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右一)與劉少奇、王稼祥的合影(資料圖)

摘自《高崗傳》,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編者按:高崗是中共黨史上一位帶有悲劇色彩的傳奇人物。他曾光環耀眼,任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可終了,他卻是「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主角,被開除黨籍。《高崗傳》是兩位作者戴茂林和趙曉光磨礪了14年的心血之作,力圖拂去歲月的灰塵,還原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高崗。本刊選摘了高崗自殺前後的段落,小標題為編者另加。

毛澤東的決心

1953年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高崗、彭德懷、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胡喬木列席。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則謙虛地表示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主持為好。書記處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劉少奇主持,不贊成輪流。但高崗說:「輪流吧,搞輪流好。」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據楊尚昆回憶,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他休假期間是否由劉少奇主持工作,實際上是「有意親自‘測試’一下」高崗的態度。因為毛主席不在北京時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這已是近幾年的慣例。高崗卻表示反對,主張由幾個書記‘輪流坐莊’。這一試,果然使他露了底”。

但高崗顯然並不知道毛澤東是在「有意親自‘測試’一下」自己,此時他仍天真地認為會有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在此之前,高崗確實得到了一批重要人物的支持。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與中共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

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懷同志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同志。華北是高所反對的。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這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又轉過來進行試探,說把恩來同志推上來好不好?我說:恩來同志我很熟悉,但兩個人比較,還是少奇同志合適。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後來陳雲同志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說受了高崗的騙;我去做彭德懷同志的工作,他說:我相信你。高崗確實是搞談判、搞交易。還有蘇聯人的關係。蘇聯有個顧問在東北。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高崗也確實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辮子、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例如土改時搬石頭、反五大領袖;天津講話,還是有缺點錯誤。最近報刊上好幾篇文章都說,天津講話沒錯誤。高崗誇大事實,但少奇同志確有講得不妥當的地方,起碼語言不準確。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

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在毛澤東看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竟然會在以「我」為首的司令部之外,出現另一個司令部,問題何其嚴重?豈能坐視不問?

沒有當面檢討的機會

中共中央12月24日政治局會議在高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在此之前,高崗自以為有毛澤東的欣賞,有一批重量級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處活動,欲把劉少奇拉下來。甚至在毛澤東已經察覺並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之後,他仍然自以為是,自我感覺良好,繼續搞非組織活動。但是,毛澤東在12月24日會議上拋出的「兩個司令部」的論斷太嚴厲、太明確了。雖然毛澤東的論述大大出乎高崗的預料,打得高崗暈頭轉向,但毛澤東對於自己的極端不滿,高崗終於明白了。

從12月24日政治局會議結束後,高崗的情緒就開始低落。他上班開會時很少發言,下班回家後也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到處設法打聽有關消息。

交通員將高崗授意送走的兩封信拿了過來。趙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況不對,決定把信拆開看看。打開一看,給劉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寫的致毛澤東的信,信的抬頭寫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崗,日期是2月17日。

進入1954年,毛澤東也確實加快了解決高饒問題的步伐。1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談中,暗示中國共產黨內將要出現大的問題,而且說問題的性質是「有人要打倒我」

在毛澤東向蘇聯人吹風之前,劉少奇已經根據毛澤東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提議,組織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派人送往杭州,請毛澤東審定。

毛澤東極為重視,親自修改,並決心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這個決定。對於即將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雖然不打算回京參加,但他對於會議議程以及劉少奇在會上報告的內容,都做了詳細認真的交代,甚至一些比較細微的環節,都做了精心的佈置。

四處打探消息的高崗亂了陣腳。思前想後,高崗決定親自向毛澤東檢討。於是,高崗於1月19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澤東當面檢討的願望。高崗還同時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了一封信,要楊尚昆派專人將他致毛澤東的信送杭州呈毛澤東。

楊尚昆接到高崗的信後,首先將信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閱後找來了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協商對高崗信的處理辦法。

協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種處理方案:

一是讓高崗去杭州與主席面談,但結果是不好處理;

二是請主席回來,結果是同樣不好處理;

三是由主席指定書記處成員與高崗談話,結果還是不好處理;

四是由主席指定劉少奇與周恩來與高崗談話,鄧小平可以參加,但陳雲以不參加為好。這種方法可能較為妥當。

會議最後決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請主席電告劉少奇,高崗不必來杭,由主席委託人與其交談。

毛澤東果然採納了第四種方案。

高崗見到毛澤東不願面談的電報後十分沮喪,也更加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但此時的高崗尚未絕望,認為自己如果有個姿態也許能夠過關。於是,他分別找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就自己的問題做了一定程度的檢討和解釋。

1月25日和2月5日,劉少奇按照事先與毛澤東的商定,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對高崗進行批評幫助。曾經與高崗長期在一起共事的張聞天也來高崗處對其進行幫助。

2月6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會議。

在全會上,劉少奇受黨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的委託,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劉少奇在報告的第三部分說:

中央政治局認為應當嚴肅地指出,對於黨最危險的,乃是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別活動,利用某種派別作為他們代理人的危險。

劉少奇嚴厲地指出:

黨內相當多的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虛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對於那種有意地破壞黨的團結,而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

高崗和饒漱石在會上都做了檢討發言。會議的最後一天,劉少奇做了結論,並就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參加七屆四中全會的同志在發言中,從不同角度對高崗、饒漱石的錯誤做了揭發和批判。雖然這些發言沒有公開點名批評高崗和饒漱石,很多人在發言中也做了自我檢討,但對於從做完檢討後就一直默默坐在會場上靜聽的高崗而言,每個人的發言都猶如一支支利劍,直插心中。

也許到這時為止,高崗才真的感到大勢已去了。

交通員將高崗授意送走的兩封信拿了過來。趙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況不對,決定把信拆開看看。打開一看,給劉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寫的致毛澤東的信,信的抬頭寫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崗,日期是2月17日。

最後的結局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嚴重問題。並決定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

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從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開了7次,有43人發言。曾經與高崗長期共事的陳雲做了重要發言。在發言中,他揭發批判了高崗反對劉少奇、企圖當黨中央副主席的言行:

我把高崗和我講的話向黨說出來,高崗可能覺得我不夠朋友。但我講出來,是黨的原則,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高崗的個人主義野心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沒有個人主義的根子,不會一下子就爆發出這樣的問題。高崗現在應當脫掉自己華麗的外衣,重新做人。

在15日和16日的座談會上,高崗對與會者的揭發批判也進行了一些辯解,然而,不管高崗作何辯解,他在座談會上都是極端孤立的。參加完16日的座談會後,高崗回到了東交民巷8號。他草草地吃了一點晚飯,便將秘書趙家梁叫到了自己的卧室。

高崗神情嚴肅地對秘書說:給你一個政治任務,你要拿黨性來保證,絕不能傳出去。

然後,由他口授,秘書速記,起草了一封致毛澤東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崗的個人檢討,也有對一些問題的辯解,還有他與別人在一起議論劉少奇等的情況彙報。高崗在趙家梁抄寫完致毛澤東的信離開卧室後,先是把致毛澤東的信放到了一個信封里,並在信封上寫下了劉少奇收。然後,又自己動筆寫了一封致周恩來的信。

書寫完這兩封信後,已經臨近午夜,一直鬱悶不樂的高崗顯得有些興奮。他又把妻子李力群叫到自己的身邊,述說座談會上許多人都揭發他反對劉少奇、反對周恩來,說自己即使真的反對劉少奇和周恩來,也不會傻到同時伸開兩個拳頭打人,並表示要給毛主席寫信,要找毛主席面談。

第二天高崗起得很晚,在洗完臉刮鬍子時,不慎將臉劃破了一個小口子。對於這點小傷口並不在意的高崗用手抹了一下臉上的血跡,順勢就將手上的鮮血在昨晚剛剛寫完的信封上擦了一下。上午,他先是叫來了交通員,讓其把兩封信直接送給劉少奇和周恩來。然後,又喊來了警衛員,讓警衛員把自己佩帶的手槍交給了他。

警衛員雖然不得不把手槍交給高崗,但感到平時並不帶槍的高崗今天突然要槍,有些蹊蹺,立即打電話將高崗要槍的反常行為向衛士長和秘書趙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彙報。正在國家計委開會的趙家梁接電話後立即趕回東交民巷8號,與董文彬、李力群緊急磋商。

趙家梁回來後,交通員也將高崗授意送走的兩封信拿了過來。趙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況不對,決定把信拆開看看。打開一看,給劉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寫的致毛澤東的信,信的抬頭寫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崗,日期是2月17日。給周恩來的信主要是拜託周恩來在他不在時照顧他的妻子兒女。

看了信後,趙家梁、李力群、董文彬才知道高崗已經有了自殺的念頭,便決定先穩住高崗,採取軟的辦法,爭取把槍要下來。

於是,趙家梁來到高崗所在的客廳,一邊哭著一邊對高崗說:我犯了錯誤,打開了你給中央領導的信,請你原諒。但你不能這樣想不開。李力群也上來邊痛哭邊勸說。看著痛哭流涕勸說自己的妻子和部下,神情黯然的高崗揮了揮手說:「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燒掉吧。」

見高崗似乎已經回心轉意,李力群和董文彬急忙找來火柴將信點燃。但就在此時,坐在沙發上的高崗突然用右手從褲袋裏掏出手槍,舉向頭部。當時和高崗同坐在沙發上的趙家梁見狀,急忙揮起右手向高崗握槍的手擊去。就在趙家梁的右手與高崗的右手接觸的一剎那,槍聲響了,子彈打在了客廳右側的牆上,手槍也應聲掉在了地下。高崗見開槍不中,急忙去搶被擊落在地的手槍,趙家梁也死死地抱住高崗,不讓他拿到手槍。然而,趙家梁這位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秀才哪裏是行伍出身的高崗的對手,身高力壯的高崗很快就把趙家梁壓在了身下,並拿到了手槍。好在這時被剛才的槍聲嚇呆了的李力群、董文彬以及警衛們都沖了過來,奪下了高崗握在手裏的槍,才使高崗這次真槍實彈的自殺未遂。

交通員將高崗授意送走的兩封信拿了過來。趙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況不對,決定把信拆開看看。打開一看,給劉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寫的致毛澤東的信,信的抬頭寫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崗,日期是2月17日。

中央書記處得到這一消息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和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報告高崗自殺未遂的情況和對高崗的緊急處置辦法,決定立即對高崗實施管教,讓其停職反省。

高崗於2月17日自殺未遂後,中央書記處召開的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只是在當天停開,18日、19日、20日繼續舉行。21日是星期日,休會一天,22日、23日、25日,又開了三天。在這八個半天的座談會上,共有43人發言,揭發批判了高崗以及饒漱石的「罪行」。在座談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做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為高崗的錯誤定了性。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髮言。3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的這個《發言提綱》作為向地委書記和解放軍軍黨委以上作口頭傳達的材料。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回憶:

高饒問題被揭露以後,毛澤東一直還想挽救他們。毛澤東讓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找高崗談話,想讓他回陝北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但是話還沒來得及談,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我把這事報告毛澤東時,從他的表情看,他對此事感到厭惡。他說:「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隨他去!」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

自殺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崗的情緒極度低落。特別是看到周總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髮言後,高崗的情緒波動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戰友及管教人員的耐心開導下,高崗開始靜下心來反思自己的錯誤。

4月3日,高崗給周總理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保證:過去犯過的可恥的叛黨自殺行為決不再犯,也決不會殺人,決不逃跑。在中央決定管教期間,我一定堅決服從,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中央對被管教期間的高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實交待的基礎上,寫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組的成員可以幫助他,為他代筆,但他自己一定要認真反省,如實交待。在整個4月間,高崗基本上就是在東郊民巷8號寫反省材料。

4月28日,高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終於寫出。此時已變得比較謹慎的高崗決定還是在送交中央審查之前,先讓老戰友習仲勛看看,徵求徵求老戰友的意見。於是,29日,他讓秘書趙家梁將《我的反省》送到習仲勛處。

習仲勛是高崗問題座談會的參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談會上很多人的發言都說高饒問題的要害是「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後,習仲勛立即派人將《我的反省》送回,並打電話給趙家梁說:

要害問題,隻字未提。

高崗聽趙家梁傳達完習仲勛的意見後,情緒激動,幾近失控。他用雙手左右拍打著自己的腦袋說:

送走,送走,就這樣了。

不過,在秘書的勸說下,高崗逐漸冷靜下來,對秘書說:「那就寫上吧。」

於是,趙家梁提筆在《我的反省》上加寫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趙家梁見高崗又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句話中的“國家”二字勾掉了。趙家梁不解,向高崗詢問,高崗則解釋說:“我已經是國家副主席,還要當什麼國家主席?就這樣送走吧。”

8月16日,是高崗開槍自殺未遂的半周年。這天晚間,高崗顯得特別興奮,與妻子李力群嘮得很晚。身體疲倦的李力群與高崗說完話後,便與小女兒一道,在高崗的房間睡下了。

話彙報。9時30分左右,北京醫院的醫生們來到了現場,並立即在高崗的床上開始搶救。

但是,一切都為時已晚。醫生搶救到上午10時17分,宣佈高崗已經死亡。

晚10時多,醫生向大家宣讀了檢驗結果:

「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至此,49歲的高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歷程。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