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資料圖）
本文摘自《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
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運動」和以後的殘暴行動當然是革命過程中之悲劇。其引起很多家人父子兄弟投奔反蔣的陣營，不下於美國的南北戰爭。尤特里女士可謂對蔣極為同情的作家之一，可是她在所著之《中國最後的機會》一書中對清黨一事也寫出：“在那暴怒、復仇、虐刑與死亡的日子，因之喪失生命，成為囚徒，變為玩世不恭，或從此不與聞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國的精英。”其於中國人良心和母愛之打擊，又何可勝計。
1920年間不容易看出，中國之全面改造，一方面要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以便杜絕軍閥割據，完成中央集權之體制，才能獨立自主，收回國權。一方面也要翻轉內地之低層機構，使貧農生活均有保障，才能談得上釐定各人權利義務，具備新社會之基本條件。這兩項工作既衝突又重疊，只能事後在歷史上看出有互相支撐之功效。
北伐軍由廣東出發之後，至湖南而以一個Y字形的姿態分向湖北與江西展開，自攻克武昌及南昌之後，因地理因素產生的新問題，已使國民黨內部之衝突尖銳化。
1926年下半年，蔣介石不時在他的日記里記述他的處境艱難。既提到經費不能維持，也埋怨革命力量消沉，將領胸襟窄狹，不能在長遠處著眼。可是最大的問題仍是國內左右派的問題不得解決。
在離開廣州之前，他還抗議右派人士對他不能諒解。例如七月十日，他仍以西山派在上海的組織為「偽黨部」。《蔣介石先生》有下列的記載：“公以上海偽黨部抨擊整理黨務案，集矢於己，不勝鬱憤。”24日又有長信給張繼，內稱：“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在日所確定。”他自稱繼續與共產黨合作之宗旨，決非“賣黨”。而指責張繼等人“老同志”，“能使本黨消滅者，其唯本黨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本黨每有一最負責任之同志，不避勞怨，即為一般老同志所不喜”。
可是他剛一出廣東境，他所抱怨之對象，已為共產黨人。陳獨秀在《嚮導》所發表的文字，已令他相當震怒。
9月19日又有「內部複雜，變生肘腋」的記載。27日有“本黨大會有人搗亂，是非不明”的記載。11月28日有“內部兩派意見甚深，不能解除，亦無法消弭，令人痛心”的記載。
令廣州黃埔同學會不得修改會章，指示第四期畢業學生一律調赴南昌，由他自己點名訓話後分發各部隊外，沒有採取其他的行動。
然則完全站在被動的地位不准備還手也始終不是蔣介石的性格。看樣子他於8月底9月初決定離開武昌戰場而往江西時即對今後的局勢有了整面目的重新打算。
其實蔣已在半月之前決心離開湘鄂前線，赴贛指揮。至9月15日之後，則不僅蔣本人離開武漢戰場，其「主軍」之第二師亦繼第一師之後展開於江西戰場。
「南京孫馨遠先生」，請撤回援贛之江浙各軍“則東南和平才有真正之希望”(1926年9月17日)。甚至提出將來和平實現江西仍可“歸還五省範圍”(9月18日)。所以用兵期間使節絡繹道路延至10月杪南潯鐵路決戰之前夕。從他致前後方的通信看來，蔣介石始終對戰局樂觀自信。即在南昌攻城戰尚待重新佈置之際，他已決心進兵浙江，為加倫反對(10月6日)。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於孫外強中乾，企圖避免苦戰，一方面也因為他蔣能控制何應欽在汕頭之部隊，而他本人又親自主持對駐在杭州陳儀的策反，預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實際可能也。至於翌年初又有駐安慶之陳調元的歸順，所以以後之取得京滬，不過在江西將孫部主力囊括之後的軍事行動之尾聲。因此舉蔣介石經歷生平第一次之指揮大兵團作戰其戰果輝煌亦為以後未有。迄至年底前他也仍寫下不少自責責人之詞句，但是他已不能全部壓制自己胸頭喜氣。他之自負可以從下段看出：
遇軍事最危急時，即是轉勝之機。如一輕舉妄動，即足招敗亡而貽羞恥。以後不論何事總要熟慮斷行，切勿隨人主張而轉移也。軍事第一要貫徹到底，即使錯誤亦須錯誤到底，所謂將錯就錯也。(1926年12月26日)
令所部給予禮遇，開與西方國家接觸之門(9月23日)。次日亦由於他的催促，國民政府通令解散廣州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恢復廣州香港間的正常交通，自此結束了一年三個月的對英大罷工。此後廣州政府宣佈徵收華盛頓會議授權中國徵收之進出口貨品物品附加稅，也未受到外人阻撓。中英關係繼續改善，倫敦授權英國新任公使蘭浦生往北京到任之前，於年底先來武漢拜訪，作為承認國民政府之先聲。這種接觸與改向，不免使在武漢之顧問及國民黨左派感到傍徨。他們也預料蔣介石向江浙進軍，必將對西方各國更為接近而對蘇俄更為疏遠，因之影響到國民黨之整個聯俄容共政策。
1927年初武漢與南昌(1927年3月之後則為另一城市中心——南京)全面決裂。2月24日漢口組織群眾大會，參加者五萬人，其標語與口號著重黨權高于軍事權力，反對人身政治與軍事獨裁，其重點則在反蔣，鄧演達曾參加演講，為大會之主持人物。當南京政府打擊沿海一帶之左翼工會時，鄧演達亦於7月在《中央日報》撰文攻擊蔣介石。
武漢政府崩潰之後鄧化裝為工人出走，抵達俄境，又在東西歐遊歷約三年，於1930年5月還上海，在租界發行《革命行動》。蔣之國民政府向租界當局要求引渡法辦。鄧演達以危害民國罪被判死刑，於1931年11月29日執行。以當日情景及蔣介石與他之特殊關係，此事極難如是解決而無蔣之示意或認可。
因為《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記事至1926年12月31日而止。我們只能看到蔣所作「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後一天……大海茫茫，何時能達到彼岸」之責身自問，而《大事長編》續記清黨各事，則以已經發表之各種公告占篇幅，不到1927年10月蔣辭職赴日之後未提引其日記，《蔣“總統”秘錄》也只引用蔣4月18日奠都南京後演講辭內提及當年1月13日鮑羅廷在漢口歡迎他晚宴時的講話，內中用無禮的態度警告他：“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此外缺乏蔣親身切眼的經驗，反映到當日實情。
縱算我們過目之資料仍有各種缺陷，我們已可從中看出在1926年夏季至1927年春季的約九個月間蔣介石已充分表現其為人做事之若干特性。遠在1923年1月26日他復廖仲愷信里已提及實行主義與獲得政權為兩件事，此由於黨員與政客之性格不同，他甚至講明國民黨如要取得政權，必引用「中國式政治家」，既然如此，他也必已預先了解如望以武力統一中國若干軍閥行徑仍不可少，只因社會環境如斯，革命家縱異軍突出亦無從天馬行空也。所以他一方面向軍校第四期畢業學生訓話，承望他們向黃埔第一期同學學習(死去的已五分之三)，不要向第二、第三期同學學習，一方面也仍以人身因素拉攏部下，用升官發財為餌培植個人勢力。蔣介石軍事上之成功，大都得力於此種現實手段。可是此亦為他今後立身做事之羈絆，他縱可能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為自身解脫，他的態度已不能為黃埔近身同事李濟深、鄧演達所諒解。
蔣介石之作為，保持著孫子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宗旨(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尋覓對方可被擊敗的機會)。他在政治上的準備，也採取同一方式，先作守勢次取攻勢。有了以上背景上的分析，1927年的清黨與寧漢分裂不難了解。
1926年12月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遷武漢。蔣介石亦在南昌召開軍事善後會議，又邀請中央由廣州赴武漢之中委先來南昌，由他招待游廬山，在廬山舉行會議，有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張靜江。只是一部已到武漢之國府委員及中央執行委員卻在當地組織「聯席會議」，聲稱在政府未遷來之前執行最高職權。大概蔣介石以為此系臨時性質，所處理亦不過一般行政事項，曾表示贊成(12月20日)。即《大事長編》亦曾未稱其為不合法。不料此聯席會議受鮑羅廷及國民黨左派人士把持，準備籌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以便全面改變政策。於是在江西之中委包括譚延闓及張靜江等才宣佈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暫留南昌。自此中國國民黨已有兩個中央。在寧漢分裂之前已因湖北及江西間之爭執，先已有了“鄂贛分裂”。在武漢之一派包括鄧演達在內除對蔣介石大權獨攬人身之不滿意外，尚反對其進軍於江浙，緩和對外關係，以及準備約束工會運動之諸般措施。
於第三國際要求撤換鮑羅廷則未獲答覆。
武漢之二屆三中全會於3月開會，到會者33人，除3人外，盡系左派及中共黨員，其決議可謂推翻自「中山艦事件」發生以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各項措施，並且通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以削弱蔣之職權，而蔣則執行其向江浙地區之進軍。可是4月12日之清黨並非如艾薩克斯所說突然展開。即在武漢之聯席會議採取各種行動之前，國民黨之監察委員會由蔡元培領導已聚集於上海籌商對策。上海總工會組織勞工市政府時，國民黨右派亦組織全國工會聯合會與之對抗。當北伐軍軍行所至各地發生排外風潮時，外人在上海已嚴陣以待準備武裝干涉，蔣介石則發表談話表示尊重外商財產無意在此時以武力收回租界。凡此都使清黨無可避免。
4月1日武漢免去蔣介石總司令職務，更使今後衝突逼近一步。其所以未在此時全面決裂者，因此時蔣等期望汪精衛回國後或可吸引國民黨左派人士來歸。不料汪見蔣後徑直往漢口參加武漢政府。
4月12日上海事件發生之前，國共之間或國民黨左右派之鬥爭已展開於廣州、福州、重慶、杭州、南昌及鎮江等地，也及於黃埔軍校(時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至於清黨終在上海展開者，乃因當地總工會組織糾察隊五千人，在孫傳芳、張宗昌部隊退出上海地區時，獲得槍械數千支，至此成為嚴重問題。3月初蔣介石及白崇禧已發出通令此等半軍事機構務必將兵器交出。如謂4月12日事件出於突然，工會人物全無預感，只在懵懂之中被出賣，甚難置信。只是武漢方面不顧蔣介石新勝之餘威，尚望千里之外一紙命令即可以將之免職，鮑羅廷未敞先說，鄧演達不顧中俄革命背景之不同，而蔣反擊時則用軍事行動之方式，先著重對方弱處，以上海總工會代替武漢聯席會議，表示兩方做法，具有現實主義者及理想主義者之差異，非盡用左派、右派、前進或保守等名目所能概括者也。
史達林曾謂中國國民黨只是一隻檸檬，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干之後則可信手拋去。費正清曾引用此語，但是他隨即提及1927年之清黨，因此他悠閑地寫著：「看來國民黨之右派先擠。」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葉挺全家照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葉挺將軍的這首《囚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詳。殊不知，他的原詩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這正是他對當時處境的形象寫照。皖南事變後，時任新四軍軍長的葉挺，遭到國民黨長期的無理拘押。一首《囚歌》，濃縮著他對牢獄生涯的體驗和對生命、自由及尊嚴的悲壯思考，每一句詩都有著沉甸甸的份量。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葉挺的長子葉正大中將，也已是一位80歲的老人。
見到葉老時，他正坐在筆記本電腦前，擺弄著各種高科技電子產品。80G的iPod播放器，電腦手寫板……用得得心應手。播放器里存著上百首歌曲和最新的電影大片，葉挺夫婦的照片和資料也保存在此。桌上有幾份電腦報，這是葉老最常看的報紙，已經連續訂閱了十幾年。只要報上介紹什麼新鮮玩意兒，他都要搶先試一把。
葉正大是我國第一批航空專家，1955年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飛機製造系，是我國飛機設計工作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葉老承認，他和父親一文一武，性格差異很大：「父親是典型的軍人脾氣，充滿剛性，打起仗來英勇善戰。而我搞了一輩子研究工作，默默耕耘。」
回顧家族的歷史，葉老流露出無盡的感慨：「你們生在和平時期，長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時代，是多麼幸福。雖然現在也會面臨很多誘惑和選擇，但你們無法體會，如果生與死、富與貧、安居樂業與顛沛流離的種種考驗同時擺在面前時，你該如何抉擇？」
葉老的話，暗含著父親葉挺一生的艱難旅程。
賣油條燒餅的北伐名將
1896年葉挺出生在廣東惠陽，從小家境貧寒，他的父親甚至漂洋過海到馬來西亞，給當地的種植園主打工。葉挺曾眼睜睜看著兩個小妹妹被賣給別人做童養媳。他就痛下決心，要改變命運。
葉挺15歲讀中學時，辛亥革命爆發，他因帶頭剪辮子而入獄，幸好沒多久就被放了出來。之後，他考入蔣介石曾就讀的全國最高軍事學府保定軍校。受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影響，他開始嚮往革命。
1922年，葉挺任孫中山警衛團二營營長。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與一位「白衫綠裙的女子」相戀。她就是葉正大的母親李秀文，一位澳門的大家閨秀。李秀文的父親曾在清朝作官，為人直爽。看到女兒相中這麼個窮小子，他放言，要娶他的女兒有個條件：必須當上團長；女兒出嫁時，他會把自己的家產全部賣掉，當作女兒的嫁妝。
3年後，29歲的葉挺果然當上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他如願以償地與18歲的李秀文結了婚。葉正大告訴記者：「姥爺是個很講義氣的人，他給了母親一大筆嫁妝。後來父親出任新四軍軍長時，母親變賣了一批首飾，為他買了3600支槍，送給新四軍。」
1926年北伐戰爭中，葉挺率領獨立團在湖北的兩次戰役中擊潰軍閥吳佩孚主力，獲得了「北伐名將」的聲譽，他的部隊也被稱為“鐵軍”。然而1927年11月，葉挺作為總指揮發動的廣州起義，卻以失敗告終。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聽信王明的讒言，對葉挺產生了偏見。葉挺是個有血氣的軍人，此事如放在其他將領身上或許能一忍了之，而葉挺卻一氣之下出走西歐，與黨失去了聯繫。
葉挺先後在德國和法國度過了5年時間。葉正大告訴記者，誰也無法料想，當時的葉挺賣過水果蔬菜，還在柏林開過小吃店，賣油條、燒餅。顧客多是住在附近的華工，誰也不知道這個炸油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將。
1930年春，周恩來到柏林，與葉挺促膝長談。1931年，國內形勢的發展讓葉挺再也呆不住了。當時，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三省，而蔣介石對日本一味退讓，卻不斷調兵“圍剿”紅軍。“父親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氣憤。他每天翻閱大量報刊，密切注意國內局勢。但遠居海外，消息閉塞。所以，他索性離開德國，回到澳門，結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對於葉正大和他的弟妹們來說，澳門的那段生活經歷，是他們全家最寶貴的幸福記憶。「只有在澳門我們全家聚得最齊。母親當時已經生了7個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親那時就是一個攝影發燒友了。他從香港買來暗房器材，自己在家裏沖洗膠捲。那時我們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現在看來，還照得很有藝術性。」葉正大笑言，作為父親的模特，他可沒少在父親的作品中露面。
在那段時間裡，蔣介石不斷派人拉攏利誘葉挺，但均遭拒絕。葉正大還隱約記得，一次父親勃然大怒，批評他的侄子葉欽在國民黨里混飯吃的做法，認為就是回家種地，也比去國民黨那裏乾淨。「父親的共產主義信仰非常堅定，即便在德國，他也只是賭氣，心裏仍舊放不下共產黨，時刻牽掛著。」
大獄中的誘惑
在葉正大的電腦相冊中，有很多色彩艷麗的家庭照片。「我最喜歡這張，這是我父母抱著小妹揚眉的合影，後面是盛開的桃花林。照片旁還有配文‘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然而，細細看來，每一張照片其實都是葉正大經過電腦合成的。他把家人的黑白照安放在不同的山水背景下，配上詩句，逐一欣賞。看著這些搭配並不協調的照片，不免讓人心酸。自從離開澳門，隨著葉挺南征北戰，葉家人從此天各一方，再未有過團聚之時。
1937年抗戰爆發後，葉挺毫不猶豫地趕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新四軍軍長，率部隊奮戰在抗日最前線。1941年1月8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傷亡慘重。1月14日，葉挺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無理扣押。
葉挺被扣後，國民黨官員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紛紛出動，誘勸葉挺改變立場，企圖借葉挺之口，將皖南事變的責任推卸給共產黨。葉正大告訴記者，在他父親被關押的5年中，經歷過形形色色不為人知的誘惑。
第一個勸降說客便是直接製造皖南事變的劊子手顧祝同。他是葉挺在保定軍校的同學，他對葉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頌之以恭敬」，三管齊下，勸說葉挺。“然而，父親卻在宴席上一把掀翻了桌子。接著，他們又派來了‘皖南事變’中叛變的原新四軍軍部參謀處長，我爸爸是軍人脾氣，他進去還沒有說兩句話，我爸就扇了他倆耳光，真揍。他要跑，我爸一個果盤扔了過去，水壺都摔到了地上。”
1941年7月，蔣介石下令，將葉挺從上饒押往桂林，關在七星岩附近的一個山洞裡，與世隔絕。1942年，又將葉挺改押回重慶。「這時我爸的老同學兼老部下，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向蔣介石擔保，可以感化父親。他讓父親住進小洋樓，派廚師給他做好吃的，每天的伙食標準是四塊大洋，囚犯里的最高待遇，當時那是很多錢。他甚至還問我父親要不要女人，要的話，立刻就可以去叫。」
由於再次遭到葉挺拒絕，蔣介石惱羞成怒，取消了葉挺的一切優待，將他關進重慶白公館。這時，蔣介石終於按捺不住，決定親自出馬，做最後一次勸降，就是下最後通牒。「我父親最後和他談判的結果是，你開軍事法庭審判我，槍斃我吧！聽到這個結果，蔣介石掀了桌子，說算了算了，不談了。」
接二連三的勸說和顛沛流離的生活，並沒有削弱葉挺的意志，1942年11月21日，在好友郭沫若生日之際，葉挺揮筆寫下了著名的詩篇《囚歌》，向世人宣告他的堅定決心。
每每談起葉挺創作的《囚歌》，葉正大都情緒激動，難掩熱淚：「父親共寫了18頁紙，總結了自己的一生。其中說‘不辭艱難哪辭死，生死原來相遊戲，只問此心無愧作，赤條條來光棍逝。’」
葉正大記得，向來文靜的母親得知父親被捕後，痛哭失聲，三天不能起床吃飯。周恩來得知葉挺被關押到重慶後，立刻向蔣介石提出讓葉挺家人前去探視的要求。迫於政治壓力，蔣介石不得不答應。
在葉正大一張從未公開的照片中，記者驚訝地發現葉挺除《囚歌》外，還書寫了另一篇文章《囚語》，其中寄託了對相濡以沫的愛妻的思念，讓人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北伐名將：
「今日我特別覺得須（鬍鬚）的可愛。我在自由的時候，吾妻很討厭它，我每過幾天必刮須一次，吾妻笑問：今日為何又刮須？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會意了。漫漫長日，在囚室中特別愛撫須深思：覺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須，也感到一點快感。今日因須長，才發現下唇的須皆逆生，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徵兆吧。我已發願，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髮剃鬚，這是我的自由。」
父親空難之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0月10日，國共雙方簽定《雙十協定》，經中國共產黨多次爭取，蔣介石被迫同意釋放葉挺。
然而，出獄後的葉挺，第一件事並不是通知家人，而是在出獄10小時後，寫下了入黨申請書。這是他繼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後的第二份入黨申請書。電文發出後的第二天，由毛澤東親自修改的批准電文就發給了葉挺。
1946年4月8日，也就是葉挺出獄後第36天，他攜夫人、女兒揚眉、幼子阿九，由重慶去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而一同在山西境內遇難。遇難時，葉挺50歲，李秀文39歲，女兒揚眉11歲，阿九才3歲。
當時的葉正大還在澳門，「爸爸、媽媽、弟弟、妹妹，四個人一下子全沒了，給我的刺激太大。作為家中的長子，我要怎樣繼承父親的遺志？」葉正大說，這也正是他今後走上航天道路的重要原因。“當時延安幾乎沒有工廠，更談不上製造飛機了，最高級的工廠就是火柴廠，往返於重慶與延安之間的飛機都是美國空軍飛機。而我4個至親都因此而喪命，所以我義無反顧要學習飛機製造。”
1948年，葉正大作為新中國首批留蘇學生，踏上了赴莫斯科的征途。與他同去的還有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鄒家華等20餘名烈士的遺孤。1955年，葉正大以優異成績從莫斯科航空學院學成歸國，開始組建中國自己的飛機設計隊伍。之後，由葉正大牽頭，黃志千、徐舜壽等人組成了中國第一個飛機設計室。葉正大曾參加了我國第一架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的高空高速殲擊機的設計工作，其後一直負責領導中國的航空事業。作為一名具有精深專業知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他與父親葉挺將軍一樣，兢兢業業。
回國後，當葉正大去探望周恩來夫婦時，才得知了一個驚人的內幕。「關於我爸爸飛機失事的真正原因，過去是說濃霧撞山，後來總理告訴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機上的乘客全是我黨的重要負責同志。還有我父親，國民黨關了他5年，他出獄第二天就給黨中央寫報告要入黨，這都觸怒了蔣介石。蔣介石是什麼人？這個人排除政敵無所不用其極。」
葉正大根據專業知識判斷，「當年如果利用特務在飛機儀錶上做點手腳很容易。當時延安只下了點小雨，飛機已到達延安上空，地面的人都聽到聲音了，為什麼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
雖然已事過境遷，但葉正大每每拿出全家福照片，還是會咬牙切齒地恨：「我的父親、母親和五妹、九弟都死於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的美國飛機上。當時在飛機上做手腳的特務三四十歲的話，現在也應該是八九十歲了。但我今天還得再說一句：“我痛恨你們，國民黨狗特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