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蘋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影節上，特別為一位電影導演舉辦了百年誕辰紀念影展活動，重金修復了他以往的幾部作品，在「向大師致敬」的單元里作特別展映。他六十年前曾被封殺的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終於得見天日。不過因年代久遠，影片放映時屢遭中斷，屏幕泛黃起泡——膠片被熔，磕磕絆絆放完全程。而這曲折，恰是這位導演後半生命運坎坷沉浮的縮影。
影事業；只愛一個女人——我的母親黃晨。”但這個耀眼的藝術生命，終為時代所累，新中國後不僅拍片動輒得咎，難施抱負，而年輕時與江青結下的友誼，更成為意想不到的沉重負累。這個江青口中「最好的朋友」，「文革」時被江青迫害致死，留下未完的理想永難再續。
20歲已成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
影成為他最大的課餘愛好。因熱愛文藝，1928年，17歲的他不顧父親阻撓，大膽選擇輟學，考進了田漢和歐陽予倩等人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
鄭君里的藝術生涯始於表演，在這片天地里，他如魚得水，首先便在戲劇舞台上嶄露頭角。1929年冬天，鄭君里和同學陳白塵等人組建了「摩登劇社」，1931年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參與了《娜拉》、《欽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劇的演出，而在《大雷雨》中與他演對手戲的正是江青。
從30年代起，共產黨開始著手在上海發展左翼電影，鄭君里也由話劇舞台轉戰大銀幕，他於1932年簽約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年輕時的他眉目清秀，氣質出眾，馬上片約不斷，相繼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電影，迅速躥紅。到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為聯華影業並肩的男、女一號，聯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鄭君里在戲劇舞台和電影銀幕來回穿梭，遊刃有餘，在業內以形體動作洒脫自如、並善於把握角色的內在情緒著稱，20歲就已成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執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創下解放前最高的觀影紀錄
「演而優則導」是演藝圈流行的規律，但鄭君里改行做導演卻是急流勇退，因為他對自己的表演總不太滿意，覺得自己國語說得也不標準。1939年，鄭君里小試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戰紀錄片《民族萬歲》。當時還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賓，被選為片子的群眾演員，跟隨攝製組到了青海湖邊海北草原，在那裏遭遇一個藏族姑娘卓瑪，為她寫了一首歌——《在那遙遠的地方》。這首歌使王洛賓一炮而紅，也成為他傳唱最廣的一首歌。
拍攝劇組輾轉於陝西、寧夏、青海諸省，異常艱苦，期間鄭君里還翻譯了著名的《演員的自我修養》一書。他白天拍攝，晚上就伏在油燈下翻譯，因為英語基本靠自學，於是找來一本英俄互譯字典，通過英文來譯俄語。他是第一個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紹到中國的人。斯氏是俄國現實主義戲劇流派的創始者，在《演員的自我修養》中提倡演員不應模仿形象，而是「成為形象」的體驗派表演，最終奠定了世界三大戲劇表演體系之一的斯氏體系。這一表演體系長期佔據著中國的話劇舞台和銀幕。
1945年抗戰勝利後，鄭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產黨背景的崑崙電影公司工作。他以執行導演的身份，與當時因《漁光曲》已聲名遠播的大導演蔡楚生合作，拍攝出一部影史傑作《一江春水向東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長達210分鐘，「縱貫八年，橫跨千里，淋漓盡致地描畫了戰爭中的前方和後方，生離與死別，斷壁殘垣與綠酒紅燈，幾乎可以當做一部抗日戰爭的編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創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觀影人次紀錄——短短三個月時間，共有71萬多人次觀看了本片，平均每7個上海市民中就有1個人看過此片。
誰能想到這部恢宏巨片，卻經歷著中國影史上少有的艱難拍攝環境。彼時內戰依然持續，國民黨肆意的經濟剝削，使得物質短缺，物價飛漲。有資料顯示，影片拍攝時僅有一部單孔攝像機，膠片常常用過期的，道具一切將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擺出的龍蝦和螃蟹實際上都死了好久，臭氣熏天……攝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頭還在打仗，只能白天佈景，晚上拍攝……
影片拍攝時，蔡楚生正患肺結核，不離床榻，幾乎所有實際的拍攝工作都交給了鄭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裏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攝，將其旨意盡最大可能體現到銀幕上。最後片子的剪輯也出自鄭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說：「沒有君里，就沒有我的電影。」鄭君里改行做導演，一出手就不同凡響，顯露出非凡稟賦。
毛澤東將《烏鴉與麻雀》定為一等獎
1948年，上海崑崙電影公司的片場裏，兩桌人在玩遊戲，一桌打麻將，聲調特意拔高；另一桌則偏安一隅打橋牌，相比安靜許多，而仔細聽幾位的談話，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討一齣劇本的情節修改。這特意安排的片場「雙簧」，竟是電影《烏鴉與麻雀》的一種工作常態。
鄭君里於1948年拍攝的影片《烏鴉與麻雀》是一部諷刺現實的傑作。當時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影片將動蕩的時局濃縮於上海一棟弄堂的樓房裏，導演在異常狹窄的空間裏，通過靈活的鏡頭調度，使房東和房客們的眾生相顯露無遺，形象地記載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末日景象」。
當時的電影拍攝和上映，受到當局的嚴格監控和審查，為了避免被禁，《烏鴉與麻雀》的劇組也準備了兩份劇本，一份刪掉敏感的場景與對話送審；而最後的成片劇本，往往被藏在攝影棚頂的吊燈台上或稻草堆里。編劇執筆陳白塵更是不能出現在片場，因為他早早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到了1949年4月，影片還是被上海「警備司令部」要求停拍，當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膠片去審查。於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裝作打牌，防止特務突襲——“這等於在冒生命危險成就一份理想了”。
創作人員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復拍攝，並於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兩個時代。時光流轉6年後，文化部決定給建國以來的電影評獎。《烏鴉與麻雀》最初評為二等獎，周恩來聽聞這一結果，不大滿意：「這些人冒生命危險的戲，何以只有二等獎？」話傳到毛澤東那兒，他也贊同總理的意見，覺得該給這部片一個應得的地位，於是改評為1949－1955年的優秀影片一等獎。
周恩來改定《林則徐》結尾
新中國成立， 38歲的鄭君里正值壯年，一心想為新政權拍些好電影。他馬上相中作家蕭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們夫婦之間》，講述小資出身的「我」和工農出身的妻子進城後產生的種種矛盾，反映出當時的一種普遍現實。在他看來，《烏鴉與麻雀》是為國民黨送終，而《我們夫婦之間》則是為新中國獻禮的警世之作。然而隨著輿論形勢的驟轉，影片受到了嚴厲批判，批評影片執意“歪曲工農幹部”，拷貝封存，不得公映。這一年對《武訓傳》聲勢浩大的批判，更將這股批判風推向了高潮。鄭君里與其他電影大師，從此不約而同地對現實題材敬而遠之。
影《宋景詩》，「戴罪立功」。真實的歷史中，宋景詩最終投降清廷，但為了政治需要，必須把他塑造成一位堅定的革命者，鄭君里與孫瑜絞盡腦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處理為韜晦之策。但這部“贖罪”片也於1955年短暫上映後入庫封存，屢遭碰壁的鄭君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沉寂三年後，1958年鄭君里領到了新任務：拍攝《聶耳》和《林則徐》，作為國慶10周年的獻禮片放映。當時正值「大躍進」，有的導演為了放“大衛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個鏡頭，上影廠也做出每個劇組每天至少拍攝60個鏡頭的荒唐規定。這對於嚴肅認真、每天只能拍三四個鏡頭的鄭君里而言，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後來還是周恩來為鄭君里解了圍，廠長徐桑楚才為他開了綠燈。
《林則徐》的結尾也是周恩來所改。鄭君里最初設定的是，趙丹扮演的林則徐被清廷發配到新疆伊犁，他牽著馬越走越遠，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時，影片定格。不過周恩來看後認為這個結尾不夠昂揚，將自己讀到的一首寫三元里人民抗擊英軍的七言詩，轉贈鄭君里，指示最好照此來設計結尾，於是就有了秦怡扮演的漁家女上戰場的一幕。更加「正確」的《林則徐》和《聶耳》在當時都贏得很高的評價，1953年就遞交過入黨申請書的鄭君里，也在這一年被吸收為共產黨員。
周恩來說：「你要回回爐了」
1963年，鄭君里又應周恩來的要求接下一個新任務：將朝鮮轟動一時的電影《李善子》改編成一個中國版，名字定為《紅色宣傳員》，由張瑞芳主演。鄭君里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要完成得漂亮。
當年，鄭君里專門率劇組赴朝鮮拍攝，到了朝鮮，金日成親自安排他們體驗生活，每天劇組後面都跟著輛大餐車，隨時保證他們的飲食。可以說當時中朝雙方都為此片提供了一流的拍攝條件，但鄭君里曾對兒子鄭大里訴苦：任務太難！他分析道，彼時的形勢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朝鮮的「李善子」是一個以人情來感化落後群眾的典型，拿到中國來，情感化就是人性論啊！但他除了真實地表現人物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不久片子全部製作完成，周恩來在北京看完片子，最後意味深長地對鄭君里說：“算了，看來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庫。君里啊，你要回回爐了！”直至「文革」開始，鄭君里才恍然大悟，這個信號意味著他政治厄運的開始，而隨後發生的一切又與江青這個名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文革」中江青將「最好的朋友」整死
影戲劇界著名人士：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江青、顧而已與杜小鵑相約一同舉行婚禮，大律師沈鈞儒證婚，主持儀式的正是鄭君里。這場文藝范兒十足的婚禮，一時轟動上海灘。而當年10月，鄭君里與南京金陵大學學生黃晨喜結良緣，席上惟一的女賓就是伴娘江青。可見兩人交情之深。
解放後，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兩人還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江青去外地活動，住處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鄭君里夫婦到她住處用餐。趙丹的妻子黃宗英「文革」後回憶，1959年江青一次來上海，派車接來鄭君里夫婦、趙丹和她，吃了頓當時豪華得讓人咋舌的宴席。席間江青指著趙丹和鄭君里對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在上海只有這兩個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們倆託付給你老了。”
式地抄家，闖入者們手法專業地只帶走日記、書信、手稿、相冊等資料。直到「文革」後解密，才知道幕後主使人正是江青，而那些材料一送達北京，即由江青親自一一燒毀。隨後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張春橋親筆批示，把在上海曾與江青共過事的人全部抓起來隔離審查，鄭君里再次在劫難逃。他們都被打成“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黑線代表人物”，受盡各種殘酷的迫害。
影的藝術家，可荒謬的時代已容不下他這點小小的理想。
參考資料：《黎明前的黑暗——》《看電影·午夜場》2009年9月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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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少奇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跟他們提提，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裏去？」少奇說：“這怎麼可能？”我說：“不是有許多先烈都把孩子帶到國民黨的監獄裏去嗎？”少奇說：“那是在監獄裏邊生的。”
本文選自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３３萬字的《王光美訪談錄》，文中披露了「文革」期間，劉少奇、王光美慘遭迫害，家人親友備受株連，王光美坐牢１２年，劉少奇含冤去世的諸多歷史事實……
少奇作了檢討，儘管他思想上沒想通
「打倒劉少奇」大會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後，在全國開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批判。
在１０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１０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
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裏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他的檢討，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的，儘管他思想上並沒有想通。在１０月中央工作會議前的一次小會上，除過去檢討的內容外，少奇同志對請示過毛主席並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擔了責任。他說：「有許多重要事情雖然是經過了主席才作出決定的，但是沒有讓毛主席充分考慮，而是例行公事或經過一下毛主席，就輕率地作了決定，或者在作出決定之後，再經過一下毛主席就發出了。因此，我並沒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的真實意見……經過毛主席看了一下，但並沒有取得毛主席贊同就作出了決定，因此發生的那些錯誤，我同樣負主要的責任。向主席請示報告不夠，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問題反覆商量、反覆醞釀不夠，這是我多次犯錯誤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同志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學校去接受「階級教育」。
１２月底，江青親自出面找劉濤談話，拉她造反，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現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國人民轉不過彎來，要一步一步地來。你要與劉少奇徹底劃清界線。」江青還說：“這些年我是受壓的，你也是受壓的。”
由於江青的唆使，劉濤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經王前口授，劉濤在聶真家寫了誣陷少奇的大字報。那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
在這之後，黃色大字報紛紛出籠。少奇對此非常氣憤，說：「國民黨罵了我幾十年，還沒有用這種語言！」
話來，說我們的女兒平平在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要動手術，手術台都準備好了，要我作為家長去醫院簽字。
我實在想不到，這些人會使出這種喪失人性的手段。聽了這個消息，我的腦袋頓時「嗡」了一下，話都說不出來。少奇同志一聽，也焦急地站起來，說：“馬上要車，我到醫院去！”這時我想起了周總理的指示，忙說：“總理不讓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覺得女兒是為了他而受到牽連，堅持要去醫院。他見我猶豫，對我說：“你跟我的車去！”他還以為他的吉斯車外出能安全。
我們很快到了醫院。我一下車，就見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裏，沒見到平平。源源一見我，朝我喊了一聲：「媽媽，他們就是為了要抓你！」我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萬不能讓少奇同志落在他們手裏，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沒有想到少奇會親自來，一開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馬上就走，還想看看是怎麼回事。衛士賈蘭勛反應快，一把拉起少奇坐回汽車裏，開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綁架到清華大學。在車上我責問他們：「為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出來？」他們明確地回答說：“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們搞的。”
周恩來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報告。在總理的干預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見我終於回家，只說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劉少奇遭到批鬥
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作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
４月９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３０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作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作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說完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從桌旁站起來，堅定地一字一句地說；「共產主義事業萬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共產黨萬歲！”然後，在孩子們的注視下，離開飯廳，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王光美遭批鬥
４月１０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作人質，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經作好了被關起來的準備，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帶上了。大約早晨６點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帶到清華大學主樓一間屋子裡。那裏早已坐滿了造反派，擺開陣勢要審問我。他們一上來就氣勢洶洶地問：「劉少奇為什麼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我針鋒相對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過。
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沒問幾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訪印尼時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開始我還天真，反覆和他們講道理。我認為中央只是同意我來檢查，我檢查可以，為什麼要穿那個衣服呢？而且４月初的北京還挺冷，那些綢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涼。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講道理，上來幾個人強行給我穿上旗袍，還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說這是項鏈。我向他們抗議：「你們這是武鬥，違反毛主席指示。」可他們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問我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儘可能據實回答。那時《紅旗》雜誌剛發表一篇文章，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推行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造反派反覆逼我，要我對這篇文章表態。我說：“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來，威脅說要把我的話記錄在案，今後算總賬。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大聲說：「記就記，我說的，怕什麼！‘懷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組搞的，更不是劉少奇搞的。我沒有‘懷疑一切’這個思想，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大罵我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頂他們說：“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共產黨員。”“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理，就讓我把話說完。毛主席說：好話，壞話，反對的話，都要聽，要讓人把話講完。你們要是不擺事實講道理，那我就不講了，你們斗吧！”
造反派將我拉到大操場。中央通知我是來檢查，可會場上完全是批鬥，自始至終不讓我講一句話。整個場面極為混亂，吵吵嚷嚷的，我什麼也沒聽清。我在批鬥會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幹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檯子上陪斗，心裏難過極了。批鬥會後，造反派將我押回房間裏，又審問了兩次。
周總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７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裏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劉少奇、王光美與女兒
４月１５日和２０日，我抱著一線希望，先後給毛主席寫了兩封信。我在信中敘述了參加清華大學工作組和４月１０日批鬥大會的情況，對造反派的種種污衊作了申辯。對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氣地說：「我決不是壞人，劉少奇也決不會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後，沒有得到任何迴音。毛主席有沒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６月初，為少奇同志做飯的廚師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後來，另一名廚師也被勒令離開。
這樣一來，身邊工作人員更不敢對我們留情。
自從少奇受到批判以後，我們的兒女、甚至我們的親戚無辜受到株連。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經年邁的母親，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時時牽掛她，卻無法見面。
直到平平也被關入看守所，平平發現看守所里放風倒便盆時，別的監舍的人都跑得很快，唯獨旁邊一間的人動作特別慢，聽上去步履蹣跚像個老人，但又什麼也看不見。有一次她趴在地下，從門下面的縫隙里往那裏看，看見一雙小腳，終於認出那是外婆的腳。於是，在下一次放風的時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來，就哭著大喊「外婆！外婆！」只聽見“咣當”一聲，一隻便盆掉在了地上。
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後一點聯繫。從此，平平再也沒有聽到外婆的任何動靜，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原來，外婆被轉到秦城監獄，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摔了一跤後病重，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５日因腦血栓發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長街看過她。外婆交給平平一個存摺，讓平平幫助去取點錢。誰知錢還沒取回來，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這事就特別難受。
我們的兒女受我們牽連，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我不得不時時為兒女們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樣。特別是我們的小女兒小小，那時只有６歲。
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少奇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跟他們提提，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裏去？」少奇說：“這怎麼可能？”我說：“不是有許多先烈都把孩子帶到國民黨的監獄裏去嗎？”少奇說：“那是在監獄裏邊生的。”
帶走不行，不帶走吧我們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時沒了主意，問少奇：「那該怎麼辦呢？」他沉思了一會兒說：“托給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囑我：“要記住小小的特徵，將來一定要把她找回來。”
這是一個多麼痛苦的決定啊！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樣難受，淚水奪眶而出。趙淑君阿姨是１９５８年經組織選調到我們家的，多年來為我們家看小孩，任勞任怨，幫了我們很大忙，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們家的一員。也只有把小小托給她了。我含淚找出兩張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後院去找趙阿姨和小小。她們已經上床準備睡覺了。我強忍痛楚，向阿姨講了少奇的決定。當我把照片交給她的時候，眼淚再也止不住，嘩嘩直流，泣不成聲地說：「老趙，小小就託付給您了，無論如何要把她帶大。今後，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緊緊地抱住小小，失聲痛哭……
７月中旬，造反派圍攻中南海。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寫出檢查。少奇寫完交出後，又馬上要回來，在第三部分的開頭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７月１８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一場大的考驗又要來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我只哽咽著說了一句「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臨近了。
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他們組織了幾批造反派，在批鬥少奇和我的同時，也分別批鬥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鑄、曾志同志。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我被押送秦城監獄，監號是６７１３０。
我在秦城監獄１２年，絕大部分時間枯坐牢房無所事事，漫長難熬。沒事時，就老琢磨牆上不知什麼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關在這裏的是什麼人，當然是不得要領。沒事還老盼望提審，因為提審可以有機會說話。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開封。１１月１２日，少奇在開封含冤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