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發表講話（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張玉鳳本是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1968年，二十四歲的她，和在鐵道部工作的劉愛民結婚。不久，她生下了一個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阮紀宏的《張玉鳳回憶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 (註：連載於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匯報》。)一文中，記述了張玉鳳進入中南海的經過：
1970年7月的一天，張玉鳳在北京專列處照常打掃著車廂隨時候命出發。列車長及副書記來到她跟前，問張玉鳳工作什麼時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時，張玉鳳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中南海，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及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接待了張玉鳳，問她是否願意到中南海當服務員。
在瘋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夠到毛澤東主席身邊工作是一種多麼崇高的榮譽，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毫無一點心理準備的張玉鳳一口便答應下來，可是，不管怎樣，當時二十七歲的張玉鳳是無法估計接受這份工作，對她以後的人生將會產生什麼影響的……
就這樣，張玉鳳從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進入了中南海，在毛澤東身邊當服務員。那時，毛澤東已不住在豐澤園——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幾乎不在北京，當他在7月18日回到豐澤園，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陽一面還新修了一道雙夾道走廊，安上雙層玻璃。毛澤東大為不悅，因為這樣的修繕未經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裏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則在釣魚台另住。
毛澤東的新住處，人們通稱「游泳池」，因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澤東用《毛澤東選集》的稿費修建的。喜歡游泳的他，這樣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內、室外兩個。毛澤東住在室內游泳池之側。他的住處，有一間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間大廳，那是書房兼客廳。電影、電視和新聞照片中常常出現的，就是那間大廳。
張玉鳳進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澤東患病。毛澤東的生活便由她細心地照護著。
江青在公眾場合，總是要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們問好！報告同志們好消息，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實際上，江青已經不大來中南海。她在釣魚台建立她的“獨立王國”。只是由於“毛澤東夫人”是她的政治護身符，所以她總是要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對公眾發表講話。對於她來說“毛澤東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更為重要。
其實，江青當時並不能隨便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吩咐，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進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處。
當時擔任毛澤東的警衛戰士陳長江曾回憶說：
江青見主席必須經過批准。
有一次，江青來幾次電話要見主席，主席堅決不同意。我給游泳池南台檢查站和北大門的哨兵交待了，沒有得到命令批准，不開大門。
可是這次江青自己闖了來，氣氛十分緊張。哨兵從小門往外看，見她向門口走來，板著臉。江青對哨兵說：「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裏去，我到裏面看看衛生。」
當時年輕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擋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轉了一圈，踱進室內游泳池北門，執意要看室內衛生。
當時，我和辦公室副主任張耀祠在，見江青進來，預感風暴就要來臨。果然，她見到了張耀祠就大罵：「你老糊塗了，不尊重我！」“哨兵為什麼不讓我進？”她頭也不回往裏走，我們又不好攔，眼巴巴地望著她走過南面小門拐進主席卧室。我心裏有點兒緊張，主席吩咐過沒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進來。
主席發火了，把汪東興主任找了去，問：「為什麼不把江青擋住？她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我同意不能來。」
汪主任連夜把張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來，共同研究，確定下一條：任何人不經主席同意均不能進來，江青也一樣。我當時做了檢查：沒有給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讓江青鑽空子，總認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擋，沒有當做是一項工作任務。我要吸取這次教訓，堅決執行任務，加強責任心，保證主席絕對安全。(註：陳長江口述，李忠誠、伏慧敏執筆，《跟隨毛澤東二十七年── 一個警衛戰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張玉鳳成了毛澤東身邊的服務員。張玉鳳回憶江青如何對待她：
毛澤東患病時的醫護工作由汪東興、張耀祠同志領導，同時，也有周總理的支持。經醫護人員精心治療以及毛主席的積極配合，他的病總算一天天好起來。
開始，江青與很多當時的領導幹部一樣，並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後來，她知道了消息，便說：「主席的體質是好的，怎麼可能病得這麼厲害，你們謊報軍情！」還說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和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領導同志是“反革命”、“特務集團”。
按理說，江青身為毛主席夫人，又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應該對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語言無法形容的辛勞的人們充滿感激之情。誰知她不僅沒有給予鼓勵與感激，反而扣上這個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罪名。說實在的，那個時候聽了江青這番話真讓人感到寒心、緊張、茫然不知所措。事後，中辦的負責同志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總理陪江青來探望康復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來的還有汪東興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當著總理、汪東興的面對江青說：「你說這些人(原註：指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那就是我。」並用手指著自己。毛主席這句話不僅保護了我們這些無名之輩，也使身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同志如釋重負。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評之後，心頭的火無處發泄，她出得門來，便向我開火。她說：「你不懂醫，又不是護士，走路這麼重，一陣風吹著我了。」
我趕忙告訴她：「在這裏，主席有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來了，免得他不知道給嚇著。」
江青當著總理、汪東興，還有五六個工作人員的面，厲聲指責我：「你狡辯！」
周恩來總理為了不使這一狀態持續下去，便走過來對我說：「你認個錯吧。」也許，我當時作為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長”責問，也是該挨批評的。我的頭腦真的就是這麼簡單、直率，不知利害。
後來，發生了毛澤東休克事件。當時，並沒有告知江青。當毛澤東醒來後，張玉鳳這樣回憶：
我們把周總理、汪東興請到主席面前。主席說：「謝謝你們。」並邀他們兩位一起到沙發上坐坐。他們問主席：“是否把剛才的情況告訴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總理，說：「不要告訴她，告訴她只會添麻煩。」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這是常人很難理解的，我們也不很理解。因為普通人的家庭，這種情況不是太多。
張玉鳳的回憶，生動而逼真地勾畫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之間「常人很難理解」的關係。
「榕樹的須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裝顯得人短了。前奏曲應出現瓊花主題。音樂上洋教條、土教條都要打掉……」江青從1963年起，便“指導排演”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把它樹為“樣板戲”。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北京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演出。周恩來、江青陪同尼克遜夫婦觀看演出。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動中露面。作為“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旗手”，江青讓美國總統觀看“革命樣板戲”，心中充滿了自豪之感。
尼克遜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對江青的印象：
我從事先為我們準備的參考資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識形態上是個狂熱分子，她曾經竭力反對我的這次訪問，她有過變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經歷，從早年充當有抱負的女演員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領導激進勢力。好多年來，她作為毛的妻子已經是有名無實，但這個名在中國是再響亮沒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個名來經營一個擁護她個人的幫派的。……
在我們等待聽前奏曲的時候，江青向我談起她讀過的一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她說她喜歡看《飄》，也看過這部電影。她提到約翰·斯坦貝克，並問我她所喜歡的另一個作家傑克·倫敦為什麼要自殺。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告訴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說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
毛澤東、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種隨隨便便的幽默感和熱情，江青一點都沒有。我注意到，替我們當譯員的幾個年輕婦女，以及在中國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幾個婦女也具有同樣的特點。我覺得參加革命運動的婦女要比男子缺乏風趣，對主義的信仰要比男子更專心致志。事實上，江青說話帶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頭轉向我，用一種挑釁的語氣問道，「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到中國來？」
當時，芭蕾的演出正在進行，我沒有搭理她。
原來我並不特別想看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幾分鐘後，它那令人眼花繚亂的精湛表演藝術和技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試圖創造一出有意要使觀眾既感到樂趣又受到鼓舞的宣傳戲方面無疑是成功的。結果是一個兼有歌劇、小歌劇、音樂喜劇、古典芭蕾舞、現代舞劇和體操等因素的大雜燴。
舞劇的情節涉及一個中國年輕婦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領導鄉親們起來推翻一個惡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戲劇藝術上，這齣戲比較膚淺和矯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記中所記的，這個舞劇在許多方面使我聯想起1959年在列寧格勒看過的舞劇《斯巴達克斯》，情節的結尾經過改變，使奴隸取得了勝利。
中國的外事活動是十分周密的，講究紀律性。江青陪同尼克遜夫婦觀看《紅色娘子軍》，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的。可是，翌日晚，當尼克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事先並未安排江青出場。
晚六時三十分，江青自說自話來了，要求會見尼克遜夫婦。
出於禮貌，尼克遜夫婦只得跟江青會面，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可是，此時此刻，周恩來和眾多的客人卻在新疆廳里乾等著。
這一回，輪到尼克遜不斷地看手錶，因為他知道早已過了宴會開始的時間。
江青說了一陣子廢話，這才站起來告辭——她並不出席宴會。
她的突然出現，無非是向即將離開北京飛往杭州的尼克遜夫婦，顯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澤東夫人，中國的第四號人物。
江青是懷著嫉恨之情，離開了人民大會堂：美國的總統和夫人舉行答謝宴會，她作為中國的「第一夫人」，怎麼可以被排除在宴會之外？
她不滿周恩來。
她見到尼克遜夫人，也使她感慨萬千。因為尼克遜夫人僅僅是「第一夫人」而已，並沒有她那樣具有“政治局委員”、“第四號人物”那麼顯赫的職務，可是，尼克遜夫人卻隨丈夫週遊世界，頻頻出現於電視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
對於江青來說，她只具有中國知名度。就國際知名度而言，她無法跟尼克遜夫人匹敵。
她早就注意到國際知名度的重要，企望著提高自己的國際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澤東。她跟毛澤東結合之後，就連寫字也學「毛體」，以至1983年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展出的一份毛澤東手跡，經筆跡專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這才取了下來！江青成為“中央首長”之後，好在種種文件上寫“批示”，那語氣、那字體，也照搬毛澤東的樣子。
當然，江青也注意毛澤東的種種工作方法、謀略，暗中摹仿著。
她曾細細讀過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她知道，1936年斯諾前來陝北延安對毛澤東作了長時間的採訪之後，寫出《西行漫記》(英文版書名為《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和美國分別出版，為毛澤東贏得了國際聲譽，提高了國際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諾再度訪華，毛澤東又與他長談。雖說此時的毛澤東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過斯諾，把他的許多新的思索告訴了西方眾多的讀者。
她知道記者、作家手中的筆的影響力，她知道「無冕皇帝」的無比威力。
她尋覓著自己的「斯諾」。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廣為傳播的傳記。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20世紀70年代中期,「赤腳醫生」為牧民群眾診治疾病
【導讀】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葯使毛澤東極為不滿。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終於使他在1965年發怒。可能連毛澤東本人也沒有想到，他的這次發怒，改變了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葯的狀況。
毛澤東發怒作出「六二六」指示
舊中國的農村，缺醫少葯。農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著，小病能挺過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也曾採取多種具體措施去解決。但當時中國經過正規培訓的醫生很少，政府很難一朝一夕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認為，中醫需要器械不多，行動靈活方便，中藥也不貴，農民抓得起中藥，因此發展中醫，對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有利。1958年他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整理，提高」。但是，培養大批中醫，需要時間，而且這些學成的中醫大多也是留在城市的醫院中工作，廣大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中央於是轉而探索另一個解決方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毛澤東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醫院要組織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指示，1965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年1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00名醫生下農村巡診。
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只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只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
毛澤東內心積壓的火氣，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爆發了。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彙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彙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佈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佔比：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佔25%，城市則佔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面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葯。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澤東發怒後，衛生部立即研究貫徹毛澤東指示的辦法。由於毛澤東這次發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衛生部把毛澤東在這一天的指示稱為「六二六指示」。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再次召見衛生部長錢信忠等人，討論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事情。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重點談了改善農民醫療條件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總構想。毛澤東說：「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5億多農民。」毛澤東接著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高小畢業生學3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毛澤東在作出「六二六」指示時，並沒有談到「赤腳醫生」這個詞。但他的指示中有一條——要有一大批農村養得起的醫生在農村給農民看病。毛澤東還劃定了培養這樣的醫生的兩個條件：一是高小畢業生，二是學3年醫學。這些只是毛澤東當時的一個基本構想，在他的頭腦中，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清晰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在執行毛澤東指示中，大體是按照毛澤東所說的條件做的，但做法不一，模式不同，培養的鄉村醫生名稱也不同。但不管怎樣，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在全國迅速展開了。在全國各縣普遍建立人民醫院的基礎上，國家開始大力扶持有條件的公社迅速建立衛生院，同時衛生部著手組織對農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進行醫學培訓。
毛澤東「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國「赤腳醫生」
對農村有一點文化的青年進行醫學培訓，上海市動手較早。「赤腳醫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原來，這個公社於1965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4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
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在學習中，她十分刻苦。後來她自己回憶道：我連中學的門都沒進過，比方那些化學元素符號，還有什麼「大於」“小於”……老實講，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時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學得挺認真。老師讓晚上9點熄燈，我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12點……
由於王桂珍在班上學得認真，很快就初步掌握了醫學知識。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是該公社第一批衛生員之一。當時，江鎮公社第一批衛生員有28個。這些衛生員，實際上仍是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農民生病，還是要到公社衛生院來。換句話說：公社培養的衛生員還是沒有像過去鄉村游醫那樣走村串戶到農民中去給農民治病。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
開始，農民們並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說做一個醫生要學好幾年，這個黃毛丫頭只學了4個月就能當醫生？能看病嗎？但王桂珍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一個病人牙齒痛，她要給病人針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給自己扎。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100多種中草藥，在村裡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
王桂珍的這種類似過去鄉村游醫一樣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治病、農忙時也參加部分農業勞動的方式，並沒有引起當地黨政領導機關和衛生部門的重視，只是把她的事迹放在學雷鋒的範圍來宣傳。因此，王桂珍的事迹，當時僅局限於上海基層。
與王桂珍的事迹相聯繫的，還有另一個人——黃鈺祥。黃鈺祥，1953年蘇州醫專畢業。20世紀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張藹平相繼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衛生院工作，直接為農民治病。他在工作中對農村缺醫少葯和農民看病難的現狀有著深刻的了解。
當時的江鎮公社衛生院的條件極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沒有高壓蒸汽消毒設備，連高壓鍋都沒有，針筒等最基本的醫療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而這都是不合格的。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黃鈺祥仍然想盡各種辦法為農民治病。他在認真為當地農民服務的同時，也注意用自己所學，教當地衛生員以醫學知識，以便有更多的人來為農民治病。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發出後，他開始積极參与江鎮公社培養當地鄉村衛生員的工作。他也就成了包括王桂珍在內的第一批農村醫學速成培訓班學員的老師。同時，他也經常下鄉為農民治病，深得農民的喜愛。黃鈺祥的事迹也得到了當地黨政部門的肯定。
王桂珍、黃鈺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做法，深受當地農民的歡迎。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正如黃鈺祥所說：「赤腳醫生」是在農民中自行叫起來的。
但是，無論是王桂珍還是黃鈺祥的事迹，當時只是被當地政府所肯定和宣傳，而宣傳的重點，也是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至於「赤腳醫生」這個詞，還沒有在宣傳中成為重點。王、黃二人的事迹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宣傳，自然也不為毛澤東所知，「赤腳醫生」這個詞也不為全國人民所知。
而是寫成了一篇調查報告。寫作過程中，記者們對王、黃二人的事迹做了認真分析，同時反覆體會毛澤東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關於改善農村醫療條件的指示，覺得江鎮公社王、黃二人的做法，是切合毛澤東指示精神的。因此，調查報告把本來就有著內在聯繫的毛澤東指示和王、黃二人事迹，進行了深入發掘和說明。寫作中，記者們對文字精益求精，儘可能使文章生動活潑一些，並且首次使用了當地農民對王、黃二人的稱呼——「赤腳醫生」，並直接將全國人民都生疏的詞「赤腳醫生」用到了標題上，題目最後定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天，在全國有影響的上海《文匯報》在重要位置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該文發表後，立即引起北京宣傳部門的重視。當年9月出版的《紅旗》雜誌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調查報告。文章先後在3個重頭報刊上發表，自然引起了廣泛關注。特別是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稱為「赤腳醫生」，讓人耳目一新。
這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仔細閱讀了9月14日當天《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並且在他閱過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在那個年代，毛澤東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因此，毛澤東的批示很快下達，並且立即轉化成各級黨政部門的行動。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更重要的是，按此思路，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系。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這種情況，促使中國的「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迅速改觀。活躍在廣闊農村的“半農半醫”群體，確實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而且，農民們在大隊衛生室或者公社衛生院看病，醫療費用主要從公社和大隊積累資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員基本上不花什麼錢，有的地方連5分錢的挂號費也不收，這怎麼能不受到廣大農民的由衷擁護和歡迎呢？
「赤腳醫生」催生農村大隊合作醫療制度
隨著「赤腳醫生」規模的形成，當時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建立起來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湖北省一個名叫覃祥官的「赤腳醫生」發明的。當時，他是樂園公社衛生所的一名醫生。他通過深入各生產隊調查摸底，借鑒黨領導農民組織起來辦信用社擺脫高利貸的剝削，辦供銷合作社擺脫奸商剝削的經驗，考慮到了組織農民辦合作醫療，依靠集體的力量來和疾病作鬥爭的思路，拿出了《關於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試行農民合作看病的草案》。這個草案得到大隊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為了將覃祥官的草案變為現實，樂園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隊辦衛生室。
1966年8月10日，這個處於鄂西長陽土家山寨的衛生室掛牌了。這個合作醫療的具體辦法是：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村裡再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的挂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
同時，在覃祥官的帶動下，衛生室全體人員著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給農民治病。他們的這種做法後來被概括為「三土」，即土醫、土葯、土藥房。他們還自己動手種植、採集、製作中草藥，用來給當地農民治病。這種做法後來被概括為“四自”，即自種、自采、自製、自用。同時，他們主動到農民中調查患病人員情況，努力做到：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出錢不多，治療便利；小病不出隊，大病不出社”。中共湖北省委對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隊的合作醫療制度進行了宣傳和推廣。就在毛澤東作出“赤腳醫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中共湖北省委於1968年適時將一份反映樂園公社合作醫療情況的調查報告送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
中共中央對這個經驗十分重視，派員對這個經驗進行核實後，將反映這個經驗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區農村，組織農民開了兩次座談會進行討論。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關部門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後，非常高興，連聲稱讚合作醫療制度好，並且當即在報告上寫下了4個字：「此件照辦。」毛澤東的批示，是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肯定。
從此，在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隊一級設立赤腳醫生，同時在大隊一級建立合作醫療制度，成為當時中國的新生事物，並作為中國億萬農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了。
「赤腳醫生」是“為人民服務”的實踐者
當年的「赤腳醫生」們，也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他們生活、工作在農村，為廣大農民治病，真正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號召的實踐者。
那個年代，「赤腳醫生」們的身份還是農民，就生活在農村，靠掙工分（補貼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現）生活，因此農民們養得起。
他們就是本村人，與當地農民血肉相連；即使是知青擔任「赤腳醫生」，也是村裏的人，因而農民用得動。他們手中沒有很好的醫療設備，都只背著一個裝有簡單醫療器具和藥品的醫藥箱，農民們生了病，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沒有病人時，他們就下地幹活。“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是「赤腳醫生」的生動寫照。
但「赤腳醫生」手中也有“兩件寶”：一是銀針，一是草藥。“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裡尋，”是當時農民形容「赤腳醫生」工作情況的一個順口溜。「赤腳醫生」這兩件寶，治療一般疾病，還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錢，因此受到農民歡迎。「赤腳醫生」也因此成了廣大農民健康的守護神。
作為農民健康的守護神，「赤腳醫生」除了要有一定的醫療知識，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一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農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腳醫生」就會第一時間趕到病人跟前為其醫治。
在草原，在山區，經常可以看到「赤腳醫生」頂風冒雪，爬山過河的身影。而且，當年中國農村還普遍貧窮，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合作醫療制度，能夠給「赤腳醫生」使用的藥品很有限，他們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痛消炎針劑、紅汞、碘酒、阿司匹林等。為了增加為農民治病的藥品，減少農民的醫藥負擔，他們經常上山採集中草藥。除了這些，「赤腳醫生」還肩負著當地農民的衛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務，當年國家組織的各項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落實到占人口90%的農民身上的工作，是「赤腳醫生」做的。直到今天，“千家萬戶留腳印，藥箱伴著泥土香”，仍然是那個時代的農民對「赤腳醫生」最溫馨的回憶。
「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都曾產生世界影響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改善與西方關係，「赤腳醫生」的事迹也隨之傳到國外，在國外產生了很大影響。1969年，以黃鈺祥為主編寫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出版。
1970年，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由“上海出版革命組”出版。這兩本書以醫治農民常見病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實用性強，不僅成為「赤腳醫生」學習的必備教材，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特別是《「赤腳醫生」手冊》，不僅全國的「赤腳醫生」人手一冊，正規醫院裡的醫生也人手一冊，供他們為病人治病時參考。許多普通百姓也買來閱讀以增加一些醫學知識，對照它來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情況；生病的人也通過它來了解一些治療方法。甚至有人說，《「赤腳醫生」手冊》是當年發行量僅次於《毛主席語錄》的書，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赤腳醫生」手冊》出版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譯成5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在今天世界許多國家的書店裏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赤腳醫生」手冊》
1972年，美國史丹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了一部專門向國外介紹「赤腳醫生」的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部紀錄片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國「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使用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該片在許多國家放映後，引起了強烈反響。正是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大會上做了15分鐘的發言。她在參加會議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了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1976年9月初，「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中國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代表人物黃鈺祥和覃祥官參加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會上，覃祥官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之後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全體出席會議者們讚歎，他們稱讚中國創造了人間奇蹟。
從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為世界上帶有天使意味的名詞。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麼樣的政治觀點，也不論是什麼膚色的外國人，只要一聽到「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就豎起大拇指。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工分計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也難以生存。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後可以繼續行醫。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赤腳醫生」不存在了，與它共存共生的合作醫療也解體了。至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了歷史名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1965年的那次發怒，改變了中國農村長期缺醫少葯的現狀，至今仍然是億萬農民對於那個年代的溫暖記憶。還應該肯定，毛澤東當年的批示中飽含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至今仍然閃爍光輝。「赤腳醫生」與大隊合作醫療這種形式，在今天現實環境條件下，當然也需要與時俱進，實際上，其中很多好的做法，好的經驗，甚至是主要經驗，已經為現在中央推行的“新農合”所吸收，成為黨和政府惠民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摘自《湘潭》來源：文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