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群和林彪（資料圖）
抗美援朝時期，林彪在莫斯科以治病為名，帶著妻子兒女長期不歸。醫生出身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認為，林彪沒有大病，屬於小病大養。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傅連認為，「林彪身體很好，沒什麼大病，所謂有病，完全是精神作用」。
另有中國名醫和蘇聯醫學專家認為林彪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遭到林彪本人和葉群的否認。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委託他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去看望林彪。王鶴濱看過之後，問同在那裏的朱德的保健醫生翁永慶大夫：「林彪患的是什麼病？」後來，王鶴濱回憶說：「我當時懷疑林彪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發出提問。我一進到林彪的卧室，他給我的視覺印象就是精神上的癥狀。」林彪的保健醫生蔣葆生也認為林彪有精神病。別人問起林彪的病情，他曾悄悄地對人說：「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人說林彪有精神病，蘇聯專家也說過，葉群一聽就火了，把這位蘇聯專家趕回國了。還有一位老同志，他在延安時就是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醫生，原來是胡宗南的醫務官，他也說林彪有精神病，也被葉群趕到西南地區的一個醫學院去了。」
長期在林彪家工作的服務員王淑媛也認為林彪精神不正常。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曾目睹一次林彪觸電門自殺的反常舉動，是她及時救了林彪一命。
說林彪有自殺傾向的不止王淑媛，林彪秘書張雲生說過：「中共九大前，林彪曾想自殺，他厭倦了政治。」林立衡也說過：「林彪曾經想觸電或吃安眠藥而死，他貯藏過安眠藥，還曾吃過鋇——他以為鋇有毒，吃了可以致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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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代表中央文革小組鼓動紅衛兵造反（資料圖）
野心家、陰謀家康生濫施淫威、大肆製造冤假錯案在「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僅憑相面和主觀感覺就將國家省一級的領導幹部逮捕入獄，這種形同兒戲的相面定案之舉可以說是一大政治奇觀。1968年1月，康生當面指斥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指稱趙執行了子虛烏有的“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的行動計劃，致趙含冤入獄長達8年之久，雲南大批幹部群眾也因此案受到株連，1.4萬餘人被迫害致死。趙健民同志的這篇回憶詳細敘述了此案的來龍去脈。
【不辭勞苦趕往北京向中央彙報工作的我萬萬沒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莫須有的罪名和長達8年的監護審查。】
1968年1月中旬，全國各地的形勢每況愈下，雲南也不例外，運動混亂，生產停滯，一切似乎都處於一觸即爆的態勢。當時，我作為省里工作的幹部，和省委、昆明軍區等軍內外的幾位負責人一起飛往北京，向中央彙報省里的工作情況。
1月21日凌晨2時，我們接到臨時通知，立刻趕往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參加中央召開的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
會議由康生主持，謝富治講話，他說，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非常關心雲南的問題，雲南是國防前線，如果那裏的問題解決不好，會影響國家安全，影響人民生活。接著又提到某派(當時雲南省的一個群眾組織)，特別是某某組織搞武鬥，說得神乎其神，然後話鋒一轉：「趙健民同志，你辜負了中央，出了壞點子，某某組織由昆明往西打了祿豐、平浪、楚雄……到下關殺了100多人，還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聽，心裏「格登」一下，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剛開會就扯起這些？轉念一想，這事我確實不知，於是冷靜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現在還在那裏指揮。」謝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陰陽怪氣地重複了一句：“你們想搞個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動，是有人在那裏指揮。”
這扯到哪裏去了，我心裏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這時，坐在正席上的康生開了腔：「趙健民，你來北京幹什麼？」
「彙報情況。」
「你一個省委書記，到中央來，不見你一份請示。」
我當時對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話又讓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陳伯達等人寫過兩封信，還專門向中央寫過兩次報告，都通過軍委辦事組轉上去的，他怎麼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過來，康生又說：「你支持某派，出了許多壞點子，是不是？」
「我沒有出壞點子。」
「你敢寫條子嗎？」康生緊接一句。
我心想，這有什麼不敢，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當著康生的面，我寫下了「我沒有支持某派的錯誤行動和錯誤言論。」
康生拿起來看了看，「哼」了一聲，陰不陰、陽不陽地說：“你在耍外交辭令啊。”他不顧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說：“如果有，怎麼辦？”
我想了想，在原條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錯誤行動和言論，願受黨紀國法的處理。」這時，我處在緊張思考的狀態，康生他們搞這一套，到底是什麼意思？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看來一場風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說道：
「你不要騙我，劉少奇才騙我們，叛徒特務才騙我們……我問你，你在白區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當我吐出這句話，感到事情複雜多了，一個解決雲南問題的中央會議，怎麼卻成了我的專案審查會？
只見康生那個深度眼鏡後面，閃著兩道陰險狡詐的目光：「你在監獄裏是怎麼自首的？」
「我沒有自首。」
「你還騙大家？你是個叛徒！」
面對康生的喝問，我坦然地頂道：「我不是！」
這一下，他咆哮起來，「我再重複一遍，你是個叛徒！」
「事實不是，我保留意見。」我依然冷靜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氣急敗壞，指著我，“你寫個條子！你的行動不是偶然的。一個叛徒，一個叛徒分子混到我們黨里來，想乘文化大革命把邊疆搞亂。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看了他們的計劃，你的行動就是執行他們的計劃。”
聽到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動怎麼和國民黨特務的行動聯繫起來了？再說，什麼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還沒聽說過呀！我想，或是我聽錯了？抑或是康生講糊塗了？
只聽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講：「趙健民，你對我們有刻骨的階級仇恨，我憑40多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我看你是個叛徒！你投降了國民黨。」
這說到哪裏去了，古時候有個「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沒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這麼信口開河，我忙著分辯說：“根本沒有這個事實，我當時是以生命捍衛了黨的利益的。”
康生不聽這些，繼續說他的：「你想把雲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軍隊、工人、農民、學生不會跟你走的！」
對此，我嚴肅地說：「你說話要慎重，不能憑腦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聲，像是拿出了“殺手鐧”，氣勢洶洶地說：“你去年3月和我的談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你要開黨代表大會把劉少奇重新選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羅、陸、楊重新選入中央。”這幾句話在當時真夠得上份量，不僅坐在一旁的幾位省里負責人面面相覷，就連我自己也大吃一涼。記得我那次談話根本不是這個意思，沒想到康生卻移花接木，拿出來任意栽贓、無限上綱了。
我堅決頂了回去：「那都是你腦子裡想的，我不是那個意思，當時有專人記錄嘛，把記錄拿出來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兩聲，「那時你是一句一句想著說的，是帶著階級感情的。」他接著陰森森地說：“你不要用以前的辦法騙我們了，現在是文化大革命，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你趙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魚了。”他又進逼一步，“你敢說你歷史沒問題？”
我回答：「沒問題！中央可以審查嘛。」
康生一見我仍不讓步，氣急敗壞，在屋裏一個勁兒地踱步，「一定要審查！一定要審查！你是比較瘋狂地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攻！你還要求中央審查嗎！」
我還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著我的鼻子，連說：「你寫，你寫！」
我又在一張紙上寫了保證自己沒有問題，要求中央審查的字句。條子剛剛寫好，正要遞給康生，恰巧見到他用手示意，只聽早已兇相橫露的謝富治大喝一聲：「我宣佈對趙健民實行監護審查，執行！」一旁竄出兩個早有準備的人。將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門外。
就這樣，在一次中央召開的會議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於真正的罪名是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當全國人民揭露康生這個大野心家的罪行時，把這次誣陷事件稱為康生髮明的「相面」定案，我認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於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無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難以數計，我自己便遭關押入獄長達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這次「相面」定案，以及誣陷我是「叛徒」的事實根據到底是什麼呢？
【信口開河，四面出擊，以最革命的極「左」面目出現，是康生的一貫做法。“說話速度慢，語氣沉”是我帶有“階級感情”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惟一證據。】
先從1967年3月的談話說起。
當年2月下旬，由於當時雲南省出現了胡揪亂斗領導幹部，有些人衝擊機關，破壞機關正常工作的情況。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領導，又是黨的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有責任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以制止不利事態的發展。於是，我趕往北京要求同當時的中央文革顧問康生談一談。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見我的通知，一位秘書領我到了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員說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談話，於是，我只得在小會議室里坐等，一直乾等了好幾個小時，由於幾天來長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發上朦朧入睡了。
後來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訴我，康生要來了。我睡眼惺忪，趕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這時時針指到了3月1日1點。
待康生坐定後，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談了出來，由於是突然被叫醒，腦子還有一點迷糊，所以開始說話的語氣顯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談3個問題，一是黨的幹部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說，毛主席向來就指示幹部的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個人認識也是這樣。解放以來，經過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整風反右等等一些大的運動，都證明了幹部多數是好的。但我從雲南了解的情況看，現在黨政機關，甚至公檢法機關幾乎普遍被奪權，領導幹部多數被揪斗，這樣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違反中央幹部政策的。現在既然在宣傳毛主席的這一指示，可實際上又出現這種情況，這是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呢？還是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呢？我說，這個問題中央應該從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級以下多開黨代會，使主要領導幹部多接受黨的監督。這一點我從自己曾在鐵道部和山東省工作的體會說明，作為一個主要的領導幹部，需要經常聽到別人的意見，接受黨的監督，開黨代會可以發揚民主，使主要領導幹部多接受監督。中央開黨代會不容易，省和縣應該多開。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紅衛兵的問題，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貫徹。中央接待站答紅衛兵的講話，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內容是幹部有錯誤，就批判，就反對；但對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乾部，就應當維護，等等。我認為這些回答很好，這種觀點中央應該反覆宣傳，才能較好地貫徹。
我講述以上想法時，康生半眯雙眼，一聲不吭。最後，他斜著腦袋對著我，先來了句：「你知道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嗎？」
如果今天來說，我可能還講不清，可當時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改革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嗎？」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對我的回答顯然不夠滿意，“主要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你知道嗎？劉少奇在天津講話，說中國資本主義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問題。”他煞有其事地接著說：“過去知道安子文、劉有光、王其梅等十幾個人從敵人監獄裏出來，辦了一個簡單的手續，現在查出來了，他們是發了反共宣言。這種問題，一般運動是搞不出來的。”說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於開黨代會，他說主要問題在內容；對於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認為也不錯，可今後怎麼做，他沒有說。
由於時間過去了一個多小時，近三點鐘了，我覺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擾，就告辭了。
這次談話，不過如此，並且中央文革還派有專人記錄，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無中生有說我提出要開黨代會，為的是把劉、彭、羅、陸、楊重新選入中央，豈非咄咄怪事？更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後說話慢一點，沉一點，說成是帶著階級感情，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闖過了軍閥韓復榘的「一言堂」，卻沒有躲過康生的“歷史審查”。如此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是為了達到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誣陷我1936年被捕叛變，是個「叛徒」，這件事他也應該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間，我山東地下黨在城市中的組織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1933年2月末，省團特委書記陳衡舟叛變，勾結敵人於三、四天內逮捕了省委書記任作民、代理團特委書記孫善帥以及省委、團特委大部分同志。經張恩堂同志聯繫，不久又組織了臨時省委，並在北方局領導下，努力恢復組織。7月3日，臨時省委的組織部長宋鳴時又投敵叛變，把所知道的黨團關係全部出賣，幾天內，我黨同志被捕30餘人，黨團省委領導機構絕大部分被敵人摧垮了，更嚴重的是與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聯繫。在這種危機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運北、林浩等同志堅持地下鬥爭，保證黨的聯繫，於1934年成立了中共濟南市委，由我任書記。又於1935年，在濟南、魯西、魯南黨組織都有較大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由劉仲瑩任書記，我任組織部長。這年冬天，我通過關係見到了北方局派來的親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書記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來山東重建省委和恢復各地黨組織，使失掉上級領導3年之久的山東地下黨，終於又恢復了同中央的關係。山東省委恢復以後，對外仍稱“工委”，經北方局決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書記，我仍任組織部長。
1936年9月27日，我到濟南檢查工作，因叛徒房春榮出賣，被敵逮捕，先後關押在韓復榘省政府特務隊、三路軍軍法處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儘管受到7次大審，有叛徒當堂作證，敵人嚴刑拷打，但我咬牙堅持，沒有供出任何情況，最後由韓復榘親自審訊。
當時，在我前面已有好幾人被韓復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殺，有的重判，輪到我時，軍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趙健民，是濟南北園鄉村師範的學生，共產黨的首要分子，濟南鄉村師範兵工廠的共產黨均歸他領導，他幾次去萊蕪縣活動。在捕共隊抓到他以後，他又拒不吐露共產黨的真情。因此，捕共隊宋隊長(即1933年7月出賣我山東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鳴時)呈請主席槍決他。」
即刻有兩個執法人員上來，扭住我的手臂，單等韓復榘說一聲「斃」了。
韓復榘坐立中堂，立愣著眼，連看了我兩次，問：「你是個學生不好好學習，為什麼參加共產黨呢？」
我說：「參加共產黨是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佔領了東北、熱河並不滿足，它還要進一步佔領全中國，中國人打內戰只有加速自己的滅亡，共產黨主張全國團結一致抗日，主張救中國救人民，我們學生同情它的主張，所以參加它。」
「你為什麼到萊蕪去呢？是不是那裏有山，又要鬧什麼暴動？鬧暴動我可不答應！」韓復榘又問。
我感到可笑，嘴裏答說：「萊蕪有我的同學，我們是對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主要是喚起民眾，準備抗日，對國內的各軍各界是主張團結起來，一起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
韓復榘一聽，緊繃的臉一下鬆開了，吐出一句：「嘿，你對我做起宣傳來了。」這使一屋子的緊張空氣緩和多了，站在韓復榘右邊的軍法處長史景洲趕忙插嘴說：“這個人堅決得很，捕共隊抓他時，他把共產黨的宣傳品吃掉了！”
不知韓復榘出於什麼考慮，又立愣著眼看了我一下，終於發出一句斷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斷完了。一個執法隊士兵引導我下來時說：「兄弟，你真是危險呀！」他說：“你在這個地方還敢講兩句，你們共產黨真是好樣的，我見過幾次了。”回到獄中，許多人驚奇地看著我，有的說：“這個穿藍大褂的(當時我穿陰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別人被韓復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韓對他立愣了三四次，還不要緊哩，命真大！”
送山東高等法院後，我雖被判刑5年，但情況究竟不同於特務隊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聯起來，團結難友一塊兒同敵人鬥爭。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佔領禹城進逼濟南，韓復榘逃亡寧陽。我黨派代表張經武和韓談判聯合抗日，提出釋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獄。從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戰鬥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過獄誣陷我，而實際上他出身山東，又曾在山東工作多年，並主持過幹部審查，對這一段歷史情況是清清楚楚的，何況經過黨的多次審干，包括1957年對我的結論：「趙健民同志在與上級黨組織失掉聯繫期間，獨立堅持工作數年之久，對保存山東濟南等地黨的組織是有貢獻的；在被捕期間表現堅決、勇敢，政治上是堅定的。」
康生對此心裏有數，他誣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東地下黨的一批老同志。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大多數山東地下黨同志遭到了誣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最為嚴重的是，康生、謝富治從我開刀，無中生有，製造了「趙健民雲南特務組計劃」。林彪、江青一夥在雲南的死黨據此“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殘酷鎮壓不同觀點的廣大幹部和群眾，給雲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一故弄玄虛的案件又是怎麼假戲真演的呢？追根溯源，蓋出於康生誣陷我的那段話：「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我看了他們的計劃，你的行動就是執行他們的計劃……」在那個年代，這位身居高位的“顧問”所云，還能是假話？一時間，這個講話不但是全省正式印發，還在報紙上登載，一些群眾組織更是大量印成傳單，廣為散佈。從而，在60年代雲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場鬧劇，進而變成了一場充滿血腥味的鎮壓運動。
1968年1月，雲南大理地區連續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領導接見雲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來宣佈某群眾組織是「反革命匪幫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黃：“事物走到對立面，那沒有辦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們的話下，某群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匪幫”，被編造強加一個“滇西挺進縱隊”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後來被進一步說成為“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擴大了打擊面，不斷在“劃線站隊”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級機關各系統和13個專、州市、54個縣(區)的“劃線站隊”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後來荒唐到把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同志打成「滇挺」的總司令員。
在江青、康生、謝富治一夥的濫施淫威下，雲南省以「忠實執行趙健民國民黨特務組計劃」的罪名，先後使14000多名幹部群眾遭迫害致死，打傷致殘的有38500多人，並株連了無以數計的家屬子女、親友。
【後記】
1978年2月，經黨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終於得到昭雪！雲南省委向全省軍民公開申明：「趙健民同志對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始終堅持原則，堅持鬥爭，英勇卓絕，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
當時的條件下，康生這個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兩面派沒有被公開點名，人們只能對他咬牙切齒。但是，歷史是無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製造冤案的鐵證！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長期壓在雲南人民頭上的「趙健民雲南特務組計劃」和“滇西挺進縱隊”等假案也得到了公開平反。
本文摘自《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編，中國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