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斯大林（資料圖）
本文摘自《論中國》，（美）亨利·基辛格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在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僅兩個月之後，就於1949年12月16日前往莫斯科。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動，也是第一次出國訪問。出訪的目的是和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結盟，但這次出訪以及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卻把原本有望建立的中蘇同盟變成了美國、中國和蘇聯之間的三角外交--三個國家彼此之間相互拉攏、打擊。
毛澤東在到達莫斯科的當天就和斯大林進行了會晤。毛澤東強調說：「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問題。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和穩定全國的局勢。」不料，毛澤東訪蘇後不到一年，美中兩國就兵戎相見。
對日戰爭結束後，解放了的朝鮮半島分為美蘇兩個佔領區，北韓便是1948年9月根據美蘇雙方達成的協議在蘇占區成立的。
其實斯大林並不想幫助中國恢復經濟，他還沒有忘記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的叛離。鐵托是歐洲唯一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蘇聯佔領獲得政權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毛澤東訪蘇前一年，鐵托剛剛同蘇聯決裂。斯大林決心不再讓此類事情在亞洲重演。他明白，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在地緣政治上意義重大；他的戰略目標是操縱這一勝利產生的結果，從中得益。
斯大林一定非常清楚，和他打交道的毛澤東絕非等閑之輩。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勝出為蘇聯所始料不及，而且勝利還是在無視蘇聯勸告的情況下取得的。儘管毛澤東宣佈在國際事務中，中國會「一邊倒」--倒向蘇聯，但是，在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蘇聯的，因為他掌管著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相信，美國關於誰「丟掉了」中國的激烈辯論預示著美國最終會企圖扭轉中國內戰的結果--這也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引導他達成的必然結論，因此他要爭取從蘇聯那裏獲得儘可能多的物質和軍事支持。他訪蘇是為了建立正式同盟。
不過這兩位共產黨的領袖註定不會輕易合作。當時斯大林已在位近30年。他以無數人的生命為代價，戰勝了國內的一切反對力量，領導蘇聯打敗了納粹侵略者。他的每一次清洗運動都有數百萬人受害，就在毛澤東來訪時，他又在策劃新一輪的清洗。這時的斯大林已經不再理會意識形態，而是根據他對蘇聯民族歷史的殘酷解讀，靠無情、多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統治方法治國。
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國漫長的抗日戰爭期間，斯大林完全不把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看在眼裏，對毛澤東立足農村，依靠農民的戰略更是嗤之以鼻。蘇聯一直和國民黨政府保持著正式的外交關係。1945年對日戰爭結束時，斯大林迫使蔣介石在滿洲和新疆賦予蘇聯以當年沙皇俄國享受的同等特權，並承認外蒙古這個名為獨立、實則受蘇聯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斯大林還積極支持新疆的分裂勢力。
同年在雅爾塔，斯大林作為出兵對日作戰的條件，堅持要求羅斯福和丘吉爾承認蘇聯在滿洲的特殊權利，包括使用旅順的一個海軍基地和大連的一個港口。1945年8月，蘇聯和國民黨當局簽署了承認《雅爾塔協定》的條約。
在這種情況下，兩位共產黨巨頭在莫斯科的會面不可能是同志間本應有的熱情擁抱。當時任蘇共政治局成員的赫魯曉夫回憶說：斯大林喜歡對人表現他的好客，他也很會做主人。但是在毛澤東來訪期間，斯大林有時一連幾天都不見他一面——斯大林自己不見，也不讓別人去招待，結果沒有人敢去見毛澤東……毛放話說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他就要回國。斯大林聽說了毛澤東的抱怨後，好像又和他吃了一頓飯。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斯大林不會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放棄對日參戰為蘇聯所攫取的好處。在和斯大林的談話中，毛澤東首先強調，他需要和平。他說：「解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取決於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託我向您——斯大林同志問明一個問題：怎樣保障國際和平，保障程度如何？」
斯大林說，和平的前景不用擔心，他這麼說可能是為了使毛澤東不至於馬上提出緊急援助的要求，為了減少結盟的緊迫性：
蘇聯也首先致力於和平問題，雖然它實現和平已有4年。至於說中國，現實並不存在對它的直接威脅：日本還沒有站起來，因此它還沒有準備好打仗；美國雖然在叫囂戰爭，但它最怕打仗；而歐洲被戰爭嚇破了膽。實際上，誰也不會同中國打仗，難道金日成會到中國去打仗？和平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和睦相處，和平的保證可能不僅5到10年，而可能是20到25年，也許更長。
若果真如此，就真的不需要建立軍事聯盟了。當毛澤東正式提出這一問題時，斯大林明確表示了保留意見。他語出驚人地說沒有必要制定新的盟約；現有的那份在截然不同的情況下籤署的條約就夠了。他解釋說蘇聯採取此一立場是為了避免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雅爾塔協定》所涉條款提供法律上的借口」。
斯大林的言外之意是，蘇聯與毛澤東剛剛推翻的政府簽訂的那份協議是對中國的最好保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還以此為理由，提出蘇聯當年強迫蔣介石在新疆和滿洲作出的讓步也應保持不變，而且還要求毛澤東主動這樣做。毛澤東這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把斯大林的主意重新自行解釋，這一解釋等於對斯大林表示了拒絕。他說，滿洲鐵路沿線的現有狀況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條鐵路是“培養中國鐵路幹部和工業幹部的學校”。中國的人員一訓練完畢即馬上接手，而蘇聯顧問可以待到訓練完成。
這兩個大謀略家在大談兩國友好和意識形態上的團結一致時，施展各種手段爭奪上風(以及中國邊疆的大片土地)。斯大林是老大哥，實力也一度較強；而毛澤東從地緣政治意義上說則更有自信。兩人都是頂尖的謀略家，都明白按照他們制定的政策走下去，總有一天兩國的利益會發生衝突。
經過一個月的討價還價，斯大林讓步了，同意締結一項結盟條約。但是他堅持在對日和約簽訂前，蘇聯保留在大連和旅順的基地。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和北京終於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規定了毛澤東想要達成而斯大林卻盡量迴避的內容，即在發生與第三國衝突時互助的義務。在理論上，條約規定中國有義務在全球範圍內馳援蘇聯；而實際上，也意味著如果中國周邊地區的潛在危機加劇，中國將得到蘇聯的安全保障。
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滿洲和新疆的礦山、鐵路和其他的讓步；允許蘇聯使用大連港，以及維持其在1952年之前一直使用旅順海軍基地的權利。多年後，毛澤東還在對赫魯曉夫憤憤地提及斯大林企圖通過逼中國作出這些讓步，在中國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徑。
對斯大林來說，這個東方鄰國有一天若成為強國，將是蘇聯在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巨大威脅。沒有哪個蘇聯統治者能無視中蘇兩國長達2000英里的邊界及兩邊巨大的人口差距：一邊是中國的5億多人口，另一邊蘇聯西伯利亞的人口總數還不到4000萬。對蘇聯來說，中國發展到哪一步，人口規模才會成為重要的戰略優勢呢？顯然，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並沒有減輕這一擔憂，反而使疑慮加重了。斯大林老謀深算，他確信如果強人自認為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頭地，就不會承認盟友的優勢和重要性，不管這個盟友有多緊密。通過與毛澤東面對面的接觸，斯大林一定清楚，毛澤東絕不會接受別人在理論上比他高出一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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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6日(農曆三月廿三)，中共中央致信湘鄂西中央分局，批評肅反擴大化。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肅反」始終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中共領導的各根據地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肅反」，但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則是最慘烈的一個。在夏曦的主持下，湘鄂西肅反把原本三萬多人的紅三軍折騰得只剩三千餘人，許多優秀將領也慘遭殺害，其中就包括有“常勝將軍”之稱的段德昌。由於手段殘忍，以致於夏曦在長征途中落水時，竟無人相救而溺亡。縱觀歷史，「左」的路線曾給中國革命和建設都帶來過極大損害，鄧小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認識，正來自於那一段段慘痛的歷史。
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之所以能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是與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所犯的嚴重「左」的錯誤密不可分的。夏曦（1901—1936），字蔓伯，又作蔓白，化名勞俠。湖南益陽桃花江鎮（今屬桃江縣）人。毛澤東同學，1919年，加入毛澤東創辦的新民學會。曾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第一師範學生“救國十人團”，開展抵制日貨運動。旋與毛澤東等組織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鬥爭。是湖南群眾運動的重要骨幹，湖南早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一。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夏曦經毛澤東推舉，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赴莫斯科參加了這次對中國革命具有深遠影響的國際會議，並受到列寧的接見。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蘇區接替鄧中夏的領導工作，併兼任紅二軍團政委。在此期間，夏曦展開大規模的肅反行動，
湘鄂西根據地，1928年由賀龍、周逸群等人創建，為當時3大紅色根據地之一。編製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後改編為紅三軍。鼎盛時期，擁有近3萬正規紅軍、20萬地方武裝，並佔地50多個縣。
湘鄂西根據地第一次「肅反」始於1932年5月，據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後向中央提供的報告（下簡稱“報告”）稱，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達“千餘人”，“處死百數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肅反」，正值反“圍剿”失敗，紅軍撤離途中，又稱“火線肅反”。賀龍回憶：“白天捉人，夜間殺人”，走一路殺一路，對象為紅軍指戰員。報告稱“逮捕241人，處死14人”。
1933年3月，夏曦發動湘鄂西根據地第三次「肅反」，大批老紅軍的創始人如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殺害。報告稱“逮捕236人，處死56人”。
同年5月，湘鄂西根據地第四次「肅反」，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報告稱“逮捕172人，處死41人”。
四次「肅反」，報告稱“前後共逮捕了3000多人，黨蘇（蘇維埃）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不過，這只是最保守的估計。
夏曦
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賀龍曾回憶：「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僅在這次（第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一萬多人」與報告稱“處死百數十人”的差距之大，難以想像。況且還不包括後三次「肅反」。
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受「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全國各個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在各個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損失最慘重的一個”（賀龍語）
從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關於停止「肅反」的指示為止，湘鄂西蘇區和紅3軍中總計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肅反」。經過4次「肅反」後，曾經兩萬多人的紅3軍，人數下降到3000餘人。夏曦他自己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最後，賀龍對夏曦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大約也感到人馬太少，故而默默無語。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而且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
夏曦不但殺人多，殺人手段還特別殘酷。夏曦重用姜奇（此人是夏曦的親戚）具體執行肅反任務。
姜奇發明了「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20多種酷刑，不死即殘。省委巡視員潘家辰被捕以後，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著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後來又連續毒打，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一死。紅9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庄曉東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庄曉東：《歷史教訓要講清楚》）。已犧牲的湘鄂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誣為“改組派首領”。
根據潘妻庄曉東的回憶，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3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楊光華網羅罪名，說柳直荀是紅3軍里「改組派」的書記，在撤離洪湖前夕將其殺害。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繫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當時嚇得農民不敢下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甚至變了顏色。解放後多年，洪湖還能挖出白骨。段德昌，紅三軍第9師師長，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肅反」也難逃一劫。他對夏曦的做法提出質疑，隨後立即被逮捕。段臨死前提出3個要求：給頓飽飯；妻女為烈屬；子彈留著打敵人，用刀執行。執行者為了折磨段德昌，選了一把鈍刀將他砍死。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9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深受夏曦器重、執掌「肅反」生殺大權的姜琦，在第四次「肅反」竟被查明是國民黨特務。姜琦可以說在紅3軍中是夏曦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人物，他隨身攜帶一個小本子，懷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黨特務，極為氣惱，立刻下令將姜琦逮捕。姜琦見事情敗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紅三軍由此除去一大害。
前排左三起（王震夏曦蕭克）攝於長征途中
報中，對夏曦進行了客觀分析和妥善處理。夏曦受到批評後，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後到紅六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以後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員、軍分會委員和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繼續在邊區工作。
夏曦在受到批評以後，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力求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在談起湘鄂西蘇區「肅反」擴大化問題時，痛心地說：“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內疚，這是我還不了的賬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前往貴州抗日救國軍第一支隊席大明部聯繫長征事宜時，帶著一名警衛員和兩名戰士，徒步渡河。因工作緊張，身體疲憊，行至河心深處，忽然一股急流衝來，他和警衛員被急流捲入旋渦，溺水死亡，時年僅35歲。(另有一說法為被土匪襲擊後落水—《紅二方面軍戰鬥紀實》）
另有一種說法是夏曦落水時，有戰士看見了，但是因為夏曦的「肅反」亂殺人，戰士們都是氣憤不已，沒有人願意去營救他。
對於夏曦的一生，賀龍評價說：「夏曦，是兩頭小，中間大。」蕭克評價道：夏曦“兩頭好，中間錯”：“到紅6軍團工作後擔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犧牲時，他的表現都很好。就說中間吧，是執行六屆四中全會錯誤路線，尤其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但在這段期間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楓香溪會師後建立了黔東特區也有他的一份功勞。肅反問題，在中央批評了湘鄂西分局以後，他就改正了。”（摘自《文史精華》第2期作者何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