司作了有力的宣傳，使中國保險公司信譽倍增，客戶紛沓而至，業務量成倍增加，同時宋漢章在金融業的聲望也如日中天。

1935年4月，宋漢章因成績顯赫，在中行改組後被宋子文提名為經理，開始了他擔任13年總經理的職業生涯。

1948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處在人民革命風雨之中，中國銀行高級人員開始懷疑、動搖，早已逃往美國的孔祥熙，辭去了中行董事長職務，蔣介石面對朝野指責，急需尋找一位合適的人選擔任中行董事長，為達到暫時過渡的目的，蔣介石物色上了年邁八旬的宋漢章。

1948年宋漢章被政府任命為中行董事長，席德懋接替他的總經理一職，此時的中行根本沒有自主經營的權力，只能充當政府的賬房。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了上海，這時中行部分職員已遷往香港，由於國民黨特務的脅迫，宋漢章被迫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後的宋漢章等高級職員，根本無心經營行內事務，經常不到行內上班。1949年8月宋漢章等人聯名致函海外分、支機構經理，海外分、支機構自行酌情商定各行的去留，總行不再管理。宋漢章懷著無奈的心情辭去了中行董事長職務，留在香港度其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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