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見群眾（資料圖）
「文化大革命」駭人聽聞，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搞起來的？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林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也指出：“這個運動（指「文化大革命」）從頭到尾是主席發動的，主席領導的。”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點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針對姚文元文章的出籠，江青曾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
毛澤東為什麼要放「文化大革命」這個火？又怎樣放這個火的呢？應該說，這決不是他一時的衝動，而是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以來，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日積月累逐漸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毛澤東看來，當時的黨中央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迫在眉睫，時刻都可能發生，如不發動一場大革命，黨就要變質，國家就要變顏色了。毛澤東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引起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北京就是沒有辦法，中央也沒有辦法。”在這種認識和估計下，毛澤東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來。
點燃「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的是姚文元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被人們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引火物”。毛澤東則說：“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１９６５年冬姚文元同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姚文元的這篇文章究竟是怎麼出籠的？有的書說是江青組織人寫這篇文章的，沒有得到毛澤東“批准”。這不符合實際。事後，毛澤東和江青都明明白白向人們講述過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和出籠情況。另外，還有黨的文獻可以作為佐證。
１９６７年９月，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在談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姚文元所寫的批《海瑞罷官》的文章“開始”後，接著指出：
那個時候（指１９６５年初），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上可以，讓江青同志拿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議：「這文章就這樣發表，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登載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
江青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詳細地講過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她說：
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復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系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１９６２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４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１９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
從毛澤東和江青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一、在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問題上，他們兩人的意見是一致的。毛澤東說：「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有的書說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文章的策劃組織者是江青，不錯，但事實表明這“策劃組織”是毛澤東建議或允許的。正因為這樣，姚文元這篇文章成為他決意發動「文化大革命」總戰略中的一步棋，第一步棋。二、彭真“拚命保護吳晗”，北京“水潑不進，針插不進”，《海瑞罷官》的文章在北京“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類似的話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麼辦？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什麼批判吳晗不能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呢？因為北京沒有人辦。”三、江青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秘密的，“保密的”，在政治局委員中除了柯慶施以外，誰都不知道；文章寫好後，毛澤東建議“讓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江青則說，“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從江青的說法可以看到：第一，所謂“中央領導同志”，除毛澤東外，既沒有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也沒有總書記鄧小平。至於彭真、陸定一，那就更不在話下了。儘管從組織程序上講，他們與這件事有直接關係；第二，所謂“他們扼殺這篇文章”，這個“他們”，當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等。事實也正是這樣。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發表後，受到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陸定一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用江青的話說，就是“北京居然可以１９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這還了得！然而，說不定，這正是毛澤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所正要造成的一種局面和情勢呢！
關於批判《海瑞罷官》，的確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棋”、“一把火”，這在黨的文獻中也有明確的表述。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過的林彪做的九大報告，在敘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這一節中說：“……接著，毛主席又發動了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
批判吳晗，矛頭指向的是北京市委，是北京市市長彭真及「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五一六通知》集中了毛澤東半年多來的所思、所想、所談，成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有一個問題，或者說一個「謎」，十分值得人們深思。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拿吳晗開刀？只因為吳晗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寫了《海瑞罷官》，而其“要害是‘罷官’”，即為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上被罷了官的彭德懷“鳴冤叫屈”，這好像說不大通。這樣做，充其量只不過能提高或增強吳晗“問題”的嚴重性，給他扣上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懷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騰彭德懷的問題，對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遠遠不夠。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儘管當時也雲裏霧裏搞得沸沸揚揚，並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說到底也只不過是一個借口和籌碼。實際上重要的問題和原因恐怕是因為吳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吳晗可以作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處。毛澤東本來讚揚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點了名，但說它沒擊中要害，即未點「罷官」；後來，即１９７０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時卻又說：“關於《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擊中了我們的敵人的要害。”這擊中敵人的“要害”又是指什麼呢？顯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為揭開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問題”架了橋，開了路。１９６６年第９期《紅旗》雜誌在《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社論中說，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觸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幫修正主義老爺們”——用以激怒北京市委，這恐怕是真正的底蘊和天機。
評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沒有吳晗的《海瑞罷官》以及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搞了?顯然不是。歷史的必然性總是通過這樣或那樣的偶然性表現出來和開闢道路的。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中，在長期“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歷史情勢和局面下，是非搞不可的。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在同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關鋒等人談話時指出：
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４０天的娘，我罵你們２０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講了話，指出：
我們在解放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按：中央農村工作部被一些人說成“十年來沒做一件好事”，於１９６２年被撤銷）。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澤東同康生單獨談了兩次話，然後又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了一次話，批評「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指出，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他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要求他們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並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他還說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書記處於１９６６年４月９日至１２日由鄧小平主持召開會議，批判彭真。會議最後作出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經中央審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名單是：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劉志堅，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吳冷西、陳亞丁、尹達、張春橋。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２日至２４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２２日的講話中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靈魂很廣泛。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止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評一兩個。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由陳伯達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反覆審改的《通知》修改稿。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２９日，毛澤東又兩次講話，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嚴厲的批評。他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經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攻到底！
這表明，毛澤東要打倒彭真以及要把「文化大革命」強加於全黨已是箭在弦上、不可挽回了；至於其後接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只不過是例行一下組織手續而已。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仍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內容主要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批判彭真以及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撤銷他們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５月１８日，林彪發表有關「政變」的講話，宣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永遠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軍共討之”。並危言聳聽地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等等。而這次會議所做的最大的事，恐怕就是它在５月１６日通過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成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個通知，把毛澤東半年多（即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的所思、所想、所談都集中起來了，反映出來了。其中毛澤東直接加寫的兩段話，可以說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實質和基本綱領。
這就是：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五一六通知》宣佈：「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中共中央於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中央又決定陶鑄兼任顧問）；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批發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熱烈支持」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成為毛澤東點燃「文革」最轟動、最有影響的兩把火
「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即《五一六通知》)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機構(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也有了，下一步就是怎樣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在這方面，毛澤東又接連放了最轟動、最有影響的兩把火。
話給康生、陳伯達，說要廣播，同時又在刊有這張大字報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７日印發的《文化革命簡報》第１３期上批示：
康生、陳伯達同志：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當晚，新華社全文廣播這張大字報。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在頭版發表這張大字報，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時全國震驚，舉世注目。這張大字報像一個火球投入了乾柴，引起鋪天蓋地的燎原大火，燒焦了中國各地一個又一個「反動堡壘」！康生６月２日到北京大學向師生講演：“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聶元梓８月２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華北組會議上說：“毛澤東在全國公佈了這張革命的大字報。這天北京大學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國也爆炸了!”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也說：毛主席批發一張大字報，“把全國全發動起來了”。
再一把火就是「熱烈支持」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清華附中的一批幹部子弟建立起名為“紅衛兵”的組織。他們除參加社會上批《海瑞罷官》、“三家村”的鬥爭外，並和學校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作鬥爭。他們以“造反”為旗號，於６月２４日、７月４日、７月２７日連寫三篇“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他們的活動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感到有壓力。７月２８日，在海淀區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會上，他們將《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給毛主席的信，托到會的江青轉交毛澤東。毛澤東８月１日就給他們寫了一封意義嚴重而又熱情洋溢的信。其中說：
你們在７月２８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６月２４日和７月４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階級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７月２７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的這封信一傳出，紅衛兵組織和紅衛兵活動拿到了「尚方寶劍」，一下子風靡全國，震驚世界。誠如毛澤東自己所說：“北京大字報一廣播，紅衛兵信還沒發出，全國紅衛兵都動起來了。”此後，毛澤東又接二連三地接見了各地到京的紅衛兵。這樣，「文化大革命」就被毛澤東一把火又一把火地“點”起來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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