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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曾孤注一擲投靠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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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曾孤注一擲投靠李鴻章

2020年04月03日 18:25 最後更新:11:20

孫希望在李的幕府中謀一個職務

1894年6月,醫生出身的孫中山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和藥房,又通過關係找到上海名流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人寫了幾張條子,北上天津找到當朝漢族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能夠在李的幕府中謀得一個職務。為此,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建議書,對清政府怎樣才能擺脫困境、重建輝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的四大綱領,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面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我大清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堅船利炮。

孫中山的這些意見,在他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從李鴻章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很小兒科了。李鴻章對這四點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

李鴻章當然還知道,孫中山這樣的上書在大清國並不是惟一的孤證或特例,在過去兩百年中,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除了花錢捐官,另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厭其煩堅持不懈地上書,萬一哪一天哪份上書打動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這樣的終南捷徑,在那個年代太正常了。孫中山這樣做,康有為也這樣做。

孫中山對這次上書看得很重,在某種意義上說,那簡直就是背水一戰,孤注一擲。孫中山為此放棄了藥房和診所,那可是他的吃飯買賣,而他本人已經拖家帶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將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鴻章身上。

孫中山

李因軍務繁忙沒接見孫

1894年6月下旬,孫中山信心滿滿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還有好朋友陸皓東。到了天津,他們手持滬港兩地一些重量級政治文化名人寫的介紹信拜見李鴻章的親信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人,述說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羅豐祿、徐秋畦收下了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孫中山的上書,答應盡量幫忙滿足孫中山。

孫中山的上書很快交給了李鴻章,李鴻章似乎也就孫中山在這封上書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孫中山在這份上書中強調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中國之要務,表示願意出國考察農業,以便拯救農業、農村和農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個要求,李鴻章欣然答應,大約還真的以為孫中山是個講究實際的實幹家。李鴻章責成羅豐祿代領農桑會出國籌款護照一本交給孫中山。至於接見面談的事情,李鴻章推託實在太忙,也就不見了。

李鴻章不見孫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軍務繁忙。但這一點也是孫中山最大的不滿和不理解。實事求是地說,李鴻章此時真忙得不可開交。是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緊接著中日之間為是否派兵前往朝鮮鎮壓發生持續不斷的爭執。到了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志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葉志超等率領軍隊跨過鴨綠江,出兵朝鮮。

李鴻章的決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藉機出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孫中山、陸皓東抵達天津的時候,正是中日交涉最為緊要的關頭,中日雙方雖然尚未以兵刃相見,但由於利益攸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真的爆發了。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即便李鴻章借口軍務繁忙,拒絕接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機緣巧合使李鴻章沒有接見提攜孫中山,李鴻章的這一失誤不僅導致了孫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轉變為反對者,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整個體制徹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誠地想進入體制謀取發展,轉而決絕地要推翻這種體制。他不僅不再相信李鴻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統治者有能力有誠心帶領中國繼續前進,對於康有為、梁啟超同時代人提出的改良維新方案不屑一顧,對於嚴復所張揚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孫中山也不再感興趣。他此後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動,都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要喚醒民眾,推翻清政府,推翻這個異族政權,重建漢族人的中國。

孫開始了他「一個人的革命」

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開始了他「一個人的革命」歷程,他先從朋友圈子做起,聯絡同志,爭取同道。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政治訴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並很快就策劃武裝起義,試圖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至少是製造政治影響。只是那時清政府雖然面臨內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還沒有受到普遍質疑,特別是清政府在內外壓力促動下一次又一次地啟動政治變革,也為其政治統治的改善、加強和鞏固贏得了機會、贏得了時間,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長時間只是一個理想,革命理論也在很長時間只是同志之間信奉的理論,並沒有產生全國性的影響,更沒有左右中國政治走向的能力。儘管後來的研究將孫中山的革命經歷考察得非常詳細,但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並沒有轉化為政治實踐的契機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開始啟動新政後,國內的政治管制開始鬆動,孫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重建漢族人的國家這樣極端的政治理想幾乎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所以在那之後的幾年時間,孫中山的主要活動範圍實際上一直囿於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圈子裡。

然而到了1904年,新政的動力在逐漸衰減,清廷面對政治改革「深水區」,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是渡過,還是止步。就在這短暫的猶豫徘徊之間,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漢族知識分子中獲得了空間和發展機遇,至少一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開始相信孫中山的政治判斷,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滿洲貴族集團根本利益等問題上,與漢族人還是有區別的,滿洲貴族集團永遠不可能將包括漢族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於是漢族人的離心離德開始出現,於是清廷又獲得了一股新的改革動力,看來只有進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只有自己主動地變,才能擺脫“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險。

(馬勇文呂麗妮薦)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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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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