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蘋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影節上，特別為一位電影導演舉辦了百年誕辰紀念影展活動，重金修復了他以往的幾部作品，在「向大師致敬」的單元里作特別展映。他六十年前曾被封殺的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終於得見天日。不過因年代久遠，影片放映時屢遭中斷，屏幕泛黃起泡——膠片被熔，磕磕絆絆放完全程。而這曲折，恰是這位導演後半生命運坎坷沉浮的縮影。
影事業；只愛一個女人——我的母親黃晨。”但這個耀眼的藝術生命，終為時代所累，新中國後不僅拍片動輒得咎，難施抱負，而年輕時與江青結下的友誼，更成為意想不到的沉重負累。這個江青口中「最好的朋友」，「文革」時被江青迫害致死，留下未完的理想永難再續。
20歲已成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
影成為他最大的課餘愛好。因熱愛文藝，1928年，17歲的他不顧父親阻撓，大膽選擇輟學，考進了田漢和歐陽予倩等人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
鄭君里的藝術生涯始於表演，在這片天地里，他如魚得水，首先便在戲劇舞台上嶄露頭角。1929年冬天，鄭君里和同學陳白塵等人組建了「摩登劇社」，1931年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參與了《娜拉》、《欽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劇的演出，而在《大雷雨》中與他演對手戲的正是江青。
從30年代起，共產黨開始著手在上海發展左翼電影，鄭君里也由話劇舞台轉戰大銀幕，他於1932年簽約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年輕時的他眉目清秀，氣質出眾，馬上片約不斷，相繼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電影，迅速躥紅。到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為聯華影業並肩的男、女一號，聯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鄭君里在戲劇舞台和電影銀幕來回穿梭，遊刃有餘，在業內以形體動作洒脫自如、並善於把握角色的內在情緒著稱，20歲就已成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執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創下解放前最高的觀影紀錄
「演而優則導」是演藝圈流行的規律，但鄭君里改行做導演卻是急流勇退，因為他對自己的表演總不太滿意，覺得自己國語說得也不標準。1939年，鄭君里小試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戰紀錄片《民族萬歲》。當時還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賓，被選為片子的群眾演員，跟隨攝製組到了青海湖邊海北草原，在那裏遭遇一個藏族姑娘卓瑪，為她寫了一首歌——《在那遙遠的地方》。這首歌使王洛賓一炮而紅，也成為他傳唱最廣的一首歌。
拍攝劇組輾轉於陝西、寧夏、青海諸省，異常艱苦，期間鄭君里還翻譯了著名的《演員的自我修養》一書。他白天拍攝，晚上就伏在油燈下翻譯，因為英語基本靠自學，於是找來一本英俄互譯字典，通過英文來譯俄語。他是第一個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紹到中國的人。斯氏是俄國現實主義戲劇流派的創始者，在《演員的自我修養》中提倡演員不應模仿形象，而是「成為形象」的體驗派表演，最終奠定了世界三大戲劇表演體系之一的斯氏體系。這一表演體系長期佔據著中國的話劇舞台和銀幕。
1945年抗戰勝利後，鄭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產黨背景的崑崙電影公司工作。他以執行導演的身份，與當時因《漁光曲》已聲名遠播的大導演蔡楚生合作，拍攝出一部影史傑作《一江春水向東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長達210分鐘，「縱貫八年，橫跨千里，淋漓盡致地描畫了戰爭中的前方和後方，生離與死別，斷壁殘垣與綠酒紅燈，幾乎可以當做一部抗日戰爭的編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創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觀影人次紀錄——短短三個月時間，共有71萬多人次觀看了本片，平均每7個上海市民中就有1個人看過此片。
誰能想到這部恢宏巨片，卻經歷著中國影史上少有的艱難拍攝環境。彼時內戰依然持續，國民黨肆意的經濟剝削，使得物質短缺，物價飛漲。有資料顯示，影片拍攝時僅有一部單孔攝像機，膠片常常用過期的，道具一切將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擺出的龍蝦和螃蟹實際上都死了好久，臭氣熏天……攝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頭還在打仗，只能白天佈景，晚上拍攝……
影片拍攝時，蔡楚生正患肺結核，不離床榻，幾乎所有實際的拍攝工作都交給了鄭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裏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攝，將其旨意盡最大可能體現到銀幕上。最後片子的剪輯也出自鄭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說：「沒有君里，就沒有我的電影。」鄭君里改行做導演，一出手就不同凡響，顯露出非凡稟賦。
毛澤東將《烏鴉與麻雀》定為一等獎
1948年，上海崑崙電影公司的片場裏，兩桌人在玩遊戲，一桌打麻將，聲調特意拔高；另一桌則偏安一隅打橋牌，相比安靜許多，而仔細聽幾位的談話，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討一齣劇本的情節修改。這特意安排的片場「雙簧」，竟是電影《烏鴉與麻雀》的一種工作常態。
鄭君里於1948年拍攝的影片《烏鴉與麻雀》是一部諷刺現實的傑作。當時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影片將動蕩的時局濃縮於上海一棟弄堂的樓房裏，導演在異常狹窄的空間裏，通過靈活的鏡頭調度，使房東和房客們的眾生相顯露無遺，形象地記載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末日景象」。
當時的電影拍攝和上映，受到當局的嚴格監控和審查，為了避免被禁，《烏鴉與麻雀》的劇組也準備了兩份劇本，一份刪掉敏感的場景與對話送審；而最後的成片劇本，往往被藏在攝影棚頂的吊燈台上或稻草堆里。編劇執筆陳白塵更是不能出現在片場，因為他早早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到了1949年4月，影片還是被上海「警備司令部」要求停拍，當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膠片去審查。於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裝作打牌，防止特務突襲——“這等於在冒生命危險成就一份理想了”。
創作人員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復拍攝，並於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兩個時代。時光流轉6年後，文化部決定給建國以來的電影評獎。《烏鴉與麻雀》最初評為二等獎，周恩來聽聞這一結果，不大滿意：「這些人冒生命危險的戲，何以只有二等獎？」話傳到毛澤東那兒，他也贊同總理的意見，覺得該給這部片一個應得的地位，於是改評為1949－1955年的優秀影片一等獎。
周恩來改定《林則徐》結尾
新中國成立， 38歲的鄭君里正值壯年，一心想為新政權拍些好電影。他馬上相中作家蕭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們夫婦之間》，講述小資出身的「我」和工農出身的妻子進城後產生的種種矛盾，反映出當時的一種普遍現實。在他看來，《烏鴉與麻雀》是為國民黨送終，而《我們夫婦之間》則是為新中國獻禮的警世之作。然而隨著輿論形勢的驟轉，影片受到了嚴厲批判，批評影片執意“歪曲工農幹部”，拷貝封存，不得公映。這一年對《武訓傳》聲勢浩大的批判，更將這股批判風推向了高潮。鄭君里與其他電影大師，從此不約而同地對現實題材敬而遠之。
影《宋景詩》，「戴罪立功」。真實的歷史中，宋景詩最終投降清廷，但為了政治需要，必須把他塑造成一位堅定的革命者，鄭君里與孫瑜絞盡腦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處理為韜晦之策。但這部“贖罪”片也於1955年短暫上映後入庫封存，屢遭碰壁的鄭君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沉寂三年後，1958年鄭君里領到了新任務：拍攝《聶耳》和《林則徐》，作為國慶10周年的獻禮片放映。當時正值「大躍進」，有的導演為了放“大衛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個鏡頭，上影廠也做出每個劇組每天至少拍攝60個鏡頭的荒唐規定。這對於嚴肅認真、每天只能拍三四個鏡頭的鄭君里而言，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後來還是周恩來為鄭君里解了圍，廠長徐桑楚才為他開了綠燈。
《林則徐》的結尾也是周恩來所改。鄭君里最初設定的是，趙丹扮演的林則徐被清廷發配到新疆伊犁，他牽著馬越走越遠，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時，影片定格。不過周恩來看後認為這個結尾不夠昂揚，將自己讀到的一首寫三元里人民抗擊英軍的七言詩，轉贈鄭君里，指示最好照此來設計結尾，於是就有了秦怡扮演的漁家女上戰場的一幕。更加「正確」的《林則徐》和《聶耳》在當時都贏得很高的評價，1953年就遞交過入黨申請書的鄭君里，也在這一年被吸收為共產黨員。
周恩來說：「你要回回爐了」
1963年，鄭君里又應周恩來的要求接下一個新任務：將朝鮮轟動一時的電影《李善子》改編成一個中國版，名字定為《紅色宣傳員》，由張瑞芳主演。鄭君里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要完成得漂亮。
當年，鄭君里專門率劇組赴朝鮮拍攝，到了朝鮮，金日成親自安排他們體驗生活，每天劇組後面都跟著輛大餐車，隨時保證他們的飲食。可以說當時中朝雙方都為此片提供了一流的拍攝條件，但鄭君里曾對兒子鄭大里訴苦：任務太難！他分析道，彼時的形勢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朝鮮的「李善子」是一個以人情來感化落後群眾的典型，拿到中國來，情感化就是人性論啊！但他除了真實地表現人物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不久片子全部製作完成，周恩來在北京看完片子，最後意味深長地對鄭君里說：“算了，看來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庫。君里啊，你要回回爐了！”直至「文革」開始，鄭君里才恍然大悟，這個信號意味著他政治厄運的開始，而隨後發生的一切又與江青這個名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文革」中江青將「最好的朋友」整死
影戲劇界著名人士：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江青、顧而已與杜小鵑相約一同舉行婚禮，大律師沈鈞儒證婚，主持儀式的正是鄭君里。這場文藝范兒十足的婚禮，一時轟動上海灘。而當年10月，鄭君里與南京金陵大學學生黃晨喜結良緣，席上惟一的女賓就是伴娘江青。可見兩人交情之深。
解放後，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兩人還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江青去外地活動，住處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鄭君里夫婦到她住處用餐。趙丹的妻子黃宗英「文革」後回憶，1959年江青一次來上海，派車接來鄭君里夫婦、趙丹和她，吃了頓當時豪華得讓人咋舌的宴席。席間江青指著趙丹和鄭君里對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在上海只有這兩個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們倆託付給你老了。”
式地抄家，闖入者們手法專業地只帶走日記、書信、手稿、相冊等資料。直到「文革」後解密，才知道幕後主使人正是江青，而那些材料一送達北京，即由江青親自一一燒毀。隨後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張春橋親筆批示，把在上海曾與江青共過事的人全部抓起來隔離審查，鄭君里再次在劫難逃。他們都被打成“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黑線代表人物”，受盡各種殘酷的迫害。
影的藝術家，可荒謬的時代已容不下他這點小小的理想。
參考資料：《黎明前的黑暗——》《看電影·午夜場》2009年9月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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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之前，因為沒有集中地、系統地總結工作，毛劉之間即使有了分歧，也還沒有那麼明顯地表露出來。七千人大會則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的幹部中進行系統的總結，就必須對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犯錯誤的原因，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說，解說到什麼程度，毛劉之間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會的召開而凸現出來。當然，會議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但是毛澤東感受到了。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一段談話，讓人們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每當人們談到毛劉之間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澤東的這段話：「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很顯然，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是劉少奇。
不過筆者發現，毛澤東的這段話是經過人們簡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麼講的？是這麼具體直接嗎？通過仔細查閱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發現毛澤東其實是這麼說的：「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這裏還涉及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不是真講了這麼一段話呢？經過再查閱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原始記錄，結果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即使1962年4月下發的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稿，也仍然沒有這段話。相反，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通篇講話給人感覺既幽默風趣，又謙虛誠懇，洋溢著比較濃烈的民主氣息，流露出他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和諧的親密氣氛！
難道是毛澤東空穴來風？這不太可能！如果考慮1967年2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劉少奇已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用1967年的感受來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為什麼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鎖在了七千人大會？為什麼把劉少奇要“推翻”他這樣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會，而不是別的什麼時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的一句話，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這至少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確曾使毛澤東很不高興。那麼，這憋的一口氣，是什麼氣呢？
檢討七千人大會前前後後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探討。
先從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來看，這中間似存在著毛劉之間溝通不夠的情況。理由是：報告除了講三大塊之外，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講到什麼程度，如何表述，兩人之間事先缺乏很好地協調。如對當時的形勢如何估計？這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問題。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經濟形勢已經退到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但劉少奇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毛的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還是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顯然，這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在估計形勢了。
再如：報告初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面，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報告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當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是，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說報告漆黑一團，越看越沒勁。從毛澤東最初想拿出三天時間對稿子進行修改，以及後來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判斷，他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看法—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後來經過大會討論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顯然是在努力把成績講夠方面下了工夫。
還有報告初稿對「三面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後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接受了部分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三面紅旗」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劉少奇的態度是否也會引起毛澤東心中的不快呢？
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期望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對「大躍進」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劉少奇雖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澤東看來，肯定的不充分，不那麼理直氣壯，甚至給人一種「大躍進」是“漆黑一團”的感覺，這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對「大躍進」的估量，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並沒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說。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毛澤東心中不快的話。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我們至今還能感受劉少奇說這番話的坦率與真誠，熱烈與激昂！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十分尖銳，很帶刺激性的，因為很少有人敢於這樣講話。
這裏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 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還有敏感的「三面紅旗」問題。劉少奇在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比較難說的三面紅旗問題”。難說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難說？劉少奇沒有講。「三面紅旗」作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後果是客觀存在的。一般說來，如果是個別錯誤，就要考慮具體政策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是全局性的錯誤，就要看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大躍進」的失敗，明顯屬於全局性的錯誤，對「三面紅旗」為什麼還要堅持？甚至還要高舉？這個問題很複雜，既有全黨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毛澤東的問題。毛澤東在「三面紅旗」問題上始終沒有讓步，一直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
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講「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面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佈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1962年3月，劉少奇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毛澤東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此後，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只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迴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
儘管劉少奇講的都是事實，或者可能講的嚴重了一些；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反對盲目樂觀，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講過17條困難，但現在，毛澤東雖然也講困難，卻並不願意總是強調困難，他更願意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在某種程度上，他恰恰是劉少奇所說的對困難估計不夠的代表者。照此說下去，毛澤東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也有這種因素吧？
在劉少奇強調困難形勢的同時，如何調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毛劉之間又發生了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之後，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件事，從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的表現。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現的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這些做法還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積極支持。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化的重大原則問題。他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而且越到上層風颳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對外鬥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都被他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裁軍大會時，強調和平、裁軍比較多，反帝調門比較低，曾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事後，毛澤東對此多次提起批評，說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並向有關國家道歉。還有，就是在平反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他針對國家機關黨委準備對幾個比較有名的右派進行平反的事提出嚴厲批評，責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此事是誰佈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如在統戰工作問題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出現了一些在毛澤東看來帶有右傾性質的方針政策。事後，毛澤東曾多次批評1962年上半年，說那時候是一股風，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小範圍會議上說，1962年刮歪風，在國際上、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常委不頂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其實，在毛澤東看來多數常委並沒有“頂住”。可見1962年的上半年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麼這些所謂「右傾」的表現，又和劉少奇有什麼關係呢？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主持第一線工作，是那些問題的支持者，或是那些問題的始作俑者。具體的工作和任務是從分析形勢中提出來的。既然形勢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此才導致了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右傾。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不信任。
換言之，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劉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還在不斷積累，同時在估量國內形勢，在對外政策和農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決策上，出現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見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產生則關係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認為，劉少奇是被困難嚇倒了，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鬥爭的錯覺……
作者簡介：張素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究。參與編輯過《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撰寫過《毛澤東年譜》，出版過《毛澤東畫傳1893-197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