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持「肅反」虐殺的紅軍將士最多 長征時落水無人救

1934年5月6日(農曆三月廿三)，中共中央致信湘鄂西中央分局，批評肅反擴大化。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肅反」始終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中共領導的各根據地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肅反」，但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則是最慘烈的一個。在夏曦的主持下，湘鄂西肅反把原本三萬多人的紅三軍折騰得只剩三千餘人，許多優秀將領也慘遭殺害，其中就包括有“常勝將軍”之稱的段德昌。由於手段殘忍，以致於夏曦在長征途中落水時，竟無人相救而溺亡。縱觀歷史，「左」的路線曾給中國革命和建設都帶來過極大損害，鄧小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認識，正來自於那一段段慘痛的歷史。

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之所以能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是與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所犯的嚴重「左」的錯誤密不可分的。夏曦（1901—1936），字蔓伯，又作蔓白，化名勞俠。湖南益陽桃花江鎮（今屬桃江縣）人。毛澤東同學，1919年，加入毛澤東創辦的新民學會。曾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第一師範學生“救國十人團”，開展抵制日貨運動。旋與毛澤東等組織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鬥爭。是湖南群眾運動的重要骨幹，湖南早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一。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夏曦經毛澤東推舉，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赴莫斯科參加了這次對中國革命具有深遠影響的國際會議，並受到列寧的接見。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蘇區接替鄧中夏的領導工作，併兼任紅二軍團政委。在此期間，夏曦展開大規模的肅反行動，

湘鄂西根據地，1928年由賀龍、周逸群等人創建，為當時3大紅色根據地之一。編製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後改編為紅三軍。鼎盛時期，擁有近3萬正規紅軍、20萬地方武裝，並佔地50多個縣。

湘鄂西根據地第一次「肅反」始於1932年5月，據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後向中央提供的報告（下簡稱“報告”）稱，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達“千餘人”，“處死百數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肅反」，正值反“圍剿”失敗，紅軍撤離途中，又稱“火線肅反”。賀龍回憶：“白天捉人，夜間殺人”，走一路殺一路，對象為紅軍指戰員。報告稱“逮捕241人，處死14人”。

1933年3月，夏曦發動湘鄂西根據地第三次「肅反」，大批老紅軍的創始人如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殺害。報告稱“逮捕236人，處死56人”。

同年5月，湘鄂西根據地第四次「肅反」，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報告稱“逮捕172人，處死41人”。

四次「肅反」，報告稱“前後共逮捕了3000多人，黨蘇（蘇維埃）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不過，這只是最保守的估計。

夏曦

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賀龍曾回憶：「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僅在這次（第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一萬多人」與報告稱“處死百數十人”的差距之大，難以想像。況且還不包括後三次「肅反」。

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受「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全國各個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在各個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損失最慘重的一個”（賀龍語）

從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關於停止「肅反」的指示為止，湘鄂西蘇區和紅3軍中總計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肅反」。經過4次「肅反」後，曾經兩萬多人的紅3軍，人數下降到3000餘人。夏曦他自己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最後，賀龍對夏曦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大約也感到人馬太少，故而默默無語。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而且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

夏曦不但殺人多，殺人手段還特別殘酷。夏曦重用姜奇（此人是夏曦的親戚）具體執行肅反任務。

姜奇發明了「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20多種酷刑，不死即殘。省委巡視員潘家辰被捕以後，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著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後來又連續毒打，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一死。紅9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庄曉東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庄曉東：《歷史教訓要講清楚》）。已犧牲的湘鄂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誣為“改組派首領”。

根據潘妻庄曉東的回憶，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3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楊光華網羅罪名，說柳直荀是紅3軍里「改組派」的書記，在撤離洪湖前夕將其殺害。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繫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當時嚇得農民不敢下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甚至變了顏色。解放後多年，洪湖還能挖出白骨。段德昌，紅三軍第9師師長，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肅反」也難逃一劫。他對夏曦的做法提出質疑，隨後立即被逮捕。段臨死前提出3個要求：給頓飽飯；妻女為烈屬；子彈留著打敵人，用刀執行。執行者為了折磨段德昌，選了一把鈍刀將他砍死。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9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深受夏曦器重、執掌「肅反」生殺大權的姜琦，在第四次「肅反」竟被查明是國民黨特務。姜琦可以說在紅3軍中是夏曦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人物，他隨身攜帶一個小本子，懷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黨特務，極為氣惱，立刻下令將姜琦逮捕。姜琦見事情敗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紅三軍由此除去一大害。

前排左三起（王震夏曦蕭克）攝於長征途中

報中，對夏曦進行了客觀分析和妥善處理。夏曦受到批評後，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後到紅六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以後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員、軍分會委員和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繼續在邊區工作。

夏曦在受到批評以後，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力求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在談起湘鄂西蘇區「肅反」擴大化問題時，痛心地說：“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內疚，這是我還不了的賬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前往貴州抗日救國軍第一支隊席大明部聯繫長征事宜時，帶著一名警衛員和兩名戰士，徒步渡河。因工作緊張，身體疲憊，行至河心深處，忽然一股急流衝來，他和警衛員被急流捲入旋渦，溺水死亡，時年僅35歲。(另有一說法為被土匪襲擊後落水—《紅二方面軍戰鬥紀實》）

另有一種說法是夏曦落水時，有戰士看見了，但是因為夏曦的「肅反」亂殺人，戰士們都是氣憤不已，沒有人願意去營救他。

對於夏曦的一生，賀龍評價說：「夏曦，是兩頭小，中間大。」蕭克評價道：夏曦“兩頭好，中間錯”：“到紅6軍團工作後擔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犧牲時，他的表現都很好。就說中間吧，是執行六屆四中全會錯誤路線，尤其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但在這段期間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楓香溪會師後建立了黔東特區也有他的一份功勞。肅反問題，在中央批評了湘鄂西分局以後，他就改正了。”（摘自《文史精華》第2期作者何立波）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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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環形狀的玫瑰，裝滿口袋的花束，灰燼，灰燼，你們都要倒下！」

這首英國童謠《Roses》，相當於英國版《丟手絹》，小朋友們圍成一圈，唱完最後一句就行屈膝禮。然而，童謠背後隱藏著慘烈：它描述的是歐洲黑死病暴發時，很多人臨死前情緒癲狂，跑到大街上肢體亂舞，然後暴斃倒下。運屍車用鮮花蓋在屍體上遮掩屍臭，燒屍的灰燼漂浮在空氣中。

布拉格以東約70公里的小鎮庫特納霍拉有一座著名的「人骨教堂」，裏面的燭台、吊燈等裝飾品全部由人骨的不同部位拼湊而成，見者頭皮發麻。在歐洲，類似的「人骨教堂」不值得驚訝，多個城市都有。這些人骨大多來自於14世紀中葉——席捲歐洲的黑死病在幾年時間內奪走約2500萬人（將近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一半），以至生靈塗炭，屍骨遍地。

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恐怖、殺傷力最大的瘟疫之一，黑死病在歐洲留下深深的印記。在維也納格拉本大街中央，在捷克克魯姆洛夫小鎮廣場，都矗立著黑死病紀念柱，銘刻那段至暗歷史。往事不堪回首。

瘟神索命，所向披靡

1346年，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卡發城——當時熱那亞共和國在黑海上的一個商業殖民地突發瘟疫。正常人一個個倒下，死亡人數很快超過活人。政府用木杆把無處掩埋的屍體就近推入大海，港口為之廢棄。

被感染者面部、頸部、腋下、腹股溝長出大腫塊，皮膚出現黑斑，大多會在感染48小時內死去，當時的人給這種瘟疫起了個形象的名字——黑死病。

卡發城淪陷後不久，瘟疫乘坐熱那亞商人的船，沿著黑海航道來到西西里島的墨西拿港。1347年10月，熱那亞和威尼斯中招，熱那亞政府禁止外來船隻入港，無處容身的商船只得攜帶著病毒輾轉到馬賽登陸。義大利很緊張，立刻禁止熱那亞和威尼斯兩國公民入境，而法蘭西還不知道瘟神已近在咫尺。

但義大利還是沒能躲過浩劫。一位熱那亞人到義大利北部的皮亞琴察去看親戚，被禁止進城，當時下著雨，他在城門外哭著懇求到天黑，他的親戚實在不忍心，偷偷打開城門，帶他回家過夜。第二天早上，那位親戚上街去……幾天之後，皮亞琴察城裏就沒有活人了。幾周之後，黑死病挺進米蘭、都靈、維羅納、佛羅倫薩……義大利全境遭殃，佛羅倫薩最嚴重，城裏的9.5萬人死掉了5.5萬人。

「佛羅倫薩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間地獄：行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裏的人孤獨地死去，在屍臭被人聞到前，無人知曉；每天、每小時大批屍體被運到城外；奶牛在城裏的大街上亂逛，卻見不到人的蹤影……」被譽為中世紀文學三傑的義大利作家薄伽丘親歷了這場黑死病，他在小說集《十日談》中如是寫道。

1348年，瘟神兵分多路，征服了整個歐洲大陸，除了被海峽阻隔的不列顛群島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外，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英格蘭也沒能撐過1349年春天，黑死病突然從加萊進入海峽群島，然後長驅直入大不列顛，到5月，倫敦原有的5萬居民只剩下3萬。英國商船又把病毒帶到斯堪的納維亞，連格陵蘭島都遭了殃。

人們聞黑死病色變，黑暗的中世紀歐洲陷入至暗時刻。這可能是人類第一次共同感到如此無助：瘟神無孔不入、沒有國界、不分種族，任何一個國家都別想豁免。

找不著元凶

那就找替罪羊

14世紀中葉，歐洲已經醫學院林立：義大利20所、法國19所、英國5所、西班牙4所、葡萄牙2所，但醫學界對這種發展極快的新疾病束手無策。儘管1347年義大利已有觀察日記稱，這種病可以通過相互交談，甚至目光傳染，但醫生們多認為病因是體液不調，或遭了天譴。他們對黑死病到底會不會傳染都還在爭論，更別提對傳染源和傳播途徑的認知了。

顯然，當時的醫學知識不足以應付黑死病。治療方法千奇百怪：將洋蔥、蛇、鴿子煮熟剁碎敷於患處；喝醋，喝瀉藥，喝甜酒，喝大麥湯燉金箔，甚至喝砷和水銀製成的「解毒糖漿」。最荒唐的療法是，鞭笞患者祈求上帝開恩。

治療無望的歐洲人惶惶不可終日，各種謠言和論斷開始滿天飛。人們發現當地的猶太人居然沒有感染黑死病，開始懷疑黑死病是猶太人在井水裏投毒製造的。沒多久，在瑞士日內瓦附近的小城西恩，這個「投毒」的猶太人阿濟邁就被抓住了。這名藥劑師不堪忍受被烙鐵燒腋下、腳底、生殖器，被鐵鉗將指甲一片片剝下，終於向法官“承認”：用青蛙、蜥蜴和人肉製成毒藥，然後分發給其他猶太人往水井、河流中投毒。

阿濟邁的慘烈遭遇，只是猶太人因黑死病受迫害的序幕。很快，德國、法國各地都開始審訊猶太人，然後如願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供詞，甚至在沒有猶太人的地方，也找到了被猶太人買通的「內奸」。儘管有議員提出：刑訊逼供的供詞不可輕信，而且死於黑死病的猶太人也不在少數，難道他們傻到連自己人一塊毒死？在巴塞隆拿等大城市，還鎮壓過反猶太人的暴動。

但民眾太需要找到對災難的解釋了，替罪羊是一定要有的。小規模迫害發展為大規模種族屠殺，掌權人為保自己的權威，不僅默許這些暴行，還把堅持理性立場的議員和市長革職，推動了屠殺猶太人合法化、正當化。斯特拉斯堡的猶太人被燒掉住宅、扒光衣服、搶走財物、集中燒死；施佩耶爾的人們把猶太人的屍體裝進啤酒桶放流到萊茵河裏……在多個城市，絕望的猶太人用集體自殺的方式來表達反抗。

矛盾就這樣堂而皇之地被轉嫁到社會貧苦階層和少數民族頭上，興起迫害異教徒和少數民族的狂潮。在一些地方，吉普賽人被指傳播黑死病而被燒死；許多人被誣陷為魔鬼，或與魔鬼訂約，被處死和沒收財產；與「異端」有聯繫的黑貓也被視為傳播者，被大規模獵殺，一同受牽連的還有女巫——黑貓是女巫的化身，她們與大量野貓一起被送進火場……

既然找不到頭緒對瘟疫下手，那麼清除一切「鬼祟」事物總是不會更壞的。如果說瘟疫是天災，那蒙昧就是人禍。在黑死病大暴發後的二百多年裏，西班牙以外的西歐和中歐，猶太人幾乎絕跡。至於到底有多少猶太人慘遭殺戮，沒有準確統計。

科學揭開真相

猶太人被污名化幾百年

從14世紀中葉到18世紀初，黑死病在歐洲間歇性多次爆發。幾百年來，歐洲的醫生編寫了有關黑死病的醫學專著300餘部，但只是對其傳染性有初步認識，成因卻一無所知。現代醫學揪出了鼠疫桿菌，破解了黑死病的傳播途徑：通過老鼠和跳蚤傳播。黑死病就是臭名昭著的鼠疫，早在6世紀東羅馬帝國時期就蹂躪過歐洲人。但時至今日，鼠疫桿菌從何而來還沒有定論，黑死病的消退仍是西方疫病學家、歷史學家長期爭論的問題。

與黑死病糾纏的漫長過程中，歐洲人摸索出一些有效的防疫措施。著名醫生基·德·肖里雅克（Guy de Chauliac）的方案是：用火清潔空氣；用龍舌蘭藥丸清潔自己；用無花果和煮熟的洋蔥去皮，加酵母和黃油混合，來軟化體表膿腫；用番瀉葉和其他好聞的東西舒緩心臟；用亞美尼亞粘土放鬆情緒。這位醫生在1348年寫下的病程記錄，成為後世研究歐洲黑死病的經典文本。

同年，巴黎醫學院發佈了一份有關流行病的指南，建議用熏香和甘菊熏烤家中以及人員擁擠的公共場所，還推薦使用玫瑰水和醋定期清洗病人居住的房間。威尼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監察城內防疫措施，包括轉運屍體時應用特殊方式、確保墓穴挖掘深度和嚴禁曝屍街頭。

隔離是當時對抗黑死病最有效的手段。威尼斯在1374年成為第一個禁止來自疫區的旅行者和商人進入的城市，很快其他義大利城邦也開始效仿。1377年，亞得里亞海東岸的拉古薩共和國首先要求所有來自疫區的商船在港口外指定地點停泊40天後才允許靠岸。1382年，義大利帕多瓦大學一位教授致信米蘭公爵，建議在瘟疫期間禁止結婚以避免人群聚集。

患者隔離、村莊隔離、往來人員隔離、貨物隔離……歐洲各國從黑死病乍到時的一盤散沙，到先後採取集體防疫措施，再到國際間相互合作。一個共識是，有組織地集體性抗疫是最後各國先後擺脫黑死病的一個因素。

居住和衛生習慣上的變化，也拉開了人與老鼠、跳蚤接觸的距離。工業化進程導致木材短缺，出現磚石結構的房子，老鼠沒有了稻草屋頂作為方便的居所，跳蚤也就很難有機會從老鼠身上跳到下面的人身上。隨著城市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歐洲人告別了街道上遍地糞便的時代。

是的，黑死病不是被消滅的，而是隨著若干社會因素的變化悄然消失了。大規模殺貓消滅不了黑死病，反而讓老鼠更加有恃無恐地傳播瘟疫。同樣適得其反的還有不洗澡——黑死病來襲後，歐洲人相信體垢可以作為屏障讓空氣中的毒無法進入身體而拒絕洗澡，人為創造了更好的感染條件。他們卻言之鑿鑿去迫害因宗教理由要每周洗澡、所以相對而言沒那麼容易被感染的猶太人。

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著名的席捲全球的瘟疫，黑死病兇猛傳播背後，是歐亞大陸交通往來突飛猛進所伴隨的人群流動風險的不可阻擋。生物間感染的風險，從那時就成為全世界、全人類面臨的重大生存和發展威脅之一。瘟疫會不斷改頭換面，始終與人類發展進程共生。

黑死病已成往事，那蒙昧和荒唐呢？也一併塵封在黑暗的中世紀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