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基本解放後，毛澤東即開始謀劃解決台灣問題。在準備武力解放台灣的同時，也在準備著和平的一手。在韓戰之後，由於美軍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被向後推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把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向轉移到了和平談判上來，並為此付出了長久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放台灣問題的決心和計劃，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礎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灣之後，始終沒有放棄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設想，解放台灣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組建海軍、空軍，掌握制海權、制空權；第二步，儘快解放東南沿海各島，掃清外圍，建立攻台前沿陣地；第三步，發起對台全面作戰。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秘密來訪的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毛澤東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裏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裏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台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到台灣問題，他預見到了可能出現的複雜局面。
毛主席主持會議
3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華東局管轄範圍。毛澤東特別提出還要加上台灣。應黨中央的要求，華東局提出了解放台灣後的台灣省政權的組成人員：舒同為中共台灣省委書記，劉格平為省委副書記。當時，台灣解放後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地委、縣委的領導班子都已經組建，並集中進行了有關台灣知識、政策的培訓。後來進攻台灣沒有實現，這些人員轉去開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
華東軍區的陳毅、粟裕、張愛萍：「新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1949年10月金門之戰的失敗，並沒有動搖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台灣的決心。黨中央研究後決定：1950年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解放海南島、台灣和西藏，肅清境內一切國民黨殘餘力量。隨著1950年5月海南島的解放，人們普遍認為解放台灣已為期不遠了。
「新中國海軍之父」，人民海軍的創建者張愛萍上將檢閱海軍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委發出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點意見》，並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台作戰準備。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彙報了解放台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台作戰的準備情況。毛澤東當即決定，解放台灣的戰役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美國的遠東情報處發出哀嘆：「台灣將於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擊，由於政府軍隊渙散，民心浮動，中共將於發動攻擊後數周之內順利奪佔台灣。」
毛澤東籌劃解放台灣，讓粟裕主持作戰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7月中旬，朝鮮戰局嚴重惡化，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遭受嚴重傷亡，形勢急轉直下。9月29日，毛澤東在給新聞總署署長鬍喬木的信中指出：「以後請注意，只說是打台灣和西藏，不說任何時間。」10月2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並很快將戰火燒至鴨綠江邊。嚴峻的形勢，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解放台灣的時間向後推延。然而此後解放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原中聯部副部長王力曾回憶說：「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穩，美國人也從台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於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但是我們同蔣介石還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要獨立，第二中國要統一。這個統一就不能不是長期的了。」
告在日內瓦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我們在朝鮮停戰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台灣’的任務是不妥的，現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8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合發表《解放台灣聯合宣言》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祖國大陸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宣傳高潮，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決心。
中央軍委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案。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示華東軍區，向參戰部隊下達了準備同國民黨軍作戰的命令，並批准成立了以張愛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浙東前線指揮部。1955年初，華東部隊開始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計劃。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島。爾後，遵照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部隊揮師入閩，與福建部隊會合，準備攻打金門、台灣。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空軍第13航空大隊進駐台灣，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人民解決台灣問題。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台問題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參、眾兩院通過了《美國國會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據統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了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艘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妄圖干涉我解放台灣。美國的干涉，加劇了解放台灣的難度。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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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毛澤東 資料圖
在1969年，中國和美國開始考慮重新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兩個國家曾經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貿易夥伴，二戰時期做過4年盟友，成為冷戰敵人也有20多年。考慮到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蘇聯入侵的可能性，毛澤東開始在韓戰以後，首次決定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並派遣周恩來執行這一談判。尼克遜此時正在尋求解決越南衝突的辦法，並為了對付蘇聯而尋求長期合作，於是派遣基辛格擔任跟周恩來打交道的人，通過談判向中國示好。1971年，為了準備尼克遜的訪問，基辛格從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戲劇性到訪，1972年2月尼克遜的訪問都是激動人心的大事件，幫助在鄧小平時期中美關係的快速恢復做好了準備。
1966年至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導致1969年的衝突，鄧小平和這一歷史沒有關係。但從1961年至1963年，他帶領一組人馬起草了給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爭端的信，1963年，他於莫斯科個人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的重要講話超越了這些憤怒的交流。儘管在1973年晚些時候，他在周恩來的身邊幫助執行談判，鄧小平也與向美國的開放無關，因為這時他仍在江西。
不過，鄧小平的貢獻在隨後才發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後的16個月裏，毛澤東才邀請鄧小平回到北京。因為在1966年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鄧小平，毛澤東還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鄧小平，他也沒有決定要啟用他。因為走「資本主義路線」，鄧小平之前被攻擊得非常猛烈，這給毛澤東向其他人解釋為何又讓他回來帶來了挑戰。毛澤東的策略是，先解釋說鄧小平這位受人尊敬的黨的領導人，過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對待”。在1972年1月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時，毛澤東向陳毅的家人說起鄧小平和劉少奇的不同：他的情況沒那麼嚴重。周恩來當時向陳毅的家人建議說，他們應該讓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廣泛地為外界知曉。當毛澤東的評價傳到鄧小平的耳里時，這成為首個毛澤東於1971年9月發出的關於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新跡象。然而，更多的跡象還在發生。與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的願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時候，鄧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他的小兒子鄧質方獲准入江西理工大學，他的小女兒鄧榕可以進入江西醫科大學。
毛澤東與林彪
有了這些積極的信號，1972年4月，鄧小平有勇氣寫信給汪東興，解釋說既然他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許找人幫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後說，「就我自己來說，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許我多做幾年的工作。」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回應或是消息，但是在一個月之內，鄧小平和卓琳的工資都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鄧榕後來寫書回憶，這些信號顯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已經改善，而這又極大地鼓舞了鄧家。鄧家人等待任何積極信號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澤東對其屬下的徹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間，即使他因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喪。事實上，陳雲已經於1972年4月22日被允許從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將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連幾個月沒有獲得毛澤東和王洪文的任何回應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消除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信中，鄧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廠向全體工人傳達的關於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報告開始。鄧小平寫道，雖然林彪是一個精明的元帥，但林彪不聽從毛澤東的命令拒絕赴朝指揮志願軍作戰。
鄧小平承認林彪在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上勝他一籌。但是，鄧小平認為，林彪僅通過強調毛澤東的3篇作品（老三篇，編者注），來理解毛澤東思想，這種簡單化的理解方法，鄧小平本人無法認同，因為還有更多的毛澤東作品需要學習和掌握。鄧小平還寫道，林彪、陳伯達對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鄧小平因此感謝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其進行的保護。毛澤東想聽什麼，便告訴他什麼，鄧小平對此做法沒有悔意。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強調，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寫的自我批評中關於他的錯誤是完全正確。另外，鄧小平再次解釋了1931年擅離廣西革命軍（紅七軍，編者注）所犯錯誤。他承認，作為政委，他的表現差強人意，因為他有時未能執行毛主席的觀點。
在1960年到1961年間，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歪風。他還承認，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將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轉移到內地的「三線」建設決定。鄧小平還說，他未能在做報告前及時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未能形成彙報的習慣。鄧小平還承認，「文革」中對他的批判，是正確的。
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這一信息，顯然正是毛澤東想要聽到的內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鄧小平的這些保證後，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讓周恩來安排鄧小平返回北京。毛澤東強調，鄧小平的情況與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從未向敵人投降，也未向國民黨傳遞秘密情報。另外，鄧小平在戰爭中支持劉伯承，還對黨對國家做出過很多其他的貢獻。
收到毛澤東的信當天，周恩來就將其在中央委員會中傳閱。但是因為江青反對讓鄧小平重歸政壇，此後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1972年9月，鄧小平感覺到他可能被允許獲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區老革命根據地，此要求獲得批准。這也是他在江西3年間第一次被允許離開所居房屋。他重訪江西蘇區花掉了5天時間，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級領導接待規格。鄧小平還獲准用兩天時間看望了1952年後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接受幹部再教育。隨後，當鄧小平返回北京時，王瑞林獲准一同返京，重新擔任鄧的辦公室主任一職。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詢問汪東興和紀登奎有關毛澤東8月指令為何沒有執行。同年12月27日，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汪東興和紀登奎回應稱鄧小平可以返京。一個月後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書記白棟材將好消息告知鄧小平。同年2月20日，鄧小平所在工廠的工人為鄧送行，而後鄧小平乘車到達鷹潭，從鷹潭坐火車到達北京。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工作20年。」的確，鄧小平此後一直工作了19年零8個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時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國領導體制中，一個被批鬥的人重返重要崗位時，這首先意味著此人重獲賞識:其他人比較容易認可這種任命。當鄧小平於1973年2月22日從江西返京後，他並未被立即任命職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現意味著他將重新擔任重要角色。當鄧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傳開後，鄧小平拜訪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參加任何正式會議或者擔任任何職務，也未能與周恩來或者毛澤東會面。
但很快，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集政治局開會，商討鄧小平未來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幫”成員比如張春橋，以及張春橋的後台江青強烈反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並擔任要職。但是毛澤東堅持認為，鄧小平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並參加日常會議。最後，經過慎重考慮，政治局建議鄧小平去業務組工作，這一機構由周恩來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職責是，在混亂的「文革」中維持政府正常工作，鄧小平也被允許每周參加一次黨的會議。1973年3月9日，周恩來希望毛澤東以文件形式將這些針對鄧小平的決議穩定下來，毛澤東批准了，相關文件也發送到鄧小平和其他黨委那裏。
1973年3月28日晚，鄧小平已經回到了北京，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與周恩來一起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會議結束不久，周恩來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認為鄧小平有很多優點，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復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鄧小平，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內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鄧小平的回應是，他身體很好，因為他相信主席，隨時等待著主席的召喚。那晚，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並在會上宣佈，鄧小平將會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外事。鄧小平雖然還沒有進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參加政治局的重要會議和討論。周恩來還給毛澤東一個信，總結了政治局討論的內容，毛澤東同意會議結果。鄧小平正式恢復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招待宴會，這是自1968年以來，鄧小平首次參加官方活動，這時他的職位是國務院副總理。
很清楚，毛澤東希望鄧小平能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我們知道的，1973年間，鄧小平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僅是主持許多重要會議，還有就是協助周恩來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黨代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黨中央領導班子成員。到了1973年12月，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