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漢朝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塑造出古代中國的傳統社會秩序，亦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
董仲舒 (網上圖片)
董仲舒年幼時已很聰明，非常喜歡讀書，更經常廢寢忘餐，甚至有「三年不窺園」的說法。隨著年齡的增長，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見強烈，遍讀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等各家書籍，成為一代儒學大師，由於他以研讀《公羊春秋》最為著名，在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 (網上圖片)
到了漢武帝在位，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的學說，又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亦即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的主張。
自此之後，武帝的詔書都頻頻徵引儒家有關經典文句，以加強皇帝詔令的權威性，蔚成風尚，令到儒學對西漢一代政治、經濟、法律、禮儀制度、民族關係、教育、文化、社會生活等領域，施加強有力的影響，其影響更長達二千年。
漢武帝 (網上圖片)
不過，漢武帝雖尊儒，但他並不欣賞那些拘守儒家學說，不知時宜變通的「腐儒」，他更欣賞能將儒家學說與治世妥善結合者。事實上，漢武帝儘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其為政實質，依然是奉行「霸王道」，後世一般將其解釋為法家和儒家的混用，亦即是「儒表法裏」。
眾所周知，在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於洋商限制多多，如不允許攜眷(洋婦)進入廣州城，曾使洋商大為不滿。在1830年，英國商人盼師(Willian Baynes)公然違反禁令，試圖測試中方的反應，曾一度使雙方劍拔弩張，幾乎使鴉片戰爭提前爆發。
番婦被逐回澳門示意圖 (資料圖片)
在清中葉以前，「洋婦」也稱「番婦」是禁止進入中國的，僅可停留在澳門。當然洋商也是設法無視禁令。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荷蘭商人亞畢時乘坐舢板攜帶一名「番婦」及兩名「番女」試圖進入廣州瑞豐洋行居住，結果被罰驅逐出境。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更頒佈《防範夷條例》(即使稱防夷五事)，明令嚴禁外國婦女來華、嚴禁外商在廣州過冬。
1840年澳門南灣外港洋面。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防夷五事規定，貿易季結束後，外國商人得駕船回國，或在澳門就地過冬。(資料圖片)
雖然朝廷有明文禁止「洋婦」入城，但洋商私帶婦女入境時有發生。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商菲臣私帶婦女進入廣州，被當局發現，當即「將該番婦押往澳門，出示嚴禁」，並對有牽連的中國行商、通事、和政府衙役進行嚴懲。在1830年初，英商懷特曼J.C.Whiteman攜妻進入廣州商館，最終在中方抗議下，夫婦二人被迫遷往澳門。不過隨著來華外商人數逐漸增多，雙方的衝突更為頻繁，終於有了1830年的「盼師案」，使雙方一度迫近戰爭邊緣。
沃森Wathen (畫)；克拉克Clark(刻印)19世紀《廣州外商洋行區靖遠街道》。圖中可見洋商並未攜同洋婦進城。(資料圖片)
愛德華‧阿什沃思Edward Ashworth(1814-1896)(畫)；戴氏Day & Son(印)1851年《廣州商館區之中國街道建築》。畫中可見洋人及洋婦在街上活動。(資料圖片)
盼師Willian Baynes是誰人？他是時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華「管貨人委員會」主席，即中國人慣稱的「大班」。不過更重要的，是他一向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政策，這事件也是他處心積慮，有預謀的公然挑釁。1830年10月4日，盼師公開帶著妻子和葡萄牙籍婢女從澳門進入廣州，沿途招搖過市，並違反規定乘坐轎子。這事無疑觸及中方的紅線。11日即一周過後，兩廣總督李鴻賓命令廣州知府轉飭總行商伍受昌令其退回澳門，「並飭嗣後夷商進館，不許乘坐肩輿」。
1859年4月30日《倫敦畫報》上一間香港畫室工作的情況。圖中中國畫師正忙於按手中照片繪製洋婦的畫像。(資料圖片)
上如前文所說，這是一次有預謀的公然挑釁。因此不僅盼師拒絕執行命令，英國商人也紛紛提出抗議。10月20日，李鴻賓再次通過行商向盼師下達嚴令，如果三天之內不將「番婦」遣回，將派兵入館驅逐。盼師眼見機會來了！立即通過海軍司令調來一百多個士兵，全副武裝進入商館。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形勢隨時可能失控。
清末《青花西洋花園圖盤》。內繪西式花園、西洋男女人物圖案。(資料圖片)
事實上，當時清廷是害怕引起中外戰爭的，因為剛花了好多錢鎮壓了一次邊疆叛亂，實在打不起另一場仗，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道光派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時，反復叮囑「切莫開啟釁端」的原因所在。所以，李鴻賓所謂出兵驅逐，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後來，行商伍受昌出面調停(編按︰清廷規定，外國商人不得直接與天朝官員接觸，所以，命令是由行商轉達)。以盼師身體有恙需要人照顧為名，讓兩位女性暫留廣州，待病好後再行離去。最終，「番婦」在廣州共居住50天後，即退回澳門。清廷為了顯示天朝威嚴，將一個向盼師提供轎子的行商謝五革職，並發配新疆。
由於中西方文化上的異差，使當時的中國人對於洋婦的衣著打扮曾經非常反感。(網上圖片)
盼師事件發生後，道光帝於12月8日下諭旨，重申嚴禁「番婦來華」政策。1831年3月，李鴻賓等重新制定了《防範夷人章程》，措施更為詳細、嚴厲。此後十年內，此類公開挑釁事件未再發生。不過，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深，並終於爆發鴉片戰爭。
當時洋婦在社會上地位普遍較高，也是中方害怕其入城的原因之一。(網上圖片)
在鴉片戰爭結束後， 中方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其中第二款列明：「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口岸。」其後，同樣的內容又見於中國與美國、與法國、與瑞典挪威及諸多近代中國與約國的雙邊多邊條約中。它標誌著中國與西方經過漫長時期爭執的外國婦女進入中國通商口岸的禁令，終於在英軍大炮的威力下遭到廢除，並以不平等條約的法律形式將此固定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