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代表中央文革小組鼓動紅衛兵造反（資料圖）
野心家、陰謀家康生濫施淫威、大肆製造冤假錯案在「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僅憑相面和主觀感覺就將國家省一級的領導幹部逮捕入獄，這種形同兒戲的相面定案之舉可以說是一大政治奇觀。1968年1月，康生當面指斥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指稱趙執行了子虛烏有的“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的行動計劃，致趙含冤入獄長達8年之久，雲南大批幹部群眾也因此案受到株連，1.4萬餘人被迫害致死。趙健民同志的這篇回憶詳細敘述了此案的來龍去脈。
【不辭勞苦趕往北京向中央彙報工作的我萬萬沒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莫須有的罪名和長達8年的監護審查。】
1968年1月中旬，全國各地的形勢每況愈下，雲南也不例外，運動混亂，生產停滯，一切似乎都處於一觸即爆的態勢。當時，我作為省里工作的幹部，和省委、昆明軍區等軍內外的幾位負責人一起飛往北京，向中央彙報省里的工作情況。
1月21日凌晨2時，我們接到臨時通知，立刻趕往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參加中央召開的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
會議由康生主持，謝富治講話，他說，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非常關心雲南的問題，雲南是國防前線，如果那裏的問題解決不好，會影響國家安全，影響人民生活。接著又提到某派(當時雲南省的一個群眾組織)，特別是某某組織搞武鬥，說得神乎其神，然後話鋒一轉：「趙健民同志，你辜負了中央，出了壞點子，某某組織由昆明往西打了祿豐、平浪、楚雄……到下關殺了100多人，還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聽，心裏「格登」一下，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剛開會就扯起這些？轉念一想，這事我確實不知，於是冷靜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現在還在那裏指揮。」謝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陰陽怪氣地重複了一句：“你們想搞個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動，是有人在那裏指揮。”
這扯到哪裏去了，我心裏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這時，坐在正席上的康生開了腔：「趙健民，你來北京幹什麼？」
「彙報情況。」
「你一個省委書記，到中央來，不見你一份請示。」
我當時對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話又讓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陳伯達等人寫過兩封信，還專門向中央寫過兩次報告，都通過軍委辦事組轉上去的，他怎麼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過來，康生又說：「你支持某派，出了許多壞點子，是不是？」
「我沒有出壞點子。」
「你敢寫條子嗎？」康生緊接一句。
我心想，這有什麼不敢，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當著康生的面，我寫下了「我沒有支持某派的錯誤行動和錯誤言論。」
康生拿起來看了看，「哼」了一聲，陰不陰、陽不陽地說：“你在耍外交辭令啊。”他不顧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說：“如果有，怎麼辦？”
我想了想，在原條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錯誤行動和言論，願受黨紀國法的處理。」這時，我處在緊張思考的狀態，康生他們搞這一套，到底是什麼意思？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看來一場風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說道：
「你不要騙我，劉少奇才騙我們，叛徒特務才騙我們……我問你，你在白區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當我吐出這句話，感到事情複雜多了，一個解決雲南問題的中央會議，怎麼卻成了我的專案審查會？
只見康生那個深度眼鏡後面，閃著兩道陰險狡詐的目光：「你在監獄裏是怎麼自首的？」
「我沒有自首。」
「你還騙大家？你是個叛徒！」
面對康生的喝問，我坦然地頂道：「我不是！」
這一下，他咆哮起來，「我再重複一遍，你是個叛徒！」
「事實不是，我保留意見。」我依然冷靜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氣急敗壞，指著我，“你寫個條子！你的行動不是偶然的。一個叛徒，一個叛徒分子混到我們黨里來，想乘文化大革命把邊疆搞亂。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看了他們的計劃，你的行動就是執行他們的計劃。”
聽到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動怎麼和國民黨特務的行動聯繫起來了？再說，什麼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還沒聽說過呀！我想，或是我聽錯了？抑或是康生講糊塗了？
只聽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講：「趙健民，你對我們有刻骨的階級仇恨，我憑40多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我看你是個叛徒！你投降了國民黨。」
這說到哪裏去了，古時候有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沒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這麼信口開河，我忙著分辯說：“根本沒有這個事實，我當時是以生命捍衛了黨的利益的。”
康生不聽這些，繼續說他的：「你想把雲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軍隊、工人、農民、學生不會跟你走的！」
對此，我嚴肅地說：「你說話要慎重，不能憑腦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聲，像是拿出了“殺手鐧”，氣勢洶洶地說：“你去年3月和我的談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你要開黨代表大會把劉少奇重新選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羅、陸、楊重新選入中央。”這幾句話在當時真夠得上份量，不僅坐在一旁的幾位省里負責人面面相覷，就連我自己也大吃一涼。記得我那次談話根本不是這個意思，沒想到康生卻移花接木，拿出來任意栽贓、無限上綱了。
我堅決頂了回去：「那都是你腦子裡想的，我不是那個意思，當時有專人記錄嘛，把記錄拿出來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兩聲，「那時你是一句一句想著說的，是帶著階級感情的。」他接著陰森森地說：“你不要用以前的辦法騙我們了，現在是文化大革命，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你趙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魚了。”他又進逼一步，“你敢說你歷史沒問題？”
我回答：「沒問題！中央可以審查嘛。」
康生一見我仍不讓步，氣急敗壞，在屋裏一個勁兒地踱步，「一定要審查！一定要審查！你是比較瘋狂地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攻！你還要求中央審查嗎！」
我還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著我的鼻子，連說：「你寫，你寫！」
我又在一張紙上寫了保證自己沒有問題，要求中央審查的字句。條子剛剛寫好，正要遞給康生，恰巧見到他用手示意，只聽早已兇相橫露的謝富治大喝一聲：「我宣佈對趙健民實行監護審查，執行！」一旁竄出兩個早有準備的人。將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門外。
就這樣，在一次中央召開的會議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於真正的罪名是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當全國人民揭露康生這個大野心家的罪行時，把這次誣陷事件稱為康生髮明的「相面」定案，我認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於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無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難以數計，我自己便遭關押入獄長達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這次「相面」定案，以及誣陷我是「叛徒」的事實根據到底是什麼呢？
【信口開河，四面出擊，以最革命的極「左」面目出現，是康生的一貫做法。“說話速度慢，語氣沉”是我帶有“階級感情”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惟一證據。】
先從1967年3月的談話說起。
當年2月下旬，由於當時雲南省出現了胡揪亂斗領導幹部，有些人衝擊機關，破壞機關正常工作的情況。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領導，又是黨的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有責任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以制止不利事態的發展。於是，我趕往北京要求同當時的中央文革顧問康生談一談。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見我的通知，一位秘書領我到了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員說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談話，於是，我只得在小會議室里坐等，一直乾等了好幾個小時，由於幾天來長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發上朦朧入睡了。
後來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訴我，康生要來了。我睡眼惺忪，趕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這時時針指到了3月1日1點。
待康生坐定後，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談了出來，由於是突然被叫醒，腦子還有一點迷糊，所以開始說話的語氣顯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談3個問題，一是黨的幹部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說，毛主席向來就指示幹部的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個人認識也是這樣。解放以來，經過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整風反右等等一些大的運動，都證明了幹部多數是好的。但我從雲南了解的情況看，現在黨政機關，甚至公檢法機關幾乎普遍被奪權，領導幹部多數被揪斗，這樣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違反中央幹部政策的。現在既然在宣傳毛主席的這一指示，可實際上又出現這種情況，這是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呢？還是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呢？我說，這個問題中央應該從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級以下多開黨代會，使主要領導幹部多接受黨的監督。這一點我從自己曾在鐵道部和山東省工作的體會說明，作為一個主要的領導幹部，需要經常聽到別人的意見，接受黨的監督，開黨代會可以發揚民主，使主要領導幹部多接受監督。中央開黨代會不容易，省和縣應該多開。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紅衛兵的問題，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貫徹。中央接待站答紅衛兵的講話，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內容是幹部有錯誤，就批判，就反對；但對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乾部，就應當維護，等等。我認為這些回答很好，這種觀點中央應該反覆宣傳，才能較好地貫徹。
我講述以上想法時，康生半眯雙眼，一聲不吭。最後，他斜著腦袋對著我，先來了句：「你知道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嗎？」
如果今天來說，我可能還講不清，可當時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改革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嗎？」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對我的回答顯然不夠滿意，“主要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你知道嗎？劉少奇在天津講話，說中國資本主義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問題。”他煞有其事地接著說：“過去知道安子文、劉有光、王其梅等十幾個人從敵人監獄裏出來，辦了一個簡單的手續，現在查出來了，他們是發了反共宣言。這種問題，一般運動是搞不出來的。”說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於開黨代會，他說主要問題在內容；對於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認為也不錯，可今後怎麼做，他沒有說。
由於時間過去了一個多小時，近三點鐘了，我覺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擾，就告辭了。
這次談話，不過如此，並且中央文革還派有專人記錄，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無中生有說我提出要開黨代會，為的是把劉、彭、羅、陸、楊重新選入中央，豈非咄咄怪事？更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後說話慢一點，沉一點，說成是帶著階級感情，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闖過了軍閥韓復榘的「一言堂」，卻沒有躲過康生的“歷史審查”。如此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是為了達到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誣陷我1936年被捕叛變，是個「叛徒」，這件事他也應該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間，我山東地下黨在城市中的組織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1933年2月末，省團特委書記陳衡舟叛變，勾結敵人於三、四天內逮捕了省委書記任作民、代理團特委書記孫善帥以及省委、團特委大部分同志。經張恩堂同志聯繫，不久又組織了臨時省委，並在北方局領導下，努力恢復組織。7月3日，臨時省委的組織部長宋鳴時又投敵叛變，把所知道的黨團關係全部出賣，幾天內，我黨同志被捕30餘人，黨團省委領導機構絕大部分被敵人摧垮了，更嚴重的是與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聯繫。在這種危機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運北、林浩等同志堅持地下鬥爭，保證黨的聯繫，於1934年成立了中共濟南市委，由我任書記。又於1935年，在濟南、魯西、魯南黨組織都有較大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由劉仲瑩任書記，我任組織部長。這年冬天，我通過關係見到了北方局派來的親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書記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來山東重建省委和恢復各地黨組織，使失掉上級領導3年之久的山東地下黨，終於又恢復了同中央的關係。山東省委恢復以後，對外仍稱“工委”，經北方局決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書記，我仍任組織部長。
1936年9月27日，我到濟南檢查工作，因叛徒房春榮出賣，被敵逮捕，先後關押在韓復榘省政府特務隊、三路軍軍法處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儘管受到7次大審，有叛徒當堂作證，敵人嚴刑拷打，但我咬牙堅持，沒有供出任何情況，最後由韓復榘親自審訊。
當時，在我前面已有好幾人被韓復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殺，有的重判，輪到我時，軍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趙健民，是濟南北園鄉村師範的學生，共產黨的首要分子，濟南鄉村師範兵工廠的共產黨均歸他領導，他幾次去萊蕪縣活動。在捕共隊抓到他以後，他又拒不吐露共產黨的真情。因此，捕共隊宋隊長(即1933年7月出賣我山東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鳴時)呈請主席槍決他。」
即刻有兩個執法人員上來，扭住我的手臂，單等韓復榘說一聲「斃」了。
韓復榘坐立中堂，立愣著眼，連看了我兩次，問：「你是個學生不好好學習，為什麼參加共產黨呢？」
我說：「參加共產黨是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佔領了東北、熱河並不滿足，它還要進一步佔領全中國，中國人打內戰只有加速自己的滅亡，共產黨主張全國團結一致抗日，主張救中國救人民，我們學生同情它的主張，所以參加它。」
「你為什麼到萊蕪去呢？是不是那裏有山，又要鬧什麼暴動？鬧暴動我可不答應！」韓復榘又問。
我感到可笑，嘴裏答說：「萊蕪有我的同學，我們是對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主要是喚起民眾，準備抗日，對國內的各軍各界是主張團結起來，一起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
韓復榘一聽，緊繃的臉一下鬆開了，吐出一句：「嘿，你對我做起宣傳來了。」這使一屋子的緊張空氣緩和多了，站在韓復榘右邊的軍法處長史景洲趕忙插嘴說：“這個人堅決得很，捕共隊抓他時，他把共產黨的宣傳品吃掉了！”
不知韓復榘出於什麼考慮，又立愣著眼看了我一下，終於發出一句斷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斷完了。一個執法隊士兵引導我下來時說：「兄弟，你真是危險呀！」他說：“你在這個地方還敢講兩句，你們共產黨真是好樣的，我見過幾次了。”回到獄中，許多人驚奇地看著我，有的說：“這個穿藍大褂的(當時我穿陰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別人被韓復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韓對他立愣了三四次，還不要緊哩，命真大！”
送山東高等法院後，我雖被判刑5年，但情況究竟不同於特務隊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聯起來，團結難友一塊兒同敵人鬥爭。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佔領禹城進逼濟南，韓復榘逃亡寧陽。我黨派代表張經武和韓談判聯合抗日，提出釋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獄。從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戰鬥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過獄誣陷我，而實際上他出身山東，又曾在山東工作多年，並主持過幹部審查，對這一段歷史情況是清清楚楚的，何況經過黨的多次審干，包括1957年對我的結論：「趙健民同志在與上級黨組織失掉聯繫期間，獨立堅持工作數年之久，對保存山東濟南等地黨的組織是有貢獻的；在被捕期間表現堅決、勇敢，政治上是堅定的。」
康生對此心裏有數，他誣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東地下黨的一批老同志。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大多數山東地下黨同志遭到了誣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最為嚴重的是，康生、謝富治從我開刀，無中生有，製造了「趙健民雲南特務組計劃」。林彪、江青一夥在雲南的死黨據此“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殘酷鎮壓不同觀點的廣大幹部和群眾，給雲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一故弄玄虛的案件又是怎麼假戲真演的呢？追根溯源，蓋出於康生誣陷我的那段話：「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看了他們的計劃，你的行動就是執行他們的計劃……」在那個年代，這位身居高位的“顧問”所云，還能是假話？一時間，這個講話不但是全省正式印發，還在報紙上登載，一些群眾組織更是大量印成傳單，廣為散佈。從而，在60年代雲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場鬧劇，進而變成了一場充滿血腥味的鎮壓運動。
1968年1月，雲南大理地區連續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領導接見雲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來宣佈某群眾組織是「反革命匪幫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黃：“事物走到對立面，那沒有辦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們的話下，某群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匪幫”，被編造強加一個“滇西挺進縱隊”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後來被進一步說成為“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擴大了打擊面，不斷在“劃線站隊”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級機關各系統和13個專、州市、54個縣(區)的“劃線站隊”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後來荒唐到把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同志打成「滇挺」的總司令員。
在江青、康生、謝富治一夥的濫施淫威下，雲南省以「忠實執行趙健民國民黨特務組計劃」的罪名，先後使14000多名幹部群眾遭迫害致死，打傷致殘的有38500多人，並株連了無以數計的家屬子女、親友。
【後記】
1978年2月，經黨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終於得到昭雪！雲南省委向全省軍民公開申明：「趙健民同志對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始終堅持原則，堅持鬥爭，英勇卓絕，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
當時的條件下，康生這個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兩面派沒有被公開點名，人們只能對他咬牙切齒。但是，歷史是無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製造冤案的鐵證！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長期壓在雲南人民頭上的「趙健民雲南特務組計劃」和“滇西挺進縱隊”等假案也得到了公開平反。
本文摘自《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編，中國文史出版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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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關鋒、戚本禹（資料圖）
《我所知道的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
談及學部的「文化大革命」，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是三個繞不過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們有些接觸，記之如下。
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這三個人的大名，我讀大學時就知道了。因為當時我對思想史和哲學史比較感興趣，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三人用「撒人興」（即三人行）的筆名在《新建設》和《哲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有關哲學史的文章，口氣大而霸氣足，其中批判馮友蘭的文章“量多而質高”。後來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告訴我，馮友蘭在給他們講課時承認，儘管他不完全同意關鋒的觀點，但認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關鋒的水平是最高的。關鋒、林聿時合著的《莊子內篇的今譯和詮釋》曾是我讀《莊子》的入門書，我一口氣讀過兩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調到《紅旗》雜誌工作時，關鋒是該雜誌的哲學史組組長。一次我們幾個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飯，一個《紅旗》雜誌的工作人員，指著一個瘦小且有點駝背的中年人對我說：「認識他嗎？他就是關鋒。」我立即站住，目不轉睛地看著他走進另一個餐廳。——在當時的中宣部機關食堂，司局級以上幹部與其他幹部的餐廳是分開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大人物。以後在中宣部大院還碰見過他兩三次，但沒有機會說話。在此期間，我讀到他寫的《論雷鋒世界觀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氣勢和嚴密的邏輯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關鋒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學部，與時任學部工作組長的張際春一起研究傳達陳伯達指示和為歷史所造反派翻案的問題，我被召去，近距離地看到了關鋒：他身材瘦小，面帶病容，留著小平頭，頭髮短到與光頭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視鏡，由於吸煙太多，牙齒都熏得有點發黑了。但講話聲音洪亮，斬釘截鐵，透出不容置疑的氣勢。當晚，他在歷史所小禮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員和以張際春為組長的學部工作組領導參加的會議，當場宣讀了陳伯達的三點指示：一、酈家駒立即停職反省；二、立即釋放一切被關被斗的群眾；三、切斷尹達與歷史所的一切聯繫。接著講了如何做好善後工作，要求歷史所全體工作人員在思想和行動上轉過來，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後，我還在幾次群眾大會上，遠遠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關鋒。從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徐向前）、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關鋒，經歷了他一生紅得發紫的意氣昂昂、飛揚跋扈的歲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關鋒、戚本禹幾個人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前台人物，四處插手，今天封這一派為「革命左派」，明天宣佈那個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壓一派，攪得不少地方和單位派仗連連、武鬥不斷。他們的醜惡行徑在群眾中引起越來越大的反感。有些群眾組織就貼出大字報、大標語，要把他們作為“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揪出來批倒批臭。他們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險。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出面，在當時的中央宣傳部教育樓小禮堂召開北京市一些單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參加的會議。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會場的中間，基本能看清他們幾個人的面部表情。我發現關鋒有點精神委頓，面色蠟黃。他講話時也沒有了昔日的霸氣，不是鼓勵人們如何同“走資派”進行鬥爭，而是批評“懷疑一切”的傾向。他說：“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個，明天抓一個，老覺著不過癮，老想抓大的，看誰都有問題。這種懷疑一切的傾向是不對的。”戚本禹發言時，就直接提到有人反關鋒的問題，他指著關鋒說：“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對關鋒。我今天給他講講情，你看關鋒這麼瘦，你們反他幹什麼？”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關鋒。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趙易亞、林傑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隨山東出版界的領導和一些出版社的編輯到德州開會，當晚德州地委一位副書記出面請與會代表吃飯。席間他談到，前不久中央組織部派人來德州，商量將關鋒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為德州是他的老家。組織部文件規定：一、關鋒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他有公民權，享受正司局級待遇，以此標準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黨政機關的名義宴請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請他吃飯。德州方面同意後，關鋒的妻子周英先來德州打探情況，因為德州還有關鋒的前妻和兒女，周英認為兩撥人馬在一個地方容易鬧矛盾，不方便。回京後，她找組織部，堅決要求留在北京。最後組織部同意了他們的要求，關鋒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關鋒晚年在北京過著平靜的生活，潛心從事學術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對他來說，這應該是最好的結局了。
吳傳啟、林聿時是學部哲學所的司局級幹部。由於他們在「文革」前與關鋒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開始時他們能從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關鋒那裏得到最核心的機密，比一般人更能窺透當前的政治動向。憑著這一優勢，他們於1966年5月23日率先貼出批判楊述《青春漫語》的大字報，一下子佔領了學部造反舞台的制高點。之後一路狂掃，不到一個月，即將當時的學部領導關山復、張友漁、劉導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經濟所做研究員的張聞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級的幹部打入“走資派”的行列。當其時，他們的攻勢之凌厲，進攻目標之精準，真具有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勢。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每一步行動，都有關鋒甚至陳伯達、康生的幕後指導。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對學部運動的四點指示。這個指示是寫在學部黨委給上面的一份報告上：“一、貼大字報難道還要批准么？二、林聿時為什麼不能貼大字報？三、學部的問題很多。四、哲學所的問題更多。”
6月中旬，吳傳啟、林聿時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學部文革的領導權。這時，在各單位的呼籲下，中央開始向直屬單位派出工作組，以代替各單位的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向學部派出了以國務院文辦主任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工作組進駐學部後，即與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相結合，共同領導學部的運動。
7月中旬，在外地巡視的毛澤東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銷工作組，並指出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此後，學部開始批判工作組執行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事實是，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在學部領導運動的一個月里，所有的決策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都是參與的。可是不久他們就借批判“資反”路線之機大批工作組，說他們與工作組之間一直存在“路線鬥爭”。在批判張際春的時候，吳傳啟、林聿時慷慨激昂地舉出一系列的例子，說明他們在與工作組的鬥爭中始終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張際春則堅決予以否認，認為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路線鬥爭。他說：“所有的大事都是我們一起決定的，那時你們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怎麼現在就有了路線鬥爭？”吳傳啟和林聿時在發言中說，在歷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達的鎮壓時，以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支持尹達一夥，他們則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張際春則說工作組與吳、林等一樣都是支持尹達的。我當時參加大會，誤認為吳、林說的是事實，還對他們心存感激。但後來，工作組的會議記錄等材料曝光，證明吳、林說的全是精心編造的假話，他們與工作組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傅崇蘭將此事告訴我以後，我對吳、林等人開始懷疑，覺得他們的品質有問題。
不久，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驚：一天晚上，吳、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開會，策劃第二天的一個會議，準備對一個人進行批判鬥爭。我與另外二十多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第二天開會時，參會的一個人突然站出來揭發林聿時，說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個大黑會，並將林講的一段話原原本本複述出來，要求林作出答覆。我這才明白這個人是對立面派出的一個「卧底」，他講的完全是事實。我正為林聿時如何回答琢磨時，林不動聲色地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你是造謠。”這個人馬上將會議在什麼地方召開，誰坐在什麼位置的情況都講了，問林還有什麼話說。林依然不動聲色說：“你就是造謠！你根本就沒有參加那次會！你說你參加了，誰能證明你參加了？”因為參加這次會議的人除了這個「卧底」外，其他都是與林一派的人，自然誰也不會出來證明他的話是事實。後來，傳出林聿時對他的心腹之人傳授的“政治鬥爭三原則：“一、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二、謠言重複三遍就是真理。三、善於引導對手犯錯誤。”我逐漸覺得吳傳啟、林聿時的品質太壞太可怕，萌生了與他們決裂的念頭。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蘭與我們幾個人商量與他們決裂時，我是沒有任何猶豫的。
學部的運動進行到8月份，隨著社會上紅衛兵組織的蓬勃發展，吳、林等感到需要在學部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作為他們的工具，於是就由他們指定的年輕的造反派、哲學所的鄒永圖出來聯絡學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組織，醞釀成立一個學部的紅衛兵組織，得到了各所的贊同，於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學部的第一個造反派組織「學部紅衛兵聯隊」。歷史所文革小組指定我代表歷史所參加這個組織。我記得這個組織的領導成員是：隊長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隊長杜書瀛（文學所）、指導員鄒永圖，我被安排當了副指導員，同時兼任歷史所紅衛兵支隊的隊長。其實我參加這個組織的具體活動不多，因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協助傅崇蘭組織一系列的活動。在學部，我們的對立面見我們成立了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們也很快拉起了一個叫“學部紅衛兵總隊”的組織，領導者叫總隊長和教導員，這顯然是要在名目上壓我們一頭。他們的鬥爭矛頭主要指向吳傳啟，以後學部主要就是這兩派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
1966年8月底，在吳傳啟、林聿時主持的一次紅衛兵聯隊主要負責人的會議上，吳傳啟拿出筆記本，說：「毛主席最近寫了一張大字報，是批判劉少奇的。」接著，他就抑揚頓挫地將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讀了一遍。這張大字報在當時屬於絕密，可吳傳啟很快就拿到了，這顯然是關鋒傳給他的。靠著關鋒的支持，吳傳啟、林聿時利用紅衛兵聯隊，同反對他的紅衛兵總隊進行著日益激烈的鬥爭。
總隊的一個專門小組，查閱了吳傳啟的歷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種形式揭發和宣揚他的「罪行」，將他定為“三反分子”窮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吳在一次會上攻擊大躍進的話：“褲子賠光了，還談什麼政治！”哲學所的保吳鐵杆分子則針對總隊提出的指控一一進行反駁。後來雙方達成協議，於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進行了七天的大會辯論，一對一發言，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聲嘶力竭，唇槍舌劍。結果自然是誰也不服輸。總隊於是將吳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報，印成小字報，貼滿北京城。重複最多的是吳的點睛之論“褲子賠光了，還談什麼政治！”一時間將吳搞得灰頭土臉。
在辯論會進行的同時，吳傳啟、林聿時正通過關鋒運作，要求陶鑄出面保吳傳啟。9月20日，陶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長的身份發出了四點指示，中心內容是肯定吳是「革命左派」，“中央宣傳部對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眾對吳的問題可以辯論。拿到陶鑄的四點指示，吳、林如獲至寶，立即印成傳單廣為散發。至此，明眼人都意識到，吳、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後，總隊每況愈下，其中的不少群眾紛紛“反戈一擊”，站到了聯隊方面。
進入1966年12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拋出陶鑄。最先得到內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於12月19日貼出批判陶鑄的大字報，指控他「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樣得到內部信息的吳、林立即緊緊跟上，指使聯隊到中宣部大院貼出“打倒陶鑄”的大標語和大字報。蒙在鼓裏的總隊認為陶鑄是當時中央的第四號人物，怎麼也不應該打倒。於是也組織人到中宣部大院貼出“誰反對陶鑄，就砸爛誰的狗頭”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總隊棋失一著，更加被動。
吳、林對陶鑄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學所周景芳等50餘人聯名於12月23日貼出《陶鑄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到底站在哪一邊？》的大字報，同時動員其他所也貼出攻擊陶鑄的大字報，大造聲勢；一面要聯隊出面，與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師大井岡山兵團等造反組織聯合成立「批判陶鑄聯絡委員會」，將批陶的旗幟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這時的吳、林也面臨著一個難題：如何解釋陶鑄「九二〇」保吳的四點指示？因為在多數群眾看來，這個指示是“吳、林與陶鑄勾結的鐵證”。其實，這種事的辯證在以耍筆杆子為職業，極盡翻雲覆雨之能事的吳、林那裏，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們立即指使幾個人貼出批判“四點指示”的大字報，硬說“四點指示”是“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陰謀”，明裡保吳傳啟，實際上“支持總隊繼續整吳傳啟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吳傳啟、林聿時操縱聯隊，以打、砸、搶、抓、抄的血腥手段，將總隊打垮，暫時實現了他們在學部的「一統天下」。緊接著，所謂大批判開始，吳、林利用他們與王、關、戚、穆欣、林傑等人的關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了大量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出盡了風頭。
話，要他儘快將我們的報告讓戚看到並表態。李說他已經將我們的報告放在送閱文件報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們再打電話給李問情況，李說戚已經看到了，但臉色很難看，沒有在你們的報告上批一個字。對戚的態度，我們三人進行分析，認為戚與關鋒關係很好，而吳、林又是關執意支持的。關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們。我們向吳、林發難，關可能懷疑是戚背後支持的，我們的行動使戚很作難。在這種情況下，戚不明確表態反對，我們就可以幹了。就這樣，我們與吳、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個山頭。被打垮的總隊看到我們起而反對吳、林，也趁機再起，恢復活動。由於總隊是一直反吳、林的，我們也拉隊伍反吳、林，我們之間的鬥爭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們兩派並沒有實現聯合，原因一是總隊此時對我們存有戒心，二是我們也覺得總隊是「老保」，我們這些響噹噹的造反派羞於與他們為伍。至此，學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吳、林的反，我們就要選一個突破口作為攻擊的重點，思謀再三，就選了潘梓年。為什麼選他作為突破口呢？一是因為他是學部的一號人物，在學部的副主任中級別最高，行政六級，一級研究員，排名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響大。二是因為他是吳、林的牌位，打倒他，吳、林就擺脫不了干係。三是他有叛徒的問題。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據社會上傳來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當時全國正形成一個抓叛徒的熱潮，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與以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為代表的“地”派對立，吳、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們。北京大學的造反派一直宣稱他們有打倒潘梓年的過硬材料。為同學部的林、吳作鬥爭，他們還組織了一個潘梓年專案組。我們於是通過各種關係與他們溝通，終於把他們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後，傅崇蘭安排我向我們一派的骨幹分子們做了一次潘梓年問題的報告，大家一致認為，就憑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於是我們這一派就在學部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會，由我在會上詳細介紹了潘的所謂叛變材料，使我們這一派人認為潘的叛徒問題是板上釘釘的鐵案。我們這次大會後，吳、林並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擊，只是在他們的骨幹分子小範圍內，由白鋼介紹了潘的有關情況，結論是他不是叛徒。後來的事實說明，我們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並不是叛徒。不過，由於吳、林在社會上到處插手，引起中央高層的注意，關鋒就指示他們採取“龜縮”的策略，所以他們並沒有大張旗鼓地為潘辯護，也沒有對我們的“反叛”進行猛烈反擊。
我們同吳、林分裂後，雙方儘管互相敵視，但也沒有打得死去活來。他們知道我們的後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對我們為之過甚；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後台是關鋒，明白只要關鋒不倒，他們也垮不了。我們雖然一時看不出將來的結果如何，但仍然堅持同吳、林的鬥爭。因為我們認準兩點：一是潘的叛徒問題基本可以確定，二是吳、林是搞陰謀詭計的壞人。即使打不倒他們，我們也決不同他們為伍。
我們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時，對吳傳啟和林聿時也寫大字報進行揭露和批判。一天，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黃宣民找到我，有點神秘地對我說，你看看這兩本書。說著拿出蘇聯學者羅森·塔爾解釋《資本論》的一部書和吳傳啟所著同樣內容的一部書。他翻開兩書，各找了兩段，讓我對比看一看。這兩段文字基本相同。我問黃：「你認為吳傳啟的書抄了羅森·塔爾？」黃說：“我一年前就發現吳傳啟的書基本上是從羅森·塔爾那裏抄來的，以前你們同吳傳啟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訴你。現在你們反他了，我想這是打擊他的很有力的炮彈。你看怎麼辦？”我說，立即寫大字報揭發他，這對搞臭吳傳啟能起很大作用。黃建議我找幾個人先寫幾張大字報貼出去，他準備整理一份將兩書詳細對比的資料油印，廣泛散發。我同意黃的意見，就找了王宇信幾個人寫大字報，揭露了吳傳啟剽竊的醜行。記得王宇信的大字報幽默地譏諷說：“我們建議吳傳啟乾脆改名叫吳傳·塔爾吧！”後來不少批判吳傳啟的大字報就稱他為吳傳·塔爾了。十多天後，黃宣民刻寫的六七萬字的羅森·塔爾、吳傳啟兩書對比的材料油印出來，廣為散發，這對解構吳傳啟的學者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對外交部的造反派講話，煽動他們火燒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將王力、關鋒逮捕監禁。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立即出來大罵王力、關鋒是隱藏在中央文革內部的「小爬蟲」和“變色龍”，宣揚他們一貫同王、關作鬥爭。據說上邊一開始準備將戚本禹與王、關同時端出來，是毛主席決定暫時將戚與王、關分割開來，以觀後效。由於王、關被端出來，學部與其有密切聯繫的以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為首的“紅衛兵聯隊”一派就垮了台。由於我們一派是從“聯隊”一派中分化出來，而且支持我們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聯隊”的群眾都紛紛倒向我們，我們一派一時佔了上風，達到我們這一派最輝煌的時期。一時間我們忙於收拾殘局，一方面將原聯隊的頭頭看管起來，另一方面根據戚本禹傳達的周總理指示協助二炮保衛部追捕在逃的吳傳啟、潘梓年等人。不久，吳傳啟、潘梓年、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等被北京衛戍區收監，聯隊在各所的頭頭全都隔離審查。為了清算他們的罪行，我們專門成立了專案組，主要成員有經濟所的吳敬璉、黃范章，歷史所的趙國華、陳有忠等。在我們一派表面上看來取得大勝的日子裡，我的任務一是協助傅崇蘭主持歷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組織批判林聿時、吳傳啟等的罪行。為此我寫了大量的大字報。我一邊起草，一邊有三四個人為我抄成大字報，這些大字報全部貼到學部大院供人們閱覽，同時供我們一派廣播之用。我寫的批判林聿時“政治鬥爭三原則”的大字報，我們的廣播站一連播了三天。可以說在歷史所參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寫大字報數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後，有一次開會時見到陳智超（著名歷史學家陳垣的孫子），他還同我開玩笑說：“你調走後，我在一個辦公室的抽屜里還發現列印過的你寫的大字報，真多呀，滿夠出一個集子的了。”
1980年代，吳傳啟、林聿時被從監獄放出來，「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使他們在北京平靜地度過了最後的歲月。我想，當他們陷身囹圄的時候，可能壓根兒就不會想到自己的晚景還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