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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臨終前留給葉劍英的無聲遺囑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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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臨終前留給葉劍英的無聲遺囑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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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臨終前留給葉劍英的無聲遺囑是什麼

2020年04月03日 18:32

毛澤東與葉劍英

查閱關於葉劍英的相關資料得知,在毛澤東臨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排隊與卧在病榻上的毛澤東訣別,當葉劍英經過時,毛澤東突然睜開雙眼,活動手臂,輕輕招呼葉劍英,給葉劍英留下了一份無聲的遺囑。毛澤東到底給葉劍英留下了一份什麼樣的遺囑呢?

作最後的訣別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四人幫」看來,周恩來逝世後,妨礙他們奪權的還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代替病中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另一個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權的葉劍英。周恩來去世後,病中的毛澤東為國務院總理人選犯難,毛澤東既不滿意鄧小平,更不放心有野心的 「四人幫」。2月2日,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確定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時,以葉劍英健康狀況不佳為借口,由陳錫聯接替葉劍英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一時間,鄧小平、葉劍英處境艱難。

「四人幫」還在全黨、全軍中掀起更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他們誣衊鄧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資派”,葉劍英是“軍內資產階級的黑幹將”。4月4日清明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擺滿了花圈,人民群眾自發地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總理,但是4月5日 卻遭到「四人幫」的鎮壓。同時,南京、杭州、鄭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發了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江青一夥造謠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就是事件的黑後台,為此,撤銷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四人幫」還把打擊的矛頭指向了葉劍英,他們誣衊葉劍英“保護鄧小平”,妄圖完全剝奪葉劍英對軍隊的領導權。

7月6日,朱德委員長病逝,毛澤東的病情也急劇加重。在毛澤東彌留之際,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排著隊來到毛澤東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後的訣別,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經過時,毛澤東雙目緊閉,沒有絲毫的動靜。當葉劍英走過來時,毛澤東忽然雙目微睜,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葉劍英,昏暗的眼睛也突然亮了起來,並且用手臂輕輕相招。當時的葉劍英只顧傷心,淚眼模糊,並未察覺毛澤東的這一微弱的舉動。等葉劍英走出病房時,毛澤東忽然間意識清醒,並用手示意,招呼葉劍英回來。一位細心的護士見此情景,立即對葉劍英說:「首長,主席招呼您呢!」葉劍英立刻回到毛澤東病榻前,他彎下腰側耳聆聽毛澤東最後的囑咐。只見毛澤東嘴唇微微翕動,想說什麼卻沒有力氣說出來。葉劍英抓著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視毛澤東痛苦的表情,葉劍英佇立許久,也沒有聽到毛澤東吐出一個字來。最後,毛澤東的手指在葉劍英的手背上輕輕動了幾下,葉劍英只好移動沉重的腳步,離開了病房。葉劍英陷入了沉思:主席為什麼特意招呼我呢?還有什麼交代?他用儘力氣在自己的手背上輕輕抖動是什麼意思?難道這就是主席給我的最後的無聲遺囑,主席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無聲遺囑的內容

話,以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有什麼重大問題直接向他彙報,妄圖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國發號施令。江青佈置清華、北大、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的親信直接給她送材料,凡是給黨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給她過目。她還拚命拉攏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索要毛澤東的文件和檔案材料。就此,葉劍英給負責中央警務工作的汪東興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強戒備,管好毛澤東的那些文件檔案。

這時,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不斷遭到打擊、迫害和嚴密監視,也只有葉劍英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因此,粉碎「四人幫」的偉大歷史重任只有葉劍英來完成了,這或許就是毛澤東給葉劍英那個無聲的政治遺囑的全部內容吧!

葉劍英認真思索後,意識到解決「四人幫」這場鬥爭,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需要有一個從醞釀到決策的過程。同時要做好保密工作,只能限於極少數幾個人知道。借毛澤東病危和逝世後治喪期間,葉劍英還找鄧小平、陳雲、譚震林、李先念、鄧穎超、康克清等人交談此事,還同其他政治局委員和一些同志個別交談。有一次李德生從東北來北京參加會議,抽空去看望葉劍英,葉劍英利用這個機會向他談起江青一夥利用竊取的權力,打擊迫害鄧小平的事。談話時,葉劍英還特意打開身旁的收音機,並壓低聲音說:“現在鬥爭很複雜,小心隔牆有耳,開著收音機說話好。”

一天晚上,葉劍英和女兒葉楚梅邀請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理達夫婦來家作客,據馮理達回憶,她與葉劍英談起鄧小平主持工作。葉劍英伸出左掌,用右手指划了一個「三點水」,低聲說:“這個人,毛主席、黨中央對她是有看法的,群眾對他們也有看法,她周圍那一幫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們一時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們的黨,終究不會改變中國歷史的進程。他們長不了,成不了氣候!”葉劍英知道粉碎「四人幫」的這場鬥爭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內多數成員與「四人幫」的鬥爭。「四人幫」在中央政治局中雖然是少數,但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張春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則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姚文元掌握全部的宣傳輿論工具,他們以上海“第二武裝”為後盾,在毛澤東病重期間,又來了一個所謂“聯絡員”毛遠新,上呈下達都要經過他。當時政治局的葉劍英等老同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對這些不正常的情況一直採取克制的態度。毛澤東逝世以後,“投鼠”已不必“忌器”了。

1945年,毛澤東(中)與朱德(左)、葉劍英(右)在延安

為遺囑作準備

為了儘快粉碎「四人幫」,葉劍英首先要取得華國鋒的支持,因為華國鋒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是由毛澤東提議,經過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的。毛澤東逝世的當天夜裏,當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大叫大嚷“批鄧”不力,干擾毛澤東治喪工作,給主持會議的華國鋒施加壓力,進行刁難時,葉劍英站出來支持華國鋒,並厲聲對江青說:“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緊緊團結在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周圍!”葉劍英還親自到史家衚衕華國鋒住處,勸他多到老同志那裏走走,做好聯絡工作。

話給華國鋒,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常委會,討論「重大問題」,但卻不要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參加會議,並提出讓她、姚文元、毛遠新必須列席會議,而他們3人都不是常委,根本就沒有出席會議的資格。9月21日,張春橋在北京單獨接見徐景賢,聽取他與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一起密謀武裝暴亂的情況彙報。他們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製造和購置大量武器裝備。9月23日,王洪文打電話給王秀珍,要上海搞40萬民兵,還要用大炮武裝民兵。9月28日,張春橋又派秘書蕭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會負責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準備打仗”。上海武裝力量準備就緒,於是他們就向中央政治局發難,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辦?”王洪文、張春橋則要求安排江青當黨中央主席。會議開不下去了。

針對「四人幫」連日“逼宮”,有人曾設想召開中央會議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分析黨和「四人幫」鬥爭的形勢、性質和特點,認為在非常形勢下應採取特殊方式,要盡量做到穩妥,避免引起動亂。葉劍英提出在國慶節後10天左右,以召開會議形式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然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向全會作報告。為了部署這一重大決策的實施,葉劍英又同汪東興進一步商議行動方案,準備了各種具體措施。

台的「特殊任務」。

1976年10月,參加慶祝粉碎「四人幫」集會的群眾

一舉粉碎「四人幫」

一切準備就緒後,決定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名義解決「四人幫」問題,會議地點選在了中南海懷仁堂正廳,時間就定在了1976年10月6日晚8時。

由中央辦公廳事先通知開會,會議的內容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研究毛澤東紀念堂的方案;商議毛澤東中南海故居的安排事宜。按照規定,出席會議的只有華國鋒、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還通知姚文元列席會議,讓他參加修訂文獻的工作。

10月6日晚,葉劍英帶上警衛參謀來到中南海懷仁堂,葉劍英在懷仁堂正廳,正襟危坐,指揮若定,在正廳里還有華國鋒,二人焦急地等待著來「開會」的另外3個人。在正廳的屏風後面,汪東興和幾個警衛人員機警地注視著門口。

第一個「到會」的是王洪文,他興沖沖地剛剛來到懷仁堂正廳東側門,幾名警衛人員就圍了過來,王洪文見事情不妙,就大聲叫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幹什麼?”接下來,略懂點武術的王洪文對警衛人員拳打腳踢,拚命反抗。警衛人員將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後押到正廳里,華國鋒立起身來,當即向王洪文宣佈事先準備好的「隔離審查」決定,隨後,王洪文被押往候審的地方。王洪文離開正廳時,還自言自語道:“沒想到有這樣快!”

第二個「到會」的是張春橋,夾著皮包,搖頭晃腦地來到懷仁堂正廳東側門,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對頭,連聲地問:“怎麼回事?”他還未弄清怎麼回事時,已經就被兩個警衛人員架到葉劍英、華國鋒面前,華國鋒宣佈了他的罪狀和「隔離審查」決定後,張春橋用手摸了摸眼鏡,沒有表示出任何反抗,然後就由監護人員帶了出去。

姚文元是最後一個「到會」的,聽說中央政治局開會要他修訂文獻,“擅長”寫作的姚文元一邊走一邊還說:“早就該開這個會了!”因為他來得匆忙,竟忘了戴上一向不離頭的帽子。他光著禿頭,手裏拿著毛選送審本,邁入懷仁堂,沒料到等待他的是「隔離審查」。

在懷仁堂抓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時候,另外一個執行特殊任務的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率領,來到了中南海江青住處,向她宣佈了「隔離審查」的決定。江青聽後,又氣又慌,連問:“為什麼?為什麼?”然後要求上廁所,執行小組派一位女同志跟了進去。待她出廁所後,執行任務的工作人員要江青交出保險柜的鑰匙,她先是拒絕交出後,後又說:“不能交給你們!”隨後氣鼓鼓地把鑰匙裝進一個大信封里,還在信封寫上“華總理親啟”字樣,才交給執行小組人員。最後,執行小組人員把她“請”上轎車,帶到一處地下室里候審。

這樣,前後不到一小時,沒費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葉劍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毛澤東臨終前留給他的那個無聲的遺囑。

(摘編自《黨史博採》2014年10月上半月刊,原文標題《毛澤東臨終前留給葉劍英一份無聲的遺囑》,小標有刪改。竇春芳 苗體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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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曾孤注一擲投靠李鴻章

 

孫希望在李的幕府中謀一個職務

1894年6月,醫生出身的孫中山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和藥房,又通過關係找到上海名流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人寫了幾張條子,北上天津找到當朝漢族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能夠在李的幕府中謀得一個職務。為此,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建議書,對清政府怎樣才能擺脫困境、重建輝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的四大綱領,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面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我大清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堅船利炮。

孫中山的這些意見,在他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從李鴻章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很小兒科了。李鴻章對這四點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

李鴻章當然還知道,孫中山這樣的上書在大清國並不是惟一的孤證或特例,在過去兩百年中,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除了花錢捐官,另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厭其煩堅持不懈地上書,萬一哪一天哪份上書打動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這樣的終南捷徑,在那個年代太正常了。孫中山這樣做,康有為也這樣做。

孫中山對這次上書看得很重,在某種意義上說,那簡直就是背水一戰,孤注一擲。孫中山為此放棄了藥房和診所,那可是他的吃飯買賣,而他本人已經拖家帶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將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鴻章身上。

孫中山

李因軍務繁忙沒接見孫

1894年6月下旬,孫中山信心滿滿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還有好朋友陸皓東。到了天津,他們手持滬港兩地一些重量級政治文化名人寫的介紹信拜見李鴻章的親信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人,述說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羅豐祿、徐秋畦收下了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孫中山的上書,答應盡量幫忙滿足孫中山。

孫中山的上書很快交給了李鴻章,李鴻章似乎也就孫中山在這封上書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孫中山在這份上書中強調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中國之要務,表示願意出國考察農業,以便拯救農業、農村和農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個要求,李鴻章欣然答應,大約還真的以為孫中山是個講究實際的實幹家。李鴻章責成羅豐祿代領農桑會出國籌款護照一本交給孫中山。至於接見面談的事情,李鴻章推託實在太忙,也就不見了。

李鴻章不見孫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軍務繁忙。但這一點也是孫中山最大的不滿和不理解。實事求是地說,李鴻章此時真忙得不可開交。是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緊接著中日之間為是否派兵前往朝鮮鎮壓發生持續不斷的爭執。到了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志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葉志超等率領軍隊跨過鴨綠江,出兵朝鮮。

李鴻章的決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藉機出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孫中山、陸皓東抵達天津的時候,正是中日交涉最為緊要的關頭,中日雙方雖然尚未以兵刃相見,但由於利益攸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真的爆發了。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即便李鴻章借口軍務繁忙,拒絕接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機緣巧合使李鴻章沒有接見提攜孫中山,李鴻章的這一失誤不僅導致了孫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轉變為反對者,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整個體制徹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誠地想進入體制謀取發展,轉而決絕地要推翻這種體制。他不僅不再相信李鴻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統治者有能力有誠心帶領中國繼續前進,對於康有為、梁啟超同時代人提出的改良維新方案不屑一顧,對於嚴復所張揚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孫中山也不再感興趣。他此後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動,都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要喚醒民眾,推翻清政府,推翻這個異族政權,重建漢族人的中國。

孫開始了他「一個人的革命」

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開始了他「一個人的革命」歷程,他先從朋友圈子做起,聯絡同志,爭取同道。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政治訴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並很快就策劃武裝起義,試圖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至少是製造政治影響。只是那時清政府雖然面臨內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還沒有受到普遍質疑,特別是清政府在內外壓力促動下一次又一次地啟動政治變革,也為其政治統治的改善、加強和鞏固贏得了機會、贏得了時間,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長時間只是一個理想,革命理論也在很長時間只是同志之間信奉的理論,並沒有產生全國性的影響,更沒有左右中國政治走向的能力。儘管後來的研究將孫中山的革命經歷考察得非常詳細,但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並沒有轉化為政治實踐的契機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開始啟動新政後,國內的政治管制開始鬆動,孫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重建漢族人的國家這樣極端的政治理想幾乎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所以在那之後的幾年時間,孫中山的主要活動範圍實際上一直囿於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圈子裡。

然而到了1904年,新政的動力在逐漸衰減,清廷面對政治改革「深水區」,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是渡過,還是止步。就在這短暫的猶豫徘徊之間,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漢族知識分子中獲得了空間和發展機遇,至少一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開始相信孫中山的政治判斷,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滿洲貴族集團根本利益等問題上,與漢族人還是有區別的,滿洲貴族集團永遠不可能將包括漢族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於是漢族人的離心離德開始出現,於是清廷又獲得了一股新的改革動力,看來只有進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只有自己主動地變,才能擺脫“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險。

(馬勇文呂麗妮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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