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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瞪眼問妻:主席為何要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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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瞪眼問妻:主席為何要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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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瞪眼問妻:主席為何要整我

2020年04月08日 17:57

彭德懷和妻子浦安修在延安棗園(資料圖)

本文摘自《彭德懷全傳》,

彭德懷在吳家花園讀書思過,他一邊讀書,一邊聯繫實際。當前,對全國來說,也對他自己來說,最大的實際是什麼呢?就是繼續「大躍進」和反“右傾機會主義”,就是貫徹廬山會議《決議》。《決議》擺在桌上,他看過一遍又一遍,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那封信,怎麼會使得毛澤東這般震怒呢?眼前沒有人可以傾吐心曲,向來不在妻子面前談及中央成員間事情的彭德懷,瞪著眼睛問妻子:

「你說說,毛主席為什麼要整我!?」

「我和他也是老戰友了,從井岡山以來同生共死30多年,這次無非是提了些意見,為什麼就是三七開?」

「為什麼這樣做法!?這樣算賬!?這樣鬥爭!?」

「……」浦安修只有用眼淚來回答。

「你看我的樣子是長得很兇,叫人害怕嗎!?」

「你說說,為什麼寫了一封信就是反黨,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從1929年毛澤東在井岡山點燃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來,彭德懷確實是毛澤東在30餘年中同生共死的為數不多的老戰友之一。

1929年1月,彭德懷和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紅5軍主力轉戰千里來到井岡山,與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4軍會師。時值國民黨政府合三省之師向井岡山發動會剿,紅五軍毅然擔負起守山任務,使裝備給養相對困難的紅四軍能下山轉入外線作戰。

1930年秋,彭德懷提議由紅5軍改編的紅3軍團與由紅4軍改編的紅1軍團合併成立紅一方面軍。自此,彭德懷率領的紅3軍團在朱、毛的直接指揮下與紅1軍團並肩作戰,成為中央蘇區的兩支主力。長征中在遵義會議上,在張國燾分裂事件中,彭德懷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長征後期,紅軍減員縮編,彭德懷主動提出撤銷由他創建並指揮的紅3軍團番號。

接著,紅一方面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任政委,朱德當時被困在張國燾處,便由彭德懷任司令員。紅軍到達陝北,組織東征軍進入山西作戰,毛澤東任政委,彭德懷任司令員,二人再度並肩作戰。1937年國共實現抗日合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始蔣介石只同意朱德一人出任指揮,經毛澤東堅持,增任彭德懷為副總指揮。

1940年5月,朱德返延安,彭德懷肩負起華北敵後抗戰的領導重任。1947年彭德懷臨危受命,率2萬餘裝備低劣的兵力抗擊20餘萬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的進攻,擔負起保衛黨中央、保衛陝北的重任。

1950年,在林彪不出的情況下,彭德懷再次毅然受命,放下他開發建設大西北的宏願,揮師援朝。在長期革命中,彭德懷與毛澤東曾有過意見的分歧,在蘇區,還曾因爭論拍過桌子。彭德懷倔強直率,敢于堅持己見,有時令毛澤東不快,亦能改正錯誤,又仍為毛澤東所稱道。由毛澤東送給彭德懷的「張飛」這一綽號,就可看做是毛澤東對彭德懷這一既是優點又含缺點的性格的稱道和諒解。在各個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彭德懷總是委以重任,彭德懷也不負所托,為革命立下不朽功勛,以輝煌的實踐證明了毛澤東路線、方針的英明正確。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輕易地用「三七開(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3個字給他們30多年的關係作了結論,使他痛苦不堪,無法接受,因此在一次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和毛澤東爭執起來。他始終拒絕毛澤東這個“三七開”的說法,再次表現了他那隻服理不服壓的倔強與率直。現在,彭德懷獨自住在吳家花園,周末浦安修從師大回來,就會遇到彭德懷向她發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提點意見就是不合作?”“為什麼共事30多年成了‘三七開’?”

「……」浦安修只有眼淚,回答不了彭德懷的問題。

浦安修是彭德懷的第二個妻子,他們的結合是在1938年秋彭德懷的第一次婚姻結束一年之後。

1928年彭德懷在平江率湘軍一個團起義,時值他的髮妻劉坤模回烏石老家,此後便音訊不通。在國民黨當局的追索下,劉坤模東躲西藏,經過6年的飄泊,無以為生,遂另婚於人。1937年秋,劉坤模從報紙上看到國共重建合作,彭德懷率八路軍出師抗日的消息,輾轉到延安與彭德懷相見,這時彭德懷仍孑然一身,而劉坤模已生有一女,破鏡未能重圓。

1938年秋,彭德懷從前方再次返延安開會,經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的介紹,與浦安修結婚。

浦安修生長在北平,少年喪母,父親續娶後去南京謀職,浦安修由大姐浦潔修撫養。大姐赴美留學後,二姐浦熙修就一邊念大學,一邊在小學教書,供妹妹繼續求學。中學時代的浦安修參加了愛國學生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民族先鋒隊的一員。1937年在北平師範大學念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地下交通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後,浦安修離校赴山西參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由黨組織派去延安,後與彭德懷相識。

近年有人著文說,彭德懷為和年輕貌美的大學生浦安修結婚而與劉坤模離異,這是以訛傳訛。彭德懷對於他和劉坤模之間的婚姻悲劇,曾說過感人的一句:「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離婚以後,彭德懷仍給劉坤模以兄長般的關懷。浦安修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窯洞中和彭德懷第一次相識和交談時,便深深打動了彭德懷的心。不僅是因為她秀美端莊的儀容,還有更重要的種種:受過高等教育而又懂得生活的艱辛;年紀雖輕已經過地下鬥爭的嚴峻考驗;擔任交通工作傳遞黨的指示和信息,更證明她勇敢而能恪守紀律。在前方戰火催促下,本來無心尋覓愛情的彭大將軍向浦安修寫了一封作戰電報式的情書:“我愛你也愛你的家鄉,願與你同歸”,向她表示了相伴終生的願望。此時,浦安修生長的北平已淪陷敵手,浦安修懂得“願與你同歸”是希望她和他一起上前線,保衛華北,收復失地。

長期身任軍事指揮的彭德懷嚴守工作機密,對妻子浦安修也不例外,而曾從事地下工作的浦安修對彭德懷的工作也絕不打聽。彭德懷是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浦安修是一名地方工作幹部,彭德懷關心、過問她的工作,她對彭德懷的工作則不去過問,一切都很自然。因為不了解,她把黨內的事情看得很單純。

第一次使她擔心和不安,是在1942年劉少奇從中原回延安過太行的時候。劉少奇對彭德懷負責的中共北方局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並和彭德懷在一些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彭德懷和劉少奇兩人一連幾天關著門在屋子裡談話,任何人都不讓進去,爭論起來聲聞於外,情緒激動。但浦安修終究沒問過彭德懷怎麼回事。雖然這種情況使她惴惴不安,而彭德懷對她也片言不漏。直到她去聽劉少奇在離太行前對北方局幹部的一次講話,當劉少奇對太行根據地的群眾工作進行尖銳批評時,她看到彭德懷心平氣和地聆聽和記錄,心頭的一塊石頭方才落地。

1945年延安整風期間,華北軍隊和地方領導幹部座談總結華北敵後鬥爭的經驗教訓,座談會演變為持續地對華北敵後抗戰的主要領導者彭德懷越來越猛烈、過火的批判。會議斷斷續續開了40天。浦安修常常看到彭德懷在窯洞裏轉來轉去,面色沉重。她聽說彭德懷是犯了路線錯誤,這自然是十分嚴重的事。但錯在哪裏?她在前線工作了5年之久,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華北座談會上升到路線問題了,她更為惶惶不安。但彭德懷閉口不言,她仍然恪守紀律,不問,又不敢向別人打聽。除已傳得沸沸揚揚的「百團大戰」問題:什麼“百團大戰打錯了”,“毛主席不知道”,“幫了蔣介石的忙”……其餘問題她都不甚了了。1945年5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開完之後,整風結束,彭德懷照常工作,她的心也就平靜下來。

可這一次,廬山的「暴風雨」是來得太突然了。好好地上山,開了幾天會就成了反黨集團的頭子。究竟怎麼回事?直到眼下,她看到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的那份《決議》和彭德懷那份“意見書”。為什麼一封信會造成一場在她看來是天翻地覆的鬥爭,沒有人給她做解釋,而所有她能問及的人在搬出中南海前她能夠看到的彭德懷的老戰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和其他負責幹部,都迴避和她論及彭德懷的是非,而只勸她和彭德懷“劃清思想界線”。

已經是20年的夫妻,她自己也已經從一名新黨員、新幹部成為一名老黨員、老幹部了。儘管彭德懷不和她談自己的工作內容,20年中,彭德懷如果反黨、反毛澤東,她還會看不出么!?她在心底對自己說,彭德懷決不會反黨,不會反對毛主席!可是,肯定彭德懷組成反黨集團、有計劃、有綱領地向党進攻的,又是她絕對信仰、絕對崇敬、絕對愛戴的黨中央和毛主席。她該怎麼答覆彭德懷的問題呢?偏偏,彭德懷又忍不住要向她發出那些她無法面對的問題,她仍然只有用眼淚再加埋怨來回答:

「你是管軍事的,為什麼要去管那些經濟上的事情呢!?」

「你沒看到毛主席,不能等一等嗎?為什麼著急去寫信呢!?」

「你不寫那封信不就沒事兒了嗎!?」

「……」

彭德懷有時默默地,有時又不耐煩地聽著妻子的抽泣和埋怨。其實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謝妻子,在延安新婚數日他就急急趕回前方,等不及與她同行。過了兩個月他去陽城(山西)開會,與從後方前來找他的妻子不期而遇,驚喜之餘發現她走路竟瘸著左腿。原來是途中夜宿,炕小人多,浦安修只有半個身子能躺在炕上,腿懸在炕外,受了寒。晚上,彭德懷用手從一隻土碗裏蘸著點燃的白酒為妻子搓腿,笑道:「這在行軍中是常事,算是你來前方的第一課啰。」

從新婚開始,浦安修便與彭德懷相伴在艱苦和危險的革命征途上。1942年5月,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機關遭日軍奔襲合圍,浦安修與大隊失散,在山上露宿了三夜才找到總部。深夜,彭德懷看到疲憊已極的妻子,噓了一口氣,說:「看,你那麼瘦,我以為你活不成了呢。又是彭德懷的老婆,不能叫敵人抓住呵!」解放戰爭中,浦安修在西北野戰軍直屬隊工作,又備歷艱險。彭德懷率軍援朝,她去前線探望,途中遭美機轟炸受傷。以後,回憶到這些往事,彭德懷對妻子說:“安修,你跟我吃了這麼多苦,從來沒有埋怨我半句,我應該感謝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為什麼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敵人。”彭德懷不禁笑起來,他的妻子是這樣的單純、善良。

但現在,她不斷地埋怨他,使彭德懷的心情更為煩躁,有時怒聲對她說:「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話?」有時又把廬山會議算他老賬的那些是是非非,向妻子說明來龍去脈和事情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種新的矛盾和恐懼之中。毛主席說彭德懷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彭德懷舉出一樁樁一件件事實說明並非如此。在絕對崇敬的領袖和一貫信賴的丈夫之間,她應當相信誰呢?回到吳家花園,彭德懷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向她解釋;回到學校,黨委開會又要她彙報思想,揭發彭德懷的言行。她一貫遵循「無事不可對黨言」,但彭德懷所談與毛主席之間的那些歷史“恩怨”,一旦由她的口說出,其後果會怎樣?她不寒而慄,精神極度緊張。“千萬不能說出去!千萬不能說出去!”她拚命地穩定和叮囑自己。

她唯恐「徹底交代,放下包袱」,「無事不可對黨言」的攻勢衝破她那脆弱的防線,決心在家少問少聽。彭德懷的談話她不再深究,只勸他認錯,責備他驕傲。她有一個最簡單,可以說也是合乎常理的邏輯:“難道那麼多領導同志都錯了,就你對了嗎?”

「你懂得什麼?就知道怕事?」彭德懷也生氣了。20年的夫妻出現了不和、爭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卻又常常不歡而別。浦安修希望彭德懷通過學習反省進一步“認錯”,彭德懷卻越學習越堅持自己的看法,對報紙的鼓吹憂心不已。

「對我彭德懷尚且如此,以後黨內要多事了!」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彭德懷步出懷馨堂,仰天長噓。無垠的星空被四周的屋頂約束,只向他露出小小一片,深邃而不可測。浦安修站在他的身旁,她不願問他這句話的含意,他也不再說下去,但這句話深深印在浦安修的腦海里,直到「文革」後,她才領會到彭德懷對黨內鬥爭那種不祥的預感和深刻的憂慮。

因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懷的反黨言行」,劃不清的和“右傾反黨集團”的界線。向哪裏去求救呢?人們都躲著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暗暗地想起了魯迅筆下的祥林嫂,覺得自己就是一個現實的祥林嫂。

她只得去找楊尚昆。從1939年春到1941年秋,她在楊尚昆領導的北方局工作。在敵後的歲月,同志間、上下級間的關係是很親密的。楊尚昆受中央之託負責彭德懷的生活安排和日常聯繫,常借這個關係到吳家花園來看看。「文革」後,楊尚昆回憶說:“我是有工作任務,可以常去,也是想去看看他。”

浦安修壯起膽子找到楊尚昆,流著眼淚問:「我怎麼能說得清他們幾個人(指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黃克誠,所謂‘反黨集團’主要成員)的關係呢?我要怎樣才能劃得清界線呢?我真是跳到黃河也說不清呀!」

「你不要為難了,本來他工作的事,你也不知道。」素來既了解彭德懷,也了解浦安修的楊尚昆說,“彭老總的事是彭老總的事,就不要老扯著你了,各是各的嘛。我給師大打個招呼,就不要總是揪住你了,你回去吧。”

楊尚昆仍然和顏悅色。在吳家花園以外,已經沒有什麼人能夠這樣和她談話了,這使她終生不忘。

過了些時候,當她回到學校時,不再有人要她彙報了,黨委會也不再追問她什麼了。

其實,彭德懷也很體諒浦安修的處境,他並沒有把自己思考的許多問題告訴浦安修,以免給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負擔。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動的是億萬普通人的呼聲。從童年時代就孕育起來的那股不屈於命運,不屈於壓力,執著追求真理的勁頭在他的血液中涌動。他一連幾天坐在書桌旁讀那份《八屆八中全會決議》,他清楚這份決議的分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傳之千古的。但他越讀越覺得它的錯誤嚴重,他決不屈從於這樣一個謬誤的決議。

從4月到5月近兩個月的時間,他總是伏案寫作。星期天浦安修回來,他不大向她談廬山的事了。浦安修家裏家外都鬆了一口氣。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岡山雙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均是32歲。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暴動的1000餘人來到井岡山。當時,井岡山有兩位綠林武裝的領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澤東率領部隊先進駐袁文才的大本營茅坪,後來通過袁文才的關係,又率部進駐王佐的大本營茨坪。

茨坪是當時井岡山中最大的村莊.多年來,王佐在此苦心經營,後來這裏成了紅軍的大本營。如果當年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澤東率領的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岡山安營紮寨、落草生根的,僅僅從這一點來看,袁文才、王佐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巨大的。袁、王被殺,毛澤東知道後,非常氣憤,他說:“殺錯了,要平反!”並批評了堅持殺袁、王的那些人……

油畫《井岡山會師》(資料圖) 

袁、王被殺是我黨、我軍早期革命歷史上發生的一起冤案。建國後,他們兩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對袁妻謝梅香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當時造成錯殺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當時黨內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通過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據。「六大」精神傳到井岡山之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主張把袁、王殺掉;毛澤東等人則堅決反對,最終還是統一到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上來。實際上,“土匪”和「綠林」是有本質區別的。“土匪”是不論貧富,皆為其壓迫和搶奪對象,社會各階級包括貧苦農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綠林」則不同,「綠林」本質上是農民武裝,是農民起義軍,宗旨是“劫富濟貧”,貧苦農民是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綠林」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湘贛特委和一些縣委把“土匪”和「綠林」混淆起來,本來就是對袁、王隊伍階級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的影響,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是存在於邊界、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械鬥。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來的晚,只能佔據相對比較貧瘠的山地,被佔領平地的當地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後,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在當時的井岡山地區,大約20%的土籍(原住民)佔據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為佃農,受到土籍豪紳的壓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綠林」,作為客籍民眾領袖和客籍利益的保護者,得到廣大客籍民眾廣泛擁護。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在革命初期與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等土籍的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領導人之間關係還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龍超清。但袁、龍等人都沒有超脫於當地的土客籍之爭,相處時間長了,他們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後,採取了組織措施,化解矛盾,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紅四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毛澤東率主力紅軍離開井岡山後,1929年下半年,湘贛邊界特委與袁、王矛盾開始惡化。

當時在湘贛邊界特委工作的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1929年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也認為“……照六大會議的指示解決之。”邊界特委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僅受黨內左的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帶著強烈的個人恩怨與成見,邊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邊界情況的一個報告也說:“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對我們現在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由此可見,邊界地方黨組織早對袁、王二人深惡痛絕,埋下殺機,邊界特委對這場歷史悲劇應負直接責任。羅克紹事件正好是條導火線,給了邊界特委以借口,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摻雜了地方黨組織領導人與袁、王的個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隊存在的一些不良習氣,是導致事態惡化的主要誘因

袁、王及其部隊雖然已被編為紅軍,但長期的綠林生活對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組織觀念淡薄,紀律松馳;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組織,看不起寧岡當時的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認為他們二人年紀輕,本事不大。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合不來。袁、王曾當著部隊和特委縣委的面說過「毛委員有帝王之相,是個中央才,跟著他是有出息的」、“我只聽毛委員的”,為了把毛澤東留在井岡山,他們主動做媒,促成賀子珍嫁給毛澤東。如今毛、賀結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岡山的著名旅遊景點,庵中一棵古樹上,青年男女把象徵美好愛情的紅綢條掛滿了枝椏。

袁文才本已隨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卻中途私自離隊回到井岡山,雖接受了組織處分,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當然,這些問題均屬於黨內矛盾,有問題但也不至於要殺掉他們。

1929年2月袁文才從贛南擅自離開部隊跑回井岡山,袁文才、王佐領導的部隊不服從地方黨組織的調派,紀律鬆懈。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袁、王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此稱為‘特殊黨員’。他們相信自己萬能,槍杆子萬能而已」,最後發展到要武力解決的地步。而且,袁、王作為客籍民眾利益的代表,在處理土客籍矛盾時,始終難以超脫,最後導致與土籍的邊界特委負責人直接對立,也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四、中央巡視員彭清泉的錯誤指導決策,作出了用軍事手段處理袁文才、王佐的決議,這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工作。潘和袁、王都沒有談過話,僅根據他近半個月的巡視,就偏聽偏信邊界特委、縣委的意見,在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議。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記述道:「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辦理的。」“解決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響,這問題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開會,CY(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縮寫)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城裏來”。足見於田聯席會議作出殺害袁、王的決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進行的,表現了當時黨的一些負責同志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與決定,不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是將柏路會議已經議決過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現出極端的狹隘主義。

五、紅五軍領導人輕信了特委的錯誤意見,未作深入調查便草率派兵解決袁、王,對事件的發生也負有一定責任

當時,袁、王兩部加起來有800餘人槍,其戰鬥力與紅五軍不相上下。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對付,非但達不到目的,弄不好還會反受其害。於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調虎離山,將袁、王誘至永新縣城下手,二是藉助紅五軍的力量。恰在這期間,紅五軍停駐在安福、永新邊界地方。湘贛邊界特委向中央和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反映袁、王的問題,有些問題並不是實事求是,但由於各種原因,彭德懷輕信了片面之詞,同意借兵給特委解決袁、王。

如果紅五軍領導人能深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複雜情況,也許就不會聽信特委的不實之詞了。彭德懷後來回憶道:「朱昌偕(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錯誤。”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文/王洪光(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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