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大審判》，呂相友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1917年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
由於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夥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
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极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
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
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張春橋1936年4月在上海參加了叛徒宋振鼎組織的一個冒充共產黨的所謂「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組織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脫黨分子。
不久，被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佈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於1938年在延安混入黨內，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冒充為參加共產黨。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張春橋到北京工作後，欺騙中央，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實際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文靜，派她在上海擔任了重要職務。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後稱調研組)工作，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享受著相當於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來以陰冷著稱的張春橋，對於林彪、江青這些能夠實現他反革命野心的權貴，極盡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鑽到上海搞所謂京劇改革，說需要一個「幫手」，張春橋就見機行事，奉迎於江青駕下。他本來不懂京戲，現弄來唱機跟著哼哼現學京腔……「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勾結到一起。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潛回上海，於1月6日鼓動並夥同王洪文在上海召開十萬人大會，喊出「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奪權。這就是所謂席捲全國奪權大劫的“一月風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書記、常委和市長、副市長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曾親自出馬威逼鄭君里交出有關江青30年代醜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黨羽拘留審訊和隔離審查了鄭君里、趙丹、白楊、張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歷史情況的文藝界人士；不久又先將接觸過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處長和一位副局長押送北京，然後又把有關的6名局級幹部、9名處級幹部和10名一般幹部、20名群眾逮捕起來，於1968年2月由吳法憲派飛機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
就是這個今天在法庭上歪斜著腦袋、半閉著兩眼、半死不活、死賴硬頂的張春橋，於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強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簡報，用上海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名義“強烈要求”在黨章里寫上林彪是“接班人”。張春橋後來說:“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就是這個張春橋，他摸清了王維國、陳勵耘是林彪的親信這個底，就親自出馬提名王、陳二人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張春橋暗地裏對人說:「我提這兩人，林彪一定很滿意。」
張春橋巴結林彪、江青的心血沒有白費，沒多久，他就平步青雲，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摘要：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了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本文摘自《紅色警衛》，鄔吉成（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1976年是不幸和災難的一年，也是轉變著中國歷史的一年。這一年，深深印在我腦海里的事可以說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我和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值班室的副主任東方，民航總局的副局長張瑞靄，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長江明，還有北京衛戍區的副司令員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機場，正在開會研究那裏的現場警衛事宜。
會議剛開不久，我就接到中辦警衛處警衛值班室的電話，說周總理逝世了，要我們立即回城。聽到這個消息，當時我的心頭像被重器捶擊，沉痛萬分，沒想到他老人家就這麼突然離去。
在那一時刻，聽聞如此噩耗，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心情，都「沉痛萬分」。但我則更痛一分，這不光是在於31年前，我從一個戰鬥員轉而為一個警衛員的時候，第一次站崗，就守衛在周總理的院子門口；更因為這其中包含著一重永遠不能彌平的遺憾？
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安全部部長羅青長，曾經寫文章，記敘了周總理臨終前的召見。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總理在和他交談中間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讓病中的周總理再增勞累，悄悄地離開了病房。所以人們多把羅青長，稱作周總理最後召見的一個人。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此後周總理還提出要見一個人，那就是我，當然這是讓我也意想不到的，時間在他辭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了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人們順著「Wu」的發音推測，以為周總理是要見一位姓“吳”的，而且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中，確實就有姓“吳”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後，擔任周總理值班室主任的吳慶彤。
畢竟，在中國，姓鄔的也太少了，再說誰會想到周總理在生命垂危之際，要見一個既不曾在他身邊工作過，又和周總理主管的業務距離較遠的、僅僅是從事保衛工作的幹部呢？
周總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們的假想後，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裏又多迸出了幾個字：「釣魚台的Wu。」人們才明白他要見的不是“吳某某”，而是負責釣魚台警衛工作的我。
但人們還不敢確定，就又詢問了一聲：「您要見的是不是釣魚台鄔吉成？」周總理點了一下頭。於是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馬上給我打了個電話：“你馬上到305醫院來，總理要見你。”
我立即叫上司機小王，乘車趕到了305醫院。進了醫院的樓里，我徑直進了周恩來病房斜對面他的護士和隨身警衛的值班室，我記得當時的時間是在兩點左右。「趕緊去見總理吧。」我急於聆聽周總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訴我：「總理又昏迷了，請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著，一面猜想著周總理召我前來，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囑託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約是黃昏的時候，有人來通知我說：“總理醒過來了。要先服點葯，醫生做一些簡單的處置，你就可以進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進入的消息，而是“總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長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為在這個值班室里，老有護士走動，我怕影響人家工作，就去了樓門口處的警衛值班室。我記得當時在那裏值班的，有劉蘭蓀和康海群。
由於惦記著周總理的召喚，我怕因自己睡著了而錯過，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會兒，就到走廊里轉一轉。到了約莫次日凌晨五六點鐘，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鄧穎超大姐，還有作為醫療組組長的衛生部長、謝富治夫人劉湘萍。
鄧大姐見我還在苦等，就對我說：「總理還沒醒過來，你已經等了太長的時間了，就別在這裏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總理再蘇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再通知你來。」
「好的」，我剛答應完，就又向鄧大姐提出一個突然冒出的請求：“請讓我在門外看一眼總理吧。”鄧大姐立即點頭答應了，我走到周總理的搶救室門邊，當時的門是半敞開的，我可以看見病榻上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他的面龐已經非常的消瘦，這難道就是我熟悉的那個精力過人，睿智超群的周總理嗎？我的內心思緒萬端，但還是盡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個軍禮，就悄悄地離開了。
從那以後，根據醫生的回憶，周總理的「心臟在微弱地跳動，呼吸淺而短促，真是脈如遊絲」，他再沒有氣力，發出要見什麼什麼人的聲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後與世長辭。
每當回顧說起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長長的嘆息：周總理為什麼會在彌留之際提出要見我？他見我究竟要囑咐些什麼？只能是個永久的、無解的謎了。我是多麼希望能完成周總理的最後囑託啊！只要周總理那個黃昏的最後一次蘇醒時間再延長一點，歷史的機緣就是那麼無法由人來把握，讓我眼睜睜地看著它稍縱即逝。
此事一晃過去20多年了，可我有時還會苦苦窮究：周總理要對我做怎樣的囑咐呢？我負責著釣魚台的警衛，而當時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都住在那裏面，那是他們的活動中心。而周總理在最後一次住院前，一直與他們進行著暗中的較量。我總覺得周總理要交代的事，應與被毛主席稱為「上海幫」的江、張、王、姚有關。
