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感舊之二十：吃蛇羹和「蛇」出洞
秋風起矣，三蛇肥矣！這是老廣州人常看到的廣告詞。確實，經過春夏的覓食，蛇在樹梢洞穴，養得腦滿腸肥。秋風一起，它們正準備蟄伏過冬。嶺南人認為，這時候捕之食之，其肉最厚，其味最鮮，也是老饕們進補的大好機會。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粵人捕蛇時，有人拿旗，有人拿槍，有人拿鐵器，抓到了蛇，「旗者得膽，槍者得皮，金者得肉」。又說有一種“貓蛇，其聲如貓，曰雷公馬，產雷州，可食。”所謂可食者，自然是指蛇肉。“肉辟風寒”，可見嶺南人早就有吃蛇的傳統。
「食在廣州」，廣州人吃蛇，是很講究的，多半是剔除骨，把肉撕成絲，再拌以豬肉、冬菇之類，熬成蛇羹，又撒上菊花之瓣，其味之鮮之美，無與倫比。至於所謂吃“龍虎鳳”者，乃指把蛇肉與貓肉、雞肉，燴於一鍋。這種名菜，價格高昂，非一般食客可得而嘗的。
提起吃蛇，非粵籍人士，多半毛骨悚然，這使人噁心的長蟲，怎能下咽？傳聞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舞蹈家烏蘭諾娃來穗，接待者享以蛇羹，卻先沒有告訴她。三天過後，有人問她：「那天的肉羹好吃嗎？」她回答：“好極了！”問者便說：“那是蛇羹”！那“娃”一聽，花容失色，“哇”的一聲，把三天裏吃過的東西，全嘔吐得一乾二淨。不過，傳說伏羅希洛夫元帥來訪，則指名要吃蛇。大快朵頤之後，連呼“哈羅梳（俄語，好）！”畢竟是赳赳武夫，和嬌娃大不一樣。
解放初，大學教授的待遇不錯。在我們系裏，有幾位教授，喜歡吃蛇，每月發了工資，董每戡、詹安泰、葉啟芳等老師，往往呼朋引類，到槳欄路「蛇王滿」酒家，共進蛇羹。那美味的蛇肉，自然成了他們增進友誼的催化劑。至於這幾頓蛇羹，給他們的命運將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則是酒酣耳熱、議論風生的教授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解放初期，生產建設的熱潮不斷掀起，人民群眾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內戰，看到神州大地欣欣向榮、突飛猛進的景象，也都十分興奮。不過，那幾年，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也不斷展開，梁漱溟遭到「炮轟」，批判俞平伯、胡適以及反胡風等浪潮，一個接著一個，好些知識分子也逐漸困惑不安了。
到1957年初，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領導要求黨內外人士大鳴大放，積極幫助各級部門整風，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開始時，噤口不言者居多，隨著領導不斷鼓勵，要求解除顧慮，「百家爭鳴」；一再表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一來，好些人在座談會上，從不敢發言到熱烈放炮了。他們大多在主觀上希望幫助整風，也不乏真知灼見，但歷來“處士橫議”，容易出格，說者痛快，聞者變色。不久，「事情正在起變化」，整風變成了“反右”，放言無忌的號召，變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出現了“反右”運動擴大化的失誤。
喜歡吃蛇羹的董每戡教授，便是一條被引了出洞的「蛇」。
董每戡老師是著名的戲劇家和戲曲史研究專家，他早期加入過共產黨，被國民政府通緝。抗戰前，他和田漢等參加「左聯」，從事進步的文藝活動，救助過進步學生。抗戰期間，他在大後方創作了許多話劇，反抗日本侵略。解放後，他到中大任教，講授中國戲劇史。由於他既精文史，又懂舞台，講課時精彩生動。聽他的課，同學們就像“看”到一台戲，深受啟發。那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受到重視，覺得祖國前途一片光明，因而意氣鳳發，連續發表專著和文章，在學術界、戲曲界產生很大的影響。
董老師一向追求進步，既然領導號召幫助整風，便認為應該積極響應。1957年春，他還主動以詞代信，寄給曾受批判的老朋友俞平伯先生：
莫負屠龍手，鬢星星壯懷未老，熱腸如舊。健筆常存應自許，文苑猶堪馳驟。況又值爭鳴時候。轉眼春來花齊放，好江山萬里鋪錦繡。生盛世，恨何有？《紅樓》依舊還重究，更無妨從容論道，夜隨清晝。今日愛才非昔日，珍惜儒林老宿。勸莫學金人緘口。地北天南常懷想，獻蕪詞可獲同心否？希賜復，正紕繆。[金縷曲]
當時，俞平伯先生也以詞作答，但只說些懷念的話。看來前車可鑒，積極性並不高。董老師則不然，「事情正在起變化」，他卻渾然不覺，還興緻勃勃地在報刊上發表幾首批評官僚主義的詩歌。
到了1957年6月中旬，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來中大小禮堂召開座談會。那天的會，開始時一度冷場，陶鑄一眼看到董老師，便請他發言，說：「我看到您寫的詩了，不錯嘛！」還背誦了其中一首：“書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倘若推誠真信賴，自能瀝膽與披肝。”董老師推辭不得，也來勁了，他批評了學校不重視學術的風氣：“一些黨員有兩副面孔，平時不接近群眾，是寡婦面孔，不苟言笑。”陶鑄插話：“是冷若冰霜！”董老師接著說：“運動來了，則轉為屠夫面孔，冷酷無情。”語言生動的董老師，素來“語不驚人死不休”，誰知這回話音一落，可憐便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命運。這條「蛇」，被引出了洞了。當然，到“文革”初期，陶鑄同志被調到北京，極受重用，又誰知，不久“四人幫”提出打倒“劉、鄧、陶”，可憐他淪為“牛鬼蛇神”，莫名其妙地也成了「蛇」，這是後話。
到七月，董老師被劃為極右分子。調子一定，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吃蛇，成了他一條罪名。有人指出他以「蛇王滿」為基地，有組織有預謀反黨反社會主義。參加過蛇宴者要背靠背互相揭發，沒參與者則捕風捉影。於是，董老師吃蛇羹，竟為蛇所累。那時候，許多人心中不平，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素來擁護黨，我們也明明聽到，他只是對一些黨員有意見，怎麼能說他仇視黨？有人為他辯護，而辯護者則被視為同情「右派」，立即受到嚴厲的警告。為求自保，思想不通者趕緊拚命檢討，或抄大字報，或畫漫畫，努力表示與「右派」劃清界限。也有些人立即跟風，表示立場堅定。至於或出於個人恩怨，或出於名利紛爭，落井下石者，也是有的。從此，董先生和那些參加過蛇羹的「蛇」，陷入了“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他們的言論被誇大，被歪曲，被無限上綱，許多人含冤抱屈。
粵諺云：「大石壓死蟹」，在不講法治的年代，被劃為右派者“欲辯己無辭”，只能心中懊惱。他們自以為幫助整風，誰知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董老師曾寫詩告訴陳寅恪先生：“長日空懷心耿耿，連宵深悔夜茫茫”，“浮名已被多言誤，大錯寧成致命傷！”悲苦之情，溢於言表。
董老師不甘受到委屈，便辭職回湘，以為還可以賣文度日，但誰敢發表「右派」分子的文章？整整二十年，他一家三口，住在潮濕窄仄的房子裏，十分貧困。但是，董老師堅信他的問題終能澄清，一直發奮著書。他沒錢買紙，便撿廢紙做稿紙；右手寫壞了，便改用左手執筆；後來左手也不行了，則以右手橫握筆桿，以左手推著筆尖書寫。就這樣，“病手推成文百萬”，竟寫成《五大名劇論》等一百多萬字的著作。“文革”時，他害怕書稿被紅衛兵抄走，藏在灶里，誰知被老鼠嚙去了一半，不得已，他又撿起來憑記憶重寫。其窮愁潦倒，其嶙峋風骨，能不令人唏噓感佩！
直到1978年，董老師回到了康樂園，右派帽子才被摘去。他認為「天公許我重抖擻，老樹繁花子滿枝」，可惜，不到一年，這位追求進步“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學者，即溘然長逝。在追悼儀式上，校領導為他平反，宣佈錯劃。但一切都晚了，董老師已聽不到了，只能算是給未死者的一絲安慰了！想當初，“反右”的擴大化，讓許多人遭遇了不幸，也讓我們的國家吃了苦果，其負面效應十分嚴重。實際上，它正是後來“文革”必然發生的前奏。
「往事只堪悲」！1978年董老師重回故地，恐怕不會再到「蛇王滿」，去吃蛇羹了吧！
在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在強調鬥爭的嚴酷形勢下，大多數人不明真相，或按指示辦事，做過錯事蠢事，這可以理解，自不必深究。若從國之盛衰、匹夫有責的要求而言，那麼，當時即使是芸芸眾生，或麻木不仁，或跟風起鬨，或出於無奈，但不管自覺與否，本身不也成為給予董老師等人社會壓力的一部分么？在今天，反躬自問，痛定思痛，對那一段傷心史，作為有良知的社會一分子，難道不應意識到，我們這輩人，都有過歷史過失么？
其實，人性是複雜的，人性會被扭曲，但也非良知盡泯。這幾天，畢業了五十年的同學回校相聚，校友老梅，告訴我在他們班級中，發生過一件感人的事。
當年，研究宋詞的專家詹安泰教授，和董老師一起吃過蛇羹，也被打成「右派」，屬於被引出了洞的「蛇」。按當時情況，他應被取消上課的資格，但系裏苦於找不到別的人頂替，在新學期開始時，只好讓他給學生講授宋詞。有些同學不滿意了，說怎能讓「右派」繼續放毒？系領導便給大家打招呼，並且強調：同學們在上、下課時，不要起立向詹老師致意，以示有所區別。不滿者才勉強接受了這樣的安排。
當詹老師默默地走上講台時，班長自然沒有發出起立的口令。誰知有些同學不知道系裏打過招呼，按習慣站了起來。於是，課堂上有人起立，有人坐著，有人面面相覷，場面頗為尷尬。詹老師也有所察覺，他等大家安靜了，才開始講解。
詹老師學識精深，雖戴著「帽子」，但一上講台，侃侃而談，見解精闢。同學們聽得入迷，不知不覺到了下課的時間。只見詹老師收起講稿，然後說：“同學們，我正在接受改造，以後上課和下課時，請大家不要起立了！”說罷，正想離開，這時候，同學們忽然全都起立注目，詹老師一怔，趕緊欠身回禮，隨即含淚離開。
那時候，一旦被劃為右派，立即成為「賤民」，而詹老師因學問，還受到學生的尊重，實屬萬幸。可是，董每戡老師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到死還不知道，當時把他往死里打的，正是他曾經最為器重的某位學生！
唐代元稹有詩云：「白頭宮女在，閑話說玄宗」。其實，閑話中是五味雜陳的。而經歷過1957年風風雨雨的人，即使還健在，也都成了白頭人吧！驀然回首，談及往事，當事者和圍觀者，內心也真能夠“閑”得起來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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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文革」中的一次集會上
戚本禹推薦我給江青當秘書
向：關鋒是你的老師，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閻：也可以這麼說吧。「文革」開始之前，《紅旗》雜誌做了機構調整，我從關鋒任組長的中國哲學史組調到戚本禹任組長的歷史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農民的兒子，做江青的秘書可能你從沒想到過吧？
閻：沒有，做夢也沒想到過。
向：有的書上說，姚文元是江青的秘書，還有說戚本禹是江青秘書的。
閻：其實，正式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命為江青秘書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沒有配專職秘書。江青在「文革」中先後有四任秘書，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楊銀祿，第三任劉真，第四任劉玉庭。
向：你是怎樣成為江青秘書的？
閻：當然是組織安排的。《陳伯達遺稿》中說我當江青秘書「可能是關鋒推薦的」，其實關鋒當時是不大讚成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關鋒有次見了我，還說：“你政治上弱，不敏銳，不適合給江青做秘書。”
向：說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嗎？
閻：我沒問過關鋒。但我有一件事是受過關鋒批評的，那就是對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訂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問題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看法。在一次討論會上，我說《二月提綱》很好，說明中央重視學術討論，制訂學術討論的文件，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對我的這種看法，關鋒批評我沒有政治頭腦，看不出問題來。
向：那戚本禹是怎樣推薦你的？
閻：具體過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釣魚台院子裏散步，他跟我說：「江青想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比較粗。我看你比較細，我推薦你去給她當秘書。」我說：“不行，我沒當過秘書，不知道怎麼當。”他說：“不知道不會學嗎？收發文件你不會？只要細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薦你了。”
向：戚本禹當時是什麼職務？他說了算？
閻：他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然，也不是他一句話就行了。後來汪東興告訴我：「你的檔案是我審查的，你給江青當秘書是我挑來的。」但戚本禹的推薦和介紹，我想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向：當時你很高興嗎？
閻：我當時並不感激涕零，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服從組織和領導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來到我們辦公室（其實就在他辦公室隔壁），興沖沖地對我說：「已經定了，調你去給江青當秘書，現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樓去！」我馬上整理了幾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著戚本禹去了。
向：從此開始了秘書生活。
閻：有人說：「給林辦選秘書，比選狀元還難。」我想，給江青選秘書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選定我之前，究竟經過怎樣的推薦和審查，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聽說，當時有四個人參選，我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二十九歲），參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幹部級別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級），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後，我準備寫回憶錄時，才向戚本禹打聽他當時是怎樣向江青推薦和介紹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獄後住在哪裏？
閻：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政府要他改個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電話問他，他說：當時推薦怎麼談的和談了些什麼都不記得了，但是不管怎麼談，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認真負責；第三，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寫的文章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我認為這也符合實際。
向：你做了江青的秘書，周圍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閻：我自己感到沒什麼不同，但別人可能有點另眼相看。記得有一次在釣魚台十七樓看電影，曹軼歐（康生妻子）見了我說：「噢——你到十一樓工作了！」似有讚揚，又有驚訝。我心裏想，“十一樓”（江青住的樓）和“十六樓”（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所在樓）有什麼不同啊！？這大概也是我迂腐、不諳世事之處，因而終未討得江青歡心，反被她投入監獄。
康生在一次「文革」集會上講話
向：你在當江青秘書之前做什麼？
閻：我先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江青辦信組」工作，主要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江青辦信組」這個組織不是「文革」一開始就有的，是慢慢發展來的，大概到1966年9月，擴大到七八個人，由我負責。人員主要是向各單位抽調，記得紅旗雜誌有兩人，馬列主義研究院兩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哲學研究所一人，軍隊幹部兩人；學歷大多是大學本科，還有研究生。
向：「文革」前江青沒秘書，那什麼事都是她自己做嗎？
閻：那時江青在黨和政府中沒有實際職務，就說信件吧，雖然有，但恐怕多數屬私人性質，數量也不會太多，當然就自己處理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後，社會上給她寫信的多了，江青看不過來。以前可能是戚本禹幫她處理來信，到1966年7月中旬，也許是戚本禹覺得太忙，又把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的梁川借來幫他。
向：你是什麼時候從《紅旗》調到中央秘書局的？
閻：1966年6月3日。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帶到釣魚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離開簡報組，協助梁川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不久，梁川回秘書局信訪科了，就是我一個人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以後，群眾的來信越來越多，一天幾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時一天達到兩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裝著送來的。這時才調人組建了「江青辦信組」。大概與此同時，又調進二三十人組建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地點就設在離釣魚台不遠的花園村，處理大量給中央文革小組的群眾來信，其中有幾個人專門處理給組長陳伯達的信。江青辦信組設
在釣魚台十六樓，直接歸戚本禹領導。江青辦信組給江青辦信，但編製不屬於江青，也不屬於中央辦公廳，而屬於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
向：你是怎樣處理群眾來信的？
閻：戚本禹在「文革」前當過多年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科長，有經驗。他告訴我，基本上分三種情況：第一，必須送給首長看的，這是指首長親屬、朋友和熟人來信，以及關於重大、重要問題的來信，而凡屬於送給首長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並附原信一併送閱；這樣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選三至五封；第二，根據信中所說問題的性質，轉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包括轉林彪處（當時稱林總處）、總理處、各副總理處、各部委、各省市等等；這類信最多，大概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第三，凡是反對和攻擊首長的，都轉公安部，由公安部處理。戚本禹還說：“不好處理的信，你們拿不定主意的，可隨時問我，反正我辦公室就在你們隔壁。”
我們那時都是懷著「熱愛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來做這項工作的，加班加點是常事，每人每天要處理二三百封群眾來信。信的內容有申冤的，有告狀的，有反映情況的，有揭發問題的；有公事私事，有大事小事，有歷史問題，有現實問題。我主要處理中央各部委的群眾來信。此外，我作為負責人，還要從各人送給我的比較重要的信中選出三至五封送給江青看。那時，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十一二點，可大家都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誰也不說累，都覺得這是應該做的。
向：江青是山東人，選你做秘書，可能還因為你是山東人吧？據說江青原來有個叫孫立志的秘書，也是山東人。
閻：孫立志我認識，大家都叫他孫秘書，我也叫他孫秘書，其實他的職務是警衛員，即警衛秘書。因為我和孫是老鄉，還一起聊過。有一次，孫立志對我說：「江青同志說你還有點勞動人民味道，還沒被‘化掉’。」我當時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往江青選秘書的事情上想，只是說“謝謝江青同志”。正式成為江青秘書後，江青還親口對我說過這話。
向：這個話，在當時應該算是很高的政治評價。
閻：是的。這恐怕也是江青接納我做秘書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當第一夫人秘書的滋味
向：給江青當秘書也不容易吧？
閻：確實不容易。我主要是收發和管理文件。當時江青的文件很多，有中央文件和收發電，有軍委文件和收發電，有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發電，還有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編的《簡報》、《要事彙報》、《快報》、《來信摘要》等等。每天都有幾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論字數大概有幾十萬。把這些東西都送給她，莫說是看，就是數一遍也很費時間。可我不送呢？如果她聽陳伯達或康生說看了什麼文件或材料，而她沒看到，就要罵我了，說我「扣了」或“貪污了”她的文件和材料。
向：你是否被罵過？
閻：沒因為這件事被罵，因我從沒「貪污」過。遇到上述情況時，往往都是我送了而她沒有看。我把文件和材料大體分成三類：一類是必須看的文件和材料，這類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負責人（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的傳閱件；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要人給她的親啟件；關於「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關於黨和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還有有關部門或個人直接請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這類東西，除了是她必須和應當了解的之外，絕大多數是需要她表態的。在我印象中，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領導人，對文件和材料批示意見和表態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陳伯達很少表態，他往往只是劃個圈而已。另一類是參閱件，這類文件和材料，一般說來也比較重要，但並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態。還有一類是瀏覽件，這類文件和材料，對江青來說，有時間可以翻翻，沒時間不翻也關係不大。
向：分在哪一類就是你做主了。
閻：但責任重大，必須認真仔細，不能出錯。我分好後，分別放在三個卷宗里，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送到她辦公室。有時，有些中央領導之間的傳閱件，或寫著「急件」和“特急件”的，機要交通送來後，除非江青睡覺，都要馬上送給她。江青把文件看過後，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順手放在茶几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她寫了信封的，如送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或陳伯達、康生看的一些東西，她大都已封好，並貼上了密封簽，這是屬於不讓秘書知道的事情，我只負責登記，然後交機要交通員送達。還有一種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寫信封裝好交機要交通員。一般說來，一天兩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從她辦公室取來她看過或批示過的文件，該發走的登記後發走，該存檔的分類存檔。
江青在「文革」中集會上呼喊口號
向：你每天的工作很辛苦吧？
閻：工作量確實很大。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覺了，我每時每刻也不敢離開辦公室，如果江青按鈴了，我不在，那就要挨罵了。有一次，江青按鈴叫我，恰好我離開辦公室一會兒，一回來江青就說：「你幹什麼去了？」我趕快說：“報告江青同志，我……”江青根本不聽我解釋，兩眼直瞪著我，聲色俱厲地說：“誰叫你離開辦公室的，你誤了我的事，你負得起責任嗎？”我說：“江青同志，我錯了，以後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氣，嘴裏說著“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之類的話。過了一會兒，看到我很委屈難過的樣子，她態度才有所緩和，說：“還愣在那裏幹什麼？快把這信發走。”
向：是寫給誰的信？
閻：是給毛澤東的信，上面寫著「急件」二字，並已封好。我立即通知機要交通把這封信取走。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談起這件事，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挨江青的批評，也是一種光榮呢！你想想，全國這麼多人，能有幾個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評？”
江青第一次跟我正式談話時曾說過，她連每天是幾號、星期幾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也沒有星期天。於是，我每天上午給她送文件時，都在第一份卷宗上面用曲別針別一個小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月×日，星期×，上午×點，下午×點或晚上×點有××會議，以便她知道這一天的安排。
向：你除了收發和管理文件外，還做些別的嗎？
閻：要接電話。每天電話一個接一個，有通知江青開會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請示什麼而又不便直接打給江青的，有要見江青讓我同江青聯繫的，等等。
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閻：忙得很。在「文革」中，江青比陳伯達、康生還要忙，而陳伯達、康生的秘書都不止一個。我幾次跟江青說：“一個人忙不過來，希望再加一個人。”跟汪東興我也說過，汪說那得看江青的意見。一開始江青也沒當回事，見我說的次數多了，還可能是汪東興跟她也說過，有一次，江青對我說：“我看你是挺忙、挺累的，可是主席才用一個秘書，我怎麼好用兩個秘書呢？”停了一會，她又說：“不過，我們都是主席的秘書。你忙點、累點，還是先幹着吧！”我只得答應“一定努力干”，從此不再提這事了。可到1967年國慶節前，突然增加了楊銀祿，我當然高興，只是跟江青天天見面的還是我。
向：你當秘書時家人來看過你嗎？
閻：來過。1967年夏天，我愛人來北京看病，住在釣魚台北門外警衛連家屬宿舍。我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結伴去看我妻子。警衛戰士劉真、王振榮、李仁慶，除了替我陪妻子到醫院看病，還不斷地給我妻子送些蔬菜，什麼豆角啦、茄子啦、西紅柿啦，等等。這些蔬菜都是他們幾位在十一樓前的一塊小地里種的。當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釣魚台的許多空坪隙地，不像現在這樣種可觀賞的花草，而是種蔬菜和莊稼。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豐澤園也是這樣。
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給江青做了一年的秘書。
閻：是刻骨銘心的一年。
向：後來怎麼「失寵」了？
閻：其實我從來沒有被「寵」過。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來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來的……（編按：接下來，閻長貴談了因給江青送錯了一封信，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秦城監獄，後又被下放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改造的過程。關於這段經歷，閻長貴已有專文《成為“坐探”以後》刊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十輯）
本文節選自《老照片》第67輯文章《江青秘書談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