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封面上的江青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榕樹的須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裝顯得人短了。前奏曲應出現瓊花主題。音樂上洋教條、土教條都要打掉……」江青從1963年起，便「指導排演」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把它樹為「樣板戲」。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北京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演出。周恩來、江青陪同尼克遜夫婦觀看演出。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動中露面。作為「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旗手」，江青讓美國總統觀看「革命樣板戲」，心中充滿了自豪之感。
尼克遜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對江青的印象：
我從事先為我們準備的參考資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識形態上是個狂熱分子，她曾經竭力反對我的這次訪問，她有過變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經歷，從早年充當有抱負的女演員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領導激進勢力。好多年來，她作為毛的妻子已經是有名無實，但這個名在中國是再響亮沒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個名來經營一個擁護她個人的幫派的。……
在我們等待聽前奏曲的時候，江青向我談起她讀過的一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她說她喜歡看《飄》，也看過這部電影。她提到約翰·斯坦貝克，並問我她所喜歡的另一個作家傑克·倫敦為什麼要自殺。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告訴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說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
毛澤東、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種隨隨便便的幽默感和熱情，江青一點都沒有。我注意到，替我們當譯員的幾個年輕婦女，以及在中國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幾個婦女也具有同樣的特點。我覺得參加革命運動的婦女要比男子缺乏風趣，對主義的信仰要比男子更專心致志。事實上，江青說話帶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頭轉向我，用一種挑釁的語氣問道，「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到中國來？」
當時，芭蕾的演出正在進行，我沒有搭理她。
原來我並不特別想看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幾分鐘後，它那令人眼花繚亂的精湛表演藝術和技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試圖創造一出有意要使觀眾既感到樂趣又受到鼓舞的宣傳戲方面無疑是成功的。結果是一個兼有歌劇、小歌劇、音樂喜劇、古典芭蕾舞、現代舞劇和體操等因素的大雜燴。
舞劇的情節涉及一個中國年輕婦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領導鄉親們起來推翻一個惡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戲劇藝術上，這齣戲比較膚淺和矯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記中所記的，這個舞劇在許多方面使我聯想起1959年在列寧格勒看過的舞劇《斯巴達克斯》，情節的結尾經過改變，使奴隸取得了勝利。
中國的外事活動是十分周密的，講究紀律性。江青陪同尼克遜夫婦觀看《紅色娘子軍》，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的。可是，翌日晚，當尼克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事先並未安排江青出場。
晚六時三十分，江青自說自話來了，要求會見尼克遜夫婦。
出於禮貌，尼克遜夫婦只得跟江青會面，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可是，此時此刻，周恩來和眾多的客人卻在新疆廳里乾等著。
這一回，輪到尼克遜不斷地看手錶，因為他知道早已過了宴會開始的時間。
江青說了一陣子廢話，這才站起來告辭——她並不出席宴會。
她的突然出現，無非是向即將離開北京飛往杭州的尼克遜夫婦，顯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澤東夫人，中國的第四號人物。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蔣介石（資料圖）
本文摘自《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
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運動」和以後的殘暴行動當然是革命過程中之悲劇。其引起很多家人父子兄弟投奔反蔣的陣營，不下於美國的南北戰爭。尤特里女士可謂對蔣極為同情的作家之一，可是她在所著之《中國最後的機會》一書中對清黨一事也寫出：“在那暴怒、復仇、虐刑與死亡的日子，因之喪失生命，成為囚徒，變為玩世不恭，或從此不與聞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國的精英。”其於中國人良心和母愛之打擊，又何可勝計。
1920年間不容易看出，中國之全面改造，一方面要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以便杜絕軍閥割據，完成中央集權之體制，才能獨立自主，收回國權。一方面也要翻轉內地之低層機構，使貧農生活均有保障，才能談得上釐定各人權利義務，具備新社會之基本條件。這兩項工作既衝突又重疊，只能事後在歷史上看出有互相支撐之功效。
北伐軍由廣東出發之後，至湖南而以一個Y字形的姿態分向湖北與江西展開，自攻克武昌及南昌之後，因地理因素產生的新問題，已使國民黨內部之衝突尖銳化。
1926年下半年，蔣介石不時在他的日記里記述他的處境艱難。既提到經費不能維持，也埋怨革命力量消沉，將領胸襟窄狹，不能在長遠處著眼。可是最大的問題仍是國內左右派的問題不得解決。
在離開廣州之前，他還抗議右派人士對他不能諒解。例如七月十日，他仍以西山派在上海的組織為「偽黨部」。《蔣介石先生》有下列的記載：“公以上海偽黨部抨擊整理黨務案，集矢於己，不勝鬱憤。”24日又有長信給張繼，內稱：“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在日所確定。”他自稱繼續與共產黨合作之宗旨，決非“賣黨”。而指責張繼等人“老同志”，“能使本黨消滅者，其唯本黨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本黨每有一最負責任之同志，不避勞怨，即為一般老同志所不喜”。
可是他剛一出廣東境，他所抱怨之對象，已為共產黨人。陳獨秀在《嚮導》所發表的文字，已令他相當震怒。
9月19日又有「內部複雜，變生肘腋」的記載。27日有“本黨大會有人搗亂，是非不明”的記載。11月28日有“內部兩派意見甚深，不能解除，亦無法消弭，令人痛心”的記載。
令廣州黃埔同學會不得修改會章，指示第四期畢業學生一律調赴南昌，由他自己點名訓話後分發各部隊外，沒有採取其他的行動。
然則完全站在被動的地位不准備還手也始終不是蔣介石的性格。看樣子他於8月底9月初決定離開武昌戰場而往江西時即對今後的局勢有了整面目的重新打算。
其實蔣已在半月之前決心離開湘鄂前線，赴贛指揮。至9月15日之後，則不僅蔣本人離開武漢戰場，其「主軍」之第二師亦繼第一師之後展開於江西戰場。
「南京孫馨遠先生」，請撤回援贛之江浙各軍“則東南和平才有真正之希望”(1926年9月17日)。甚至提出將來和平實現江西仍可“歸還五省範圍”(9月18日)。所以用兵期間使節絡繹道路延至10月杪南潯鐵路決戰之前夕。從他致前後方的通信看來，蔣介石始終對戰局樂觀自信。即在南昌攻城戰尚待重新佈置之際，他已決心進兵浙江，為加倫反對(10月6日)。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於孫外強中乾，企圖避免苦戰，一方面也因為他蔣能控制何應欽在汕頭之部隊，而他本人又親自主持對駐在杭州陳儀的策反，預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實際可能也。至於翌年初又有駐安慶之陳調元的歸順，所以以後之取得京滬，不過在江西將孫部主力囊括之後的軍事行動之尾聲。因此舉蔣介石經歷生平第一次之指揮大兵團作戰其戰果輝煌亦為以後未有。迄至年底前他也仍寫下不少自責責人之詞句，但是他已不能全部壓制自己胸頭喜氣。他之自負可以從下段看出：
遇軍事最危急時，即是轉勝之機。如一輕舉妄動，即足招敗亡而貽羞恥。以後不論何事總要熟慮斷行，切勿隨人主張而轉移也。軍事第一要貫徹到底，即使錯誤亦須錯誤到底，所謂將錯就錯也。(1926年12月26日)
令所部給予禮遇，開與西方國家接觸之門(9月23日)。次日亦由於他的催促，國民政府通令解散廣州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恢復廣州香港間的正常交通，自此結束了一年三個月的對英大罷工。此後廣州政府宣佈徵收華盛頓會議授權中國徵收之進出口貨品物品附加稅，也未受到外人阻撓。中英關係繼續改善，倫敦授權英國新任公使蘭浦生往北京到任之前，於年底先來武漢拜訪，作為承認國民政府之先聲。這種接觸與改向，不免使在武漢之顧問及國民黨左派感到傍徨。他們也預料蔣介石向江浙進軍，必將對西方各國更為接近而對蘇俄更為疏遠，因之影響到國民黨之整個聯俄容共政策。
1927年初武漢與南昌(1927年3月之後則為另一城市中心——南京)全面決裂。2月24日漢口組織群眾大會，參加者五萬人，其標語與口號著重黨權高于軍事權力，反對人身政治與軍事獨裁，其重點則在反蔣，鄧演達曾參加演講，為大會之主持人物。當南京政府打擊沿海一帶之左翼工會時，鄧演達亦於7月在《中央日報》撰文攻擊蔣介石。
武漢政府崩潰之後鄧化裝為工人出走，抵達俄境，又在東西歐遊歷約三年，於1930年5月還上海，在租界發行《革命行動》。蔣之國民政府向租界當局要求引渡法辦。鄧演達以危害民國罪被判死刑，於1931年11月29日執行。以當日情景及蔣介石與他之特殊關係，此事極難如是解決而無蔣之示意或認可。
因為《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記事至1926年12月31日而止。我們只能看到蔣所作「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後一天……大海茫茫，何時能達到彼岸」之責身自問，而《大事長編》續記清黨各事，則以已經發表之各種公告占篇幅，不到1927年10月蔣辭職赴日之後未提引其日記，《蔣“總統”秘錄》也只引用蔣4月18日奠都南京後演講辭內提及當年1月13日鮑羅廷在漢口歡迎他晚宴時的講話，內中用無禮的態度警告他：“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此外缺乏蔣親身切眼的經驗，反映到當日實情。
縱算我們過目之資料仍有各種缺陷，我們已可從中看出在1926年夏季至1927年春季的約九個月間蔣介石已充分表現其為人做事之若干特性。遠在1923年1月26日他復廖仲愷信里已提及實行主義與獲得政權為兩件事，此由於黨員與政客之性格不同，他甚至講明國民黨如要取得政權，必引用「中國式政治家」，既然如此，他也必已預先了解如望以武力統一中國若干軍閥行徑仍不可少，只因社會環境如斯，革命家縱異軍突出亦無從天馬行空也。所以他一方面向軍校第四期畢業學生訓話，承望他們向黃埔第一期同學學習(死去的已五分之三)，不要向第二、第三期同學學習，一方面也仍以人身因素拉攏部下，用升官發財為餌培植個人勢力。蔣介石軍事上之成功，大都得力於此種現實手段。可是此亦為他今後立身做事之羈絆，他縱可能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為自身解脫，他的態度已不能為黃埔近身同事李濟深、鄧演達所諒解。
蔣介石之作為，保持著孫子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宗旨(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尋覓對方可被擊敗的機會)。他在政治上的準備，也採取同一方式，先作守勢次取攻勢。有了以上背景上的分析，1927年的清黨與寧漢分裂不難了解。
1926年12月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遷武漢。蔣介石亦在南昌召開軍事善後會議，又邀請中央由廣州赴武漢之中委先來南昌，由他招待游廬山，在廬山舉行會議，有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張靜江。只是一部已到武漢之國府委員及中央執行委員卻在當地組織「聯席會議」，聲稱在政府未遷來之前執行最高職權。大概蔣介石以為此系臨時性質，所處理亦不過一般行政事項，曾表示贊成(12月20日)。即《大事長編》亦曾未稱其為不合法。不料此聯席會議受鮑羅廷及國民黨左派人士把持，準備籌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以便全面改變政策。於是在江西之中委包括譚延闓及張靜江等才宣佈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暫留南昌。自此中國國民黨已有兩個中央。在寧漢分裂之前已因湖北及江西間之爭執，先已有了“鄂贛分裂”。在武漢之一派包括鄧演達在內除對蔣介石大權獨攬人身之不滿意外，尚反對其進軍於江浙，緩和對外關係，以及準備約束工會運動之諸般措施。
於第三國際要求撤換鮑羅廷則未獲答覆。
武漢之二屆三中全會於3月開會，到會者33人，除3人外，盡系左派及中共黨員，其決議可謂推翻自「中山艦事件」發生以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各項措施，並且通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以削弱蔣之職權，而蔣則執行其向江浙地區之進軍。可是4月12日之清黨並非如艾薩克斯所說突然展開。即在武漢之聯席會議採取各種行動之前，國民黨之監察委員會由蔡元培領導已聚集於上海籌商對策。上海總工會組織勞工市政府時，國民黨右派亦組織全國工會聯合會與之對抗。當北伐軍軍行所至各地發生排外風潮時，外人在上海已嚴陣以待準備武裝干涉，蔣介石則發表談話表示尊重外商財產無意在此時以武力收回租界。凡此都使清黨無可避免。
4月1日武漢免去蔣介石總司令職務，更使今後衝突逼近一步。其所以未在此時全面決裂者，因此時蔣等期望汪精衛回國後或可吸引國民黨左派人士來歸。不料汪見蔣後徑直往漢口參加武漢政府。
4月12日上海事件發生之前，國共之間或國民黨左右派之鬥爭已展開於廣州、福州、重慶、杭州、南昌及鎮江等地，也及於黃埔軍校(時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至於清黨終在上海展開者，乃因當地總工會組織糾察隊五千人，在孫傳芳、張宗昌部隊退出上海地區時，獲得槍械數千支，至此成為嚴重問題。3月初蔣介石及白崇禧已發出通令此等半軍事機構務必將兵器交出。如謂4月12日事件出於突然，工會人物全無預感，只在懵懂之中被出賣，甚難置信。只是武漢方面不顧蔣介石新勝之餘威，尚望千里之外一紙命令即可以將之免職，鮑羅廷未敞先說，鄧演達不顧中俄革命背景之不同，而蔣反擊時則用軍事行動之方式，先著重對方弱處，以上海總工會代替武漢聯席會議，表示兩方做法，具有現實主義者及理想主義者之差異，非盡用左派、右派、前進或保守等名目所能概括者也。
史達林曾謂中國國民黨只是一隻檸檬，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干之後則可信手拋去。費正清曾引用此語，但是他隨即提及1927年之清黨，因此他悠閑地寫著：「看來國民黨之右派先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