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感舊之二十：吃蛇羹和「蛇」出洞
秋風起矣，三蛇肥矣！這是老廣州人常看到的廣告詞。確實，經過春夏的覓食，蛇在樹梢洞穴，養得腦滿腸肥。秋風一起，它們正準備蟄伏過冬。嶺南人認為，這時候捕之食之，其肉最厚，其味最鮮，也是老饕們進補的大好機會。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粵人捕蛇時，有人拿旗，有人拿槍，有人拿鐵器，抓到了蛇，「旗者得膽，槍者得皮，金者得肉」。又說有一種“貓蛇，其聲如貓，曰雷公馬，產雷州，可食。”所謂可食者，自然是指蛇肉。“肉辟風寒”，可見嶺南人早就有吃蛇的傳統。
「食在廣州」，廣州人吃蛇，是很講究的，多半是剔除骨，把肉撕成絲，再拌以豬肉、冬菇之類，熬成蛇羹，又撒上菊花之瓣，其味之鮮之美，無與倫比。至於所謂吃“龍虎鳳”者，乃指把蛇肉與貓肉、雞肉，燴於一鍋。這種名菜，價格高昂，非一般食客可得而嘗的。
提起吃蛇，非粵籍人士，多半毛骨悚然，這使人噁心的長蟲，怎能下咽？傳聞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舞蹈家烏蘭諾娃來穗，接待者享以蛇羹，卻先沒有告訴她。三天過後，有人問她：「那天的肉羹好吃嗎？」她回答：“好極了！”問者便說：“那是蛇羹”！那“娃”一聽，花容失色，“哇”的一聲，把三天裏吃過的東西，全嘔吐得一乾二淨。不過，傳說伏羅希洛夫元帥來訪，則指名要吃蛇。大快朵頤之後，連呼“哈羅梳（俄語，好）！”畢竟是赳赳武夫，和嬌娃大不一樣。
解放初，大學教授的待遇不錯。在我們系裏，有幾位教授，喜歡吃蛇，每月發了工資，董每戡、詹安泰、葉啟芳等老師，往往呼朋引類，到槳欄路「蛇王滿」酒家，共進蛇羹。那美味的蛇肉，自然成了他們增進友誼的催化劑。至於這幾頓蛇羹，給他們的命運將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則是酒酣耳熱、議論風生的教授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解放初期，生產建設的熱潮不斷掀起，人民群眾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內戰，看到神州大地欣欣向榮、突飛猛進的景象，也都十分興奮。不過，那幾年，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也不斷展開，梁漱溟遭到「炮轟」，批判俞平伯、胡適以及反胡風等浪潮，一個接著一個，好些知識分子也逐漸困惑不安了。
到1957年初，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領導要求黨內外人士大鳴大放，積極幫助各級部門整風，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開始時，噤口不言者居多，隨著領導不斷鼓勵，要求解除顧慮，「百家爭鳴」；一再表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一來，好些人在座談會上，從不敢發言到熱烈放炮了。他們大多在主觀上希望幫助整風，也不乏真知灼見，但歷來“處士橫議”，容易出格，說者痛快，聞者變色。不久，「事情正在起變化」，整風變成了“反右”，放言無忌的號召，變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出現了“反右”運動擴大化的失誤。
喜歡吃蛇羹的董每戡教授，便是一條被引了出洞的「蛇」。
董每戡老師是著名的戲劇家和戲曲史研究專家，他早期加入過共產黨，被國民政府通緝。抗戰前，他和田漢等參加「左聯」，從事進步的文藝活動，救助過進步學生。抗戰期間，他在大後方創作了許多話劇，反抗日本侵略。解放後，他到中大任教，講授中國戲劇史。由於他既精文史，又懂舞台，講課時精彩生動。聽他的課，同學們就像“看”到一台戲，深受啟發。那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受到重視，覺得祖國前途一片光明，因而意氣鳳發，連續發表專著和文章，在學術界、戲曲界產生很大的影響。
董老師一向追求進步，既然領導號召幫助整風，便認為應該積極響應。1957年春，他還主動以詞代信，寄給曾受批判的老朋友俞平伯先生：
莫負屠龍手，鬢星星壯懷未老，熱腸如舊。健筆常存應自許，文苑猶堪馳驟。況又值爭鳴時候。轉眼春來花齊放，好江山萬里鋪錦繡。生盛世，恨何有？《紅樓》依舊還重究，更無妨從容論道，夜隨清晝。今日愛才非昔日，珍惜儒林老宿。勸莫學金人緘口。地北天南常懷想，獻蕪詞可獲同心否？希賜復，正紕繆。[金縷曲]
當時，俞平伯先生也以詞作答，但只說些懷念的話。看來前車可鑒，積極性並不高。董老師則不然，「事情正在起變化」，他卻渾然不覺，還興緻勃勃地在報刊上發表幾首批評官僚主義的詩歌。
到了1957年6月中旬，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來中大小禮堂召開座談會。那天的會，開始時一度冷場，陶鑄一眼看到董老師，便請他發言，說：「我看到您寫的詩了，不錯嘛！」還背誦了其中一首：“書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倘若推誠真信賴，自能瀝膽與披肝。”董老師推辭不得，也來勁了，他批評了學校不重視學術的風氣：“一些黨員有兩副面孔，平時不接近群眾，是寡婦面孔，不苟言笑。”陶鑄插話：“是冷若冰霜！”董老師接著說：“運動來了，則轉為屠夫面孔，冷酷無情。”語言生動的董老師，素來“語不驚人死不休”，誰知這回話音一落，可憐便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命運。這條「蛇」，被引出了洞了。當然，到“文革”初期，陶鑄同志被調到北京，極受重用，又誰知，不久“四人幫”提出打倒“劉、鄧、陶”，可憐他淪為“牛鬼蛇神”，莫名其妙地也成了「蛇」，這是後話。
到七月，董老師被劃為極右分子。調子一定，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吃蛇，成了他一條罪名。有人指出他以「蛇王滿」為基地，有組織有預謀反黨反社會主義。參加過蛇宴者要背靠背互相揭發，沒參與者則捕風捉影。於是，董老師吃蛇羹，竟為蛇所累。那時候，許多人心中不平，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素來擁護黨，我們也明明聽到，他只是對一些黨員有意見，怎麼能說他仇視黨？有人為他辯護，而辯護者則被視為同情「右派」，立即受到嚴厲的警告。為求自保，思想不通者趕緊拚命檢討，或抄大字報，或畫漫畫，努力表示與「右派」劃清界限。也有些人立即跟風，表示立場堅定。至於或出於個人恩怨，或出於名利紛爭，落井下石者，也是有的。從此，董先生和那些參加過蛇羹的「蛇」，陷入了“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他們的言論被誇大，被歪曲，被無限上綱，許多人含冤抱屈。
粵諺云：「大石壓死蟹」，在不講法治的年代，被劃為右派者“欲辯己無辭”，只能心中懊惱。他們自以為幫助整風，誰知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董老師曾寫詩告訴陳寅恪先生：“長日空懷心耿耿，連宵深悔夜茫茫”，“浮名已被多言誤，大錯寧成致命傷！”悲苦之情，溢於言表。
董老師不甘受到委屈，便辭職回湘，以為還可以賣文度日，但誰敢發表「右派」分子的文章？整整二十年，他一家三口，住在潮濕窄仄的房子裏，十分貧困。但是，董老師堅信他的問題終能澄清，一直發奮著書。他沒錢買紙，便撿廢紙做稿紙；右手寫壞了，便改用左手執筆；後來左手也不行了，則以右手橫握筆桿，以左手推著筆尖書寫。就這樣，“病手推成文百萬”，竟寫成《五大名劇論》等一百多萬字的著作。“文革”時，他害怕書稿被紅衛兵抄走，藏在灶里，誰知被老鼠嚙去了一半，不得已，他又撿起來憑記憶重寫。其窮愁潦倒，其嶙峋風骨，能不令人唏噓感佩！
直到1978年，董老師回到了康樂園，右派帽子才被摘去。他認為「天公許我重抖擻，老樹繁花子滿枝」，可惜，不到一年，這位追求進步“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學者，即溘然長逝。在追悼儀式上，校領導為他平反，宣佈錯劃。但一切都晚了，董老師已聽不到了，只能算是給未死者的一絲安慰了！想當初，“反右”的擴大化，讓許多人遭遇了不幸，也讓我們的國家吃了苦果，其負面效應十分嚴重。實際上，它正是後來“文革”必然發生的前奏。
「往事只堪悲」！1978年董老師重回故地，恐怕不會再到「蛇王滿」，去吃蛇羹了吧！
在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在強調鬥爭的嚴酷形勢下，大多數人不明真相，或按指示辦事，做過錯事蠢事，這可以理解，自不必深究。若從國之盛衰、匹夫有責的要求而言，那麼，當時即使是芸芸眾生，或麻木不仁，或跟風起鬨，或出於無奈，但不管自覺與否，本身不也成為給予董老師等人社會壓力的一部分么？在今天，反躬自問，痛定思痛，對那一段傷心史，作為有良知的社會一分子，難道不應意識到，我們這輩人，都有過歷史過失么？
其實，人性是複雜的，人性會被扭曲，但也非良知盡泯。這幾天，畢業了五十年的同學回校相聚，校友老梅，告訴我在他們班級中，發生過一件感人的事。
當年，研究宋詞的專家詹安泰教授，和董老師一起吃過蛇羹，也被打成「右派」，屬於被引出了洞的「蛇」。按當時情況，他應被取消上課的資格，但系裏苦於找不到別的人頂替，在新學期開始時，只好讓他給學生講授宋詞。有些同學不滿意了，說怎能讓「右派」繼續放毒？系領導便給大家打招呼，並且強調：同學們在上、下課時，不要起立向詹老師致意，以示有所區別。不滿者才勉強接受了這樣的安排。
當詹老師默默地走上講台時，班長自然沒有發出起立的口令。誰知有些同學不知道系裏打過招呼，按習慣站了起來。於是，課堂上有人起立，有人坐著，有人面面相覷，場面頗為尷尬。詹老師也有所察覺，他等大家安靜了，才開始講解。
詹老師學識精深，雖戴著「帽子」，但一上講台，侃侃而談，見解精闢。同學們聽得入迷，不知不覺到了下課的時間。只見詹老師收起講稿，然後說：“同學們，我正在接受改造，以後上課和下課時，請大家不要起立了！”說罷，正想離開，這時候，同學們忽然全都起立注目，詹老師一怔，趕緊欠身回禮，隨即含淚離開。
那時候，一旦被劃為右派，立即成為「賤民」，而詹老師因學問，還受到學生的尊重，實屬萬幸。可是，董每戡老師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到死還不知道，當時把他往死里打的，正是他曾經最為器重的某位學生！
唐代元稹有詩云：「白頭宮女在，閑話說玄宗」。其實，閑話中是五味雜陳的。而經歷過1957年風風雨雨的人，即使還健在，也都成了白頭人吧！驀然回首，談及往事，當事者和圍觀者，內心也真能夠“閑”得起來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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