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押上法庭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江青在1981年1月25日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到了1983年1月25日，她被改刑為「無期徒刑」。那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十六條：“死刑緩刑期間如有悔改表現，可改刑為無期徒刑。”江青談不上“悔改表現”，但是以這樣用詞講究而巧妙的理由為她改刑：“沒有以極端的方法抗拒勞動改造。”
其實，在1981年1月，當特別法庭決定判處江青「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時，就已考慮了二年期滿時怎麼處理。
伍修權曾這麼談及：
「至於‘死緩’二年以後怎麼辦，我們也有個初步設想，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佈和十二大開過以後，我國人民對這類重大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通過一個特別決議，對這次判決予以減刑，將江青、張春橋死刑變為無期徒刑（引者註：在十名主犯中，唯張春橋和江青一樣，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其他的無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應地減刑，到時候再酌情處理，以此體現我們政權的穩固和政策的正確。……」
1983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送達江青，上面寫著：
罪犯江青，女，現年六十九歲，山東省諸城縣人，現在押。
罪犯張春橋，男，現年六十五歲，山東省巨野縣人，現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張春橋，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於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號判決，認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都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三八條誣衊陷害罪，罪犯張春橋並犯有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分別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力終身。
罪犯江青、張春橋的死刑緩期執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滿。
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組成合議庭，對罪犯江青、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間的表現，進行了調查。現已查明，罪犯江青、張春橋在死刑緩期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本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並經本院審判委員會第一七二次會議決定，裁定如下：
對原判處罪犯江青、張春橋死刑緩刑兩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
不過，當江青接到改刑判決書時，她半點也沒有欣慰之感，反而大喊：「你們殺了我吧！你們為什麼不殺了我呢？」
從江青的呼喊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的內心世界：她已經窮途末路，希望早一點結束這種死不死、活不活的囚徒生活！
江青的鐵窗生涯，雖說因為秦城監獄門衛森嚴而幾乎無法為外界所知，但筆者訪問了公安部有關人士，還是得知了一些情況：
江青單獨關押。她的牢房大約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過，外面可以看見她在裏頭的情景，她在裏頭看不見外面。
她的伙食還可以，因為毛澤東過去說過，對於犯了嚴重錯誤以至罪行的高級幹部，在生活上還是給予照顧。她的伙食，比北京城裏普通百姓要好。特別是在審判期間，伙食更好一些。
有些內容涉及別的主犯的態度、交代，不便於讓她知道。
當她從電視上見到鄧小平閱兵的鏡頭，不由得嘆道：「想不到，鄧小平的身體還這麼好！」
最令她興奮的是，有幾次她從電視上看到播送「樣板戲」，臉上露出“旗手”的笑容！她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樣板戲」。
江青的情緒不穩定，喜怒無常。考慮到她已上了年紀，獄中沒有安排她參加勞動。只是她素來喜歡打毛線，如今又閑得無聊，有時靠織毛線衣打發日子。然而，當她織完一件之後又拆了，然後再另織一件。就這樣拆了織，織了拆，消磨著她的時光。
另外，她喜歡看書。她自己擁有一萬來冊藏書。她獲得允許，從她的藏書中，選擇她要看的書，在獄中閱讀。江青讀了這樣一些書：
《魯迅書簡》、《且介亭雜文》、《李長吉集》、《詞綜》、《李白與杜甫》、《楚辭》、《重訂唐詩別裁集》、《阿登納回憶錄》、《李文山詩集》、《增廣詩韻全璧》、《懷素草書四十二章經真跡》、《史記》、《王臨川全集》、《容齋詩話》、《重訂老子正話》、《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敦煌壁畫集》等。
應當說，江青在毛澤東身邊多年，她的閱讀興趣受毛澤東影響，讀的書大都是高雅之書。
江青在秦城監獄還記日記。她的字近乎「毛體」。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日記中寫道：
“……秦城監獄只有‘關’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層樓的底層，這裏只管我一個人。樓的四周土地甚多，管理人員業餘生產蔬菜。××（字跡不清）他們學習一點生產蔬菜的知識，也有利於改造世界觀。除看守我的人員以外，別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圍的。西邊的‘風場’也空了兩排，‘風場’外邊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剛來時就在那兒放風；土地外面是數丈高的帶電（網）的圍牆，圍牆外邊還是監獄的樓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見外邊的。
「我能參加勞動的時間不多了，身體衰老了，兩三年來我總是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請發還我改造世界觀的權力！」
內中有不少只是猜想、傳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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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主任說：「江青關押在北京監獄的單獨牢房裏。我們根據革命的人道主義給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並不是每天都有魚有肉，但與其他犯人吃得一樣。由於年齡關係（七十歲），幾乎不要她參加勞動了。她的身體原先就不好，但監獄裏有醫生，現在健康狀況良好。」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長阮崇武答覆了外國記者的提問：
合眾社記者問：江青、張春橋的身體怎麼樣？張春橋的身體怎麼樣？張春橋能下床走動嗎？
答：兩人身體都還可以。年紀都大了。沒有聽說張春橋不能下床走動。有病都可以治療的。
問：什麼病？
答：年紀大了，多少都有點老年病。
問：江青現在的態度怎麼樣？有無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態度怎麼樣，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用了。她這樣的人很難說有什麼悔改之心。
問：我們聽說江青在監獄裏被強迫做布娃娃？
。他怎麼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從門縫裏看到的。（眾笑）
新聞發言人曾濤在七屆人大第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曾濤說，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這四人在繼續服刑。他們當中，張春橋、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療。
曾濤還提及，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醫。邱會作於1987年9月刑滿釋放。黃永勝於1983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幫」那四人仍在獄中。
了中國司法部官員答記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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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勾畫出江青晚年的概況。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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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文革」中的一次集會上
戚本禹推薦我給江青當秘書
向：關鋒是你的老師，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閻：也可以這麼說吧。「文革」開始之前，《紅旗》雜誌做了機構調整，我從關鋒任組長的中國哲學史組調到戚本禹任組長的歷史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農民的兒子，做江青的秘書可能你從沒想到過吧？
閻：沒有，做夢也沒想到過。
向：有的書上說，姚文元是江青的秘書，還有說戚本禹是江青秘書的。
閻：其實，正式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命為江青秘書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沒有配專職秘書。江青在「文革」中先後有四任秘書，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楊銀祿，第三任劉真，第四任劉玉庭。
向：你是怎樣成為江青秘書的？
閻：當然是組織安排的。《陳伯達遺稿》中說我當江青秘書「可能是關鋒推薦的」，其實關鋒當時是不大讚成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關鋒有次見了我，還說：“你政治上弱，不敏銳，不適合給江青做秘書。”
向：說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嗎？
閻：我沒問過關鋒。但我有一件事是受過關鋒批評的，那就是對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訂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問題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看法。在一次討論會上，我說《二月提綱》很好，說明中央重視學術討論，制訂學術討論的文件，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對我的這種看法，關鋒批評我沒有政治頭腦，看不出問題來。
向：那戚本禹是怎樣推薦你的？
閻：具體過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釣魚台院子裏散步，他跟我說：「江青想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比較粗。我看你比較細，我推薦你去給她當秘書。」我說：“不行，我沒當過秘書，不知道怎麼當。”他說：“不知道不會學嗎？收發文件你不會？只要細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薦你了。”
向：戚本禹當時是什麼職務？他說了算？
閻：他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然，也不是他一句話就行了。後來汪東興告訴我：「你的檔案是我審查的，你給江青當秘書是我挑來的。」但戚本禹的推薦和介紹，我想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向：當時你很高興嗎？
閻：我當時並不感激涕零，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服從組織和領導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來到我們辦公室（其實就在他辦公室隔壁），興沖沖地對我說：「已經定了，調你去給江青當秘書，現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樓去！」我馬上整理了幾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著戚本禹去了。
向：從此開始了秘書生活。
閻：有人說：「給林辦選秘書，比選狀元還難。」我想，給江青選秘書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選定我之前，究竟經過怎樣的推薦和審查，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聽說，當時有四個人參選，我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二十九歲），參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幹部級別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級），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後，我準備寫回憶錄時，才向戚本禹打聽他當時是怎樣向江青推薦和介紹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獄後住在哪裏？
閻：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政府要他改個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電話問他，他說：當時推薦怎麼談的和談了些什麼都不記得了，但是不管怎麼談，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認真負責；第三，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寫的文章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我認為這也符合實際。
向：你做了江青的秘書，周圍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閻：我自己感到沒什麼不同，但別人可能有點另眼相看。記得有一次在釣魚台十七樓看電影，曹軼歐（康生妻子）見了我說：「噢——你到十一樓工作了！」似有讚揚，又有驚訝。我心裏想，“十一樓”（江青住的樓）和“十六樓”（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所在樓）有什麼不同啊！？這大概也是我迂腐、不諳世事之處，因而終未討得江青歡心，反被她投入監獄。
康生在一次「文革」集會上講話
向：你在當江青秘書之前做什麼？
閻：我先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江青辦信組」工作，主要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江青辦信組」這個組織不是「文革」一開始就有的，是慢慢發展來的，大概到1966年9月，擴大到七八個人，由我負責。人員主要是向各單位抽調，記得紅旗雜誌有兩人，馬列主義研究院兩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哲學研究所一人，軍隊幹部兩人；學歷大多是大學本科，還有研究生。
向：「文革」前江青沒秘書，那什麼事都是她自己做嗎？
閻：那時江青在黨和政府中沒有實際職務，就說信件吧，雖然有，但恐怕多數屬私人性質，數量也不會太多，當然就自己處理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後，社會上給她寫信的多了，江青看不過來。以前可能是戚本禹幫她處理來信，到1966年7月中旬，也許是戚本禹覺得太忙，又把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的梁川借來幫他。
向：你是什麼時候從《紅旗》調到中央秘書局的？
閻：1966年6月3日。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帶到釣魚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離開簡報組，協助梁川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不久，梁川回秘書局信訪科了，就是我一個人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以後，群眾的來信越來越多，一天幾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時一天達到兩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裝著送來的。這時才調人組建了「江青辦信組」。大概與此同時，又調進二三十人組建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地點就設在離釣魚台不遠的花園村，處理大量給中央文革小組的群眾來信，其中有幾個人專門處理給組長陳伯達的信。江青辦信組設
在釣魚台十六樓，直接歸戚本禹領導。江青辦信組給江青辦信，但編製不屬於江青，也不屬於中央辦公廳，而屬於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
向：你是怎樣處理群眾來信的？
閻：戚本禹在「文革」前當過多年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科長，有經驗。他告訴我，基本上分三種情況：第一，必須送給首長看的，這是指首長親屬、朋友和熟人來信，以及關於重大、重要問題的來信，而凡屬於送給首長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並附原信一併送閱；這樣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選三至五封；第二，根據信中所說問題的性質，轉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包括轉林彪處（當時稱林總處）、總理處、各副總理處、各部委、各省市等等；這類信最多，大概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第三，凡是反對和攻擊首長的，都轉公安部，由公安部處理。戚本禹還說：“不好處理的信，你們拿不定主意的，可隨時問我，反正我辦公室就在你們隔壁。”
我們那時都是懷著「熱愛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來做這項工作的，加班加點是常事，每人每天要處理二三百封群眾來信。信的內容有申冤的，有告狀的，有反映情況的，有揭發問題的；有公事私事，有大事小事，有歷史問題，有現實問題。我主要處理中央各部委的群眾來信。此外，我作為負責人，還要從各人送給我的比較重要的信中選出三至五封送給江青看。那時，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十一二點，可大家都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誰也不說累，都覺得這是應該做的。
向：江青是山東人，選你做秘書，可能還因為你是山東人吧？據說江青原來有個叫孫立志的秘書，也是山東人。
閻：孫立志我認識，大家都叫他孫秘書，我也叫他孫秘書，其實他的職務是警衛員，即警衛秘書。因為我和孫是老鄉，還一起聊過。有一次，孫立志對我說：「江青同志說你還有點勞動人民味道，還沒被‘化掉’。」我當時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往江青選秘書的事情上想，只是說“謝謝江青同志”。正式成為江青秘書後，江青還親口對我說過這話。
向：這個話，在當時應該算是很高的政治評價。
閻：是的。這恐怕也是江青接納我做秘書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當第一夫人秘書的滋味
向：給江青當秘書也不容易吧？
閻：確實不容易。我主要是收發和管理文件。當時江青的文件很多，有中央文件和收發電，有軍委文件和收發電，有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發電，還有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編的《簡報》、《要事彙報》、《快報》、《來信摘要》等等。每天都有幾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論字數大概有幾十萬。把這些東西都送給她，莫說是看，就是數一遍也很費時間。可我不送呢？如果她聽陳伯達或康生說看了什麼文件或材料，而她沒看到，就要罵我了，說我「扣了」或“貪污了”她的文件和材料。
向：你是否被罵過？
閻：沒因為這件事被罵，因我從沒「貪污」過。遇到上述情況時，往往都是我送了而她沒有看。我把文件和材料大體分成三類：一類是必須看的文件和材料，這類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負責人（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的傳閱件；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要人給她的親啟件；關於「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關於黨和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還有有關部門或個人直接請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這類東西，除了是她必須和應當了解的之外，絕大多數是需要她表態的。在我印象中，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領導人，對文件和材料批示意見和表態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陳伯達很少表態，他往往只是劃個圈而已。另一類是參閱件，這類文件和材料，一般說來也比較重要，但並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態。還有一類是瀏覽件，這類文件和材料，對江青來說，有時間可以翻翻，沒時間不翻也關係不大。
向：分在哪一類就是你做主了。
閻：但責任重大，必須認真仔細，不能出錯。我分好後，分別放在三個卷宗里，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送到她辦公室。有時，有些中央領導之間的傳閱件，或寫著「急件」和“特急件”的，機要交通送來後，除非江青睡覺，都要馬上送給她。江青把文件看過後，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順手放在茶几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她寫了信封的，如送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或陳伯達、康生看的一些東西，她大都已封好，並貼上了密封簽，這是屬於不讓秘書知道的事情，我只負責登記，然後交機要交通員送達。還有一種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寫信封裝好交機要交通員。一般說來，一天兩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從她辦公室取來她看過或批示過的文件，該發走的登記後發走，該存檔的分類存檔。
江青在「文革」中集會上呼喊口號
向：你每天的工作很辛苦吧？
閻：工作量確實很大。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覺了，我每時每刻也不敢離開辦公室，如果江青按鈴了，我不在，那就要挨罵了。有一次，江青按鈴叫我，恰好我離開辦公室一會兒，一回來江青就說：「你幹什麼去了？」我趕快說：“報告江青同志，我……”江青根本不聽我解釋，兩眼直瞪著我，聲色俱厲地說：“誰叫你離開辦公室的，你誤了我的事，你負得起責任嗎？”我說：“江青同志，我錯了，以後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氣，嘴裏說著“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之類的話。過了一會兒，看到我很委屈難過的樣子，她態度才有所緩和，說：“還愣在那裏幹什麼？快把這信發走。”
向：是寫給誰的信？
閻：是給毛澤東的信，上面寫著「急件」二字，並已封好。我立即通知機要交通把這封信取走。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談起這件事，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挨江青的批評，也是一種光榮呢！你想想，全國這麼多人，能有幾個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評？”
江青第一次跟我正式談話時曾說過，她連每天是幾號、星期幾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也沒有星期天。於是，我每天上午給她送文件時，都在第一份卷宗上面用曲別針別一個小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月×日，星期×，上午×點，下午×點或晚上×點有××會議，以便她知道這一天的安排。
向：你除了收發和管理文件外，還做些別的嗎？
閻：要接電話。每天電話一個接一個，有通知江青開會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請示什麼而又不便直接打給江青的，有要見江青讓我同江青聯繫的，等等。
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閻：忙得很。在「文革」中，江青比陳伯達、康生還要忙，而陳伯達、康生的秘書都不止一個。我幾次跟江青說：“一個人忙不過來，希望再加一個人。”跟汪東興我也說過，汪說那得看江青的意見。一開始江青也沒當回事，見我說的次數多了，還可能是汪東興跟她也說過，有一次，江青對我說：“我看你是挺忙、挺累的，可是主席才用一個秘書，我怎麼好用兩個秘書呢？”停了一會，她又說：“不過，我們都是主席的秘書。你忙點、累點，還是先幹着吧！”我只得答應“一定努力干”，從此不再提這事了。可到1967年國慶節前，突然增加了楊銀祿，我當然高興，只是跟江青天天見面的還是我。
向：你當秘書時家人來看過你嗎？
閻：來過。1967年夏天，我愛人來北京看病，住在釣魚台北門外警衛連家屬宿舍。我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結伴去看我妻子。警衛戰士劉真、王振榮、李仁慶，除了替我陪妻子到醫院看病，還不斷地給我妻子送些蔬菜，什麼豆角啦、茄子啦、西紅柿啦，等等。這些蔬菜都是他們幾位在十一樓前的一塊小地里種的。當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釣魚台的許多空坪隙地，不像現在這樣種可觀賞的花草，而是種蔬菜和莊稼。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豐澤園也是這樣。
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給江青做了一年的秘書。
閻：是刻骨銘心的一年。
向：後來怎麼「失寵」了？
閻：其實我從來沒有被「寵」過。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來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來的……（編按：接下來，閻長貴談了因給江青送錯了一封信，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秦城監獄，後又被下放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改造的過程。關於這段經歷，閻長貴已有專文《成為“坐探”以後》刊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十輯）
本文節選自《老照片》第67輯文章《江青秘書談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