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在「左」傾教條主義者排斥打擊下處境困難。伍修權回憶說：「左」傾領導者甚至「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還擔任一定職務、在紅軍中有「很高威望」，他可能連長征都參加不了。可以說，長征中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領導地位的重新確立，離不開他與「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鬥爭，其中的艱辛與坎坷鮮為人知。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以來紅軍遭受的嚴重損失表明，博古、李德不可能率領紅軍完成戰略轉移的任務。湘江戰役後，面對紅軍的慘痛損失，李德企圖諉過於人，下令將率部在湘江邊阻擊敵人、因部隊被打散自己負傷突圍的紅二十二師師長周子昆捆綁起來軍法處置，被毛澤東制止。面對困境，博古更是一籌莫展，舉止失態，拿著手槍朝自己比劃。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見狀嚴肅告誡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此時，軍事指揮錯誤和部隊遭受的嚴重損失，也引起了紅軍指戰員的不滿。劉伯承回憶說：「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臨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結束「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成為全軍上下的強烈要求。
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很大努力。他首先爭取說服了張聞天和王稼祥。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們都曾是「左」傾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但現實也促使他們開始反思。廣昌戰役時，李德盲目硬拼的打法給紅軍造成巨大傷亡，彭德懷氣得指責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張聞天也批評李德的打法給紅軍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博古譏諷張聞天是「機會主義」，兩人因此激烈爭執，分歧逐漸加深。王稼祥先後參加過中央蘇區多次反「圍剿」的組織領導，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了解較早。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時，紅軍4萬人面對國民黨20萬大軍。當時，蘇區中央局大多數人都主張撤出蘇區以避敵鋒芒，毛澤東卻堅持在蘇區內實行「誘敵深入」方針打破敵人「圍剿」。最終，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以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氣勢五戰連捷，痛快淋漓地奪取了反「圍剿」的勝利。這給剛到蘇區不久的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在寧都會議上曾支持讓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王稼祥因傷重未參與組織領導，但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曾多次提出批評。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等一起行軍宿營。途中，毛澤東不斷與他們探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分析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闡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使他們受到很大啟示，堅定了支持毛澤東的決心。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澤東表示，「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張聞天也認為「仗這樣打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毛澤東後來曾說：「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長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事實證明，張聞天、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持，對爾後糾正「左」傾軍事錯誤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還根據敵情變化，多次向中央提出正確的戰略性建議。湘江戰役後，國民黨軍在前往湘西途中設置重兵，張網以待。中央紅軍已失去前往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的先機。何去何從，成為亟待解決的頭等大事。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行動方向。李德、博古堅持要按原定計劃前往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毛澤東堅決反對，力主紅軍「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在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支持下，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多數人贊成，紅軍避免了可能陷入重圍的危險。紅軍西進貴州佔領黎平後，博古、李德卻仍不願意放棄北上湘西計劃。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再次討論戰略方向。毛澤東提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黔西北進軍，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經過激烈爭論，這一建議被採納。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前往湘西的計劃「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中央紅軍突然轉向，打亂了國民黨軍的部署，為紅軍贏得了時間。12月30日，紅軍進佔烏江南岸的猴場等地。可是李德、博古又提出紅軍暫緩渡江，仍持「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重申黎平會議決議，決定中央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行動方針的決定》強調：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際上是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從1932年寧都會議毛澤東被排斥出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後，他的意見就很難對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產生影響了。但是，長征改變了這種狀況。通道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黎平會議以中央政治局決議的形式通過毛澤東的意見，猴場會議重申了毛澤東的意見。這表明，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已經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軍長征以來所受損失的經驗教訓。
會議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政治局常委根據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和組織調整：以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不久，為適應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又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在戰爭環境下，作戰勝敗直接關係到黨和紅軍的存亡，新的「三人團」實際上成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和紅軍面臨的最為迫切的軍事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黨，成為黨和紅軍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後，「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指揮下，紅軍一改之前「處處受制於敵」、「走也走不動，打也打不好」的被動處境，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在這一連串列雲流水般的行動中，紅軍將「走」與“打”有機結合，“走的利索，打的痛快”，完全掌握了戰場主動權，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窩會議上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9月12日俄界會議決定毛澤東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政治委員，成立以毛澤東為首，包括周恩來、彭德懷、林彪和王稼祥的“五人團”，領導紅軍北上。11月3日，成立了毛澤東任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1936年12月7日，擴大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23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團主席。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更加名副其實。（文/陳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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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發表講話（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張玉鳳本是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1968年，二十四歲的她，和在鐵道部工作的劉愛民結婚。不久，她生下了一個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阮紀宏的《張玉鳳回憶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 (註：連載於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匯報》。)一文中，記述了張玉鳳進入中南海的經過：
1970年7月的一天，張玉鳳在北京專列處照常打掃著車廂隨時候命出發。列車長及副書記來到她跟前，問張玉鳳工作什麼時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時，張玉鳳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中南海，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及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接待了張玉鳳，問她是否願意到中南海當服務員。
在瘋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夠到毛澤東主席身邊工作是一種多麼崇高的榮譽，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毫無一點心理準備的張玉鳳一口便答應下來，可是，不管怎樣，當時二十七歲的張玉鳳是無法估計接受這份工作，對她以後的人生將會產生什麼影響的……
就這樣，張玉鳳從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進入了中南海，在毛澤東身邊當服務員。那時，毛澤東已不住在豐澤園——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幾乎不在北京，當他在7月18日回到豐澤園，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陽一面還新修了一道雙夾道走廊，安上雙層玻璃。毛澤東大為不悅，因為這樣的修繕未經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裏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則在釣魚台另住。
毛澤東的新住處，人們通稱「游泳池」，因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澤東用《毛澤東選集》的稿費修建的。喜歡游泳的他，這樣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內、室外兩個。毛澤東住在室內游泳池之側。他的住處，有一間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間大廳，那是書房兼客廳。電影、電視和新聞照片中常常出現的，就是那間大廳。
張玉鳳進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澤東患病。毛澤東的生活便由她細心地照護著。
江青在公眾場合，總是要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們問好！報告同志們好消息，毛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實際上，江青已經不大來中南海。她在釣魚台建立她的“獨立王國”。只是由於“毛澤東夫人”是她的政治護身符，所以她總是要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對公眾發表講話。對於她來說“毛澤東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更為重要。
其實，江青當時並不能隨便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吩咐，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進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處。
當時擔任毛澤東的警衛戰士陳長江曾回憶說：
江青見主席必須經過批准。
有一次，江青來幾次電話要見主席，主席堅決不同意。我給游泳池南台檢查站和北大門的哨兵交待了，沒有得到命令批准，不開大門。
可是這次江青自己闖了來，氣氛十分緊張。哨兵從小門往外看，見她向門口走來，板著臉。江青對哨兵說：「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裏去，我到裏面看看衛生。」
當時年輕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擋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轉了一圈，踱進室內游泳池北門，執意要看室內衛生。
當時，我和辦公室副主任張耀祠在，見江青進來，預感風暴就要來臨。果然，她見到了張耀祠就大罵：「你老糊塗了，不尊重我！」“哨兵為什麼不讓我進？”她頭也不回往裏走，我們又不好攔，眼巴巴地望著她走過南面小門拐進主席卧室。我心裏有點兒緊張，主席吩咐過沒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進來。
主席發火了，把汪東興主任找了去，問：「為什麼不把江青擋住？她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我同意不能來。」
汪主任連夜把張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來，共同研究，確定下一條：任何人不經主席同意均不能進來，江青也一樣。我當時做了檢查：沒有給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讓江青鑽空子，總認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擋，沒有當做是一項工作任務。我要吸取這次教訓，堅決執行任務，加強責任心，保證主席絕對安全。(註：陳長江口述，李忠誠、伏慧敏執筆，《跟隨毛澤東二十七年── 一個警衛戰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張玉鳳成了毛澤東身邊的服務員。張玉鳳回憶江青如何對待她：
毛澤東患病時的醫護工作由汪東興、張耀祠同志領導，同時，也有周總理的支持。經醫護人員精心治療以及毛主席的積極配合，他的病總算一天天好起來。
開始，江青與很多當時的領導幹部一樣，並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後來，她知道了消息，便說：「主席的體質是好的，怎麼可能病得這麼厲害，你們謊報軍情！」還說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和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領導同志是“反革命”、“特務集團”。
按理說，江青身為毛主席夫人，又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應該對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語言無法形容的辛勞的人們充滿感激之情。誰知她不僅沒有給予鼓勵與感激，反而扣上這個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罪名。說實在的，那個時候聽了江青這番話真讓人感到寒心、緊張、茫然不知所措。事後，中辦的負責同志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總理陪江青來探望康復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來的還有汪東興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當著總理、汪東興的面對江青說：「你說這些人(原註：指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那就是我。」並用手指著自己。毛主席這句話不僅保護了我們這些無名之輩，也使身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同志如釋重負。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評之後，心頭的火無處發泄，她出得門來，便向我開火。她說：「你不懂醫，又不是護士，走路這麼重，一陣風吹著我了。」
我趕忙告訴她：「在這裏，主席有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來了，免得他不知道給嚇著。」
江青當著總理、汪東興，還有五六個工作人員的面，厲聲指責我：「你狡辯！」
周恩來總理為了不使這一狀態持續下去，便走過來對我說：「你認個錯吧。」也許，我當時作為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長”責問，也是該挨批評的。我的頭腦真的就是這麼簡單、直率，不知利害。
後來，發生了毛澤東休克事件。當時，並沒有告知江青。當毛澤東醒來後，張玉鳳這樣回憶：
我們把周總理、汪東興請到主席面前。主席說：「謝謝你們。」並邀他們兩位一起到沙發上坐坐。他們問主席：“是否把剛才的情況告訴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總理，說：「不要告訴她，告訴她只會添麻煩。」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這是常人很難理解的，我們也不很理解。因為普通人的家庭，這種情況不是太多。
張玉鳳的回憶，生動而逼真地勾畫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之間「常人很難理解」的關係。
「榕樹的須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裝顯得人短了。前奏曲應出現瓊花主題。音樂上洋教條、土教條都要打掉……」江青從1963年起，便“指導排演”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把它樹為“樣板戲”。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北京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演出。周恩來、江青陪同尼克遜夫婦觀看演出。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動中露面。作為“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旗手”，江青讓美國總統觀看“革命樣板戲”，心中充滿了自豪之感。
尼克遜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對江青的印象：
我從事先為我們準備的參考資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識形態上是個狂熱分子，她曾經竭力反對我的這次訪問，她有過變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經歷，從早年充當有抱負的女演員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領導激進勢力。好多年來，她作為毛的妻子已經是有名無實，但這個名在中國是再響亮沒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個名來經營一個擁護她個人的幫派的。……
在我們等待聽前奏曲的時候，江青向我談起她讀過的一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她說她喜歡看《飄》，也看過這部電影。她提到約翰·斯坦貝克，並問我她所喜歡的另一個作家傑克·倫敦為什麼要自殺。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告訴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說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
毛澤東、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種隨隨便便的幽默感和熱情，江青一點都沒有。我注意到，替我們當譯員的幾個年輕婦女，以及在中國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幾個婦女也具有同樣的特點。我覺得參加革命運動的婦女要比男子缺乏風趣，對主義的信仰要比男子更專心致志。事實上，江青說話帶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頭轉向我，用一種挑釁的語氣問道，「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到中國來？」
當時，芭蕾的演出正在進行，我沒有搭理她。
原來我並不特別想看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幾分鐘後，它那令人眼花繚亂的精湛表演藝術和技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試圖創造一出有意要使觀眾既感到樂趣又受到鼓舞的宣傳戲方面無疑是成功的。結果是一個兼有歌劇、小歌劇、音樂喜劇、古典芭蕾舞、現代舞劇和體操等因素的大雜燴。
舞劇的情節涉及一個中國年輕婦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領導鄉親們起來推翻一個惡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戲劇藝術上，這齣戲比較膚淺和矯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記中所記的，這個舞劇在許多方面使我聯想起1959年在列寧格勒看過的舞劇《斯巴達克斯》，情節的結尾經過改變，使奴隸取得了勝利。
中國的外事活動是十分周密的，講究紀律性。江青陪同尼克遜夫婦觀看《紅色娘子軍》，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的。可是，翌日晚，當尼克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事先並未安排江青出場。
晚六時三十分，江青自說自話來了，要求會見尼克遜夫婦。
出於禮貌，尼克遜夫婦只得跟江青會面，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可是，此時此刻，周恩來和眾多的客人卻在新疆廳里乾等著。
這一回，輪到尼克遜不斷地看手錶，因為他知道早已過了宴會開始的時間。
江青說了一陣子廢話，這才站起來告辭——她並不出席宴會。
她的突然出現，無非是向即將離開北京飛往杭州的尼克遜夫婦，顯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澤東夫人，中國的第四號人物。
江青是懷著嫉恨之情，離開了人民大會堂：美國的總統和夫人舉行答謝宴會，她作為中國的「第一夫人」，怎麼可以被排除在宴會之外？
她不滿周恩來。
她見到尼克遜夫人，也使她感慨萬千。因為尼克遜夫人僅僅是「第一夫人」而已，並沒有她那樣具有“政治局委員”、“第四號人物”那麼顯赫的職務，可是，尼克遜夫人卻隨丈夫週遊世界，頻頻出現於電視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
對於江青來說，她只具有中國知名度。就國際知名度而言，她無法跟尼克遜夫人匹敵。
她早就注意到國際知名度的重要，企望著提高自己的國際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澤東。她跟毛澤東結合之後，就連寫字也學「毛體」，以至1983年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展出的一份毛澤東手跡，經筆跡專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這才取了下來！江青成為“中央首長”之後，好在種種文件上寫“批示”，那語氣、那字體，也照搬毛澤東的樣子。
當然，江青也注意毛澤東的種種工作方法、謀略，暗中摹仿著。
她曾細細讀過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她知道，1936年斯諾前來陝北延安對毛澤東作了長時間的採訪之後，寫出《西行漫記》(英文版書名為《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和美國分別出版，為毛澤東贏得了國際聲譽，提高了國際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諾再度訪華，毛澤東又與他長談。雖說此時的毛澤東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過斯諾，把他的許多新的思索告訴了西方眾多的讀者。
她知道記者、作家手中的筆的影響力，她知道「無冕皇帝」的無比威力。
她尋覓著自己的「斯諾」。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廣為傳播的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